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我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外一首）
艾青
在白鸽飞翔的晴空下，
在绿树如海的北京城，
为了响应伟大的号召，
我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
“反对侵略战争！”
“拥护世界和平！”
“禁止原子弹！
谁先使用，谁是战犯！”
呼吁书上写满了名字，
密密层层像一片森林——
一个名字代表一颗心，
千万颗心都反对战争！
“反对侵略战争！”
“拥护世界和平！”
“禁止原子弹！
谁先使用，谁是战犯！”
坏了的桥梁刚修复；
填平的战壕刚长麦苗；
久别的人们刚相会；
新生的婴儿刚会微笑；
“反对侵略战争！”
“拥护世界和平！”
“禁止原子弹！
谁先使用，谁是战犯！”
荣誉军人负伤的手，
刚把签名的笔放下；
一只稚嫩的手马上拿起，
写上自己小小的名字……
“反对侵略战争！”
“拥护世界和平！”
“禁止原子弹！
谁先使用，谁是战犯！”
中国人民四万万七千五百万，
人人憎恨制造战争的罪犯，
每个人都写上自己的决心：
“和平的世界不许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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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可耻的旅行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民谚
贩卖战争的商人
名字叫做艾奇逊
离开美国到欧洲
进行可耻的阴谋
艾奇逊到了巴黎
男女老少都叹气
好像是瘟疫来临
好像发现黑死病
艾奇逊做的买卖
真是又下流又无耻
拿人的性命当赌注
从血海里捞取利润
人人讨厌艾奇逊
街头巷尾贴着标语：
“我们不要看见你！”
“战争贩子滚回去！”
艾奇逊到了伦敦
英国人民也不高兴
有的妇女抱着婴孩
到美国大使馆去送信
千千万万的母亲
写了千千万万封信
信上表达一个意志：
“我们要的是和平！”
有的妇女举着标语牌
有的妇女拉开旗子
“禁止原子弹！”
“我们的孩子不愿送死！”
不论在巴黎还是伦敦
艾奇逊都不敢出门
像毒蛇一样躲在洞里
也将像耗子一样溜走
不体面的访问！
可耻的旅行呵！
贩卖灾难的人人憎恨，
宣传战争的处处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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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村主席
方立
曹坊的指导员曹景新当选行政村人民代表会主席了。我在曹坊帮助选举，在宣布过选票以后，他爹问我：
“老李，是指导员干部大？还是主席干部大？啥管的事多？”
一听就知道他老人家对儿子作工作有意见，我觉得他有落后思想，不在意的含糊着回答他：
“啊！大爷，你也到会啦，你投你儿的票了吗？”
我因为别的村上还有工作，结束选举以后，交代景新晚上统计出来一项副业生产的数目字——有多少人包运煤炭，便急忙离开曹坊走了。
曹景新并没走出会场就有人来找他去解决问题，一直忙到天黑。喝罢汤又到财粮股和冬学里忙活，三星正南后好一大会，才算办完了这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的时候，爹还没睡着觉，听见咣当咣当的开门，嘟噜着：
“是景新回来了吗？咹？天到这般晚才回来，一天到晚的在外头跑，手没摸着活的时候，圈里的粪快一月没除了，北洼里的秫秸还没拉家来，这你一点都不往心上搁吗？！要是我年轻少壮的，地再多几亩也不攀你做活，你到老虎窝里掏老虎去也不拦你！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娘有个老病根子不能出重力，我也是七老八十的人啦，再别打算这老两口子操办给你吃！”
爹当过很多年雇工，常年不知道集怎么赶、酒怎么喝，的确是一个出众的操力汉，不过很多年才总共落下二斗粮食，一匹白土布，到三十六七还没娶媳妇。有一年打东乡里来了逃荒的，庄上的一个坏孩子对他说：“老曹，你的时运来啦，二斗粮一匹布能换一个黄花幼女，你干不？”就在这一年，爹娶的娘。娘才十七岁。坏孩子把东西瞒背下一半，又在一旁说冷话：“咦！老曹净拾便宜，看，他没娶媳妇就有这样大的闺女啦！”娘娶过来也给老东家当做饭的，打头一上工，就天天累的喘不过气来；特别是在热火六月天，照应十几号短工吃饭，忙晌午饭热的满头大汗，到半天夕出不了厨屋门。过了四五年，娘便得了痨伤病，做一会活便喀喀的老咳嗽。景新是在娘娶后的第二年生的，娘生过景新刚满月，没大憩身子又上了工。从此，娘又添加了一层负担，不光在东家做饭，还得抽空回家来奶孩子。当时，娘临到东家去做饭以前，用沙土布袋把景新坠压在床上，等回来一看，景新抓挠的鼻子嘴上净沙土，只有暗暗的掉眼泪。爹娘慢慢的把景新抚养大，又操办着娶了儿媳妇，添人不添东西，日子更没法过了。
那时候，爹有苦没处诉，只好嘟噜儿，当儿的也只有闷着头不哼声。直到土改翻身以后，他们的那种苦日子才结束了，不过，爹对景新作工作误自家的活，还不断发牢骚。
这天，景新办完工作回来，头嗡嗡的叫，打着“哈哈”，听见爹嘟噜，习惯的没哼气，轻轻的掩上门，把老婆孩子往里推了推，没脱衣裳躺床上就睡了。
第二天，爹拾了一圈子粪回来，景新还没有起床，心里咕嘟嘟的火：
“睡晚了要能早起来才算有本事哩！你看谁家不早早的去拾粪、扫叶子……”
爹还没住口，南北拐里的喜成走到院里来，问：“大爷！景新哥在家吗？”爹答了一句：“还没起哩！”独自走到锅门口坐下去吸闷烟。
喜成闯到屋里，景新才摺起身子，正穿着鞋。爹听见喜成向景新咕嘟着：“我大家西的枣树股子准是‘二圈子’搬去啦……吓！一点也不含糊……我早起打那里转了一遭，一看……走，我领你……这回得给扰乱生产的办个样子看看！”
红薯刨了三天了还没下窑，在当院里堆着，盖着鲜红薯秧。厨屋里早已住了风箱，锅口上不冒热气了。
掀开锅吃着饭，喜成跟到厨屋里说闲话。刚推下碗，喜成又催着景新跟他走。老婆说：“你打挑子水再走吧，省得到做饭的时候抓不到你！”喜成替景新遮拦着：“挨晌午再挑还晚唠？嫂子，景新哥要误了事，我来给你挑两挑子！”爹接过口来：“说的怪好听，你家的活啥都办的利利索索的，俺的活可撂下一扑摊！”
景新心里七上八下，硬着头皮跟喜成走出去，到大门口，对喜成解释着说：
“你大爷年纪大啦，眼花耳聋的，说出话来就不照地方！”
喜成大家西的枣树行，靠北头被搬走了一些枣股子。拉撒的干枣枝棒，扑踏的脚底印，显显亮亮的。喜成领景新看了一会，停住指点着说：“景新哥：你看，这不是在这里停了一下，脚尖印朝着村子，准是望人哩。”继续走着，继续说着：“是‘二圈子’偷的一点也不屈他，箩圈腿走过的脚印，脚尖印向里勾，脚后跟向外撇撇的。……除了他咱庄上还有谁？”再走走，又停住说：“景新哥，你看扑踏的这一片，这不是在这里装的背篓？”到地头上，向“二圈子”的小园屋间一指，让景新顺手望了一眼，对他说：“看吧，脚底印向那里踏过去了。”
两人跟踪追迹到小园屋间，一串脚底印照着“二圈子”家后墙豁口间拐过去，景新判定有八成是“二圈子”偷搬的枣股子了。
景新想了一会怎么破案？怎么解决？这几天里接二连三的许多事情又涌到他心里来——“冬学里作桌子板凳的账没有算”，“东头有家不和睦的，睹气三天没作啥了”，“曹坊和马寺划成一个行政村，马寺的表大娘给闺女闹离婚”，“运炭的人数没统计”，“晚上得开生产会”……
马寺的表大娘和亲家婆争了一会理，在景新跟喜成到家西枣行里去了不久，便一前一后找到景新家里来，落了坐就嘟嘟噜噜开了腔：“老哥哥，我这也不怕你笑话啦，你表侄女反正给这家子人家过不到一堆了，叫你家俺表侄给我出个路数，给我作主！”她说闺女和女婿合不来，一定得离婚，其实呢，是因为女婿在天津作买卖，怕闺女跟走了以后难得再相见。亲家婆知道她拐故闺女离婚，光掀她的话露缝：“亲家，要说小孩合不来，你可没我摸的清——闪过麦，他爹赶集买来六个杏，俺那孩子一下拿到他那屋里四个，你想想，给他亲爹亲娘一个人才留一个呀！”她不等亲家婆停嘴，还一口咬定“反正过不到一堆去”。亲家婆也急的拦话头：“你光说那中呗！亲家，要再往下说的话就不中听啦，比方俺小那趟回来，晚上那么多人叫他出去玩也叫不动他，两口子咕唧了半夜，二天太阳出多高还没起来，嫂嫂弟弟戳破窗户纸偷偷的向床上撒土……”两个亲家婆，你一句我一句的分辩着。景新爹一连到当街找景新三趟，都没找见影，但不陪着说话去做活，又怕人家说他不通人情事故，实在听烦了又去找第四趟。
这时候，景新和喜成已经回到庄东头，喜成拐家去垛豆叶，景新和人们拉起话来。
十月里，地里场里都忙完了，村里的油房，花弓，更忙活起来，有的人上南路去贩卖红枣，也有人到西山去拉炭，余下的人们，有些在剥着棉花桃，栓着秫秸栓，给牲口捉着虱子，再懒散点的站到街上东扯葫芦西扯瓢。
景新逢人便问：
“你拉炭去不？你烧窑吗？这会又没大活了，晚上到我那里报个名吧，老李明天就回来，赶快给他落个名单好动手。”
当时报名的叫景新记住，说晚上省得再去一趟啦。有的抱怨着：以前给公家转运物资，报上名没能去，这回准头呗？
景新忽然听见爹喊了一声：“还不快家来，马寺的你表大娘快等你半辈子啦！”他怕爹动气，赶快回家走，到大门口间，看见老婆和娘噗哧噗哧抬着两桶水。娘虽然这二年生活过好了些，老病根快不大妨事了，但抬水走快了还呼呼喘。他觉得心里热辣辣的。
景新进了院，两亲家婆，你“表侄呀，听我给你说”，她“主席，你听我说说吧”，呜呜呀呀，都抢着把刚才说过的话，重新再向他数落。
天落黑的时候，东头那家不和睦的，大吵起来了。男人要打女人，女人吵着去找主席来评理。
景新这夜比昨夜睡的更晚，回到家里的时候，幸亏爹睡得死死的，没听见啥动静。
拉炭、烧窑是很重要的一项冬季副业生产，区合作社决定大力扶植，这不但给明春打井变旱田为水田打下基础，冬季还能为很多劳力找出生产的门路。区里包运煤炭，每百斤净收三十斤，群众可以挣到七十斤的运输费，将运的煤炭贷给烧窑户。我在这一片村里，发动、酝酿、组织了好几天了，凑昨天夜里，把其他村组织起来的人数统计好，今早急忙拐到曹坊来，打算捎着景新调查的人数，回区统一布置一下，好马上行动起来。
我来到景新家，和昨天喜成来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因为在自卫战争和土地改革期间和他家混的透熟，问了老大爷一声，便闯到他屋里去。怨不得老大爷回答我的时候，听话音显着不高兴，景新还蒙头裹肚的在床上躺着。我掀开被头看了看他的脸，他还没发觉。我从他老婆针线筐里，剪下一段纳鞋底绳，向他耳朵眼里一搁捻，他“啊啊”的惊醒了。
“老李！有啥事？”
我性急的恨不得一下从他口里掏出运炭的人数来：
“你庄上有多少拉炭的？烧窑的怎么样了？”
“哎呀！昨天没开成会，这两天一点空也没有！”
我问他道：
“你怎么还没起呢？”
“我怎么能起来唠！”他打着“哈哈”，舒展着身子说。
我估量到这村的工作有问题，决定帮他们解决一下，晚天再回区。吃过早饭，帮他向窑里收藏着红薯，拉着情况。开初，他向我诉了好多苦，“群众的事杂”，“家里活撂下一扑摊”，“老人抱怨”，“村干中间也有意见”。
他闷着头想了一会对我说：
“目下作工作比战争时候更难啦，连一点‘强硬’也不敢使，有一星漏缝，群众便哇哇的提出来……”
接着，我分析着这村的情况：公安员是个老党员，工作很有办法，村上少枣股子，他怎么不处理？论说，保卫生产是他的责任。其他的干部又怎么作的工作呢？
帮景新收藏完红薯，我到别处去交谈，凑吃完午饭的时间，找来全体支部委员，又研究了一番。大都反映：什么都由景新承头作啦，别的干部不愿再抢着插手。我问大家：“你们庄上运炭的有多少人，都清楚不？”一个接一个的叫景新回答我：“叫景新说说吧！”问公安员庄上的喜成少枣股子的事怎么弄的？他说：“喜成不是叫景新调查去了么？”
话里有景新包揽工作的意思，景新听出来了，气不顺的说：
“人家都找到咱跟前来，咱是个共产党员，为群众服务，那能推出去不管？！”
大家好一阵子没有发言，看看我的脸，似乎在说：
“老李，你看怎么办吧？”
我考虑了一下，对景新说：
“你工作积极，肯负责任，自然是好的。可是群众的一切问题难道你都能够一手抓过来替他们解决了吗？眼前划了行政村，你又多担负了马寺——一个村的工作……事情是更多了，要不改变你的作风，加强领导，工作由大家商量着分头去做，怎么能走的通呢？”
大家看着得到了我的支持，接着发起言来：
“一个人推一辆小‘土牛’能推多大点东西，要收拾挂大车，套上骡子马，咕咕噜噜跑起来，到底两样！”
“是呀！以后我们对工作也不能往后缩，再说，人民代表会的干部——比方行政委员会主任吧，人家在咱村上说句话很顶事，人心里也利亮，以后别看工作大了，只要大家齐心，办起来也走不了‘大梗’！”
景新长长的叹了口气：“咳！”显然他心里在想着：“出了力，落了抱怨，受了批评。”看看他的脸，没有一丝笑模样，眉头紧紧的皱着。
我们又研究了一会，作工作应该“共同讨论，分工进行”，最后计划晚上召开人民代表会，讨论后决定。
晚上的人民代表会议是在合作社的外间里召开的，景新在“广播台”上吆喝了一下，又亲自跑着去串通。邻近的代表听见吆喝已先到场了，我们随便谈着什么副业生产生息大，谈着运炭来回的路程，人和牲口的调度。
行政主任来到以后，又随便扯了一会，我有意的问他：
“东头你旁门的二婶子家生了几天气了，你怎么也没管管？”
“主席不是到她家解决问题去了么！”他好像自己没有责任的说。
我又闹耍似的对他讲：
“你这个行政主任！当了‘官’接了‘印’了，还不知道‘升堂理事’哩！”
屋里哈哈笑了一阵，他很不好意思，仍然说：“有主席作了就行了呗！”
我又提到马寺的那家离婚的，那是他“舅老娘”家，他不但应该管，而且管起来还有便利条件。先上来他推托着是因为没有来找他，后来露出内心话：觉着不是党员，没受过锻炼懂得路数少，办错了担不起。我向他解释着，大家的事情大家办，由大家负责任。支部里的其他几个同志也“对呀对呀”的赞成着。
人到齐了，先讨论了村中几项具体的工作，接着就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决定以后凡是村上的大事一定要经过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和决定，然后由生产、文教、行政等各委员会以及其他部门分工进行。解决不了的再去问主席。平常主席看到那里工作紧要可多到那里去作。各部门自觉的负起责任来，譬如冬学里作桌子板凳的账不必主席亲手管。遇到重大工作或临时任务，再另研究，共同来作。
讨论完问题，景新的脸上显得那么舒展，显然地，他开始还有些抱怨的思想，这时得到解决了。有的代表还留下闲拉了一阵才都回去了。二天清早，大家在吃饭场里，把拉炭的人数往一堆拢了拢，饭后我急忙动身回区上去。当天把拉炭工作统一布置下来。
过了几天，我到曹坊布置新的工作，抽空作了一番检查——
公安员在那天开过会，第二天便到“二圈子”家去调查，“二圈子”因为心虚先开口：“我这几天懒怠动，没大出门！”公安员心里明白，爱理不理的插上一嘴：“这几天你没大出门，碰巧就有人少了东西啦！”“二圈子”说：“我还没听说哩！”公安员说：“我可调查出是谁偷的来了！”当时公安员就从“二圈子”家翻出来东西。提交人民代表会按“生产公约”处理，喜成的枣股子叫本人认走，让“二圈子”订出生产计划，监督他好好劳动。
行政主任由景新帮助着亲手解决了旁门二婶子家的纠纷，别人有事也开始上门找他来解决了。他亲自到马寺跑了两趟以后，那家离婚的也不再提了。本来小两口并没出心离婚，只因受了老人的牵扯。行政主任劝转了老人的心意，问题就解决啦。
村子里无谓的纠纷争吵，一天一天在减少着……
曹景新从那天开完会工作并没懈怠，仍然是很积极，他忙着积下的一扑摊活，见天一早一晚和干部们拉扯，抽空亲自动手作。冬季中心工作是生产，这几天群众正热烈的运着炭，他常和生产委员会的干部，一齐帮群众解决着运炭的困难。自己是主席不能久出门，用牲口和大车同别人结合一个运炭组。
这顿清早饭我又是在景新家吃的，掀开锅，红薯热得紫溜溜的暴着皮，叫人看见不由的就想伸手拿一块填到嘴里，厨屋里冒着饭食的香味。景新高兴的对我说：
“慢慢的都有活做了，今年冬天要使全村没闲人！”
景新爹向我让饭让坐——我见了他常常想起一段有趣的事：自卫战争期间，景新出外打游击，他老人家熬不住敌人的摧残和压迫，有一夜景新探情况钻到家里来，他眼巴巴的慌慌张张问景新：“解放军在那里啦？解放军的‘弹手榴’‘枪机关’多不？”问罢，又怕起灶火烟敌人发觉了，连水也不敢烧，便打发景新离开家。后来传出去，常常有人问景新“弹手榴”“枪机关”的逗着趣。
他老人家有很多地方值得受人敬，不过年纪大了，眼花耳聋的，常常惹人笑话。我问他：
“大爷，这几天你看着是指导员干部大？还是主席干部大？啥管的事多？”
他不照我的话头上谈，自己说着自己的心意：
“要是像这些日子似的，当老的咧倒底是免气生！”
吃罢饭，我跟景新去做活，先研究一下村里的新工作如何布置。走到街上，看见有几辆运炭的车正进村子，早回来的又挂上套，准备去再拉第二趟。
第5版()
专栏：
我的检讨
方纪
编者按：三月十二日本报人民园地对方纪同志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进行批评后，方纪同志在四月十日来信有所检讨。下面是方纪同志来信的摘录。
我现在认为，我在这篇小说中所犯的错误，除了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低，思想上还残留着不健康的因素外，还因为题材和主题不一致。最初我写这篇小说的意图，是想表现土改后农村中的反封建思想问题，而这种思想最突出的便表现在婚姻问题上。因此我选择了现在的主题，并且创造了“小环”的性格。在我的认识里，我是把她当做一种有缺点的革命的思想来表现的，然后在党的领导下才得到正确的发展。开始我确乎没有想到用参军的题材来表现这一主题，写到中间，才为了加强她的“作用”，同时也为了避免和前面几篇“不连续的故事”（前面尚有四篇）写法雷同，才使她在参军问题上突出出来。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女人的力量超过党的力量，爱情超过政治的歪曲的描写。假如我不是使用参军的题材，而是按照我原来的意图，让小环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去暴露封建统治所加于她身上的坏影响——如我开始所写在她身上的——去反对直接的敌人，那么情形就会两样了。我没有首先从内容出发，而从形式出发（避免雷同），不使自己的主人公去正面的反对封建敌人，而去反对地主阶级所加于群众身上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而且不正确地使用了参军的题材，这样，我就使自己陷于困难中了。当我抛开了直接的革命敌人，处理同时具有革命意义的两种事件，而把政治动员和自由恋爱并列，并为了“加强”主人公的性格，完成其“发展”（关于这一点，最近我在修改作品时，已完全体会到那样的主题和性格是不能在这一题材里表现的：或者完全不涉及参军的故事，或者以参军为主题，就必须改变主人公的现有性格。因为自由变爱问题在反封建斗争中才能构成矛盾和发展，在参军运动中当然就降为附属的、次要的了）时，便颠倒了现实，使重要的服从了次要的，使政治服从了爱情，而表现为党的领导不足，以及夸大爱情在生活中的作用超过政治了。这样，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主人公的性格，而且削弱了它；不但妨碍了政治效果，而且妨碍了艺术效果。这使我进一步认识了：题材和主题，形式和内容，艺术和政治的必然统一和前者必须服从后者。
第5版()
专栏：
《文艺报》编辑工作初步检讨
《文艺报》编辑部
四月二十一日，各报纸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我们读了之后，非常兴奋，在我们学习斯大林同志和毛主席的文章之后，更认清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今天情况下的重要，因此对于我们的编辑工作，有很大的指示和启发。我们明白要将我们的刊物办好，不只是需要我们的工作与群众有联系，对群众有教育意义，而是要大大的打开窗子，让读者的呼声，冲到我们的编辑部来，使群众有高度的热情来批评我们，指摘我们的错误，即使是最小的疏忽也不放过。固然我们须要主观的努力，在政治上、在业务上逐渐提高，使编辑部能高度的掌握政策，且富有创造性，但真正要把工作更好的推进，只有深刻的自我检讨，倾听群众的意见。
为了响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地号召，在最近，我们将十五期的《文艺报》做了一个初步的检讨，因为我们学习得还不够好，不一定深刻和恰当，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我们在自我检讨上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欢迎读者更进一步给以批评，使我们的编辑工作能更切合于文艺运动的当前的需要。
《文艺报》已经编辑至第十六期，从各方面的反映看来，起了它一定的作用，它与群众有了较广泛、较密切的联系，解决了文艺工作上、创造上、思想上的某些问题。它的工作的方向大体上是正确的。这除了依靠全国文联的领导和编辑部同志的积极工作之外，主要感谢许多文艺界同志们的帮助和广大群众的热情鼓励与支持。但《文艺报》是不够我们要求的水平的，不能使我们满意，《文艺报》在编辑工作上还有许多缺点。
第一：最主要的缺点，是没有通过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与政治更密切地结合，广泛地接触目前政治上各方面的运动。《文艺报》只有几期刊登了这样的文章，并且作为社论或特辑，但内容不充实，好像只起了点缀的作用。这里面，虽然也包含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今天一般的作家们，还不很习惯即刻抓住新的问题和题材，用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来表示对政府正在号召正在展开的各方面运动的关心和热心。但我们编辑部也同样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即或想到，也因为遭遇困难而没有作足够的努力，发动与组织作家们，使他们有很高的兴趣来写。这原因也还是因为我们对政治缺乏高度的关心与认真的学习。我们虽然懂得对一篇作品首先要求它的政治性，但还不很懂得要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如何主动地去组织适合于迅速反映当前政治任务的稿件。
第二：在提高文艺思想方面，贯彻宣传与研究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非常不够。这种宣传和研究的工作，在目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我们知道在文艺工作者中，还有许多人对这个讲话是不了解的，或了解不够的，文艺思想上还存在某些混乱。譬如有人说文艺即政治；也有人说我的思想老早就改造了，老早就是无产阶级的；也有人说我在抗战前就写的工农，不过你们不看就是；也还有说那篇讲话是给在延安的人看的，因为他们思想有问题。说这些话的人们，虽然他们口头上甚至心上也是拥护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却恰好证明了他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缺乏起码的了解和研究。就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了解得较多，并在自己创作上身体力行了的文艺工作者，也不是就等于在文艺思想上完全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比在延安的时候，复杂得多了，文艺工作的对象，也比那时候更广泛得多了，因此文艺工作上就不断涌出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们能不能运用毛主席的思想来解决当前文艺上的具体问题，这就是我们是否真正学会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考验。
我们是注意了文艺思想上的问题的，在每期上，我们都曾组织一些有关文艺思想的文章，但现在看来，内容充实深刻的还嫌不够。我们也曾发动一些讨论，但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例如在上海引起争论的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请何其芳同志写了一篇《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本来也不是作为结论的，但跟着没有来稿了，我们也就没有设法继续下去，后来在读者的来信中，反映出这个问题也仍未完全搞通，对于接受遗产的问题也如此。
在有些问题的争论上，我们还不够更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态度和意见。例如对于“红旗歌”的争论。我们收到好些关于“红旗歌”的文章，有两种极端的意见，最明显的是蔡天心和犁阳的两篇，我们对这两篇文章都不同意，我们打算登一篇批评得比较适当的文章，同时并写一篇对这几篇批评的批评，但因时间的匆促，没有写成，萧殷写了一篇，但也只是作为个人的意见，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认为也还有些不够恰当不够完善的地方。在编者的按语上，却只提出“一起登载出来，供大家参考”，结果，就显得缺乏负责的态度。再如诗歌笔谈，本是征集大家意见，不做结论，因为不能一时有结论，并拟配合一二篇较有系统、也较正确的文章为主要意见。但这些稿子来的太迟，编辑部能力有限，不能一时发表我们的意见，只好将安托科尔斯基的《诗——青年的教养——文化》一文放上，作为参考，但我们这种心思，也无法教人猜测。因此这个笔谈，虽引起读者很大兴趣，而效果并不大。因此在文艺思想上，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有些没有解决得彻底，有些企图解决而没有解决好。
第三：未能更好地与当前的文艺运动配合，我们虽然不断地发表各地文艺工作的报导与某些经验的介绍或总结，但对于这些情况和经验，我们没有经常的系统的研究。因此，就未能很好负起指导各地文艺工作的责任。就是与首都文艺工作的联系也不够密切。例如去年冬天北京举办的工厂文艺竞赛，我们也去看了戏，也特约了稿，但由于抓的不紧，并没有很好的反映和帮助他们；再如铁路工会与青年剧院所举办的文化列车，这是一个创举，将文化用列车驶到各地去，驶进工厂去，我们也没有去十分注意。对北京上演的几个大话剧，也没有组织系统的较深刻的批评文章。
第四：我们的读者对象偏重于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因此我们的文章，也就针对着这种对象，我们对广大的文艺爱好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就不够了。《文艺报》应该不只是文艺工作者的园地、食堂，而且应该指导群众如何从文艺上来吸收营养，改造思想，扫除旧趣味。
我们缺点很多，归纳为上面的主要的四条，但为什么会有这些缺点的？那是由于我们编辑部还没有将学习政治、政策，放在最首要的地位。同时对业务的学习也不够，因此自身的研究工作、提高工作少，而埋头在事务工作中，看稿、回信等。所以我们不能把编辑工作展开，也不能有更严肃的态度，毫不苟且的精神，来处理我们手上拿出去的每一篇小文章或每一行字。
编辑部工作人员是非常少的，能力有限，但这不能作为我们不能提高的理由。我们不能以困难来原谅自己，而要从客观需要来提高自己。
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将向着那几方面发展？
一：我们要在文联的领导帮助之下，增多各地文艺运动的总结，和加强对各地文艺运动的思想指导。这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文艺报》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二：加强文艺与当前政治的配合，加强刊物的政治性，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平。
三：展开文艺思想创作问题的讨论，借以提高文艺思想水平，加强对一般文艺爱好者与初学写作者的思想修养与文艺修养上的帮助。
四：加强对群众文艺的研究、指导与批评，过去情况反映的多，对于工厂文艺、兵演兵、曲艺改革等都有不少的意见和经验，但缺少有细致研究，提出批评，解决具体问题的文章。
五：多作作品的具体的分析批评，从较为读者熟悉的或比较最值得尽先介绍的作品开始，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的作。
六：号召文艺界打破不批评、怕批评、背地下不负责任的批评等的空气，建立正当的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欢迎登载对作品、对工作、对思想、对作风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不管是对一个集体或对一个个人。当然我们反对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弄得很琐碎而引起无原则的纠纷，我们反对不是与人为善的、而是恶意的打击，对人民的事业没有好处，或者更有坏处的批评。
七：力求文字浅显，含义要深，问题要深，却要写得明白、清楚、肯定，力避含含糊糊曲曲折折使人有深不可测的感觉，我们要使人感觉文字亲切，情理分明，我们是为着使人喜欢读，读的懂，读了有益，而不是使人怕读，读不懂，读了等于不读。这是对作者的要求，也是我们要自勉的，我们要掌握这个方向以决定文章的取舍。
我们的初步检讨结果，大抵如此，不够之处一定很多，希望读者多多予以帮助，《文艺报》是属于大众的。
（转载《文艺报》第十六期）
第5版()
专栏：
译诗两首
陈微明译
第一首诗《我的心》是土耳其爱国诗人拿瑞姆·希克梅特于一九四八年写的作品。土耳其反动政府把这位为祖国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杰出的诗人和战士投入牢狱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一九三八年诗人为其革命诗作与共产主义的信仰而被判处二十八年零四个月的单独监禁的徒刑。据法国《人道报》的消息报道，诗人病在监狱中，生命垂危。今年三月间诗人曾向土耳其政府提出要求出狱治病，遭到了拒绝。于是希克梅特于四月八日绝食绝饮，以示坚决抗议。
世界进步人士早已纷纷起来要求释放这位革命的爱国诗人出狱。在巴黎已组织成立了一个保卫希克梅特的国际委员会。全世界抗议土耳其反动派暴行的运动正日益开展着。四月十九日苏联阿赛耶夫、吉洪诺夫、西蒙诺夫、伊萨柯夫斯基、苏尔柯夫、考拉斯、普洛考菲耶夫、索弗朗诺夫、特瓦尔道夫斯基等二十一个名诗人也发出了援救希克梅特的呼吁书。
我在此译出诗人的《我的心》一诗，以表示响应这正义的呼声，并愿以此作为全中国诗人，作家以及一切进步的人士起来援救这位土耳其革命诗人的开始。
第二首诗《我们不容许！》是澳洲诗人弗雷本特的作品。他曾在金斯兰（澳洲）和平委员会悬赏征求关于为和平而斗争的优秀的诗篇中获得第一奖。
我的心
希克梅特
不，我的心不在这里，医生，不在这里……
它在那黄河边上，
那里挺进着中国的士兵，
无数的中国士兵，唱着歌曲手拿着枪。
不，我的心不在这里，医生，不在这里……
它在那照着血色月光的地方，
那里刽子手们创造着黑暗的罪行，
对付那为了祖国的荣誉和自由起来奋斗的希腊青年。
不，我的心不在这里，医生，不在这里……
当着夜间，囚徒在梦中呻吟，
哨兵的脚步声静止下来的时辰，
我的心跳动在我的屋子里，
这古老的屋子坐落在伊斯坦堡的边境，
那里日日夜夜企待着我的消息。
不，我的心不在这里，医生，不在这里……
我在牢狱里十年。我对人民能有什么帮助？
我在牢狱里十年。我还会有什么呢？
我只有一颗心，可以把它每夜交给那些一天比一天无法生活的人们。
这是怎么回事儿，医生，
硬化，恶臭，尼古丁？
你的诊断不行。你也不会
减轻这疾病。太多的原因使我的心到如今发着痛。
我给你倾诉了一切。我只要再补充一句话：
世界上有一颗明星，它每天发射着光辉，
当它的光透过牢笼照明着窗户，
我的胸部就呼吸轻松而我的心也不再疼痛。
（苏联拉兹戈伏洛夫自英文译成俄文，登载在苏联《文学报》十七期上。）
我们不容许！
弗雷本特
谁要和平？
—他，你，我—
各种肤色的普通的人们。
谁要和平？
每个家庭，
这里过着艰苦的劳动的日子。
谁渴望战争？
—不是他，不是我，不是你，—
不是我们—全地球上普通的人们。
谁渴望战争？
—两脚的畜生，
它们在血和死亡上打算。
谁要和平？
—我，你，他，
随便那一个手上起了茧的人。
用一切民族和人种的语言
我们对战争说：
“我们不容许！”
我们不容许！
——他，你，我，——
各种肤色的普通的人们，
朋友，让我们紧紧地牵起手来，
战争不能冲破我们的行列！
（苏联拉兹戈洛伏洛夫自英文译成俄文，登载在苏联《文学报》第十八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