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论挪威共产党的情况
原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廿六期
挪威共产党主席 莱甫连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挪威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由于共产党员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的结果，大大地加强了。然而，战后时期，党的政策有错误和缺点，使这一影响又大大地减弱了，并且使党面临了许多大困难。党中央对于若干原则问题的政策，意味着拒斥阶级斗争和转变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策。这些错误和缺点，对于最近一次议会选举的结果，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
党对于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反动宣传，未曾足够积极地给予还击，对于为劳动者的迫切要求而进行的斗争，未曾足够地加以重视，未曾简单地、确凿地、明白地指出这一斗争和保卫和平、民主权利与挪威民族独立的联系关系。
挪威共产党之所以未曾强有力地进行反对工人阶级与民主之敌人的斗争，是因为有以党的前总书记佛鲁波顿为首的反党的宗派主义集团存在，使党的力量分裂了。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当党的领导干部或是在法西斯的监狱中坐牢，或是侨居外国的时候，佛鲁波顿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合作委员，后来，就被选为挪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者了。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也都是合作委员。
佛鲁波顿很快地就在党内，俨然做起独裁者来了。党的政策，从一九四二年起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是佛鲁波顿的个人政策。这一政策的特点，就是从阶级立场转变为民族主义立场。党的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党所建立的战斗组织，或是被解散了，或是服从于伦敦的挪威流亡政府及其在挪威资产阶级中的代表。
佛鲁波顿曾经建立“反德国人统一抵抗中心”；建立的方法，不是借助于工人阶级与先进民主分子对所谓“祖国阵线”的反动领导进行斗争，而是借助于与伦敦政府进行谈判。由于佛鲁波顿没有将劳动者的社会解放任务与民族解放斗争相联结起来，以致党未能使工人阶级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这样，佛鲁波顿的目的，便完完全全与挪威资产阶级的军事目的相一致了。
大家都知道，挪威在获得解放的过程中，曾经被英美军队占领过；英美军队，曾经将挪威的政权，交给帝国主义者以及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为首的挪威政府。战后，佛鲁波顿提出了一项口号：“不罢工，只生产！”当工人向政府提出要求，叫政府归还挪威资本家在法西斯占领军帮助下所减扣的工资时，佛鲁波顿轻蔑地拒斥了这一要求，将工人的斗争称为“斤斤计较”。当码头工人拒绝为来自佛朗哥西班牙的船只卸货时，复工是佛鲁波顿所提议的。资本家不可能不利用党中央在佛鲁波顿的领导下所奉行的这种政策，其结果就是“为了民族利益”，挪威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所受到的剥削，便加强化起来了。
在挪威主权的问题上，佛鲁波顿也奉行了不正确的政策。佛鲁波顿在其“论文”中宣称，“挪威主权问题，在我国历史上——它不同于许多其他国家的历史——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之故，民族生活的这一特色，就对我们挪威人加予了特殊的义务，并且迫使我们将一切政策问题，与民族和人民的生活基础即挪威主权相联系起来。因此，挪威人民应该实际上使主权问题，成为挪威整个政策的出发点”。
问题的这种提法，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挪威的主权，并不是民族和人民的生活基础。人民的生活基础，是挪威目前所存在的生产方式。民族及其生活的基础，是人们过去所形成之稳定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产生的基础，是四种基本特征的共同性，即：语文相同，地域相同，经济生活相同，以及表现在民族文化特质相同方面的心气理质相同——斯大林同志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只要这些特征有一个不存在，就足以使民族不再是民族了。
佛鲁波顿从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提法出发，就作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他“忘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以主权问题为出发点，不可能“使一切利益相一致”——不可能使剥削者的利益与被剥削者的利益相一致。这必然会造成“阶级合作”，因而也是造成资本家对劳动者更大程度的奴役。
然而，这并不是说，为挪威的民族主权而斗争，对于共产党是没有重大意义的。在当前国际形势条件下，美国帝国主义者们企图奴役人民，并且使挪威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保卫我国主权不受美国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犯，乃是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之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一斗争的胜利，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才有可能，即进行无情的阶级斗争，反对主权的出卖者，反对马歇尔化的资产阶级及其走狗——右翼社会党人。
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包括挪威，都有主战派存在，虽然各有“特性”不同。主战派，即民族主义军人派、资产阶级、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法西斯阴谋家与匪徒的联盟。它是民族主权的敌人。它是亲美派，是与侵略性的美国帝国主义有联系的。这一派的思想意识，即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亲美派并且企图使自己的走狗及破坏者潜入共产党，企图破坏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者的国际团结。使这一主战派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相结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如象佛鲁波顿所想要做到的，使一切重大的政策问题与保卫今日挪威主权问题相结合，也是不可能的。
佛鲁波顿的这一政策，不是在帮助挪威共产党为和平，民主与民族独立而斗争，而是在帮助党、工人阶级与爱好和平人民的敌人。他那种对问题的提法，妨碍了党展开反对挪威主战派的斗争，忽略了阶级矛盾，使共产党的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也就是说，服从于今日挪威的统治阶级所代表之民族的一部分之利益。列宁写道，在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两个民族存在。在挪威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时候，这一点是不可以忘记的。
佛鲁波顿关于农民问题的见解，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公开反对党中央委员会，宣传仅仅符合农村资产阶级利益的口号，讲所谓农业与工业的“均等”。佛鲁波顿不顾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背着党的领导，提出了下列的建议：“政府与议会，在挪威人民面前摆下了一项任务——拨出十亿挪币来进行农业近代化”。他并且宣称，议会不可能从国家预算中拨出这笔款项，因此，征集款项的任务，就不得不摆在地方政府机关与民主群众团体面前，包括工会在内，为了这一目的，它们也应该利用自己的罢工基金！佛鲁波顿想以这种“天才的”方法，来使全国工农团结一致，为挪威的民族主权而斗争。他心目中忘记了工人阶级、贫农与中农反对压迫他们的城乡资产阶级的斗争。当然，这一政策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得到同情。
不仅如此，一九四八年一月，佛鲁波顿在党的杂志中写道：“工人阶级必须摆脱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敌视农民传统。工人阶级应该与全民族完全融合起来，并且这样来看这一问题，即：农民的切身需要，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政策之组成部分，因为农民在为挪威的主权与独立的斗争中，是决定性的因素”。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清楚：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只有工人阶级的死敌——托洛茨基分子，才会坚称工人阶级对农民有敌视态度。工人阶级与农民之敌人的这种坚称，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上予以粉碎了，被阶级斗争的进程本身在实践中予以推翻了。
佛鲁波顿在争取和平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用他宣称战争必然不可避免来加以说明。佛鲁波顿的这一路线，造成了一种情况，即党的领导干部，开始认为为和平而斗争是无用的和空幻的。很显然的，党内如果有这种观点流行，这个党是不能成为为和平而斗争的组织者的。佛鲁波顿的这一观点，也影响了党出席挪威拥护和平委员会的代表，并且使这一委员会对于在挪威组织为和平而积极斗争的问题，注定要抱消极态度。只是由于挪威共产党中央委员们的积极参预，才使挪威拥护和平委员会避免了彻底垮台。
佛鲁波顿曾经企图利用争取和平的神圣事业，以遂行自己的宗派目的。这种企图，已经受到了坚决的还击。挪威的争取和平的正直战士，已经采取了办法来清除拥护和平委员会中佛鲁波顿的走狗。这一委员会已经巩固起来了，变成了有工作能力的战斗的机关。
一九四七年九月底，在波兰举行了九国共产党情报会议。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中以及该会议所通过的决定中关于战后国际形势的分析，使挪威共产党所作出的政治错误显明起来了。党的总书记佛鲁波顿，原应该动员党的一切力量，来对自己的活动作自我批评的分析和改正错误，以求根本转变党的政策。但是，佛鲁波顿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一九四七年十月，他辞去了总书记职位，自行停止了在党领导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说，从党中逃跑了。他并且公开地组织了自己的宗派的反党集团。他在党的中央机构中，在党的出版局中，在青年团的领导方面，都为自己保证了若干“领导地位”，以图利用这些机关，从事宗派活动。
这样，显然可见：佛鲁波顿的宗派集团，应该对党内危急情况负责，与这一宗派集团作公开而坚决的斗争，乃是党继续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奥斯陆市党的积极分子，曾经举行会议。会上，党中央书记处委员、奥斯陆市工人议员斯特朗德·约翰森同志，曾经作了“选举的教训与共产党员的任务”之报告，在报告中，尖锐地斥责了宗派的反党集团。完全消灭这种集团，被宣布为党的基本任务。此后，宗派分子还曾经企图使党再蒙受一个打击。党的中央委员，曾经大都处于佛鲁波顿的影响下，并且在组织关系上是由他领导的；他们就退出了党的领导机关，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员曾经应该向机会主义者们宣称：滚开，交出党所委托给你们而你们却利用来危害党的那些职位。我们将要保证挪威共产党的领导能够使党摆脱目前的困难情况。
目前，挪威共产党正在从政治方面和组织方面，努力完全消灭宗派的反党集团。党的敌人的首领，挪威共产党前总书记佛鲁波顿，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被开除党籍了，其后，若干“反对分子”曾经不顾中央委员会的警告，发展公开的宗派活动，中央委员会也予以开除党籍了，他们即：哈尔森佛，维特利森和埃格尔·柏尔格。
绝大多数党员，都一致反对佛鲁波顿，坚决支持中央委员会。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都认识到：提高革命警惕性，乃是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在思想意识上和政治上，佛鲁波顿的反党集团，与反无产阶级的铁托集团是有联系的。铁托匪徒——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及间谍——的活动，在挪威共产党中，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例如铁托在挪威的走狗，对挪威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发送所谓“参考消息”，其中是关于铁托反对共产党情报局的斗争的资料。凡是曾经认为佛鲁波顿的政治观点乃是偶然现象的人们，现在都日益深信，那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和掩饰得很不坏的、反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见解，那是从帝国主义阵营所利用的思想意识武库中取出的见解；帝国主义阵营利用那种思想意识武库，与工人阶级作斗争，与在苏联领导下从事争取和平、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民主分子与爱国分子作斗争。
挪威共产党所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即清除反党分子，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自己的队伍。只有全党团结一致的共产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无往不胜学说为指南，才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斗争，来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工人运动的分裂者与破坏者，从而取得工人阶级力量的团结。只有了解保卫和平与保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斗争两者有不可分的联系的共产党，才能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和平与挪威的民族独立而斗争。
这种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为反对党内外共产主义运动敌人而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是能够成为这一斗争的胜利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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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了产的“中国专家”
沙杰耶夫
评赛珍珠近著《一家人》
（萧梅译自《新时代》第十一期，三月十五日莫斯科航空版。转载四月十七日上海大公报）
赛珍珠最近（一九四九年纽约出版——译者）写了一本以新中国为题材的小说，书名《一家人》，相当受到注意。作者在这书里，以“中国专家”的身份，凭着精通中国人情风俗的资望，企图谈一谈有关今天中国的政治、道德、和心理各方面的事物。故事的主题是述说现代中国爱国青年及其怎样为祖国服务。
作者原是传教士的女儿，自己也传过教，在中国住过多年。她有写作的才份是无疑问的，她所写的关于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她笔下的中国农民，战前出版的《母亲》、《大地》、《儿子》确曾红过半边天，在苏联也有译本，销路并且很好。
然而，赛珍珠的著作总使人感到有一个显著的缺陷，这就是她极力想闪躲不谈的关于近代中国划时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赛珍珠从来就不是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她的文学天才和观察事物的能力，有时纠正了一些她的偏见，同时生活的真理克服了她在政治上的错误观点。所以尽管她对于中国社会进步势力如此陌生，她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终于还是有其显著影响的。她暴露了中国农民的贫穷，他们如何渴望有土地，他们所受的沉重剥削，毫无人性的军阀的蹂躏。作者在这一点上生动地刻划了中国农民善良坚苦的性格，中国人民最优美的性格从这些农民身上表现出来；有着残余的封建恶势力，强盗般军阀，及贪得无厌的买办资产阶级为背景，他们就更凸出了。
但是连她初期作品，赛珍珠所写的中国现实，也只是一面的。正因为她不让读者知道中国政治生活与阶级斗争，她的书原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国人民革命的原因，但这和她的原旨是不符合的。她根本就不要了解在中国进行着的革命过程。她不肯谈到中国广大的革命运动的推展。她不肯理解中国革命的障碍，对于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战争，赛珍珠站的不是中国人民那一面。
尽管她对中国的风土人情、传统习惯，以至于中国人的心理，下过怎么一番苦功夫，但她全然漠视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愿望。这正是她在政治上对征服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资本家的贡献。
当整个中国燃烧在争取解放的战火中，万千人民英勇坚苦地和蒋介石集团及帝国主义者做着殊死战，当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建设新的社会关系时，赛珍珠笔下的人物却宛如生活在真空管里，对于这一切现实竟然毫无所闻。
自然，有时赛珍珠无法躲开“共产党”这个字——共产党在中国占的重要性已成为美国的“中国专家”心目中的问题了。但她对这问题的仅有的解答法就是摹仿美帝的法螺，放施无耻又无稽的诬蔑。就是直到今天她依旧牢守着这个立场。
她在政治上的意见和她所写的论国际的文章中，赛珍珠向来是戴着侵略的美帝的眼镜。即在今天，她还在梦想只要“美援”来得充裕，历史仍然能扭转过来，旧中国还能死而复苏。
读者在赛珍珠的书中是不会找到一个“帝国主义”的。偶然在她书中出现一两个洋人，都是些慷慨好义，慈悲为怀的医生、牧师之流。用她的笔，她想来支持中国的封建，赞扬那停滞、落后的家长制度的生活方式。
她这本新著，《一家人》是写在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高潮的时候，可是赛珍珠却依旧执着于她那自欺欺人的幻想，企图把自己砌在一堵厚墙里，与一切政治，以及中国社会的蜕变绝缘。这样悖逆了现实，她自找并且找到了彻底失败。倾她所有的文学才能也不足以挽救她的。无论作为艺术家或中国专家，赛珍珠的新著都给她盖上了破产的火漆封印。
《一家人》的时间是当前，背景是在纽约、北京，和华中僻远的乡村。主要人物：一些侨居美国，接受了美国生活方式的中国知识分子及资产阶级。写这个氛围，赛珍珠是极能胜任的。她为这群依附美国施惠而苟存的中国布尔乔亚知识分子画了一幅逼真的肖像，背弃了祖国和人民的无原则的一伙。她描写了凭着军火合同起家的暴发户，把款子存进美国银行，然后便由国民党垮了台的中国逃出，就象李氏、张氏夫妇，和丁氏及他们完全美国化了的少男少女，在纽约尽情挥霍，过着糜烂荒淫的生活。
这本书写出了精神贫乏，没有祖国思想的青年，娇生惯养，堕落，深深中了美国主义的毒，忘记了祖国的语言。但注定的是：出身的高贵，家私的雄厚，以致欧洲的派头都不能使他们在异国谋到一点地位。在美国充满种族歧视的布尔乔亚眼中，一个中国人无论教育程度怎样高，甚至阔而且漂亮的姑娘，都一样是低于白色人的动物。
《一家人》讲的是美国化了的姓梁的家庭。父亲梁博士在纽约做中国文学的教授，精读孔书，擅诗词歌赋，深受一些怪僻的美国太太们的宠爱。彻头彻尾反动的梁博士，是一个十足道地的伪君子。他住在美国是因为那里进项大，而且舒服。他讲究“中国礼仪”，然而他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也止于外表。
这个美国化了的孔教徒的虚伪琐碎的心里，借他与他妻子的关系逼真地表现了出来。文雅教授的妻子是一个简单的乡下女人。他们的结婚是奉了父母之命的。赛珍珠自己似乎对这种婚姻方式发生莫大兴趣，尽管当代的中国青年赞成的是自由结婚。在古老的中国，一个妻子没有发言权，也不成为独立的人格。梁太太便是他丈夫驯顺的仆人。在梁教授脑海里，妇，孺，和傻子都是一种人物。除了顺从丈夫，遵守家规，和对社会上的事不闻不问以外，梁太太依然保有她的个性。读者对于这个愚盲，识不上几个字的平凡但是有着一颗好心的女子，还是很喜欢，她有的是常识，良心上没有半点沾污。梁太太和梁教授完全相反。梁教授不知有祖国，一切从自我出发，麻木不仁；她却缅怀着故乡里那座小村庄，无论她在美国住多久，她永远是个外国人。美国对她永远是不可懂的，甚而仇视的。她留在纽约，完全是因为她的丈夫。
他们四个孩子：儿子吉姆斯和彼得，女儿玛丽和鲁易丝。他们既有个交游广泛的父亲，前程自然无虑了。吉姆斯梁学的是外科。他还没毕业，纽约一家诊所便已聘请他了。
但吉姆斯另有他自己的计划。他和妹妹玛丽并不喜欢他们周围那世界主义的环境。他们爱他们的祖国，并且知道那里需要人才。他们更愿意在祖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候回去。他们不怕回去受苦，祖国尽管有着饥饿和破坏，他们决心以自己学的本领贡献给自己的同胞。因为他知道中国境况愈艰苦，就愈需要医生和教师。
梁家的孩子们回到了中国。他们先住在国民党统治的北京。但他们住了没多久。两个人看见医院全然靠着富人施舍来支持。在那里，他们看不惯美国军人如天之骄子般摆来摆去，布尔乔亚穷奢极侈，而苦力们竟眼睁睁饿死。
吉姆斯和玛丽看出这不是真正的中国。他们又毅然离开那环境，而到他们父母的老家去了。
在这个村庄里，所有封建中国的可怕的现实都毕露了：贫匮，饥饿，不卫生，和疾病。没有学校，没有教员，也没有医药设备。村中的地主，陶伯，梁家的家长，成天拍军阀的马屁，自己压榨着农民。连在他那富有的家里，生活都是原始的——没有灯，没有书，甚而没有肥皂。
在描写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上，赛珍珠用的是浓重的笔触。她所知道的中国农村其实是在几十年前的了，但她把它当做今日的背景。她决心不让那草屋里有一个新的观念，有一点点革命情绪。她给读者的是这个抽象，僵死了的中国农村的印象，否定了中国农民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尽管时间是放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而且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全面的时候。
在这个原始的村庄，吉姆斯梁尽力帮助农民，并且变成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这是他们的家，他们的同胞，这里，他们必须生活及工作下去。
娇生惯养，性格轻浮的娃娃鲁易丝可不然了。她今天同这个美国青年恋爱，明天又换一个。哥哥吉姆斯这样劝她：“我决定在中国结婚安家了。我永不让我的孩子们离开本乡本土。他们必须在这里扎了根再出去，那样，无论他们走多远，都会回来的。无论做什么，他们也都忘不了同胞。他们也一定要在这里成家立业。”（一六六页）
思想空洞的鲁易丝，没有爵士乐，没有跳舞，是活不成的。她嫌她哥哥的爱国思想太不时髦，她喜欢纽约多于中国。但是另一个妹妹玛丽则不然，她在村子里建立了一个设备简陋的医院，并且教小孩子们识字，教大人们粗浅的卫生常识。他们自以为这样便与村中的戚友们结合起来了，并且算是尽了医学上的义务。他们认为人生已圆满了。玛丽嫁了一个姓陈的青年医生，吉姆斯则照旧式办法娶了一个陌生的乡下姑娘。这是他母亲由纽约来到村中看望时办的。人人都似乎各得其所了。似乎——因为读者关上书本，不能不为全书的空架虚构而气愤。
赛珍珠在这本小说里是企图处理爱祖国这一问题，并且讨论爱祖国的中国人民怎样为国家服务。但她的反动的成见使她无法对这问题予以适当的解答。
她书中做为主人公的中国青年正是世界主义最生动的否定。他们对祖国的爱，他们对同胞的健康和福利的关切超过了其他一切。赛珍珠无法忽视中国人民爱国情绪的澎湃，和他们对于新中国建设的热情。这一点她写上了。但新中国应该是怎样的，这一问题她连碰也没碰。她对自己所提出的如果一个中国人真诚愿意为其祖国及同胞服务，应做些什么，这一重大问题，她毫没有予以圆满的解答。她答不出来，是因为她那反动的成见蒙蔽了她，使她无从了解到人生的真理，是因为她要蒙蔽她的读者，使他们无从知道中国人民大众的愿望。
美国帝国主义者曾那样企图奴役中国，是不会给中国指出什么积极的道路来的。他们无法在敌视共产党为首的中国进步势力的步骤外，提出什么对案来的。赛珍珠一面提供了真诚的中国人应为人民服务，一面却提不出什么有效的解决。她假装着当前没有一个积极使中国重生的进步政纲。这种政治成见不但使赛珍珠的“中国专家”的权威扫地，并且也损害了她的作家及艺术家的资格。她把她笔下有崇高抱负的人物不但写成了走瞎路的玄想家，简直成为半盲的白痴了。
为了帮助人民，吉姆斯和玛丽用他们自己的款子为村子建立了医院和学校。但他们的款子从那里来的呢？从陶伯，作为他们名下应得的佃租。两个人是用剥自农民身上的钱来完成他们崇高的任务。他俩甚而和吉姆斯的妻子玉美议论农民会不会谋害他们的陶伯，从而吉姆斯也担心农民也会把他和他的妹妹杀害的。
赛珍珠就是如此处理她的有着崇高抱负的人物！为了漠视领导着全中国人民走向进步与幸福的革命力量，她不惜荒谬地把弥漫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及它在农民间所引起的新看法完全隐蔽起来。
赛珍珠“消灭”中国共产党的企图是可笑到家了。作为一个作家，在描写农民、苦力、工人、学生、和医生时，她又无法不提共产主义及共产党。但她不让他们说一句真话，而仅仅一再重复“匪徒”“破坏”一类污蔑的话语。她愿意给读者的印象是她的人物对于共产党及其主张是无所闻的。她的全书中隐含着一股对中国民主力量的仇恨，虽然他也拿不出什么反对的响亮理由。
这本书对中国学生也大事污蔑。谁都知道在反抗国民党政权及有力地支持解放运动上，学生们曾起过积极作用。赛珍珠显然也知道这点，而她写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时，是充满了仇恨和藐视。
赛珍珠无法隐瞒封建中国及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她无法掩饰旧的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绝望。但她不愿面对现实，只一味广泛地说“战争”及“战争的混乱”，是这些逼使中国反动的阔人席卷逃到美国去，有时候她还表示“政府”——指国民党，将会应付一切局势的。其实，在一九四九年（这本书的出版日期），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应付一切局势的政府了。但却是与赛珍珠及中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所希望的截然不同的政府！
对于中国进步民主力量的无耻污蔑，恶劣而毫无根据的臆说，虚构的纽约华侨还乡，以至对封建的家长制度可怜的理想化——所有这些赝品都搬上来了，只为了遮掩着当前中国的真相。
但世界早已知道那真相了。甚至千千万万年轻的梁某陈某也知道了。那真相便是：中国进步力量在共产党领导下，正在建设着一个新的民主的中国。他们服务人民，与美国的“中国专家”由摩天楼上抛到中国土地的，在孤独中摸索的，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捧着伤寒预防针的一些传教士不同。不，他们首先从人民疾苦的根本上着手——消灭帝国主义及地主们的锁枷，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关系，使封建影响从此拔根。这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把她的笔出卖给了帝国主义压迫者的赛珍珠还在躲避。因此，她便全部破产了——政治、文艺、和道德都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