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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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蝉”在首都演出的感想
(石家庄检车段魏连珍)
曾经有许多朋友把我介绍给别人时,总是说:这是“不是蝉”作者魏连珍同志。我听了这句话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本来我是一个拿锤子的工人,虽然写过二个剧,但是都不像一个剧的样子呀。我写剧的目的并不打算当一个作家,只不过是为要在我的工作岗位上启发工友们努力生产。谁料想把我写的“不是蝉”演到北京来了呢?这一定是大家鼓励我吧,我心里真有些闹不清楚了。
在北京演出的第二晚上,啊呀,我实在觉得光荣得很,作梦我也想不到认识了我国名作家欧阳予倩先生和曹禺先生。他们和我握手,亲切的和我坐在一起谈话,我真高兴极了。他们一边看“不是蝉”的上演,一边夸奖我,我心里直乱跳,脑袋好像大了些。我感谢这二位老前辈对我的亲切爱护。
第二天在讨论“不是蝉”的座谈会上,我又认识了很多的名作家和老前辈。欧阳予倩先生也来了,他对我真关切,告诉我很多写剧的方法,我真感激得了不得。大家都提出宝贵的意见,这证明了大家对这个剧的重视和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在这里,我代表我们石家庄检车段全段员工向各位老前辈致深深的谢意!希望老前辈们永远的帮助工人兄弟们在文艺战线上不断的前进!
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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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广告的健康性与严肃性
答杨宏諴建议编辑同志:
我认为报纸和广播中的广告业务,决不应该只当作一件纯营业性业务来处理,人民的新闻事业应该把广告也当作政治任务来对待!我们决不可不管什么广告,什么内容,只要给钱就登,给钱就播。我们对广告要有严肃的负责态度,经过慎重而又迅速的甄审手续。凡有害于人民或有未尽妥善的广告,必须坚决拒登,或保有修改权,以建立广告的健康性与严肃性。我们不要顾虑这样一弄会影响我们广告营业,这决不会减少和妨碍广告来源;相反的,这更会增强广告价值和信誉,使读者能从广告中也得到教育而更加信赖报纸,使正当商业更愿意登广告。光明日报三月二十日读者来信栏中一位清华的同学曾指出了上海某些报纸滥登诲淫广告的现象,这是一个普遍严重的事实,应该立即改革才好。
杨宏諴杨宏諴君:
你对报纸和广播的广告业务的意见,兹由本报“新闻工作”组编辑答复如下:
你的意见是对的。去年十二月全国报纸经理会议对报纸广告问题曾有如下决议:“广告在目前的城市报纸上是必要的。城市报纸应当以适当地位主动地刊登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广告,以推进生产和文化事业,并服务于人民群众的日常需要,同时也由此增加报社的财政收入。但报社应当审核广告内容,并适当地限制广告篇幅,对大城市中的私营广告社应以适当方法加以领导。”现在各地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和人民广播电台,对广告内容一般都是经过选择的,其他的报纸,一般地说也比过去注意广告的内容了。现在的缺点,一方面是因为报社和广播台的工作还有不足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因为它们现在还不能保证广告内容的完全确实。这需要政府各方面工作的配合,而这类工作是需要一步一步进行的。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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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邮务员孙旺 风雨无阻投送信件
孙旺同志是平津未解放前战时邮局功臣。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军队,作战勇敢,光荣负伤两次,不能在部队继续工作。一九四七年七月,他参加了新城邮局工作。到邮局后,对工作积极,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任务,对同志们团结也很好,因此,得到全局同志们拥护和爱戴,在邮政第十办事处两次被选为功臣,并得到冀中局的奖状。
今年四月十五日早上,风很大,老孙同志却面带笑容的把自己的报纸和信件整理好,挽起裤子,赤着脚把文件包捆在腰内,披上雨布出去工作。他对同志说:“风雨挡不住咱们送报与送信。在战争时,我们在枪林弹雨中还要完成任务。咱们把顽强的敌人都战胜了,就不能战胜风雨吗?”
同志们在他的影响下,大家都出发工作了。但多数同志没有彻底完成任务就回来了。老孙同志沿着线投了十八个村,完成了五十余里的任务。在陈庄,一位老大娘感动的说:“人民邮局真好,下着雨还给我们送信。”老孙同志回局时,衣服都淋湿了,嘴唇也冻得发青了。同志们都说:“老孙同志冷吧。”老孙同志回答说:“只要能完成任务,我比什么也痛快。”他还说:“雨季不久即要来到,北京、保定来的报纸信件,我要保证不压一份。”
新城县邮政局 徐敬 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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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削减书价?
根据新华书店江西省分店最近征求读者意见的结果,多数读者认为目前国家出版机关书刊售价太高,尤以武汉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的出版品为最。
为什么读者会有这样的反应呢?这是因为:
第一、从三月以来,全国物价都普遍下跌,但当时书刊发售的倍数,并未相应下跌。
第二、全国物价的一般情形是:各主要城市较一般城市为高,一般城市较各县及农村为高(以折储牌价为标准,北京较南昌约高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书刊的售价都是按出版地(各主要城市)的物价成本决定的,因此书刊发行到内地,其价目便相对的提高(比如在北京一个折实单位分可以买到的书,到南昌便要一·八个单位了)。
与上述书价太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便是各地出版机关的定价不统一。就目前南昌所出售的北京、上海、汉口三地新华版的定价言,以汉口版最贵,北京版次之,上海版最低(汉口新华版的定价比上海新华版有高达百分之一百者)。虽然上海的印刷条件比汉口较进步,纸张较便宜,但上海的一般物价则比汉口约高百分之四十(根据两地的折储牌价)。两者结合起来,两地的成本相差应不致太远,而书刊定价的高低悬殊,可能还有计算成本、利润,以及管理、开支等方面的差别。
目前,人民的购买力一般都很低,出版品的定价如不能适当的照顾到这一点,便会严重地减低销售数字,影响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
其次,由于各地出版品的定价不统一,各地出版机关的业务,就很难获得平衡的发展。比方南昌是在中南区的业务范围以内,但鉴于汉口新华版的定价过高,这里的私营书店,近来便纷纷与上海书店建立往来了。这就不免要影响中南新华书店业务的发展。
针对这些情形,我以为目前国家出版机关,在书刊定价问题上,必须做到下列各点:
一、力求管理工作的科学化、企业化,精打细算,尽量避免浪费,减低成本,使书刊定价做到适当与合理,以免读者不必要的负担。
二、利润不应过高。据作者调查研究,有的书本,按它的售价,即在印刷条件极其落后的南昌付印,成本也只及售价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亦即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二百以上。这是不合理的。
三、书刊的印刷,最好多多运用纸型,分寄各地付印。定价亦按各地的物价情形决定。这样,不但可以消除书价与物价的差别,而且可以减少运输上的麻烦和邮寄费(后者亦与读者负担有关)。同时,像江西所出的土产纸,亦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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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人创作的帮助问题
河北省文联答王合群等问编辑同志:
我们几个工友编写了一个以河南梆子演唱的剧本,想将它演出,现有以下几个问题,请你们解答:
一、这剧本应送什么机关审核?
二、其中如有不妥当的地方,审查机关是否会予以修改?我们是否要受到处分?
三、剧本经审查批准后,其演出地点是由自己决定呢?或是由审查机关指定?
邢台车站工人王合群等王合群等同志:
来信经我们转请河北省文联指导联络部答复(并经全国文联审阅)如下:
你们在忙碌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发挥了集体力量,创作新剧,这正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你们今后能继续发扬这种精神,进一步地根据自己新的生活体验——如在建设人民新铁路中,工人们紧张热烈的生产情况等,作为创作题材,开展工人文艺运动。
关于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的意见如下:
(一)你们所创作的剧本和其他作品,可请铁路工会文教部门,或交县、镇中共党委会宣传部及人民政府教育科帮助修改。
(二)作品中如有不妥当的地方,他们当会帮助作者加以修改;如实在不能修改者,他们亦应当给作者指出作品中的缺点,以及提出改进意见,当然不会有任何处分。
(三)演出地点没有什么限制,可由各级工会与当地政府或机关部门洽商决定。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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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说说唱唱》
《说说唱唱》是一种通俗文艺月刊,由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编,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现在已经出到第四期了。
这个刊物发表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着一种新鲜的风格。它用今天流行在民间,被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像评话、套书、快板、唱词、民歌、民谣、传说、故事、地方秧歌等,来反映当前人民的生活。散文能“说”,韵文能“唱”,使认识个千八百个字的人,能够看得懂;不认识字的文盲,听别人说唱出来,能够听得懂。《说说唱唱》可以说是从今天已有的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的文艺刊物。
《说说唱唱》在北京每期印发两万册,在东北和上海两地还同时翻版。它有着广大的读者。秦皇岛有一个工人小报有一篇文章介绍《说说唱唱》给工人同志们,其中的大意是:“据许多同志的反映,觉着看文艺作品,有三项解决不了的苦恼,第一是想看看,看了半天看不懂;第二是好容易一点一点看懂了,写的内容又和咱们关系不大;第三,那些话洋哩洋气的,和咱们平常说的不一样。现在咱北京出了一个大众化的文艺刊物,工友同志们可以看看,咱们的三项苦恼问题,可以说一古脑都给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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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信注意
我们处理读者来信,对普遍性较小的问题,采取个别答复的方式。但最近我们有许多复信,都因“原址查无此人”而被邮局退回来了。这不但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很大困难,且更浪费了国家的人力。为此,今后来信务请写明真实姓名和通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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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春光》观后
看了《内蒙春光》以后,觉得很兴奋,很亲切。
这影片首先表现了内蒙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二十九年来,正确执行了马列主义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一贯关心,培养了大批的少数民族的干部,首先帮助了东蒙兄弟民族建立人民的军队和政权,走上解放的道路。
这部电影,用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蒙汉人民团结的重要性,批判了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观点。一个蒙族青年看了后流泪了,自己反省地说:“我过去就有剧中人的狭隘民族观点,这个片子给了我很大的教育。”
在影片中又很生动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与蒋匪大汉族主义者如何和蒙古的上层统治者,王公勾结,压迫蒙汉同胞,并卑鄙无耻的挑拨蒙汉人民的感情,施行他的分化愚弄政策。
总之,这部电影,能使我们对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有更深刻的认识。
导演干学伟编剧王震之以及其他摄制这部影片的同志们,在去年严冬,从乌兰浩特深入内蒙草原贝子庙海拉尔等地,不怕困难,到处访问调查,从事写作、摄影,这种精神是很好的。现在,这个艺术作品终于完成了,这是非常值得高兴和庆贺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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