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我对中共的顾虑给扫清了
四月二十二日，报纸上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于中共中央这一严肃认真的决定，实在感动万分，使我一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所存在的顾虑，一扫而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但是有一部分中国人民，获得解放还不久，由于长期受到反动宣传和解放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谣言的影响，对共产党还有些顾虑。他们总是把共产党人的说话与行事，互相来对照；把共产党上级的指示，和下级的作风来印证；更常常把共产党人的说话行事，去和已往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说话行事来比较。这样，共产党人便应特别防止错误的发生，尤其是官僚主义作风的发生。因为有一部分人往往不把个别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当作是个别党员的错误来看待，而是疑心到整个共产党是“口蜜腹剑，言行不一”的。有些真正热爱共产党的人，怕批评了共产党员的缺点会吃眼前亏，因而不敢把他所见到的共产党员的错误（尤其是官僚主义作风）大胆地提出批评。这些情形都是存在的。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说：“……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这一段话，每一个共产党员，是应该深刻学习并且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的。
最后总起来说，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和决定，是中国共产党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又一具体表现。因为只有真肯接受批评，改正错误，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政党，才会办好人民的事业。全中国的人民，应该庆幸领导我们革命建国的共产党，是这样的虚心诚恳，大公无私。让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向幸福的大路迈进吧！
（写于秦皇岛开滦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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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编辑同志：
读了今天报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后，觉得对共产党更加亲切了。
以前，我对于个别党员同志犯了错误，从来不想说；而且对于党员同志们的思想行动，我也不大愿意想想是对的还是错的。现在我分析了一下大约有二个原因：一、我认为党员同志们所作所为一定是对的，没有考虑的必要，懒得去想；二、我怕因此而引起他们对我不好的印象，以前有好多落后的同学对于党员、团员同志们老挑剔（有时简直近于恶意的挑剔），我为了表示我并不十分落后起见当然少开口为妙。
读了这个决议后，我觉得我这种态度很不对。前一种想法是表示我思想上的懒惰；后一种想法是以前爹娘给我的“金玉良言”：“多吃饭，少开口”、“多一言不如少一言”的坏影响。这二种想法都是要不得的，我得改掉。
今后我一定多用脑子，做到对共产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地步。
徐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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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恒祥积极领导农民种棉花
获鹿县五区大河村共产党支部书记王恒祥同志，今年四十五岁，贫农出身，自一九四三年参加共产党后，就一贯积极、热心地为老百姓办事，在群众中威信极高。四月初当选了该村的县代表，他在县代表大会上，听了上级关于种棉工作的报告，又作了讨论，便想：“种棉花是对国家有重大关系的政治任务，又富国，又富民，一定要努把力完成任务！”大河村共有土地五千八百二十三亩，种棉任务是二千亩，他回村后估计全村只能种棉一千多亩，完不了任务。四月十六日，县里来了种棉的紧急指示，王恒祥同志冒着雨，踏着泥。晚上召集了两个会（村干部代表会，支部会），对种棉作了具体研究。因为正在农忙，他们决定不开群众大会，只利用群众干活休息，回家吃饭的时间，干部、党员具体分工负责宣传动员。他们把全村分成四片，干部、党员分成四组，每个人又具体分配了对象，即开始作宣传动员，十七日上午，他在地里倒粪，碰上了王永祥正在耕地，便问：“永祥叔！种几亩棉花？”“四亩！”“为啥不多种点？”“得种点谷子吃米呀！”王恒祥同志就跟他算开了账：“一亩地顶少摘一百五十斤籽棉，顶五百多斤米（一斤籽棉换米三斤七两），如种谷子，一亩地顶多收二百斤米，收了棉花，还怕没米吃吗？”王永祥又说：“大家种棉多喽，米贵、棉贱，可怎么办？”王恒祥同志就跟他拉扯开咧：“咱中国地面大哩！别处收了粮食，咱这收了棉花，交通方便，一换就行咧！政府已规定：今年一斤斯字皮棉，还是八斤到十斤米的价钱，若怕不保险，合作社跟咱订合同，过了秋收了棉，换什么给什么！”王永祥打消了顾虑，立时又贷了几十斤棉籽，多种了七亩半棉花，他用这种方式，一天半动员五户群众，多种三十五亩棉花，全村村干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五十多人，都用这种方法动员了好多群众，使该村种棉亩数，已超过二千亩，这种深入、细致的领导作风，获得上级和群众一致赞佩。此外，他自己有九亩白地，全种了棉花，并和儿子开了一亩荒，也种了棉花。
河北省文联 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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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苏联”的译名
“苏联”、“苏俄”、“俄国”不容混用
称今日苏联为“苏俄”或“俄国”都是不可以的。
有些杂志上，翻译英美作者的文章里，仍有沿用这些错误译名的情形，必须加以纠正。
苏维埃国家的全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俄”只是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它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简称。所谓“俄国”，是十月革命以前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因此，这三个名称绝不可以混淆。
英美作者在他们的文章里，常常称苏联为“苏俄”（Soviet Russia）或“俄国”（Russia）。他们如此沿用，一方面是由于习惯；另一方面，还有恶意诽谤苏联的意义在内的。
所以，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英美作者的文章时，对这几个名词应当加以注意。如原作者是一个英美的进步人士，他的作品中没有诽谤苏联的意义在内，而原文所用的“苏俄”或“俄国”的字样，只是由于习惯，那末，译者就应当采取意译的办法，译为“苏联”。倘若原作里引用反动分子或战争贩子的话，里面一堆“俄国”或“苏俄”的字样，或者原作根本就是反动的、具有侮蔑性的，译者为了暴露其反动本质，可以照原文直译，但在适当地方可加上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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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冯辰桂应受处分
——办事不负责任浪费大量人力
人民银行获鹿县支行为了扶植农民生产，与五区孟同村油坊订了“以棉籽换油饼一八三五四六斤”的合同，准备将这项油饼贷给群众作肥料，二月二十日，支行派会计冯辰桂到孟同去检查油饼生产情形，冯到该村后，不实际去检查，只听油坊说：“已作出九万斤！”他便回县报告：“已作出九万斤！”三月六日，支行又派冯去孟同油坊再检查，他仍未实际检查，还以为有九万斤，县支行干部根据冯辰桂有九万斤的报告，发动四区黄璧、沿村二十辆大车，十多辆小车，到孟同去取豆饼，油坊还没作出，往返四十里，放空而回。三月十三日，支行干部刘文杰亲到大河村去找冯辰桂查询此事。三月二十二日，冯辰桂又给支行在四区工作的干部王继等去信：“孟同油坊已准备出油饼，怎么你们也不去拉？”王继等根据此信，又组织沿村大车四十辆，小车十多辆，到孟同去取油饼，去之后，只有六千九百斤，仅够十辆大车拉，其他大车、小车都放了空。发生这个严重浪费民力问题，领导上及其他干部虽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冯辰桂负。县支行已呈请中共获鹿县委会，给以严格处分，对欺骗公家的孟同油坊，已令其将油饼做出，亲自给黄璧、沿村贷油饼的农民送去，并将耽误时间的利息，折成油饼，补给贷户。
河北省文联 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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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灯电话收费问题编辑同志：
电价是由什么决定的？按什么规定涨落？
王日增王日增君：
你的问题，已由华北电业管理总局北京电业局答复如下：
北京电业局电价，是照京津唐三地工资小米价，并参照南开大学华北金属批发指数及开滦公布的京津交货公用事业特号末煤价格，合算的结果。倘物价涨落影响到电价的增减在不超出原电价的百分之二十时，电价仍不变动。
编者编辑同志：
北京市市内电话收费为何要按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计算？现在电话收费是否太高？
吴阶平吴阶平君：
你的问题，由北京电信局答复如下：
现在全国各地的电信事业已经统一，电信价目按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计算不仅使全国电信价目统一，而且在维护机线器材等费用（如油料、电力、运输、折旧等），和照顾员工最低生活等方面都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目前情况，电话收费仅能维持成本，电信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还得依靠政府投资。目前电话价并不高，尚不及抗战前电话价的三分之一。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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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日电影应多演几次
中央电影局华北影片公司为纪念列宁八十诞辰而放映“列宁生平”，票价一律五百元，我校先生同学知道这消息以后，都很兴奋的，决定没有课的同学都去看电影。大都市放映时间是上午九点二十分，中央是十点四十五分，我们在九点钟就分别到达以上二个影院，但门前“客满”的牌子早已挂起。我们是一群穷学生，平日很难得进电影院，这次为了向革命导师学习，才把节省下来的五百元准备看电影，结果没有达到目的。大家很扫兴。我们向中央电影局建议：此后如有什么纪念节日减价电影应多次放映，或能到各校放映招待同学们看才好。
师大学生曾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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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放木排
实音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