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关于张译《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王若水给本刊的两封信编辑同志：
解放社出版的张仲实译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经我与莫斯科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英文本对照读后，发觉张译本上有不少错误和不妥的地方，必须提出。
一、最明显和最大的错误是在第五○页上。其中有一句：“要是某人成为一个唯心论者，只是由于这种情况，即他有“理想的愿望”，并承认“理想力量之对他的影响，那么一个任何不大正常发展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论者了，但是不可解的是：世上怎样能有唯物论者呢？”（文中黑点是我加的，下同。又，“理想力量”的“量”字下面，分明脱漏了一个引号。）这里加上黑点的一句，刚好把原文的意义反了过来，以致弄得与上文下文都发生矛盾，解释不通。依英文本，其实那一句是“……那么每一个完全正常发展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论者了。……”恩格斯的意思，原是用反问的语气来驳斥“把追求理想目的的愿望，叫做唯心论”（见该书第四九页）的偏见。张译本把“完全正常”翻成了“不大正常”，正好在谈到唯心论唯物论之不同这个紧要的地方把意思弄反，因此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二、另外一个重大的错误是在第十六页第七行：“难道那时自认为革命的代表者的人们——自由主义者——不是很暴烈的反对这种使人头脑昏瞶的哲学的人们吗？”应该是“难道那时被认为革命代表者的人们——自由主义者——不真正是这种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吗？”“被认为”变成了“自认为”，这就必然使得读者误解恩格斯对当时自由主义者的估价。一字不同，影响却不可忽视。
三、第五六页第十行“……在资产阶级为其解放而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上，即从八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末止……”。“八世纪”时那儿来的资产阶级？这是“十三世纪”之误。
四、第六四页关于“拉达曼”的小注：“据希腊的神话，拉达曼因为他做事公正，曾被法官罚入地狱。”根据这条小注，那句正文“在迫使他担负应得的惩罚时，我就可以采取现代的拉达曼的高级姿势了”就变得很费解。但若与英文本查对就懂了。原来那条小注是：“据希腊神话，拉达曼因为他的公正而被任命为地狱的法官。”（在英文本上，这条小注注明了是编辑者所加。但中文本上小注后面却写着“——译者”，好像是译者自己加的。但总之这是个错误。）
五、第十五页第二行：“这个时代在时间上距我们有人的一代，”应该是“这个时代虽然在时间上距我们不远过一个世代，”。
六、第八五页第十二行上的错误也和这差不多。“……那么国家的这一作用，在人们某一任何后代要耗费他一生的极大部分的时间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的时代……”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过去的历史时代，所以“人们某一任何后代”译得不对，应当作“每一世代的人们”。
七，第八七页第十行：“在国家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支配人的头一个思想体系的力量。”这译句既生硬，意思也不对头。照英文本是“国家自身对我们呈现为第一个支配人类的意识形态的权力。”
八、第八八页第一行：“它（按指国家——若水）一经发生，就在对社会的关系上获得了一种独立性，而且它愈成为一个一定阶级的机关，它愈直接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则它愈加独立起来。”按照英文本是“……而它愈是独立，则它愈成为一个特定阶级的机关，它愈直接加强那个阶级的霸权。”据我看，英文本是对的。这一句是辩证法的叙述。
其他不妥处和可疑处还不少。当然，如“十三”（ⅩⅢ）变成了“八”（ⅤⅢ）这类地方，说不定是排印的错误。但排印的错误也是不应该有的，这应该由校对者负主要的责任。大多数错误，却不能令人相信是排错。另外，这个译本所根据的俄译本也可能有错。但据译者说，他所根据校正的俄文译文是苏联马恩列学院所编的新版，也是依照德文原文重新校订过的，因此我想俄译本不会有什么错误，即使有，也不会错得这样多，这样严重。中译本上的有些错误，即使不与原文或其他译文对照读，也会看出来的。
我觉得这些错误足够说明两点：
一、对于这样一本重要的经典的著作的介绍，译者的态度是远不够严肃负责的。译者在序言中说到他已经乘重印的机会，“重新校正一次。其中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已经改正了。”但事实证明并不是这样。一个仔细的读者甚至有权力说，连他自己在翻译时也没有把原文的每一句意义弄清。张仲实同志在翻译界享着很高的声誉，读者对他是抱着很大的信任的，正因为如此，他更应该慎重于他的工作。像在这本书中所表现的令人惊奇的轻率，是很不好的。
二、出版这个译本的解放社，没有认真审阅这本书而草草出版，这对人民的出版事业的利益，是有损害的。
这个译本初版于一九三七年，去年又重印了一万册，流行的广泛是不消说的。奇怪的是其中的错误一直没有被暴露出来。这种情形不应该再延续下去，任这些错误在读者中散布不好的影响了。我建议解放社立即作出补救的办法来（例如印制订正表发送已购读者等等）。另外，我觉得对这件事，译者和出版者应该有一个检讨和自我批评。
读者 王若水五○、四、三编辑同志：
昨天的信发出后，发觉还遗漏了一条重要的地方和其他两条，应该补上：
九、第六三页第二行：“资本主义对于多数人的幸福平等的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并不比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所给予的多些。”英文本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多数人的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并不比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所给予的多上多少，假如的确多些的话。”这一句话有两个歧异的地方。第一英文本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在中译本上是“幸福平等的权利”；根据上下文意思看，英文本应该是对的。第二，英文本上的“并不……多上多少，假如的确多些的话。”中译本上是“并不……多些”。按照后面这译文，恩格斯是简单地断然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权的尊重较之在它以前的两种社会制度有任何改善与进步。我想这是与恩格斯的原意不符的，他只不过强调这种改善是很小的，形式上的罢了。从这句上文意思看，也是英文本对。这句中译文使原文意义变得粗硬化，从而改变了作者的原意，这是一个社会发展史上的问题，这一误译是有不小关系的。
十、在第十七页第九行上：原应是“在他决不是无条件地现实的东西”，中译文变成了“并没有被他未绕大圈子而承认这一种现实的东西。”
十一、第七八页第十行：“如功名心，‘为真理和正义服务’、个人的憎恶……”“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应是“为真理和正义的热忱”。因为据上文，恩格斯在这里所列举的是“理想的冲动”。（我怀疑这里“理想”这个字译得是否妥当，依我看不如译作“观念”。请参看中译本第五○页上的中间一段：“外界对于人的影响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而成为感觉、思想、冲动、意志之表现，总之一句话，成为“理想的愿望”……”这里“理想的愿望”显然不符原意，在英文本是Ｉｄｅａｌ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可以译作“观念的意向”，我看这要合适得多。）
谁要是懂俄文或德文，谁一定还能在这本薄薄的译本中找出更多错误。我读得不仔细，所根据的又是英文本，只不过先把这几条较明显的错误指出来罢了。
总之，这个译本是大大地损害了这样一本异常重要的古典著作的价值的。这对原作者是不敬，对读者是不负责。
因此我要进一步建议解放社考虑停止发行这本书，把它从头至尾地校阅一遍，其中的错误，特别是带政治性的错误，应当公布出来，以挽回一部分流传的影响，及表示对已购这本书的读者和一般社会负责。
王若水四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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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诚恳地接受王若水同志的批评
张仲实
读了王若水同志对我译的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批评，我是极为感激的。正如王同志所说，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是一件严肃的工作，对原著者和读者都应该负最大的责任。我承认，我在这一方面的确做得不够认真、仔细、负责，犯了轻率从事的错误。因此，我诚恳地接受王同志的批评。除了在最近与其他同志合作把这本书全部译文再仔细校正一遍以外，并愿今后在工作中努力改正自己的上述毛病。此书译文中，错误、不确切、生硬难懂的地方，除了王同志所指出的以外，一定还很多，希望其他读者同志，特别是许多采为学习参考书和读本的高级学校里的同志们，能尽量提出意见，以便校阅时参考。
王同志所指出的各点中，多数我同意，有几点还需要斟酌。现在把我的意见写在下面。为了节省篇幅起见，就按王同志两信所说的次序来讲，原书页数和文句不再重复了。
一、“一个不大正常发展的人”一句中“不大”二字应译为“稍稍”或“稍微”。
二、“自认为”应为“被认为”。
三、“八世纪”为“十三世纪”之误。
四、“拉达曼”注文“…被法官罚入地狱”，应为“被任命为地狱的法官”；“译者”应为“编辑者”。
五、“有人的一代”，应为“不过一个世代”。
六、“人们某一任何后代”译得不对，按俄文本，应为“每一特定世代的人们”。
七、“在国家中，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支配人的头一个思想体系的力量”应为“国家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支配人的思想力量”。
八、“它（指国家——笔者）一经发生，就在对社会的关系上获得了一种独立性，而且它愈成为一个一定阶级的机关，它愈直接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则它愈加独立起来。”按俄文本说，译文无误。但为文字简明起见，“就在对社会的关系上获得了一种独立性”一句可译为“就获得了对社会的独立性”；“一定阶级”应为“特定阶级”。
九、“…幸福平等的权利”，原译本为“…幸福的平等权利”，系排错。“幸福”上应加一“求”字，成为“…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并不比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所给予的多些”一句，按俄文本，应译为“未必多于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所给予的”。“假如的确多些的”一句，俄文本无。
十、“并没有被他未绕圈子而承认为一种现实的东西”一句内“未绕大圈子而”应为“直截了当地”。
十一、“为真理和正义服务”一句中“服务”二字，按俄文本说，不错；全句应为“为真理和正义的服务”。“理想的冲动”应为“理想的动机”；“理想的愿望”可改为“理想的意向”。
翻译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这在一方面要求译者对工作有高度的责任感，——上面说过了，这一点我还很不够；另一方面，还要求译者对于本国语文、外国语文和书籍内容的知识都有一定的修养，——这些方面，我也都很差。因此，不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书没有译好，我译的其他各书译文中，错误、不确切、生硬难懂的地方也很多。对于那些书的译文，也希望读者同志们多多帮助我，多多提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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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出版者的声明
解放社
我们认为王若水同志对本社出版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译本的批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除张仲实同志另作答复外，我们决定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重新校正，以便再版。对于本社所出版的其他书籍，欢迎读者同样提出批评与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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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三联书店版《贝多芬传》译序和附录的几点意见编辑同志：
梅关桦
我读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贝多芬传》，觉得译者傅雷先生所作的序和书后附录《贝多芬作品及其精神》二文，在评论贝多芬的天才成就和历史文化诸问题上，流露着许多资产阶级哲学的观点，甚至于还有一些宗教式的有神论观点。这对读者是有害的。
贝多芬诚然是一个历史上的大音乐家，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留给后人很多启示，他的天才和成就对于欧洲古典音乐的贡献是不能抹煞的。但是译者“如是恒久，如是超人式的，恐怕没有一个音乐家可与贝多芬相比”这样的评价，却未免过分。世界和历史，只要不是静止的，永恒的极点是不会有的，尤其是社会主义时代人民音乐的发展和成就，将是无可限量的。
译者在序和附录中一味夸大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主张个人努力就可以扭转乾坤，这是极端的个人英雄和个人主义思想。译者在附录中说：“贝多芬与力，这是一个天生就的题目。”“力足以推动生命，也能促进死亡。”“具有力的人，宛如执握着一个转捩乾坤的钟摆。”“力解放了个人，个人解放了大众。”他又说：“十九世纪……是属于强者的……谁敢威严地主张和命令，社会就跟着他走。个人的强项，直有吞噬一切之势。”“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内，第一先得解放个人。………争取一切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各有各的时代。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译者在这里竟把个人的“力”的权力，夸大到这样的地步！谁不知道，拿破伦和梅特涅是够威严的强力的统治者了，但是欧洲的社会，并没有如拿破伦和梅特涅所妄想的那样，听从他们的力的指挥与统治，人民和社会还是按照自己的进步的道路走的。难道历史的真相，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当然知道：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曾经以个人的自由解放为号召，个人主义的发展正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应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的人类，都认为历史的主人是群众，群众创造了历史和文化，阶级斗争才是在一切有阶级的社会内社会发展的动力。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在欧洲进行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社会变革，在这个变革中，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无产阶级取得了一个出卖劳动力的被剥削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个人解放”与“我”，不过如此而已。而在二十世纪的今日，译者竟这样毫无批判的解释欧洲的历史，再来鼓吹一番首先解放个人，这有什么意义呢！
译者说“天赋给他（指贝多芬）的犷野的力”，力能征服苦难，鼓励人类，力能解放一切，那么“力”到底是什么呢？译者既未承认群众是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当然，“力”的泉源，他就不会在现实的无数的真实的“人”中去找寻，结果，他只好陷入于唯心的宗教式的“神”的泥坑里，并且成了超然出世主义的宗教精神的布道者，散布掩饰旧社会罪恶真相的烟幕了。他的附录中说：“解放与扩大的结果，人与神明迫近，与神明合一。那时候，力就是神，力就是力，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冲突。力的两极消灭了。人已超临了世界，跳出了万劫，生命已告终结，同时已经不朽。这才是欢乐，这才是贝多芬式的欢乐！”“个人”和“力”能解放一切，其力量何在呢？还在于“人和神明合一”。译者所主张的解放原来和佛教的“极乐世界”，西洋教的“天堂”理想一样，而解放的终结，原来是生命的已告终结，人的超临世界。这一派话，不是有害的宗教之说是什么呢？谁不知道宗教的说教，“神明”的“力”，只是为了要掩饰旧社会的罪恶，麻醉人民，叫人民忘掉“苦难”，不要斗争，为反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而绝不会是消灭了“一端是和平、幸福、进步、文明、美；一端是残杀、混乱、战争、野蛮、丑恶”，解放人类的解放者呢？
这本书的译者序和附录都是在一九四二年写的。里面的这些观点，译者今天是不是还保留着，我们不知道，很可能是已经改变了。不过三联书店印行这本书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负责审阅这本书稿的人，对于这一类以前的写作，就应该重加考虑。人民的出版事业是要对人民负责的，所以在每一本书中都应该要求内容正确，思想健康无病。我之所以要说“这一类以前的写作”的原故，因为我看到最近三联书店重印了许多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社会科学等等方面的书籍，对于不合时代要求的，甚至会起不良作用的某些必须修改地方，都没有作应有的注意，这是不应该的。我希望三联书店和别的书店都来重新检查一下重版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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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出版的通俗科学期刊
节录《科学普及通讯》第二期
李忻
《科学画报》是中国科学社主编的，已有十七年的历史。图多，印刷精美。中国的早期科学普及工作，多少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广告宣传的影响，向美国杂志找一些新奇而并不通俗的材料。科学画报过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传播了一些科学知识。最近该刊正在改组，规定以工农兵及其干部为对象。
《科学时代》，科学时代社主编，一九四五年创刊于重庆，后迁到上海出版。一开头便用新的观点来处理稿件，要求科学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在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每期社论已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揭起鲜明的旗帜。可是因为物质条件不够，不能按期出版。最近将由中国科协上海分会接办。
《科学大众》是科学大众社主编，于抗战胜利后创刊于上海的。该刊文字浅显，对国内生产事业有着重的报道，但其缺点是孤立的看问题，没有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和《科学画报》犯着类似的毛病。解放后，它和几个科学团体合作，由各团体分别负责《大众天文》、《大众地质》、《大众生物》等专栏稿件，确定以普及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辅导各级正规和短期学校教学为性质。
《电世界》是中国电机工程学会发起、电世界社出版的通俗电学月刊，对于电工知识的普及有相当的努力。读者信箱为读者解答了很多问题。这种刊物，除了以各地方的电机工程技术人员和学生为对象外，最好也能注意到全国数量极多的电力、电信技术工人，供给他们学习业务的材料。近几期来，其内容的水准越来越高，作为通俗电学月刊，我们要求它比从前还要浅显一些才合宜些。
《化学世界》是中华化学工业会主编的通俗化学月刊，在过去经济不安定的情况下，维持一种专门一科的通俗科学刊物的出版，也着实不容易。该刊在文字技术和内容方面，似应注意浅显，使它更大众化，另外似还可以加添一些实验和工艺制造的材料。
《大众农业》和《大众医学》都是《科学大众》的兄弟刊物，分别由一群医务工作者和一群农业科学工作者编辑的。它们的特点是文字比较通俗。大众农业过去偏于教条，解放后已渐渐从书斋走向广大的田野，今后倘能有计划有重点地配合政策，配合节令，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在政府恢复和提高农业生产的方针下，是可以有不少贡献的。大众医学在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方面有很好的成绩，不过过去只是以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为对象，今后应该注重帮助工农兵掌握足够的健康卫生知识。
《妇婴卫生》是一种以介绍妇婴护理及医药知识和报道妇婴卫生工作经验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希望该刊今后特别着重有关工厂农村的妇女幼儿的卫生医药知识，并且按期出刊。
《生产与技术》原来叫做“工程界”，标明是一种通俗实用的工程月刊。从已出的一期看，不仅名称有了改动，内容亦广泛地包括了工业农业技术，而且性质也是属于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技术工人的刊物了。这一期以生产管理负责制为中心内容，是它努力将技术与生产结合起来的具体表现。
编者附注：现有的通俗科学期刊，以《科学技术通讯》为最成功，我们已约请人写专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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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者之声
烟台市周学驹来信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角今著国立复旦大学丛书《世界经济地理》，有许多叙述违反事实，凭空捏造，对苏联大肆污蔑。这样的坏书，书店不应该再出售。
石家庄杨一凡、祁县贾玉裁、北京刘镜人、新乡刘正一，先后有文章寄来，对本刊第一号的《评初中国文第四册》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高玉亭对《女布尔塞维克——马丽亚》那篇小说的评价不正确。（编者按，我们现正根据杨一凡等提出的意见，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南昌新华书店王克浪，把全国文艺刊物作了个分析。他据《新华月报》本年三月号的杂志调查统计，全国共有文艺杂志四十四种，在长江以南出版的只有十六种，其中上海一地就占了一半。就性质看，在四十四种杂志中，纯粹以工农兵为对象的只有六种，其中在江南出版的只有两种。因此他认为现有文艺杂志，在地域分布上显得不平衡，同时群众文艺刊物太少，这种现象，应该注意。
京市张惠来信，指出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范泉著《创作论》，对创作方法和作家条件的解释，都是从唯心观点出发的，材料大都从美国和日本二三流的“小说作法”中抄来，许多论点不但很庸俗，甚至于流于神秘。这本书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同年十二月就再版，可见读者相当多。为了纠正这本书在青年读者中所起的坏作用，希望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予以严格的批评。
济南关锋，批评联合图书出版社“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有少数文章政治观点颇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例如萧立的《人民政协和旧政协基本上的不同》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作用说明得不够充分；说旧政协“把英美式的民主作为原则，把旧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当作目标而向他学步”，把“莫斯科三外长声明”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杜鲁门声明和马歇尔来华同样看作为美帝的“表演术”，都不妥当。该书在编校上也太不负责，有好些个有关政治原则性的错字，在第七版中还没有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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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商务版《复兴高中本国地理》的声明
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及“复兴高中本国地理”编者王成组读了本刊金灿然写的《中学地理教本中的几个政治思想问题》一文后，先后写信来声明。商务印书馆出版部承认“此书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因赶印春销，匆促添印，当时失于检点，未能彻底重行改编，确有错误。现已请原著作人王成组积极改编。”并声明该书“上册版权页上注明改编本第一二○版，系指三十六年之改编本”，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所添印的版本并未经过改编。
王成组认为金灿然的文章，“帮助教师们批判地使用旧教本，的确是有必要。”并声明“复兴高中本国地理”是解放前十多年的作品，解放以后他自己并没有修改过，“这一部教本所以还存着诸多错误的政治思想，是由于依法沿用旧版。商务出版部最近才来信委托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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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最近几期
王宗一
《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是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是国际革命运动的指导刊物。该刊中文版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出版，现已出版至第三十三期（总第七十二期）。该刊经常登载介绍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党经验及这些政党与国内外反动派进行斗争和领导建设人民国家的经验的文章，以及揭露世界各国反动派的阴谋活动的文章。正在从事巩固和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可以从这个刊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为了使尚未读过该刊的人大体了解它的内容起见，这里把该刊中文版第二十一期至第三十三期（总第六十期至第七十二期）的主要内容作一简单的介绍。
第二十五期（总第六十四期）社论《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展》，论述了中国革命经验和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该文重申了刘少奇同志在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该开幕词已于该刊第六十期即中文版第二十一期刊载）中的论点说：“中国人民……的道路，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所应该走的道路。”该文明白指出：“民族解放斗争能够获得胜利的结果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就是在必要的内部条件允许的时候，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人民解放军。”又说：“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现在正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在这篇社论发表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兰那地夫曾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该社论关于印度人民应当学习中国革命的教训的意见。
第二十二期（总第六十一期）所载《关于日本的形势》一文，批评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等人的所谓日本在美国占领下可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这篇文章帮助日本共产党及时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第二十六期（总第六十五期）挪威共产党主席莱甫莲的《论挪威共产党的情况》一文，论述了该党胜利地克服党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经过。该文指出：以挪共前总书记佛鲁波顿为首的反党宗派主义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实行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特点，就是从阶级立场转变为民族主义立场，使党的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使党所建立的战斗组织服从于流亡政府及资产阶级代表。挪共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与佛鲁波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并将佛鲁波顿及其他若干反党分子陆续开除出党。该文指出：佛鲁波顿的政治观点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和铁托集团有联系的。因此，挪威共产党所面临的一项紧急任务，即是清除反党分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自己的队伍。挪共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在今年二月举行了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会议后，莱甫莲又发表《挪共巩固自己的队伍》一文（见总第七十一期，中文版三十二期）。该文说明，由全国各地区所选出的代表组成的这次代表大会“彻底地否定了佛鲁波顿对于民族问题、农民问题与共产党作用问题之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在党与工人运动内完全肃清佛鲁波顿集团乃是极必需的事情，乃是挪威共产党作为挪威工人阶级斗争之领袖与组织者，是否能有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这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挪共党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第二十一期（总第六十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萨瓦德斯基的《论波兰工人阶级统一问题》一文，叙述了以该党前总书记哥穆尔卡为代表的右的民族主义的倾向被克服的经过。该文指出：一九四八年六月哥穆尔卡曾利用波兰工人党准备和波兰社会党合并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机会试图突然夺取党，提出了等于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投降的两党合并纲领，并企图把社会党右翼也带入统一党内来。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与八月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展开了与哥穆尔卡的斗争，粉碎了右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其后又进行了巨大的清党工作，把大批阶级异己分子和敌意分子从波兰工人党与社会党中清除出去。只有在这之后，两党的合并为统一党才得以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该文指出：右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以及波兰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源泉，是反俄和反苏的民族主义——这是波兰资产阶级几十年来在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中间所制造的。要消除这一源泉及其后果，需要进行长期的和顽强的斗争。
第二十八期（总第六十七期）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尔文科夫的《从破获特拉伊科·科斯托夫匪帮与消灭这一匪帮的斗争得出的教训》一文，对科斯托夫事件的经验教训作了重要的论述。科斯托夫这一托派间谍集团采取了左倾宗派主义的形式，这与挪威共产党和波兰工人党内的反党宗派集团所采取的右倾机会主义形式不同，但其对于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危害是同样严重的。契尔文科夫的文章指出：保加利亚工人党所以长时未能破获藏在党内的科斯托夫及其同谋者，其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保加利亚共产党内普遍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观点，并且在一个颇长的时间内，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一切实际活动都为这个观点所累。这一观点认为保加利亚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革命后，阶级斗争就会愈加减退，可以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单凭国家建设成绩的量的以及渐变的增长，即可有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而过低估计了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中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不可避免性，过低估计了反动派的力量，麻痹了人民的警惕性。契尔文科夫根据科斯托夫事件的教训，在文中提出了改善党的工作方法，以加强党，并确保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柯勃里伐在《革命的警惕性及为捷克斯拉伐克共产党队伍的纯洁而斗争》（第三十一期）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在更大的和更坚决的规模上与自西方派来并已渗入我们队伍中的间谍、破坏者与恐怖分子作斗争。”他并指出，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重要武器。他说：“我们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无情地与压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任何敌对企图作斗争，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发号施令与追求牟利的工作，与一切使党不纯及麻痹其警惕性的事情作斗争。”
在这几期中，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恩得利赫夫斯基的《波兰国家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二十二期），匈牙利工人党中央委员弗利斯的《匈牙利完成工业国有化》（二十三期），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的《捷克的统一农业合作社》（三十二期），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卢加的《人民民主国家的财政政策》（三十三期）等文，介绍了人民民主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也是具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关于铁托匪帮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各国工人阶级运动中进行破坏活动的情形在这刊物上也不断地给予了严正的及时的揭发。第二十一期及第三十二期（总第六十及七十一期）罗西与谢嘉的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在意大利反对劳动人民的方法之一就是培植铁托匪帮的代理人。铁托集团在意大利资产阶级中寻求反对苏联、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同盟者，并极力在意大利的共产党社会党和民主运动行列中散布混乱和腐化的思想。但意大利共产党的组织力量的继续壮大表明了铁托匪帮代理人的垮台。意共副书记谢嘉的文章中还指出，“对于铁托集团的不断斗争是为意大利的和平、独立与自由而斗争的一部分。”在第二十三期（总第六十二期）法共中央谷尼欧的文章指出：铁托在法国的代理人曾打算利用一万多南斯拉夫侨民打入共产党及群众组织中，但也遭到惨败。在第二十六期（总第六十五期）上，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的文章揭露：铁托之流正在从西班牙共和政府中的好利的人们中间寻求支持，而该共和政府授勋给铁托一事，正好帮助了铁托的特务机关在西班牙侨民和西班牙国内的活动。该文要求现已完全脱离西班牙人民群众的所谓共和政府辞职，并号召成立一个具有真正代表性的与铁托匪帮断绝任何联系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在第二十一期（总第六十期）奥地利共产党总书记富伦堡的文章指出：铁托匪帮利用其大使馆在奥地利进行卑污工作，大使馆实际上是间谍中心，他们曾利用“社交集会”“私人宴会”搜集情报，招收代理人。他们并和英国特务密切合作，在奥地利边境向铁托输送军火。上面这些事实证明铁托匪帮的破坏活动是无孔不入的。因而必须引起世界各国工人阶级革命队伍的共同警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第二十六期的社论《美帝利用铁托集团在亚洲从事间谍活动》一文。本文向亚洲人民及时地揭露了美国企图利用铁托匪帮破坏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罪恶计划。该文指出：按照美国国务院的命令，贝尔格莱德正在制定一个以德里南斯拉夫大使馆为中心的间谍活动计划，来对抗亚洲各国共产党，来瓦解并破坏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以上就是《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二十一期至第三十三期的主要内容。从这些内容，我们当不难看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这个刊物对于我国革命队伍是有多么重要的指导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