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国际问题
“美国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样？
梅豪士
美帝国主义的喉舌，天天在叫卖着“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样子呢？这篇文字是根据一位在美国住了多年的作家关于他在美国见闻的谈话写成的，可以帮助答复这个问题。
美国人一向以民主自夸。但说来也许令人不信，它在法律上却并不是一个民主国。美国的宪法上只规定美国是一个共和国而没有规定它是一个民主国。最近美国南方的一些民主党人就在国会大叫：“美国是共和国，不是民主国。”
美国南部几州的人口有二百万，但参加参议员选举的人不足一万名。很多地区的黑人和没有钱的白人都因纳不起人头税而被剥夺去了选举权。阿尔巴马州有一条法律规定选举委员会可有权要求投票人解释宪法，不能解释宪法就没有选举权。这些委员老爷当然不会叫白色选民来解释的，他们只要求黑人解释。有一次，选举委员要一位黑人选民解释宪法上的一个问题，这位黑人不能回答，当然也就被剥夺选举权利。后来他们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州立大学法学院长去研究，这位法学博士研究了三天才作出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说：“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
有些人说美国是一个新教国家，但这几年来，天主教已蒸蒸日上而具有压倒之势了。如所周知，教堂是美国人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尤以在小镇与乡村中为然。在这些小镇与乡村中，美国人所可解闷者就是无线电、电影、酒巴与教堂。教堂里有时装表现、有跳舞会、有演讲，也有一种叫Ｂingo的赌博。赢钱的人要拿出百分之十五给上帝作头钱。对教堂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有一次纽约州通过了一个禁止Ｂingo的法案时，各派牧师都起来反对，结果这个法案是被废除了。
美国宗教中最反动的就是天主教。梵蒂冈在美国的头子名叫斯比尔曼，他有一次曾发动天主教学生去破坏罢工。还有一个天主教华盛顿大学专门在那儿替国务院训练外交人员，百分之四十的国务院新官员就是从这个学校里出来的。
美国的无民主又可在少数民族问题上看出来。最先生长在美洲的印第安人早已被美国人用清剿法把他们消灭殆尽了，现在只剩下很少数的印第安人被指定居住在圈定的区域内。
在美国，墨西哥人也是一个可怜的少数民族，他们做的都是苦工和粗工。美国人把他们当牛马一般装运来往。需要时把他们招来，不要了又把他们驱逐出境。美国电影中的好人都是黄金发的白皮肤人，坏蛋总是非盎克鲁撒克逊人。
少数民族人数最多的是黑人。他们有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美国对黑人的定义是与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定义一样的。不管有几代，只要你的祖先系统中有一个黑人，你就成了黑人。有一次，一位黑人的大学校长和当地的两位参议员为了学校事到华盛顿谒见总统。这位黑人长的是黄头发、白皮肤、碧眼睛、而且又姓白（Ｗhi—Ｔe）。总统待他们坐下后就对坐在左边的黑头发的参议员说：“你知道我对你们黑人态度一向是如何的吧！”那位参议员站起来说：“对不起，我是盎格鲁种呵！”总统自感冒失，马上向右边那位肤色不大对的朋友说：“我刚才的话原来是对你讲的呀！”那位先生也跳了起来说：“我是纯粹欧洲种呵！”总统吃了一惊说：“白先生，你一定也不会是黑人呀！”
歧视黑人的现象最盛行于南方。在那儿，坐公共汽车是黑白分开的，白人的旅馆、饭馆、医院等是不准黑人进去的。我们常可看到一个被汽车辗伤的黑人暴尸在街上，因为白人医院不肯收他，而黑人医院又少得可怜。第二次大战中，甚至连美国军队的厕所也分了黑白两种。
在华盛顿，黑人不能进高贵的饭馆或旅馆。有一次，总统要在“革命儿女大厅”招待阿比西尼亚王，但有一位白色女士非要赶走黑人不可，所以这位黑国王只好退回去。还有一次，总统介绍海地总统往纽约华尔道夫大旅馆，旅馆老板不好拒绝，就把旅馆的一半都空了出来，特准备了一个升降机，供这位海地总统一人使用。这些例子简直举不胜举。不妨再说一个典型的私刑例。照美国的法律，来往于两州间的公共汽车是不能有歧视黑人之举的。但有一位从大战中退伍的黑人士兵乘了这种公共汽车回老家佛吉尼亚州，司机在开到州界时忽然要请这位黑人下车，黑人就以法律为凭不肯下车，司机就请当地的警官来把黑人拖下车，而且还挖去了他的两只眼睛。后来黑人向法院起诉，判决的结果是：黑人违抗警官，处徒刑一年。
美国反对犹太人也不稍逊于希特勒，美国大学都秘密地限制犹太学生人数。至于美国歧视亚洲人，那也是不必提了的。
美国对自己的经济一向很自傲的。但即使照很同情资本主义的记者根室说，美国人有二分之一其每月收入不足一百二十二元。这些钱只够租一间像样的住所而已。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的失业人数有五百万，若把半失业的算入，则有一千八百万人。不过杜鲁门总统还在那儿很骄傲地说：只要失业人数不超过六百万，这种失业是很正常的。
有一位叫约翰生的所谓“经济学家”沾沾自喜的说：“每一个美国人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中有其一份资本。”不错，持有一二张股票的美国人的确不少。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经济民主化。但事实却完全相反。在从前，你若要控制一个企业就须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但现在你只要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股票就可控制全体了，因为那些零星散户根本就不管事，也管不了事。
美国现在已有人发明了可用十年的灯泡，但资本家不愿制这种灯泡，因为这种灯泡将使灯泡商的生意一落千丈。美国最近才较普遍地使用电视了，其实这东西在十多年前早已发明，因为无线电商不愿它早出世，所以就搁了十年才拿出来。
金钱已成了美国社会的拜物教。从下面一件小事中就可看出来：在法国，领带别针的形状是鸡心；在德国，别针的形式是剑；在美国，它就成了金钱形。假设现在有一个黑人在白宫服务了四十年而告老退休了，那他将得到什么报酬呢？他一定将得到一张一元钞票，上加总统的亲笔签名。在别的国家内，人们常在桌上的镜框内放上自己爱人的照片，但在美国，这里头放的却是他第一次赚到的一张钞票。有一句老话说：时间是金钱。所以美国人一天到晚在匆忙中，惟恐失去时间，也就少了金钱。有一家纽约酒馆中就挂了一个很好的广告说：“请喝两磅装威士忌，一喝就醉，好节省时间。”
在普通的国家内，为防止森林失火计，会在森林中挂“小心火烛，请勿违法”的牌子。但在美国的牌子上写的却是“若一失火，你就赔不起呵。”在普通国家内，我们问及某人地位如何时，对方的回答一定是说他做的什么事，但在美国，他们的回答将是：“他的薪水一万元！”再说，当我们有什么新的意见时，我们是向人提出意见。但美国人不爱用“提出”两字，他们喜欢说：“我向某某人卖出了我的意见。”不错，美国国务院的“美国之声”就是专门出卖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机关。
这种社会中所产生的文化当然也就幼稚得可笑。你常常可以在美国电车中，看到一些道貌岸然的绅士在津津有味的阅报，他读的是什么呢？不是新闻，而原来是小孩儿看的连环图画。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麦片中最畅销的是克洛革牌麦片，因为这个公司善于做广告，说一个人吃了这种麦片可身强力壮，甚至说吃了它会力举千钧、飞檐走壁。这种荒谬的事也只有在美国吃得开。
美国的电影不是西部片就是犯罪片。还有一些胡说八道的佳人财主片，描述一个穷女孩如何嫁给了一个百万大富翁。在美国书报摊上，你经常可以找到一、二十种迷信算命书籍，听说好莱坞最近又发明了一种新佛教。有一位美国人发明了一种人造雨机器，但当人家问他怎样发明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是因为上帝赐给我这种思想，这是天主教的功德呵。”正如史坦倍克所说，美国艺术家的地位仅在小丑与驴子之间。我们都知道大学教授是一个多么可贵的头衔。但在美国，当人家看不起一个人时，就会不屑的骂道：“哼，这个大学教授！”
这种堕落的文化也反应了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如所周知，美国连环画中有一个最著名的就叫做超人大力士，据说他会枪弹不入，飞行拳击，而且专门挽救受难的漂亮女人。杜鲁门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这种美国式的超人外交，他认为美国只要吐一口痰就可把中国压倒，只要动一个手指就可把世界镇平。
除了堕落以外，美国的文化还有一个商业特点，这就是大量生产。但美国人没有时间看，所以大量生产的形式就成了摘录。它把小说、剧本、或其他任何书籍缩成很短的东西，专供那批没有时间用脑筋的人阅读。美国的舆论也是可以大批制造的，大批定货的。甚至同一个作家，可以同时写出两种主张绝对相反的论文，登在两个新闻托拉斯所属的各地报纸上，而恬不为耻。
美国人天天在骂马克思主义，那他们大概多少会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吧！事实上却并不如此。美国政府中的人竟以“我从来没有念过一句马克思作品”为自荣。新闻记者口口声声反共，问他们“你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意义呀？”他们说：“共产主义是一个最普遍的名词，这难道还要解释吗！”但他们二十人中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什么是共产主义。
美国的科学与学校当然也不能不商业化。美国大学的副校长就大多是专门负责弄钱的。艾森豪威尔在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就夸口说他要为学校弄一万万美金。捐钱的人可不肯白捐钱的，他们是有条件的，他们不许学校培养反对资本家的学生。有一位纽杰西大学的校长说：“我想真正培养一些正义的工会领袖，但我竟因此而不能向工业界领袖捐到一分钱。”
大家知道，美国陆军部有一大笔研究费，美国各大学为了想争取这笔款子中的一小份，就不得不迎合陆军之意，开了一些军国主义的课程。
现在，美国已成了收容共产主义叛徒的大本营，这些叛徒们只要写一些攻击或污蔑苏联的文章就可大发其财。美国在开国时，人民是最看不起叛徒的，不料他们的子孙却成了专门捧叛徒的人了。
如果华盛顿现在活着，仍然在某一个殖民地领导独立运动，并且因为不小心而来到美国，那杜鲁门一定会把他关起来的，因为华盛顿竟敢倡导革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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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问题
美国的农业危机与农产品倾销
拉波夫著 陈凤文译
美国的农业危机以如此飞快的速度发展着，以致连美国的“大”报纸对于这种由于大量农产品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而引起的复杂性再也不能予以漠视了。在不太久以前，美国的农业远景还被描绘得灿烂夺目，而现在甚至官方的农业部公报也说，农产过剩的迅速增加及输出的剧烈下降使得情势极为严重。
纽约先驱论坛报称：“美国农业商品市场显示出关于商品信用公司巨量存货的日益增加的反常迹象。”
巴隆氏周报提出下列数字，表明商品信用公司（政府的一个独占事业，经营农产品的买卖、贷款及输出）所握有的“剩余品”：棉花四百万包，小麦一亿九千二百万蒲式耳，四亿零四百万磅亚麻仁油，牛油一亿多磅，乳酪五千万磅，蛋粉七千万磅等等。
该周报对于出口前景异常悲观。农业部仍然期望输出三亿七千五百万蒲式耳小麦（因而就承认了官方的预计输出四亿五千万蒲式耳的“计划”是毫无根据的），但巴隆氏周报认为输出将很难超过三亿一千万蒲式耳。可以把这和一九四八至四九年农业年度的输出五亿零二百万蒲式耳小麦比较一下。
纽约时报估计，随着国内农产品消费的不断低落而同时发生的是今年美国的农业输出价值将减少五亿美元的庞大数目。
政府的维持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其结果就是商品信用公司手中积蓄了无销路的巨量过剩产品——正被大工业及银行的独占者们所控制的报纸猛烈地攻击着。
花旗银行的“每月通讯”称：
“商品信用公司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农产品价格的净支，目前估计约达十四亿元，或较去年一月高出八亿元……。在一九四八至四九年的财政年度间，商品信用公司报告运转损失六亿元（而不是一九四八年一月所预计的一亿六百万元——拉波夫）。维持价格活动的严重扩大，不仅保持了食品价格较其应有的价格为高，同时又强加给国库以财政重负并使预算入不敷出。”
纽约时报也同样急急忙忙地表示：
“由于维持价格活动的结果而被美国政府累积起来的农产品的巨量过剩，有人害怕目前的农业计划正陷于失败。”
对于美国农业情况的如此直言不讳的估计，初看起来使人颇为惊异。但解释也很简单：随着经济危机的迫近，维持农业价格使得工业独占者们日益愤恨起来了。争取政府津贴的角逐，使得各种工业中的独占者们，谈出了一些关于美国经济情况的痛苦的真象，并且一些内幕“秘密”也脱口而出了。
“目前的农业政策，”纽约时报称，“亦被认为是逐渐消灭小农的政策。”
惟有论战的热情，才驱使纽约时报对于这种情况给予如此直率的评价。
但是，美国农业政策的主要方案——强迫缩小主要收获区域及支持某些农产商品的保证价格——真的是打算用来挤掉小生产者而支持那些经营农场生产的独占者们和大富农的。
这两种方案在农业商品达到很大程度的生产过剩的三十年代中，为美国政府所采用。但这两种方案都全盘失败了。
在资本主义之下试图“计划”，即便他们不想发展生产力而只想予以限制，但由于生产的无政府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失败。由于农业资本家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利用他们因缩小耕种面积而得到的津贴以采用更有效的耕种方法，有计划的减少产品就不能成为事实了。对于小农，由于他们低劣的技术装备，耕种面积的缩小就意味着悲惨的破产。但这种小农耕种面积的减缩实际上对市场的总产量毫无影响，小农所能给予市场的是很少的。因而，企图消灭农业的生产过剩，只是加速了挤垮小农的进程而已。
对于大小农场规定按照相同之百分比缩小耕种面积，同样也正是吹嘘的资产阶级平等的另一证明；这种平等正如阿纳托列·佛郎士所讽称：富人和穷人都不准在桥底下睡觉。
购买或津贴过剩产品的政策，作为支持价格的手段，已证明了是无效的。
但在一九二九至三三年的严重的经济恐慌的五年中，这种政策耗费了美国纳税人三亿五千万美元，现在，在一九四九至五○年一年之内，据最近华尔街专家的估计，最好的话也需要十四亿美元，而搞的不好就要二十亿美元了，这看起来是最有可能的后果。
这些庞大的支出并没有达到吸收存货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商品信用公司手中毫无意义的“剩余品”的累积。
既然这些措施的整个目的在为那些掠夺农业的独占资本家的利益而支持市场价格，自然，这些剩余商品，便没有以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抛售了。另一方面，国外销售的机会不断地缩减，美国农场经营者们“今天面临这一‘冷酷事实’，即外国将不会用稀少的美元去购买现正堆积着的美国农产品。”希望以“马歇尔计划”来处置这些“剩余品”的企图是一种成为泡影的幻想，早就不再被认为是有效的形式，甚至是不值一提的了。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就是在最好的环境中，处理这批存货亦是困难的。它不能以加深市场不景气的方法在国内销售。这样，出口便成为合乎逻辑的方法，但是一九五○年的出口前途并不乐观。商品信用公司预计今年借款及购买必会同样地进一步扩增，现正准备向国会觅得增加二十亿美元的借款权”。
其结果是一种恶性循环。
由于美国经济陷于高度腐朽的状态，农场产品不是正常地在国内市场上出售而是被毁灭掉，不是在通常的商业条件下被输出而是在国外倾销。
农产品被毁灭的程度是没有公开的，但是根据报纸上稀少零散的消息判断，它一定是很巨大的。
相等于二十五亿个鲜蛋的鸡蛋粉贮藏着，按正常的消费率，就是停止生产也需要十年才能消耗完。由于贮藏的不小心，这些货品已经在腐败了。其他乳制品如奶粉、乳酪和牛油也是如此。
巴隆氏周报说，只有立即消费掉才能避免这些宝贵食品的大量损坏。并称：“约二亿一千万打鸡蛋被从市场上拿走，结果是因干制而被毁掉了”。至于牛油的存货，它们显然地“不是在纳税人的餐桌上而是在制肥皂的锅里被弄光了。”
纽约时报有一次偶然地报导称：“给政府贷款做抵押或在贸易协定下堆积起来的玉蜀黍，都有些腐败了，有些是百分之八十腐烂了的”。这几乎是公开承认宝贵的谷物在被毁坏着。在一九四八——四九年度结束的时候，美国的玉蜀黍贮量计有二千六百七十万吨，预料一九四九——五○年度将增至三千四百二十万吨。从该数字几近一倍于一九四二——四三年度的最高纪录的存货量就可以看出它的意义了，况且自那时起市场实质上已经缩小。
毫无疑问，商品信用公司在一九四八——四九年度六亿美元的净亏主要的是毁掉了的粮食的价值，而这必需由纳税人来承担，其中十分之九是由工人群众承担的。
以毁灭粮食的方法来消除生产过剩，是当千万劳动人民的穷困与一小撮寄生虫的巨富间的矛盾真正在动荡着的资本主义腐朽时期之高度特征。资本主义对被它剥夺的千万人民所犯的滔天大罪曾被斯大林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深厚的人道主义如此地描写过：
“必需承认，一个经济制度，在群众被匮乏和失业、饥饿和痛苦所紧扼着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处置它的“剩余”产品，而只能烧毁它——这样一个制度签署了它自己的死亡的传票。”
资本主义不断地腐朽是很明显的，在一九二九——三三年的危机中，只当危机达到顶点时才开始大量毁灭粮食，而在目前的危机中在危机起始时就开始毁掉粮食了。
津贴粮食出口的范围和方式同样具有美国农业的特征。
在美国农业品出口的历史，上倾销曾一贯保有显赫的地位。美国独占资本家们掠夺般地强加地租及对农业剥削至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程度的结果，美国的农场产品越来越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了。过去的几十年中，各种方式的倾销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不变的特色。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整个时期中，掠夺着美国农业的独占资本家们，企图用一切可以想到的方法来增加农产品的出口，特别是五谷：如赊卖，特殊贷款，秘密倾销（联邦农场局的措施），以及公开倾销（自一九三三年开始的出口津贴）等。他们相信这些策略会把他们从危机中拯救出来。在三十年代的初期美国采取了露骨和公开的倾销。然而就是倾销也不能保证美国谷物在世界上有足够的销路。这是由于生产费用经常上涨，以及为美国工业独占资本家们的利益而建立的关税壁垒，既然谷物进口国的工业品不能卖给美国，它就限制了美国农业品的出口。
纵使尽了一切努力，美国也不能防止在两次世界大战间谷物出口的不断下降。只有由于战时投机事业的突然好转，世界市场的分散以及谷物进口国家农业的剧降，美国的粮食出口才不用津贴而达到相当大的比率。但一旦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灾的国家的农业因受到严重破坏而刺激起来的好景象结束了，美国农业的一切病症又立即重现出来。
美国利用“援助”计划（一九四七年秋）之执行，采行了远较从前所有对顾主之危害尤大的秘密倾销方式。战前，美国规定了出口花红是用来消除入口国家之关税壁垒的（美国的农业出口史雄辩地证明了在许多情况之下，这是未能奏效的）。目前的秘密倾销方式——“补助”制度——其结果是绞杀了接受美“援”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破坏了他们的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西欧国家对于此种“补给”必须付出高价之事实，如就美国之纳税人而论，亦不能不算为一种倾销方式；正如他们担负着早先的“计划”费用一样，他们必须负担执行“马歇尔计划”之用费。
除掉新的倾销方式以外，美国又于一九四九年恢复了古旧陈腐的方式——国际小麦协定中所规定的津贴小麦和面粉出口的方式。出口花红高至每蒲式耳五十六分钱，差不多达到了早先的最高补助金的一倍。除谷物外，津贴的范围并扩展至鲜果、干果、鸡蛋粉、乳制品、马铃薯、棉花等等之出口。
在最近的官方倾销计划（一九五○年一月）公布以前，某些货品之出口花红高达国内售价的百分之五十。例如目前的鸡蛋粉之花红将近商品信用公司的收购价格的百分之七十，而马铃薯则以每袋（一百磅装）一分之象征性价格“售”与出口商，当时正常的趸购价格是二元零一分。
根据现存之美国立法，关税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可作津贴农业出口之用。近年来国会通过了允予实际上无限制地资助倾销的一些法令。
然而，美国在任何可观的规模上扩大倾销并无成果。这种可能性是给“马歇尔计划”之失败和入口国家的美元荒所严重地限制了。
在这一方面，有趣的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一伙专家们创作了设立国际商品票据交换所之计划，并且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该组织最后的一次会议上，还加以讨论。依此计划，保有过剩的食品存货的美元区国家，应以此换取战略原料或将其售出以换得“软”币。
虽然，此一计划是遵照美国之命令拟定已是十分显然的事实，然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中的美国代表们却故意装着与它毫无关系。然而古怪的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有着极坦率的标题，“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的文章，却详细地叙述了由国务院和农业部所共同拟定的倾销计划，该计划之要点是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之计划并无二致的。该文耐人寻味地评称山姆大叔不会知道怎样处置“软”币。然而稍微动动脑筋，我们便不难猜出，美国独占资本家打算把“软”币在输入美国倾销货品的国家之工业上投资，其用意是要使此等国家陷入更深的奴役境遇中。
当华尔街日报在这篇文章中抱怨因为“这计划整个地说与国务院试图使其他国家采用的贸易法规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使得美国外交家狼狈万状，该日报是打破了讽刺的最高纪录的。该报继续油嘴滑舌地评论道：
美国“官方业已严词谴责自大战结束以来他国所作的许多对外以货易货的交易。美国的外交家们也同样热切地反对其它国家通过津贴方式之商品‘倾销’。当其它国家进行津贴倾销时，美国之反对如此强烈，以致关税法要求把税率增至和外国津贴金相等。美国的代表们设法在拟议中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中加入了此种条款，即任何会员国不得给予‘任何物品出口以任何津贴’，盖此将使‘出口之售价低于……国内市场……之价格’”。
无论如何，美国的政客们以远较对以美国之剩余小麦换取印度之锰砂之大宗生意之失败所曾付出之更大的忍耐，承受着由于他们地位之暧昧而招致的精神上之苛责。与其他生产战略原料之国家的谈判也没有成功。同时，也还未听到有任何关于美国出售剩余商品换取“软”币之交易成功之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近于一月所公开了的曾经引起了输出农产品的资本主义国家暴风雨似的抗辩的倾销计划，在美国的商业界中也并未受到任何特殊的欢迎。大企业不相信出口可以提高到任何可观之程度。
由于美国危机之发展，可以肯定美帝国主义扩张国外市场之新计划又将提出。然而，无疑的，在业已沦为美帝扩张下之牺牲品的国家内部的日益增长的争取政治与经济独立的群众斗争，将促使此等侵略计划归于崩溃。
（译自一九五○年第八期“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