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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纸述评
论各地报纸的评论工作
把二月份、三月份直至四月十日以前的全国各地二十七种报纸作了一次概括的调查研究以后，我们认为目前报纸的评论工作是贫弱的。除了少数几种重视评论的报纸以外，多数报纸的评论是不经常的。在我们所读过的二十七种报纸中，从三月一日到四月十日发表评论篇数不及刊期之半的有十八种。因此加强评论工作是全国报纸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报纸评论工作的贫弱，曾经使得许多关系到本地的事件被轻轻放过了。例如山东大众日报在三月一日至四月十日的十五篇评论中，有关工业生产的只有一篇短评。西安群众日报在同一时期中对西北当地极为重要的民族问题没有评论。浙江日报在三月份只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三八节的，一篇是庆祝农民代表大会闭幕的，而对三月份发生在浙江的其他重要事件没有评论。在二十七种报纸所发表的评论中，普遍地侧重了农民问题的评论，对于城市问题，城市报纸也很少评论。
评论工作的贫弱，一般的解释是缺乏有修养的写作干部。实际上，即使有了足够的写作干部，如果这些干部不与当地实际工作部门相结合，不熟悉实际工作情况，也不可能有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评论。因此，重要的评论不能不依靠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负责人来参加写作。在这一方面，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工作是值得介绍的。东北局宣传部从今年一月起每月召集一次党报委员会，出席这个会议的有：工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财政部部长、银行行长、铁路局局长、文教机关负责人员、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和秘书长以及各人民团体负责同志等。在举行会议以前，报社先后各部门了解他们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情况，据以制定一个月的报道计划和评论计划，在会议中提出讨论，并由到会各部门负责人共同担任完成的责任。由于这个会议的决定，东北许多重要工作部门的负责人都为东北日报写了社论。
一般地说，东北日报的评论工作在量上和质上都是比较成功的。试举四月一日至十日该报所发表的社论短评为例，其中包括了这样的题目：《向一切破坏公共房产行为作斗争》（二日短评），《反对企业管理中的不民主与官僚主义作风》（三日短评），《再接再厉胜利前进》（四日社论，评东北经济建设去年的成绩和今年的计划），《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四日短评，评农村中的换工互助），《克服保安检查中的形式主义（六日短评），《如何贯彻经济核算制》（七日社论），《廿四厂拆毁房屋事件的教训》（八日社论），《滥发调查表格也是一种官僚主义》（九日短评），《保护耕畜，繁殖耕畜》（十日社论）。这些评论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具体的指导作用。
旁的地方的报纸也有采用与东北日报相同的办法来组织评论工作的。河南日报在二月三日发表的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加强河南日报言论通讯工作的指示”，在检讨河南日报“在言论的撰述上，表现为不经常、不系统”以后，作出了如次的决定：“甲、组设河南日报社论委员会……并得因工作需要，继续聘请特约言论撰述人。乙、各地委、市委宣传部组织言论研究小组，各就本区工作斗争的指导需要，撰述专论、来论”。这些决定是很好的。但是，河南省委宣传部和河南日报对于贯彻这些决定，就没有像东北日报有效，因而河南日报的评论工作仍旧是“不经常”的。
在这里，从一方面说，重要的关键是在当地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当然，每一个地方的党委或行政部门领导同志应当时时刻刻记得列宁、斯大林和中共中央对于党报的指示，懂得运用报纸来指导实际工作。但是，这决不是说报纸因此就可以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自己不作一切应有的努力。所以，从另一方面说，重要的关键同样也在报纸工作者身上。报纸工作者必须用自己的有效的工作，来争取党委和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对于报纸的帮助。
此外，报纸编辑部仍然必须用自己的力量写作日常的评论。报纸应当经常针对当天报纸上所发表的对当地最有意义的新闻，向读者表示自己的意见。不能写长篇社论的题目，应当写成短评，这是各个版面都可以有，都应当有的。报纸信箱中的答复，同样是评论的一种有力的形式。在新闻和其他稿件的前后加上编辑部的按语，实际上也是一种评论。河北日报经常在新闻中加上编者按语，黑龙江日报也经常在新闻后面有“编报人的话”。这种按语当然比正式的评论容易写作，而且常常比正式的评论更为灵活生动。报纸上有了足够的社论、短评、读者来信的答复和编辑部的按语，就使报纸变成有声音和有生气了，就使读者在读报时感觉亲切和有指导了。
评论是报纸的旗帜。没有评论，就会失去或减少报纸对群众的领导意义。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可以容许空洞的硬凑的评论。我们的评论应当是实事求是的，有政治内容的，为实际工作所不可少的。废话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反对废话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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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
葛烈勃涅夫
四
必须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改进报纸编辑部对作者积极分子、工人通讯员与农村通讯员的工作呢？
首先应当把编辑部的机构转向对作者的日常有效的工作方面来。应当注意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省、边疆及共和国报纸的编制》的有名的决议，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规定各报编辑必须“……从根本上改组编辑部机构的工作，把吸收广大的非编辑部积极分子来做报纸工作，培养并教育工人和农村通讯员的新干部作为首要的任务”。（《党关于报刊的决议》汇编，一九三页）
其次，决议中以如下的方式陈述了报纸特派记者的任务：“认为在报纸周围组织广大的非编辑部作者积极分子，吸收党、苏维埃及经济组织的工作人员、苏维埃知识分子、工人与农村通讯员参加报纸的工作是特派记者的首要任务。”（同上注）
某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就忘记了这些指示。例如《红色鞑靼报》的十二个特派记者于一九四八年初三个月里一共只寄来作者积极分子的二十四篇通讯与短讯！
报纸的编辑必须这样组织这个工作，为了使得每一个编辑部的同人都认为——除掉个人的文字工作活动以外——吸收非编辑部作者积极分子，教育并培养工人和农村通讯员是最重要的任务。
必须明白，吸收作者积极分子参加报纸工作——是我们报纸工作中的基本问题。
在各地方党组织中要造成这样的风气，就是认为党的积极分子、普通党员的广大的小组必须大家来办报。
列宁永远视文字工作为一般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他写道：所有的党员都应当参加办报的工作。列宁首先要求党组织、党工作人员在文字上支持并参加布尔塞维克出版机关。
乌拉基米尔·依里奇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习惯的想法，文字工作者和记者的工作是在于写，而读者的工作是在于读。他讥笑半奥布洛莫夫（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布洛莫夫》一书的主角），半商人式的原则：“作者写写，读者读读。”列宁写道：“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好像就是新闻记者而且只有新闻记者（意即以此为职业者）才能够顺利地参加机关报纸工作，相反地，机关报只有在那时才会是活泼而有生命力的，即：当供给五个领导的、经常写稿的记者的需要的——是五百个甚至五千个非记者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七卷第四九○页）
如果报纸编辑部和积极分子密切联系，如果她经常地发扬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的高尚的发表欲，那么在报纸面前就打开了业务的广阔的前途。相反地，如果报纸编辑部脱离了人民，脱离了通讯员积极分子，报纸便将开始衰败以至灭亡。
在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同志在祝贺《农民报》时，写道，报纸的第一条守则就是——爱护自己的农村通讯员如同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斯大林同志指示《农民报》说，农村通讯员是报纸的胜利军，报纸的支柱。
第二个改善和扩大与通讯员积极分子的联系的方法就是迅速结束对作者工作的形式主义的态度。
这种形式主义表现之一就是由报纸内部同人代替党、苏维埃、经济工作者写论文的作风。这种作风在某些编辑部已经根深蒂固，直接违反布尔塞维克报纸的传统并给我们的报纸带来了很大的害处。这种恶劣的作风的害处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当我们的干部在报纸上放弃了综合经济建设经验、党与国家工作经验的责任的时候，编辑部就作得不对。事实上，我们这里常常是怎样呢？比如，编辑部想刊登某工厂厂长的论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派了自己的一个工作人员到那个工厂去。他到了那里，在工厂管理科拿到各种报告记录、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写好一篇论文交给工厂厂长签字。这样怎么能谈得到非编辑部作者的特约的、创造的工作呢？但是要知道工厂厂长在报纸上发表论文以前，必须严肃的考虑工厂工作的各种问题，综合确实的事实、现象，给以很好的分析，周密的研究经济工作的经验。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带来益处的、有教育意义的、内容丰富的论文。
第二，以记者的写作来代替作者积极分子的特约的、创造的写作的作风，削弱了报纸的内容，降低了它的水准。某些报纸缺乏对业务的应有的知识，却经常地并完全没有考虑地论述经济的、文化的、党工作的问题。
可惜的是，我们这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报纸工作者，他们认为一切都无所谓，他们什么都知道，也能够写出任何题目的论文或通讯来。这种文字匠准备为任何人写作任何稿件。但是在检查的时候，发现这种工作人员对哪一件事情也是不深入的，不懂得生活，什么也不学习，以一般的空空洞洞的句子敷衍成文，满不在乎。报纸编辑部常常用上了这种文字匠。例如，不久以前，《斯达夫洛波里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夏季种植进程日志。对他们来说，同专家谈谈这个问题以后再写，不知道要简单多少。但是编辑部同人认为他们对农业技术问题也相当熟悉。结果都弄错了。《社会主义农业报》就不得不出来纠正《斯达夫洛波里真理报》编辑部所犯的错误。
最后，代替作者写论文的作风的害处还在于，报纸编辑部在实质上抛弃了通讯员积极分子。在报纸上，在编辑部的报告里，形式地登载一些积极分子的姓名，而事实上编辑部是没有他们的，报纸只是由一小群编制以内的工作人员在搞。
难道这还不清楚么，已经是结束这种非布尔塞维克的作风的时候了。不是代替党、苏维埃、经济工作者来写东西，像我们这里常见的一样，而是教导他们，启发他们对特约通讯工作的兴趣。报纸编辑部对自己的作者积极分子、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日常工作就是必须帮助他们在写作上的提高。
必须经常记得斯大林同志在《真理报》创刊号社论中所说的几句要紧的话：“文艺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只能在文字工作中慢慢培养起来。只有大胆地拿起工作，碰一两次钉子以后，在那时才能学会写作。”（斯大林全集第二卷第二四九页）
第三个改善对非编辑部积极分子的工作的方法，是在报纸上刊登劳动者的来信。这个要求好像是起码的并且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必须再提醒一下。问题在于某些编辑部对待来信的态度是鄙视的，很少发表。
由于这一点，必须谈谈关于报纸编辑部的劳动者来信组。在许多地方劳动者来信组变成了给各机关传递来信与通讯的办事处，如同一般人所说的失掉了报纸的感觉了。而编辑部的劳动者来信组的首要任务是怎样能更多的在报上发表来信。有些劳动者来信组和编辑部的错误的作风，使得报纸失掉了处理劳动者来信工作的许多有意义、有用处的，帮助扩大与积极分子和读者联系的方法。
在对劳动者来信表现热心的、注意的态度的编辑部，采用了许多处理来信的有意思的工作方式。除了发表信件以外，编辑部还根据来信编写了述评、小品、漫画、以“实际问题”、“编辑部信件选刊”、“未发表的来信的反响”为题的其他专栏。
例如《伏尔加公社报》编辑部，有系统地通过自己的报纸告诉作者他们的通讯或来信中所提建议的命运。
这就是这类报道之一：
克洛托夫斯基开采石油矿的一级地质学家斯威肃夫根据编辑部的要求写了一篇《谢尔吉耶夫斯基石油区》的通讯，这个材料将在最近几天的《伏尔加公社报》发表。
古比雪夫城某工厂的工程师马夫林寄给编辑部一封信，信上对报纸开始经常发表各通讯员站的来信，答读者问表示满意。信内马夫林同志给读报建议有系统地刊登关于“在建设中的斯大林五年计划”的题材的通讯。
该报回答说他：
“编辑部考虑了自己读者的建议，并将在报上开辟适合于这个题目的专栏。”
与读者间的这种往来信件无条件地将促进编辑部与积极分子的联系的扩大，吸收新的作者来参加报纸工作。
处理信件的工作——这不是事务主义式的工作，而是创造性的、活泼的工作。应当发表多少来信，应当把他们登载在那一版上，这一切都很重要。必须确定这样一种制度，以便省的、边疆的、共和国的、城市的、区的每一期报纸上都发表劳动者的来信，以便编辑部能利用收到的通讯来决定各经济——政治部门的问题。
编辑部对信件中所提出来的比较尖锐的问题应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就常是这样，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阐明了一个重大问题的来信以后，而编辑部却不发表自己的观点。结果是，编辑部仅仅替来信在报上准备了地盘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的沉默就减低了来信的作用。因此，在编者按语中，在社论中，在来信摘要中，编辑部需要支持劳动者的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第四个扩大报纸编辑部与作者积极分子联系的方法在于彻底改善对通讯员的工作，也就是说，迅速地从根本上改善我们报纸的群众组织工作。
在这里，必须记得，编辑部的群众工作是改善报纸扩大其题材的主要方法。不能变群众工作为某种脱离文字工作和编辑部活动的一个独立的部分；这个工作应该有组织地参加办报的过程，必须和报纸上的各版联系起来。必须对通讯员的全部工作，编辑部的全部群众政策都从报纸在一定时期的具体计划出发，使得它们都能促进改善报纸内容，提高其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编辑部的各组都应该在这方面努力。编辑部运用群众政策（１）保持与群众、与读者的经常的联系；（２）广泛的从工人、集体农庄庄员、知识分子中吸收大量的通讯员来参加报纸工作；（３）培养、教育工农通讯员作者积极分子。
在布尔塞维克报刊的兵工厂中有着不少的有意义的、为生活所证实了的、在社会主义各阶段建设中和卫国战争时期中受过考验的群众工作的方式。
现在简单地谈谈编辑部对作者积极分子、对工农通讯员的工作的基本方式。
个别的工作。个别工作是编辑部与作者联系和在通讯工作中帮助他们的最主要的方式。我们某些记者不善于正确地做作者积极分子的工作，引向了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特别可用以解释报纸工作人员代替党、苏维埃和经济工作者写论文的现象。这也可以解释选择作者的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编辑都有责任以对通讯员积极分子的正确的工作方法教育自己的同人。
在我们这里有关于列宁对作者工作的最好的证明。克鲁普斯卡亚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点。
克鲁普斯卡亚写道：“乌拉基米尔·依里奇指定这位或者那位作者要写一篇什么论文。但是他并不立刻提出要他写，却首先与这位同志谈这个题目，并且详细地讨论它。作者热心地谈着。乌拉基米尔·依里奇按照题目进行启发，从各方面来阐明它。他们好像在进行着普通的谈话。然而在这以后，乌拉基米尔·依里奇突然问问道：“你能不能把这题目写一写呢？”于是这位同志就开始写了。”
这就是对作者个别工作的典型的例子。我们报纸编辑部的同人应该这样学习做自己的工作。
有时候有人问，怎样才能使得某一位作者写出一篇编辑在指定时期内所需要的论文和通讯呢？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作者，在这里什么是允许作的和什么是作不得的？我们觉得必须用以下的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编辑工作者代替作者写论文，这是作不得的。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完全拒绝对他们的帮助。这种帮助应该在那里呢？例如，某一位编辑或编辑部工作人员与党、经济工作者、工程师、斯达哈诺夫工作者说好在报纸上写一篇指定的文章。必须与这位同志详细地谈，说好在论文中应该阐明那些问题，利用那些材料、事实。这样谈话的结果可能就组织好了这篇论文的提纲。然后作者的独立工作就开始了；他写论文并且向编辑部交了卷。当然，在编审过程中可以有文字上的修改。这一切都完全允许的，但一定要得到作者同意。
和通讯员们的通信。我们报纸的编辑部同样的用通信方法与作者们保持联系。编辑部回答收到的通讯和短讯，给作者以写作的任务，邮寄计划等。这一切都是与通讯员联系的通常的和主要的方法。但必须结束这个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必须这样进行通信，以便促进通讯员的提高、学习，帮助编辑部获得报纸材料的更多的来源。
许多报纸编辑部按时地为工人通讯员与农村通讯员做备忘录。这个与通讯员联系的方法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在备忘录中编辑部把最近的计划通知通讯员，指示他们报纸所需要的题材，启发他们怎样能将题材研究得更好等等。编辑部必须细心地编制这种“备忘录”，按照作者的不同的范围进行分类。
作者积极分子会议。近来报纸编辑部开始经常地召开作者积极分子、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的会议。
这种会议经常是由编辑部各组或编辑召开的。由各组召开的会议讨论各组想在报纸上提出的具体问题。由编辑召开的经常是关于报纸一般工作计划的积极分子会议。在这种会议上，编辑部总是得到自己的积极分子的一些宝贵的、合理的建议和批评。
罗斯托夫《铁锤报》编辑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党的生活组召开了如下的会议：宣传员的，党小组组长的，区党委指导员的，集体农庄党组织书记的。工业组工作人员召开了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的，经济工作者的，各种经济预算的，工业技术学校的，运用新技术的等等会议。
除此以外，编辑部各组还举行作者积极分子的每月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各组一个月的工作总结和下月工作计划。各组会议的经常的参加者：农业经济组——该省主要农业技师，农业经济各部门的专家，集体农庄业务会议主席，某些拖拉机站站长和集体农庄主席；工业组——火车工厂工程师，建筑师，运输工程师，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经济专家，墙报编辑。在宣传组、文化与生活组所召开的会议上，参加者有三十多个罗斯托夫的科学工作者，教员，演员，作家。
一九四八年五月间编辑部召开了罗斯托夫城党——苏维埃积极分子会议。会议参加者听取并讨论了编辑部关于《铁锤报》工作的报告。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和意见。特别是谈到《铁锤报》应该加强对思想工作问题的注意，广泛地传播工厂和集体农庄的先进者的经验。指出该报应当经常地登载宣传论文，讲演报告，关于祖国科学、文化、艺术成就上的材料，广泛的登载关于地方生活的报道。
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冬季有许多报纸的编辑部举行了全省工农通讯员会议。联共（布）党省委会和《苏维埃西伯利亚报》编辑部在新西伯利亚所召开的这种会议举行得很好。
参加会议的有二百一十五人。其中有秋明省，鄂木斯克省，托姆斯克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和阿尔泰边疆各报的代表。
参加会议者的全部发言都特别着重下列思想：报纸编辑部早就应当真正地、严肃地从事工农通讯员的和下级报刊的工作。
会议的参加者通过了关于组织报刊工作者和边疆及西伯利亚省西部的工农通讯员在报纸上更好地阐明农业经济方面问题的竞赛的决议。
《苏维埃西伯利亚报》编辑部工作人员详细地讨论了工农通讯员会议上的总结，特别讨论了对报纸所作的批评性的意见，并拟定了根本改善编辑部对工农通讯员和对积极分子的所有群众工作的具体办法。
在召开这个或那个非编辑部作者会议以前，必须精确地并明显地确定其目的：编辑部从会议上想得到什么和它在会议上想教授自己的作者一些什么。只有在周密准备的条件之下才能够估计到报纸的任何群众政策的成绩。
作者积极分子研究班。可惜的是，这种工作方式到现在还是开展得很弱。研究班对非编辑部积极分子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些研究班巩固编辑部与工农通讯员之间的联系，帮助报纸积极分子提高政治水平，以必须的通讯工作的技巧灌输给他们。
工农通讯员积极分子研究班可以由编辑部，及大企业和各区举办。如果研究班是在各区或在工厂里组织的，那么它必须与区报纸或工厂报纸编辑部共同举办。
这种研究班的课程普通是十——十二课。课程大致可以包括这一类的问题：报纸当前任务（二——三次关于报纸各部门工作的学习）；报纸材料的文字形式和种类（论文、通讯、新闻评论、小品文及其他）；通讯员的创造性的工作；墙报编辑部工作及其他。
某些编辑部为工农通讯员积极分子举行了经常的学习辅导。例如，在《苏维埃立陶宛报》（维里纽斯城）上就有着这样一类启事。
“工人通讯员的学习辅导”
本日午后六——八点在《苏维埃立陶宛报》编辑部（公社街三号楼下）工农通讯员办公室举行工人通讯员和非编辑部作者积极分子的个别辅导。
该报这种方法是值得赞同和鼓励的。
工农通讯员站。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站已成为我们报纸工作的业务了。在报上所发表的通讯员站的材料，如同定理一样，永远是有意义的、内容丰富的和起作用的。读者以最满意的心情来接受这些材料。
近来有许多省报通过工人通讯员和农村通讯员站来检查集体农庄、拖拉机站和苏维埃农场的春耕准备，各企业的经济制度，贸易组织，商店，餐厅，文化教育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工作。
《乌拉尔工人报》（斯维尔得洛夫）和《红色北方报》（伏洛格塔）编辑部很好地组织了检查贸易组织工作的通讯员站。
土里《公社报》工人通讯员检查了日用必需品生产的状况。
《伏尔加公社报》（古比雪夫）编辑部通过通讯员站来检查了省中心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他们怎样接待访问者？机关同人怎样对待因公事或私事而来的访问者？编辑部给工农通讯员——通讯员站的参加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工人通讯员在某些机关里发现了在工作中基本文化的缺乏，对人的官僚主义的、客客气气的态度。结果在报纸上登载了从作者中来的尖锐的通讯所编成的专栏：“访问者到机关来……”。这些材料都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应并起了正确的作用。不久以后在以“本报反响”为题的专栏里发表了一些受过通讯员站尖锐批评的机关领导者关于他们正采取什么方法消灭所指出的缺点的声明。
该报在以“工人通讯员，为了节约、反对浪费而战！”为题的专栏下有系统地发表了来自古比雪夫各工厂通讯员站的通讯。
通讯员站——是报纸工农通讯员和作者积极分子的集体工作的宝贵而有效的方式。除了作者积极分子以外，通讯员站还经常吸收一些具有通讯工作经验的新人员，他们在学习着研究所收集的材料，做出应有的结论来。这样，编辑部就利用通讯员站扩大并教育了自己的积极分子，使报纸得到了他们的内容丰富而有意义的材料。
通讯员站的成绩如何首先要看编辑部布置通讯员站的精确性如何。这种布置必须包括下列基本方法：选拔通讯员站及其领导者；对通讯员站参加者的详细的指示；各站的具体任务；在报纸上发表足以说明通讯员站成绩的计划；吸收区报纸与工厂报纸来参加通讯员站。建立了通讯员站以后，编辑部必须顽强地争取工农通讯员站所提供的材料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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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部的布置中可以有许多吸收劳动者积极参加报纸工作的方式。如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经验论坛，各种写信会议和代表会议，通信，公众检查等。实践指明，广泛地运用这种群众政策扩大了编辑部获得材料的来源，活跃了报纸的篇幅并带来了良好的效果。
有些编辑部召开了记者和作者积极分子的创造性的联欢晚会。例如，《社会主义顿巴斯报》编辑部就组织过这种晚会。编辑部邀请了国内两个最大的突击建设竞赛的参加者——“亚速夫建设工程”和“扎波罗什建设工程”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和指导者作为客人。在这个友谊的联欢会上，“扎波罗什建设工程”的工程师和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叙述了建筑家和装置家在执行政府的任务中如何达到了光辉的成绩，并保证了斯达哈诺夫式的速度和建设装置工作的最高质量。
这个联欢会使编辑部准备了并且在报纸上登了一栏从联欢会参加者的发言中所选出来的有意思的材料。这一栏叫作“‘扎波罗什建设工程’的经验教训”。这个材料无论对《社会主义顿巴斯报》的读者或对编辑部同人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乌克兰真理报》编辑部与基辅市图书馆馆员和目录家举行了一次联欢晚会。在这个联欢会上，发言者对该报书刊评介组发表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广泛地交换了关于市图书馆图书介绍的意见。
联欢会的参加者热烈地表示愿意积极帮助该报编辑部书刊评介组的工作。
最近在某些报纸上又发现了种种有意思的工作的群众方式。
在农业经济先进者的经验的宣传方面，值得指出的是《伏尔加公社报》的集体农庄函授大学，《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工人报》的先进经验学校，《共产党员报》（萨拉托夫）和《红色库尔干报》的先进经验论坛。
仿照《劳动报》的办法，斯达哈诺夫工作者的集会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现在伊凡诺夫《工人边疆报》，乌拉基米尔《号召报》和其他许多报纸都举行了这一类的晚会。哈巴洛夫斯克《太平洋星报》辟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俱乐部”专栏。
《基洛夫真理报》辟了“党工作者论坛”专栏，许多报纸进行了集体农庄党组织书记的写信会议。
《第聂伯真理报》（第聂伯彼得洛夫斯克）举行了工厂内部后备力量的公共检查。由于这一事件，有三十多个工程师、技术人员、企业领导者在报纸上发表了论文。
有些编辑部也采用了类如“登记表”这种有趣的方式。近来《库尔斯克真理报》把登记表寄给了集体农村主席，三人小组组长和其他集体农庄的工作者。这种登记表寄给了三千五百个人。《社会主义卡拉干达报》向一百个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在研究些什么以便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在贯彻着那些合理化的建议”？差不多所有的收信者都回答了编辑部的问题。
《太平洋星报》（哈巴洛夫斯克）编辑部用广播要求正在航行的许多船长们讲述海员们的工作日。船长们响应了编辑部的要求。他们的回答发表为以“海上劳动人民”为题的夺目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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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群众工作，必须特别指出报纸编辑部与自己的读者的经常联系的必要性。不待说，编辑部与读者的脱离有害地影响着报纸的全部工作。编辑和编辑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知道，今天读者向报纸要求知道报纸所发表的材料反应如何，外间建议些什么。我们必须经常关心怎样才能更好的满足读者的要求，使得报纸的每一句话——布尔塞维克报纸的话——达到每一个劳动者，启发他的思想，提高他的生产的和社会政治的积极性。
列宁给读者的反响、批评、建议以很高的估价。在一九一○年关于《工人报》出版的声明中，他写道：
“我们依靠地方组织和各个工人小组的帮助，因为只有他们对报纸的积极的工作，只有他们的支持，他们的反响，他们的论文、材料、报告和意见才能够使报纸站得住，并保证《工人报》出下去”。（《布尔塞维克报刊》文集第一二七页，一九四○年版）
必须经常召集读者开会，和他们商量。在这里，我们需要的不是堂皇的会议，而是与读者的关于报纸工作的谈话。让读者说出他喜欢报纸上的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他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读者—是报纸工作的最尖锐的批评者和最好的助手。
我们的报刊没有批评，就不能够发展并完备起来。这样，报纸工作者就应当经常向读者问他对报纸作何看法，注意倾听读者的批评性的意见和他们的建议。
报纸编辑部的群众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改善对作者积极分子工作的方法就是如此。
（徐滨译） （全文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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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
学习《论报纸上的消息》笔记
王坪
《论报纸上的消息》一文所论列的每一件事，都是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所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着的。所以读来使人感到具体、细致、亲切、启发性很大、帮助很大。
过去我们也曾经做过业务总结，但由于没有钻到工作的细小环节里去，总难免泛泛而谈；有时甚至把一些关键性的具体事件错认为是不值一谈的“琐事”而抛出总结以外，例如该文中的六、七两节——“报纸上的错误的来源”和“编辑部对稿件的检查”所说到的记笔记、校正姓名、电话传稿、对照原稿等等，都是属于我们过去所不愿把精力化费在上面的“琐事”。然而，“致命的混乱”、“使作者和报纸都窘住了”的各种各样的错误，就是从这些被人忽视的“琐事”中产生的。“错误是赶急、轻率、自慰的结果”，我们把一些自己认识得不准确和不正确的事，看成是不值得重视的“琐事”，正是一种典型的轻率，一种典型的自慰，因而使我们多出了很多应该避免和可以避免的错误。以我个人来说，多带几枝铅笔这样的业务经验是早就有了的，但一直把它当作小事而未认真做到，以致在最近还犯了一次过失：为了记录一次重要谈话，我的自来水笔墨水用光了，便向我访问的对方——一位负责同志——借他的自来水笔使用，一不小心，掉到地板上，把笔头碰歪了，弄得大家都很窘迫。
关于新闻的时间性，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新闻”这两个字的本身便包含着强烈的时间性。但至今仍有不少新闻工作者局限于农村习惯，把它看成“小事”，认为只要在政策上无问题便万事大吉。他不知道，正确掌握政策，是完全必要而且是基本的方面，但在使用新闻这武器宣传政策和反映政策时，如果能够及时就更有效果、更有力量。“在一个会议开幕两三个星期后才写关于该会议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思呢？……应该非常严格地遵守稿件的新鲜性的要求。”这确实值得忽视新闻的时间性的新闻工作者密切注意。我们对于很多读者所反映的：“这事已经过去很久了怎么才登报呢？”的批评常常是冷淡的，这是不正确的态度。
我们要钻到业务的深处，搜寻容易发生错误的细小的环节，改进和加强我们不成系统的、半生半熟的新闻业务。这是我学习《论报纸上的消息》的第一个强烈的启发。
第二个强烈的启发是我们过去和今天，都太忽视用“活生生的例子”，用“生活的逻辑”、“事实的逻辑”作为报道的内容了。“我们还很少对工厂、乡村、部队生活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列宁：《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新闻总署在去年十月廿三日所发的“关于加强实际工作报道的指示”中指出：“至于有关实际工作动态的新闻，则十分稀少。”新闻总署要我们“除了报道一般政治动态外，必须经常地有系统地，反映和指导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由此可见，忽视活生生的事例的报道现象是很严重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我检讨出下面的一点：
我觉得：有一种脱离具体条件的思想在我们之中存在着。这就是我们常常孤立地去“钻问题”，去写经验教训的文章，认为这样的文章才有“指导”意义。没有认识到“消息在其本质上就是实用的”，每一件具体事实的本身就有逻辑，我们要是把事实的本身恰当地反映出来，“事实的逻辑”便是教育。有了那种脱离具体条件的业务思想，必然地忽视甚至轻视报道活生生的具体事实，便不能不停滞在采访“嘴”（与负责同志谈谈）及采访“文件”（看看总结之类）的阶段而无法和不愿深入，因而写出来的东西便难免是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等干巴巴的一套。我们不善于“用社会主义建设的（在今天的中国来说，便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下同。——作者）活生生的例子来教育劳动者”、“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活生生的具体事实中，让读者看见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我们还不善于“将事实选择得使其自己能够为我们、为我们的事业而发出呼喊。”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中所讲的话，今天对于我们还有着非常重要、非常新鲜的意义：“……我们还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动的具体的榜样和模范去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纸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
我仔细学习《论报纸上的消息》这篇论文是在鞍山，当我明确地认识到“有系统地和全面地阐明全国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各边区、各大工业中心与文化中心的生活，是该报（指真理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该报每一个通讯员的基本任务”时，我的视线所触，听觉所及，觉得到处都是生动活泼、富有教育意义、令人感动的新闻材料，再也不感到干枯、无味了。我认为把写经验教训之类的总结文章，请担任实际工作的机关和负责人去写，记者的责任只是协助编辑部组织或督促他们即时写出。这就可以以最大的精力和时间，学会“深刻而令人信服地表明我们沸腾着的现实中的事件和现象”，学会“用具体事实表明党的口号在生活中的体现，或表明阻碍这一体现的原因”。这才是记者的职责所在，这才能充分发挥记者的职能。
注：文中所引各句，除注明出处外，都是引用《论报纸上的消息》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