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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陈嘉庚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全国委员会委员陈嘉庚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生：
这回听了中央各首长所作土地改革、财经税收、军政外交、文化教育各项报告，我是非常兴奋，而且是非常满意的。
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至今，不过八个月的时间，在军事上解放战争迅速进展，非但大陆进军所向无敌，即渡海攻取海南，也易如反掌，使台湾残匪惊心动魄，寝食不安。相信台湾和西藏的解放，也已为期不远。在财经建设上，大力推行财政统一，而使通货回笼，物价稳定，造成中国财政史上所未有过的大统一的局面。在外交方面，与我们盟邦苏联缔结同盟友好协定，写下了中国百数十年来真正平等互惠的第一页外交史。真可说辉煌炳耀，旷古所无！他如文化教育，生产建设，都已步步平稳，量力进行。毛主席说：“今年会比去年好，明年会比今年好。”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形，再揣测未来的局面，相信这话一定不错。
土地改革的成绩表现，我在去年秋往东北视察时，已认为十分美满，因农民在自己的土地工作，比前认真，田园杂草除净，还再加工耕耘，使将来收获更加丰足。这是关内各省及南洋各邦农业上所罕见的现象。在未土改以前，当然无此情形。可见土改能促进生产。我写那本东北观感集，已把这事提述过。
建设新的中国，首先要发展新的工业，工业首要为钢铁生产，不论轻重工业，皆与钢铁有密切关系。微细如一枝针，非靠钢铁不成，一个国家如不能生产钢铁，便无法成为工业国，更无富强可言。东北鞍山及本溪等处，所产钢铁甚丰，每日产量可达七千余吨，今后尚可扩展，东北钢铁的生产，及东北各项建设的成绩，可逐渐协助关内各省的建设，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一定是有希望的。
我在去年秋末离京南下，经过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至本年二月再往新加坡，对国内人民最重要的粮食及生产等事，沿途注意调查，知道去年秋间有几个省区遭受水灾，政府已积极设法救济。不致有何严重困难，乃抵南洋未及两月，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竟大事宣传，说我国怎样遭受大饥荒，大灾难，政府无法救济，半个中国人民恐怕要被饿死了，尤其假仁假义的美帝国主义，还大吹要如何准备大量粮食运入中国赈济，日日絮聒不休，我乃根据祖国所见事实，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谈话，痛予驳斥。至四、五月间，国内各地报纸所载，各大城市粮食物品准备充足物价普遍降落，中央人民政府对财政实行统一，旧币多数回笼，新币停止发出，收支接近平衡，人民更为安定，帝国主义的谣言，到此更不攻自破了，这回再到国内，所得一切见闻，对新中国前途的发展，更充满了万分的信心。
南洋情况，顺便报告一二，自日本败降以后，各地民族为求独立解放，对其殖民地各帝国政府，势成水火，战争局面，愈来愈烈！其在表面上已得独立的，而帝国主义仍在背后把持。华侨在各地有一千万人以上，或受殖民地的政府苛待，或被当地民族排斥，损失惨况，不可胜计，海外孤儿告诉无门。自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惟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他们日日引领期待，有如大旱之望云霓！
侨汇方面，在解放初期，各地方当局对侨汇政策，还执行得不很纯熟，有些侨胞是受了多少损失的。然经政府不断的研究和改善，在很短时间，就走上正轨了，特别是印发“侨汇原币存单”保证侨汇的价值，方便侨眷的使用，最近两月，国内物价下降，人民币币值稳定，更加强了侨胞的信心。厦门一地，侨汇由四月份六百万元港币增加到五月份一千一百余万元港币，可见侨汇已渐渐增加，渐渐走入正常的状态了，这是值得我们欢幸的。我相信在海外一千多万的华侨听到了这次会议的各种报告的消息，其欢跃愉快的心情，比在国内的同胞是更加兴奋的，其拥护祖国人民政府，自然会一天一天地热烈表露出来，这是毫无疑义的。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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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章乃器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全国委员会委员章乃器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主席、诸位委员、诸位先生：
我愿意就土改问题，发表一些浅薄的意见。
这次刘副主席的报告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是忠实地执行共同纲领的，同时又是完全适合目前的新形势的。共同纲领开宗明义很郑重地规定下来四友三敌的界限，这个界限，这次的法案是严格地加以划分的，是没有丝毫含糊的。但，由于我们已经建立起来全国性的、有高度效率的政权，我们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入生产建设，这是新的形势。在这个新的形势之下，我们必须而且也可能更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防止那些不应有的混乱状态的发生；必须而且也可能更有效地保证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而不使遭受不应有的损害。对于富农经济的保存和对于地主采取比较宽大的措施，是只能这样的来解释的，倘使认为这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妥协那就完全错误。这种右倾的想法应该加以澄清，以免动摇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础。
首先，所谓“更有秩序”的秩序必然是指革命的秩序，它不同于旧时代学者们所说的“法治”。它必须是农民群众在国家法令和政府领导之下自己起来进行土改，而不是单纯的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法令和政府的领导，必须注意自下而上地发动农民的力量，启发其自动性和自觉性，结合土改工作把农民更好的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新国家的重要基础，而决不应该去束缚农民的自觉和自动。（法令只能是领导农民、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手段。）这是一个真理，是从过去革命的伟大胜利得到了证明的真理。是不应该再加怀疑的了。那些害怕农民起来的思想是绝对不能再有的了。
其次，保存富农经济的作用，正如毛主席所指示我们的，是为着“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很明白的，土改工作的基本力量必须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而富农只是恢复生产所必需的成份。因此，倘使认为我们可以把农民组织的重心转移到富农的身上去，可以轻视贫雇农，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需要中立富农，但暂时也只能做到中立富农。法案规定不让富农加入农民协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便很可能由富农取得了农民协会的领导，从而消灭了土改。在政治上还会使贫雇农模糊了阶级意识，甚至对新政权的信仰发生动摇，那就要妨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重大原则，为害更大。
又其次，土改工作的骨干，除了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之外，主要的还是“正派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所谓“正派”或“纯洁”的涵义，是必须站在革命的立场去理解的。都市里的资方在解放初期，往往也有“工人知识不够，不配领导”的错误想法，因而使自己的事业进行迷失了方向。到后来，事实的证明会使他们慢慢的明白过来，他们的事业经营也就顺利向前了。农村中的土绅、地主们一开始要加倍的看不惯农民干部是必然的，因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是和都市的劳资双方关系不能比的。我们随便接受土绅、地主们的看法是有很大的危险的，是会混淆友敌的界限的。在初期，农民积极分子当中有若干不良分子的混入是可能的，但一旦农民大群的起来了，这些不良分子不是被改造，便会被洗刷。华北、东北都有此经验。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的整饬是会脱离群众，违反了革命原则的。一面说革命是好的，另一面说干部是坏的，那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革命就是干部干出来的。一面承认革命在进步，而另一面说干部在退化也是说不圆的。因为，没有进步的干部就不可能有进步的革命。“领袖是好的，干部是坏的”，这是过去许多人对蒋介石说的，今天大家晓得此言错了。中共和毛主席根本否定这种说法。
当着一个人的既得利益、财产以至威风受到了侵犯时，他必然要骂那侵犯者是流氓，是土匪。国民党反动派曾经骂我们救国家的分子是流氓，但是，真正的流氓蒋介石，那时候却正是他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共产党被骂为土匪历二十余年，今天呢，那些过去骂人者却证明了是真正的土匪。这就叫做立场不站稳，不但要混淆友敌，而且还要颠倒是非的。
对地主阶级的宽大必须是有限度的。共同纲领的规定是“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超过了这个限度，允许地主们保存过去的威风和优越的生活条件，那就要违反了共同纲领，混淆了友敌，动摇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重大原则。那是万万不可以的。报告当中提出团结开明士绅的号召，而以赞成土改为条件；那个土改当然还必须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土改。那就是说，他们必须是从地主阶级起义过来的。倘使他们依然同情地主阶级，主张抑压农民，那就难得团结。在革命队伍当中，我们许多人也是由地主家庭出身的。其中绝大多数由于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锻炼，地主阶级的思想已经逐渐消失，变成了地主阶级的敌人。但，旧的思想意识残余在脑子里作祟，往往是不自觉的，是很难完全克服的。许多人，连我自己也在内，主观上是反封建的，但在客观上，生活和行为就时常会暴露出来封建的意味。正因为这一理由，所以土改法案还要禁止肉刑，禁止乱打乱杀。这些都是封建的，但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主义之下，反封建的人们就难免要用封建的手段去对付敌人。因此，我们还必须不断的警惕，经常地进行自我思想斗争。土地改革是一场大考验，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考得上的。
“依照共同纲领办事”是一个铁则。不论在会场以内的讨论或者在会场以外的言论，这一点是必须极端注意的。反映偏差是好的，是必需的，是对于政府的很大的帮助，但也须抱定为共同纲领而奋斗的精神。要认定偏差是必须纠正的，但同时也是不可免的。指出偏差还要同时指出他们的成绩和功劳，才能使人心服，容易接受纠正。这都是朋友相处应有的态度。否则，统一战线便会发生不应有的混乱，而讨论离开了原则，也不可能得到结果。团结是有原则的。原则是什么？就是那经过千百次讨论，经过严格考验的共同纲领。新国家的光明前途就寄托在全国人民在中共和毛主席的领导之下，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向共同纲领的道路前进。
上面的意见是不成熟的，请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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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
章伯钧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在这次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听到刘副主席、周总理、陈副总理、郭副总理、沈院长、薄部长和聂代总参谋长，关于土地改革问题、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教司法和军事各方面所做的重要报告以后，就使我们一致地感到异常的兴奋和愉快。我们对于各项报告的内容，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在伟大的毛主席所领导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现在已经在各方面获得了胜利辉煌的成绩。
第一：自从毛主席、周总理亲自访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后，我们在外交战线上，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正如周总理所说：由于中苏两大国家的密切合作，使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已完全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这证明了我们一面倒的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对于巩固世界民主和平，和人民民主力量的发展，将有重大的贡献。
第二：我们在军事战线上，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在极短时间内，除西藏以外，完全解放了大陆，尤其是海南岛的解放，打破了蒋匪帮隔海负隅的幻想，今后台湾和西藏的解放，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号召台湾的爱国人士和台湾被压迫的同胞一致奋起，共同推翻蒋匪的残余统治，我们更热烈地欢迎台湾的爱国军人迅速起义，向人民投降，完成解放全国领土的光荣任务，不再受美帝国主义的欺骗，充当反祖国反人民的工具。
第三：我们在经济战线上，由于领导的正确，全国工作干部的努力，和爱国人民的合作，已一般地完成全国财经的统一，物价的稳定，国家收支趋于平衡，在短短时期内，能有这样伟大的成就，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我们应当对于一切为完成财经工作的任务而牺牲的干部，致崇高的敬意。
由于这些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发出了“为争取全国财政经济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伟大号召，这是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总方向。作为民主党派的我们，在追随共产党完成这个伟大任务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是继续努力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八个月来，有许许多多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执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而且是成功的。举例来说：各民主党派已经先后分别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担任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各党派的各级组织的经费和编制已经协商规定出来，一般党员学习和工作已基本上决定了办法和逐渐执行起来，又如经过全国许多省市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地方协商委员会，已经把各社会阶层和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团结起来，在许多工商政策和实际的行政方面表现了合作的精神和效果。
周总理在本会的报告中，一再提出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且号召在统一战线中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指责了一些消极的倾向和作风，我们是热烈拥护的，因为这是一个必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如果能真正的做得好，就可以提高自己向前进步，更可以巩固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各民主党派为着能更好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响应毛主席最近所发出的整风的号召。
中国共产党是进步的工人阶级的党，有长期革命的优良经验，有马列主义的武装，尚且须要进行整风运动，我们各民主党派，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是不同于共产党的，更加有此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政治上的领导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整风工作，有直接帮助的责任。
第二是土地改革问题。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现在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能彻底推翻封建主义，消灭地主阶级，繁荣农村经济，开辟中国工业建设的道路，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那就是在中国进行这样翻天覆地、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就必须要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做领导，才能彻底完成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是没有妥协性的，它没有私有财产观念，所以它的品质是公正无私的。
过去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因为想依靠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去担任这个任务，所以无法实现。我们中国农工民主党，在二十二年前，创党的时候，虽然提出耕地农有的土改政策，并且把土改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结合起来，当作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但是，因为没有采取依靠贫雇农的路线，不是站在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立场，所以只提出发行土地债券，收买地主土地的办法，结果，对于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没有实际的贡献，这不是偶然的。
由于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刘少奇副主席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表示彻底拥护和无条件接受。同时，我在这里要特别指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刘副主席土地改革问题报告里所指出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土地改革总路线，是完全正确不可移动的，我们绝不能够因为照顾富农，保存富农的经济，就强调了以富农为主的偏差思想。第二点，以正派的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和革命干部为农民协会的中心，保持农民协会的纯洁性，不要让地主和富农参加领导机构，也是同样的有关键性的原则，因为要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实现，就必须以农村中最进步的、最有阶级觉悟的、而又勇于斗争的成份做领导的骨干。
最后，我们建议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这次大会通过土地改革法以后，就应该迅速地进行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学习和宣传，并且要实际的参加土地改革的工作，我们认为民主党派参加土改，不仅对土改是有利的，即对于民主党派自身的改造提高，亦具有积极的作用，对于全国人民的进步和团结，更将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考验，我们应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我们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土地改革成功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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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列席绅耆
叶恭绰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绅耆叶恭绰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 此次承政府邀请来京参加本会议，一路上自想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狠费踌躇。因为不参与实际政治已有多年，卧病也将十载，虽比较可说接近民众，但对大众的贡献不过如此，虽跟着孙中山先生做过事，但始终不是国民党。我思想虽不能说前进，但要说我落伍我却不甘心，要说我近年有什么表现，我又没有，后来入场看见主席台上毛主席的相片同孙中山先生的像片并列，我想我还是算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吧！等到知道这次会议的结晶系在土改法案的施行，我的观念更加明白毛主席和中山先生是前后一贯的，不过中山先生所主张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都没有办到，中山先生说革命尚未成功这一件就必包在内，今天得毛主席来办到，实在是可以告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的。孙先生说的未成功，现在可由毛主席替他成功了，所以这件事如果办好，不但是人民政府成功，共产党成功，毛主席成功，也就等于孙中山先生成功一样。所以我想全国中首与孙先生和国民党生过关系的人，尤其孙先生的信徒都更应特别拥护这件事，进行是毫无疑义的。我未入过任何时期的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大约大家心里不至说我有什么偏向，但我要劝大家要把前此信从孙先生的心理，来信从毛主席，并且不止土改这一件事，这是历史的理智的，不是情感的功利的，因为新民主主义中实已包涵很多的孙先生遗教在内，不过孙先生的遗教毛主席发挥得更深博更具体化而已。因此我特别唤起与孙先生及国民党有关人士的注意，再者，我这一说并非说毛主席的政令要合孙先生的遗教才要服从，不过合乎孙先生遗教的更应服从而己，况现行各政令与孙先生遗教大多数只有程度深浅，程序先后之分，并无泾渭不能合流之处，不待详论。不过这件二千年未办过的事，今天来办当然不许失败。所以草案第三十九条，所指的实施办法，是一个大关键，望政府十分慎重考虑。又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及其他农村社会阶级成份的合法定义，必须确当规定及早预颁，使全国人民，尤其农村都可先有准备。这一点相当重要，希望不只这一次土改成功，一切大会所提议的事，都得到美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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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潘汉年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我们完全同意并拥护刘副主席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及土地改革法草案，他正确地指示了新解放区进行土改的方针和步骤，我们一定谨慎地同时又坚决地完成这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艰巨任务。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和陈薄两主任的财经税收报告及其他各位政府负责同志的报告，使我们明确认识了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和必须努力的方向，我们应当根据这些报告所提出的政策方针来布署工作、检查工作、和教育干部、以此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
华东方面，特别是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长期榨取，由于解放后蒋匪帮勾结美帝的封锁和轰炸，由于华东范围内许多地区的严重灾荒，使得经济的恢复和改造，遇到了更多更大的困难；但由于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全国财经统一，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奠定了我们克服困难的基础，加上劳动人民、工商业家，及各民主党派，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胜利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克服困难维持生产的工作中，是有不可否定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在公私关系中，少数干部有“先公后私”的想法和做法，个别的甚至有不怕挤垮小商品经济的错误观点。另一种偏向，则是单纯地贷款，加工，没有具体领导私营企业改善经营，以此造成一部分工商业者继续了反动时代向公家借钱发财的老办法，而结果是两败俱伤。二月六日敌机轰炸上海电力设备后，工商业陷入相当困难的境地，不仅劳资关系为了欠薪解雇费等问题闹得十分紧张，公债税收两大任务亦同时并进，工作中又有部分单纯任务观点和命令主义作风，一面有不少殷富不买公债，一面有组织的工商业不胜担负；税收亦复如此，一面有不少逃税漏税，一面奉公守法者纳税之外更多麻烦，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统一战线工作中，也多少存在着怕麻烦，不虚心，好包办，少协商的缺点，这主要是由于没有了解毛主席“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的原则。这种种缺点，我们完全同意周陈两总理所指出应由各级领导机关负责！推卸责任，埋怨下级干部都不对！有人说“上级好，下级糟”也不公道，上级都好，下级就不应该糟！
以上情况，经过第三次人民代表会议的检讨并定出改善步骤，会后由协商委员会及其各种专门小组，广泛协商和建议，已从各方面进行公私关系之调整，占比重最大的棉纺业，已由华东纺织会议统筹兼顾而恢复了本年一月份的生产水平，仅华东百货公司近两月中在上海已收购各厂成品达一千八百余亿，其他有利国计民生的生产事业，在政府定货、加工、收购、贷款等有效扶助下逐步恢复生产；税收工作，已取得协商会和工商联的合作，切实简化手续，改善作风，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亦以不违反税法税率，达到公平合理为目的。对各民主党派的失业干部，在革命大学专设一系，组织他们参加学习，以使将来有充实的就业能力。
我们调整公私关系的时候，一定要遵守毛主席的“巩固财经统一、巩固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的胜利条件。因为没有这些胜利作基础，一定是“公私皆枯”，谈不上调整关系。正当的私营企业，也一定要体会国家的财经情况，依然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中央人民政府，只能有重点、有条件地来减少私营企业的困难，不可能“有求必应”；为的是大家拥护物价稳定，就应该不让国家为了维持私营企业而增发通货。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减轻民负，尽管下决心节减行政费用，但解放台湾西藏的光荣任务，需要庞大的开支，因此全国人民必须自觉自愿踊跃负起纳税义务，不漏税、不逃税。陈薄两主任报告中告诉我们，政府已进一步简化税制、改善稽征办法，我们不仅拥护这些办法，一定要踊跃肩负起对国家的合理负担，以保证国家的收入。关于统一战线，我们应该贯彻周总理报告中所指示的原则，分清敌友，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要耐心倾听不同的意见，甚至相反的意见，任何骄傲自负，都会孤立自己、脱离群众，要不怕在为人民服务的真理面前，辨别是非，进行思想斗争，但方法是必须通过耐心解释，说服教育，其目的在巩固团结，一致对敌，为人民服务；更重要的是统一战线的政策思想，要贯彻到各部门工作干部中去，尤其是定期有准备地开好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会议，扩大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基础。
刘副主席曾指示我们要在城市展开关于土改的宣传解释工作，这不仅因为中国工商业家、知识分子与农村的土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为了防止地主阶级利用城市做反对土改的宣传与活动的防空洞。一切前进的工商业家、知识分子，为完成土改任务动员起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我们必须以具体的实际行动，来贯彻中央人民政府的正确方针，同时巩固团结，一致在毛主席的旗帜下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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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刘伯承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二十二日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次会议听了毛主席指示及中央人民政府各位首长关于土地改革、财政经济、政治、军事、文教、法院工作报告，我完全同意与拥护实施。
关于对敌人斗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一个行政区，也是蒋介石匪帮军队在大陆上最后挣扎并依托封建力量周密布置，转化为土匪游击与特务活动的一个区域。我们自去年年底结束了解放西南的会战，跟着进行剿匪与开始进行解放西藏的进军，军事还没有完全结束。西南解放以前蒋匪毛人凤辈仅在四川一省招集恶霸惯匪等训练所谓游击干部即有五千之多，解放之后即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之下，在西南国界以及国内山地要点指挥所谓西南的游击战争，今年三月西南全区土匪曾达四十万人，杀人放火，破坏生产，人民大众受害极大，我们在执行毛主席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时，开始曾放松了对首恶的镇压，引起了人民大众的不满，我们分散做群众工作的人员，被杀害者即有两千余人之多，我军在战场上伤亡者尚不在此内。后来这种偏向是纠正了，在西南剿匪战场上捉到的土匪头子经各省军区行署批准枪毙者至五月止约一千人，但此时成都有一个人给我们写信说“你们不要犯杀机”，他并未看到人民大众与群众工作者被杀害之更多更惨。我们在全面执行毛主席这种政策并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同时，部队也把生疏了的游击战术温习回来，高级干部亲上前线与部队一起作战，不避艰险，打击股匪，特别在扫除了西昌土匪指挥的首脑机关以来，计到五月底已消灭土匪二十二万，大股土匪业已消灭，平原与交通线上业已净化，投降自新之匪超过其毙伤的数目在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场激烈斗争的剿匪工作，算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将发展与组织群众并团结各界人民一致努力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完成肃清土匪的工作，其在接近国境如云南地区，尤应兢兢业业，以完成此项工作。今后在建立西南国防中，在城乡生产中，在秋后减租工作中，和在以后土地改革及其人民法庭工作中，总之，在人民大革命胜利过程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者总不愿意他们剥削自由的反动统治就这样被推翻下去，已经是也必然是有他们的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顽强挣扎离间与破坏。我们各民主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必须提高警惕性，团结一致，正确执行共同纲领第七条的指示镇压反革命活动与改造他们成为新人。
关于统战工作：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在争取财经情况基本好转的三个条件实现以前，各民主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都是有困难的。就西南说来，例如还要解放西藏使其能实行区域自治，建立西南国防，肃清土匪，以及接收国民党军队九十万，旧有人员四十万加上解放军共有二百万人要饭吃，这些必须大力支援供给。但赤字还大，至今还靠中央财政部补贴西南区。现在待做的减租与以后土改工作尚未进行。在争取物价大部稳定之后，虽然也着手于成渝铁路的兴筑，贷款给航运业使之恢复及革命大学之开办，于工商复业有所调剂，就业就学有所帮助，但今后工商业还须大力调整，失业工人学生还要救济，同时为节约国家开支，军队还须部分复员安插生产。这些困难乃我们大家所知道的是胜利中的困难。我们曾在各界人民代表会及其他会议上共同协商克服困难办法；例如：解决公私与劳资问题，曾由资方、政府、工人三方切实协商解决，虽其中容或有照顾各方不周而意见有所不同，但最后尚能本共同纲领的原则团结一致克服了若干困难，这当然是非常不够的。今后我们将继续团结一本此次协商会议的精神，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群策群力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
关于干部整风工作：有人说我们的干部“上层好下层不好”，我以为不应这样说的。我们入西南区的工作干部人员一部是南下的与原地下党的干部，一部是学生即沪宁地区的学生尤多川滇黔康本地区的学生，另一部是各地旧有人员。这些工作干部人员中有的在征收粮税与剿匪以及在起义部队作政治工作中的确犯了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甚至有个别贪污腐化犯法乱纪的人，从而产生脱离群众的现象。有的干部竟把完成任务与国家政策法令对立起来态度生硬一意孤行，甚至发生乱打乱捕的现象。这都是由于我们上层干部缺乏教育的结果。但这必须在主要方面看到的，特别是对南下的干部要看到的：他们是在敌我生死斗争中久经考验过：忠心耿耿，艰苦朴素在敌人面前奋不顾身，且在解放西南、剿匪与稳定物价等工作中，作了许多成绩出来，革命自然应该靠这样的人去干的。也有在征粮中见到土地非常集中农民首先踊跃完粮，而恶霸地主反拖延抵赖，绝大数目未缴，特别在农民指责恶霸向来不纳粮，把负担转嫁于农民身上时，非常愤慨。加之初入新区情形不熟，负担量不尽恰当，也未及时加以调整。匪特则借题发挥从中煽动梗阻，于是也有发生命令主义的。这在干部普遍整风检讨政策中，必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过来，学生与旧有人员必须深入教育与改造。特别注重教育一切干部，在秋收后进行减租与建立群众组织工作时，必须依托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作风。在以前减租以迄土改工作经验证明：领导者如能启发群众自觉与依靠群众进行工作，以使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配合起来，则可大大减少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我们相信，在干部这次整风以后，他们必能在政治上提高一步，在作风上前进一步，必能团结更广大的群众，更适当地完成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⑶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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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叶剑英的发言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廿二日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文如下：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听了刘副主席、周总理、陈副总理、薄部长、聂副总参谋长、郭副总理、沈院长等七个报告以后，认为我们的国家，自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的八个月中，在各方面的工作上，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特别显著的是在军事上已完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大统一，虽然西藏、台湾及其他少数岛屿尚待解放。在财政上坚决的统一全国财政管理，使全国物价趋于平稳和币值趋于巩固。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签订了具有世界历史性的中苏友好条约，它巩固了中苏两大民族的团结，更加有力的保证了世界的持久和平。这一系列的伟大的成就，使我们国家各阶级间，各民族间，各党派间，各团体间，在政治上真正的空前的团结起来了。这是毛主席和在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全国军民一致努力的结果。我相信在已经获得的这一切工作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执行毛主席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方针，我们将获得更伟大的成就。
毛主席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基本好转的报告，已经发表了，这个报告，给我们以这样的思想上的武装，就是说：第一，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危险依然存在；第二，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第三，只要我们能够争得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就能够在和平竞赛中获得胜利。这是完全正确的。我想，在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均要主动的（不是被动的）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政策，来团结并发展国内的国际的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如果我们真正的这样做好了，那么我们无论在和平甚至在战争中，都是确定的胜利者。
但是，我们应该指出，人民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残余匪帮，不仅企图盘踞台湾，作绝望的反抗，而且正从各方面打进人民队伍中，进行阴谋破坏，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团结，同时要提高警惕。
今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才能够团结和发展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的力量呢？这不仅仅是宣传教育问题，虽然我们在这一个时期的文教工作也获得了显著的成绩，我们必须把握共同纲领上经济政策的原则和毛主席这次报告的方针，在执行政策中，首先要善于把各界人民的共同的长远的经济利益和局部的暂时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于共同的长远的利益，这是团结的物质基础。
这是一种很复杂、很困难的工作，例如：在实行土地改革问题上，我们要如何才能更加顺利的，更少混乱的，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给无地少地农民以生产资料，要如何才能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同时又保存富农经济，以便消灭封建，以利农村生产！
在调整各种社会经济成份与各个经济部门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要如何坚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要采用怎样的调整的办法，以端正其相互间不正常的关系，使五种经济成份今天能够共同发展，将来可以和平转变！
在实行整编复员的问题上，我们要怎样的工作，来达到：一方面要精简机构，强化国防，另一方面又要妥为安置，减少国家支出，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增加社会生产力量。
这些困难的工作，毛主席和中央政府各位首长，在此次会议上都给我们以明确的方针和实施步骤，如果我们真正的把它做好了，我们就能够最广泛的团结国内的和平民主力量，来进行祖国的建设，才能有力量保卫世界的和平。
我完全拥护中央各首长的报告，并坚决相信中南区的一万万四千万人民，将团结一致的为彻底实现毛主席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三条件而斗争。
中南地区绝大部分是新区，在这里农村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和刘副主席的分析相符合的。就是说，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有农村人口约百分之九十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它人民，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因此，农村生产力，不能发展。农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与痛苦之中。特别在广东，一方面耕地面积狭窄，产粮不足自给，另一方面因为地主残酷的剥削，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产量逐渐减少，并有不少土地，竟被荒废。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不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的封建剥削制度，则农民生产力，不能解放，购买力不能提高，整个国家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中南区将根据刘副主席报告及这次会议所审定的土地法，妥为准备，在今年秋后，争取在四千七百万到五千六百万的人口中，实行土地改革。
工商业方面，在中南区也同样遭遇到整个国民经济改组过程中的困难，因此，在公私关系上，劳资关系上，城乡关系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也曾因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使某些经济部门的公私关系有了过分紧张现象，我们将认真遵照毛主席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指示及陈云副总理的报告调整这些关系，减少生产中的盲目性，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都能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各得其所，与国家经济共存共荣。
我听了聂副总参谋长的军事报告，认为毛主席朱总司令所手创的人民解放军，在二十三年人民革命战争中，已经打倒，并且还要彻底打倒一切敢于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内国外的敌人，巩固的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现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已转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为了增加建设力量，减轻人民负担，毛主席号召我们，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条件下，将有一部分解放军复员。这就是说，将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转移到生产战线上去，这对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与加强地方工作都有极大帮助，我们中南区的政府和人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并责无旁贷的，妥当的，安置这一批人民功臣，复员战士，使之能够回家生产，或还乡工作，或帮助转业。总而言之，要使之安居乐业，与全国人民一致，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中国革命的发展，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的将近三十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局部胜利到全国胜利。因此，许多老根据地、老解放区的人民，和人民武装，长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敌人作殊死战，他们与共产党和解放军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老区人民，在斗争中锻炼了和提高了政治觉悟，并创造了和积累了各种建设经验，这种觉悟和经验，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它能够帮助和支持了各个新区的建设工作，我们中南区，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年青的一个，绝大部分是新区，因此我们向老区学习，是很必要的。也只有向老区学习，才能更好的完成工作任务。我在此，对于老解放区人民，过去对于中南区人力物力的帮助，表示感谢。并表示向老区学习的热望。最后让我代表全中南区人民，向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致敬，并祝毛主席健康！伟大的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