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今日的粮食问题和粮食政策
最近一个半月来，全国各地粮价都不断稳步下跌。从三月上旬到四月中旬四十天内，北京大米，每斤从二、六三五元跌到一、八一八元，跌去百分之三一；小米每斤从一、六九七元跌到一、一五九元，跌去百分之三二；小麦每斤从一、五五六元跌到一、○二九元，跌去百分之三四；玉米每斤从一、二七三元跌到九○四元，跌去百分之二九；通粉每袋从九四、七七八元跌到八三、七六○元，跌去百分之一二。同时期内，天津大米跌落百分之三一；小米跌落百分之三九；小麦玉米各跌落百分之一七；通粉跌落百分之一一。南方各大都市都以大米为主要食粮，在同时期内，当地大米价格，上海跌落百分之七；汉口跌落百分之二九；重庆跌落百分之三二；广州跌落百分之三六；福州跌落百分之三九；成都跌落百分之四○。西北西安的粮价跌得更多，当地主要食粮的通粉在同时期内跌落百分之五八；次要食粮的大米也跌落百分之四六。就是物价一向稳定的东北，也在同时期内，因受到全国粮价跌落的影响，沈阳主要食粮的高粱价格跌落百分之八。
这一个半月正是所谓春荒时节；而全国粮价如此普遍下降。因此使过去对粮食问题惶惶不安的人们都渐渐安心下来。它们过去的所以惶惶不安，一方面固由于去年灾情的严重，而主要地是长期反动统治迫害的结果。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虽口说要增产粮食，但它实际所做的却只是妨碍粮食生产。它勾引外力以武力压制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强制农民以其过半数的收获毫无代价地交给地主，强制农民接受苛杂勒索以及高利贷资本的残酷剥削，迫使农民终年劳动，难得一饱，无法维持其简单再生产，更说不上扩大再生产。同时它鼓励洋米洋面以低于国产米面的价格在沿海各大都市倾销，使得农民终年辛苦所出产的粮食找不到足够市场，弄成内地“丰收成灾”，而沿海各省不少地亩都放弃粮食生产改种他物。它也办水利；但它所谓办水利，只是借口侵蚀民脂民膏的一种方法。它所破坏的水利，更多于它所修建的水利。所以办了二十一年的水利，只见水灾愈来愈多，最后便酿成了它倒台之后两个多月所爆发的华东和华北的大水灾。它也说疏通粮源；但它一方面放纵封建地主投机商人把它们从农民那里所掠夺得来的粮食，囤积居奇，操纵粮市；一方面任凭地方官僚豪绅把持本地粮食，阻碍省与省间，县与县间，甚至乡与乡间的粮食调剂。因此，每年一到青黄不接的时际，粮食问题便威胁着一般人民；尤其在有灾荒年份，一般人民就不自觉地会有这种惶惶不安的心理，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今日人民政府的粮食政策已和过去反动政府的粮食政策完全相反。过去反动政府的粮食政策是勾引外力，欺骗人民，剥削人民。而今日人民政府的粮食政策却是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切切实实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替一般人民解决实际粮食问题。
第一，它以全力抢救灾荒。去年华东、华北、华中都遭受着严重的天灾；而由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美帝国主义的发动蒋匪内战，更由于蒋匪政权的腐烂，渠堤破坏，蓄藏搜光，因此民力大大减弱，灾情更趋严重。各级人民政府，在灾荒一开始时，便领导人民，通力合作，与灾荒作斗争。一方面抗旱点种；冒雨抢险；接着排水种麦；布置春耕。同时兴修水利，以工代赈；组织农村副业，对生产者先行贷粮后收成品，对贩运者先行贷货后收货款；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这样使灾区迅速缩小，灾时大大缩短。人民政府因救济关内灾民所用的粮食数量，便有救济粮、水利工赈粮、农贷粮、合作救济粮、灾民运输运价粮、收买灾民土布粮、借给农民粗粮待麦收归还的粮、地方救济粮等八项、共七十六万六千吨。去年灾荒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一九三一年的灾情，灾民少一千二百余万人，灾田少三千六百余万亩，而运达灾区的救济粮食，单单用于关内的部分，就要比那年多二十万零四十吨。因此使灾区人民都胜利地渡过冬荒；而春荒也已基本克服。
第二，它实行了增产粮食的彻底办法。它按照各地具体环境，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农村土地改革。现已有一亿五千万人口和六亿亩耕地完成土改。完成了土改地区的农民已可完全免除地租和苛杂勒索以及高利贷资本的剥削；没有实行土改的地区也实行了减租，减息，取消苛杂勒索等各种办法。并在全国范围内，兴修各项重要堵口复堤工程、海塘工程、涵闸工程、水库工程、疏浚工程、治导工程、灌溉工程，以及沟渠的整修工程。更通过民主方式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如此，一面订立切实可行的增产计划；一面使农民确实有能力，也有热忱，来实现这增产计划。去年粮食生产仅约略和日本投降后常年产量相接近；而今年粮食生产则预期可比日本投降后常年产量还增加五百零四万吨。
第三，它又实行了掌握农民余粮的具体办法。它取消了过去反动政府一年不知道要多少次用多少种名目来征取农地出产的苛杂勒索制度；而代之以单一的农业税——即征收公粮——的办法。分别在土改未完成或已完成的地区采用累进的或非累进的税制，使各地地主农民都可合理分担公粮；同时使当地农田所出产的余剩粮食可以主要地掌握在人民政府手里，为人民利益而运用，而不为封建地主投机商人所囤积居奇，为害大众。如此所征收的公粮，一部分将在市场出售，今年单单关内部分，就要出售四百五十万吨，足以供应全国大小城镇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全年食粮。
第四，它更实行通盘调剂全国粮食的计划。一方面以东北、华中、西南、内蒙的余粮调剂华东、华北；同时使各区内部的粮食有余的和粮食不足的地区互相调剂。调入粮食的地区主要是灾区和人口密集而又不生产粮食的大城市；调出粮食的地区便是去年收成较好历年又有余粮出境的省分。调出调入的数量、地点、时间都经过有关各方缜密商定。有些地区的余粮，过去向因交通不便，运费昂贵，不能外运销售，政府便赔钱把它运出，以促进当地农民生产，并援助外处需用粮食的人们。它组织了铁路、船舶、兽车、人力等各种运输，抽调了上万个干部，准备赔贴几十万吨小米的代价，以从事这全国调剂工作。这样伟大的粮食调剂工作自不是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肯做，所能做的。
第五，最近中央人民政府又规定了增加食用粮食的质和量的办法。规定以“九二米”“八一面”为粮食加工标准，号召一般城市居民放弃吃食精白米和二等粉的不卫生不经济的习惯。这一办法，如能迅速普遍采用，就不但一般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可以大大改善，而且食用粮食的供应数量也可大大增加。单单以大城市计，就最少可增加四十万吨以上。
经过了政府和人民半年以上的努力，去年所遭受的一九三一年以来最大的水灾已经基本上克服，自从去年以来领导物价上涨的粮价已经逐步下降；政府手里所掌握的粮食已完全足以供应秋收以前全国灾区和大中小城镇的需要；“八、十、三，场雨”都已普遍落透，麦收已有保障；同时粮食增产、调拨、以及提高质量的工作都已在积极进行；今年的全国粮食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把上述进行中的各项工作全部加以完成。这就在乎我们大家的努力。
现在有少数人对于通盘调剂全国粮食的意义还了解得不够充分，特别是有些在要调拨出粮食地区的人们。他们只怕中央把一部分公粮调走了，会妨碍他们的粮食供给。这在过去反动统治时代是可能有这种现象的。但在今日人民政权底下，它所调出的公粮数量决不会超过他们那里历年出口的数量。这一部分公粮，如果不按照计划运去灾区和大城市，则一方面因为它在当地与农民手里的存粮竞争出卖，会造成“谷贱伤农”的现象，使当地农民吃亏；同时因为大城市的工业，得不到充分粮食供给，成本提高，更会使一般人民都受到工业品过贵的苦处。而且余粮区存粮过多，会造成把粮食随便浪费现象。看着其它地区人民挨饿，而自己地区把粮食随便浪费，或存着不用，这也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如果余粮区不尽量调剂灾区和大城市，势将迫使政府超过其计划地大量购进洋米洋面。但是购进洋米洋面是需要外汇的，我们多用一个外汇去购买洋米洋面，就少去一个外汇去购买工业用的机器原料。如此便将大大妨害我国工业化的前途。这是对我们大家不利的。这思想不搞通，不但会妨碍全国粮食调拨工作的如期完成，而且会影响国家整个财经计划。
同时有不少的城市居民还不甚愿意采用标准米面。多年的老习惯一时改变确是有困难的。但是我们为着自身健康，为着家庭经济，而更重要地是为着国计民生，都应该而且必须有此改变。现在城镇居民都一般爱吃精米精面，把米麦中极大数量的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都抛弃在米秕麦麸中。这实是不经济而又不卫生的办法。所以，北方人吃粮一般比南方人粗，而身体也一般比南方人强，南方乡村农民吃米一般比城市居民粗，而身体也一般比城市居民强。苏联人民一般爱吃黑面包。同时英、美、加拿大等国也正在推行每百斤标准麦出产八十五斤的通粉。而我们的标准粉还只是每百斤标准麦出产八十一斤的通粉。糙米的营养成份原比白米高，但因糙米表皮较富纤维素，不易消化，故必须加以碾制。可是只须略略碾制，将糙米外皮大部除去，便可食用。这样所制成的便是标准米，既富营养，又易消化。若碾制太重和太多，由一机米而二机米，而三机米，即所谓精白米，则消化固易，而营养成份也大减——大约磷、铁、钙等矿物质要减少十分之四，脂肪要减少十分之七，各种维生素要减少十分之六到十分之十。同时食米的产量也大减少，标准米每百斤纯净糙米可出产九十二斤，而精白米则每百斤纯净糙米只能出产八十六斤。这每百斤六斤的相差，在我们个人，固然除开受到营养方面的损失外，还要依照目前市价，受到十分之一的价格上的损失，而在国家，则所受损失更大。现在全国以大米为主要食粮的城市人口共约五千八百万，以每人每日最少平均食米五合计，全年共需一○、五八五万石。其中如三分之二估计为精白米，将此三分之二制造所需的糙米改制标准米。便可增产四九三万石。即约可增加三十七万吨的食用粮食。现在国家正为着我们城市居民的粮食，组织一切力量调拨运送，我们城市居民又岂可将此三十七万吨可食之粮随便抛弃？我们城市居民如能普遍改吃标准米麦，则在不增加粮食供应的数量内最少可多养活二九○万人。这完全是利人而又利己的事，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踌躇的地方？
二十一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十二年的战争破坏已使全国粮食生产大大降低，已比诸战前降低百分之二○·八。不说去年粮食生产仅接近于日本投降后常年生产；就是今年增产计划全部实现，也还要比战前低去百分之八·七。要恢复战前粮食生产水准，尚须经我们二三年的努力。但是我们现在已有了战前所没有的调剂粮食节用粮食的有利条件。我们已有了自己的强有力的政府；我们已创立了空前的统一局面，扫除了一切封建割据的残余。我们现有的铁路已比战前多十分之三。所有全国铁路干线都已完全通车，连战前刚一通车便遭破坏的粤汉路也已修复。因此，我们可以有计划地，并且能一定完成计划地，调剂全国粮食；可以把以前运不出来的粮食运出来。这一数量是不小的。单单浙赣路粤汉路沿线，这样的粮食就最少有三十万吨；四川一省也最少有二十万吨。同时，我们已收复了中国最大的余粮区的东北。它是战前国民党反动政府所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它一向有大批粮食出口，以前输出日本，现在可输入关内了。今年已输入了一百○三万吨，必要时还可增加。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有觉悟有组织的人民，能够自动地增产粮食和节用粮食。如上所述，单单大城市一部分居民改吃九二米八一面，就可节省粮食四十万吨以上。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配合着政府，面对现实地，来处理我们的粮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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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贯彻盐务工作的决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三月十二日公布了“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新中国盐政史上划时代的重大文献！不但概括地总结了过去的盐务工作，并且根据国家经济计划，结合目前全国各地盐务实际情况，决定了今后的方针和产、销、税分工管理的具体步骤。
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我们于一九四九年迅速的先后接管了中国大陆上的全部盐场。一年来，在人民政府正确领导和盐场工人积极努力之下，不但已经把被蒋匪横加破坏了的盐田生产设备，逐步地恢复过来，而且渐次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生产管理，使盐工生产热忱大大提高，产量大大增加，获得了初步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一、完成了生产计划，有的超过了预计产额，且较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产额超过很多。如长芦盐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时期产盐七○○万担，一九四九年我们预计数为九五○万担，而实产数达一、四九○余万担。又如东北盐区，一九四八年国民党时期仅产八○○万担，一九四九年我们实产量达一、六二六余万担，其他地区都有显著进步，这些很明显的说明了我们在生产上是有成绩的。
二、我们接收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盐田及产盐设备，成为人民国家的财产，巩固了国营盐场的基础，扩大了国营盐滩的经营，并在私营盐滩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下，改变了滩主与盐工间的封建剥削关系，开始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
可是，随着全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在盐务工作上也带来了一些迫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全国各解放区盐务法令不统一，各区盐局各有一套计划、制度、和办法。因此盐务机关相互间，或盐务机关与其他机关间，联系不够。因为各自都想把自己的工作作好，有时对整体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再加互相配合不够，及时交流经验与情报也不够，在具体工作上，就难免发生盲目的生产与盲目的运销的倾向，迫切要求统一领导，统一计划，以彻底扫除个别地区由于供不应求与供给过剩而造成的争夺市场低价侵销的现象。其次是各地区在盐务分工上不一致，东北盐局只管生产，运销税收不管；长芦盐局兼管生产税收，将运销划交盐业公司；华东、西南、西北、两广则是生产运销税收都由盐局统一管理。由于以上存在的问题，就必然地使得各地区盐务工作上遭遇到一些困难，结果是不可免地影响了民食和税收。因此统一盐政，也就成为全国人民和盐务工作者的迫切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则明确地指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和今后的方向。
如何贯彻实现这个决定，是保证今后全国盐务工作继续向前迈进的中心关键，我们认为必须：
一、坚决执行“公私兼制，按销定产，提高质量，增加产量，减低成本”的生产方针。我们应该遵照中央这一指示，认清我国盐务生产丰富的特点，并结合目前各地的具体情况，首先要恢复与发展有价值有前途的盐场；增加其资金，改进其设备，减低其成本，提高其产量与质量，使之逐渐推向合理化工业化。凡无经济价值的盐场，都不应恢复与扶持，只是为了照顾制盐户及盐工的目前困难，允许暂时维持原状；一待将来条件成熟，还是要逐渐裁废的。如果单纯的从救济观点出发，提倡发展那种质量差、成本高、产区分散、难以管理的盐场，或把已经转业的盐工组织起来，恢复不应恢复的盐场；在目前局部看来，虽可解决一些困难，但对将来裁废转业，却又增加新的困难，挖肉补疮得不偿失。再以土盐而论：成本既高，质量又差，且产地散漫不易管理，如果任其发展，不但影响人民健康，而且由于土盐侵销海盐市场；破坏了产销计划，影响了税收计划。仅据最近中国盐业公司一部分调查材料：本年一二月份在华北地区由于土盐及冲销问题的影响，使公司本身芦盐少销即达十二万五千担。从原订一二月份销盐计划来看，华北公司销售量仅完成原计划百分之二八·三四，足见问题是严重的。希望各地根据全国盐务工作的决定，很快的研究制止；否则我们的产销任务便不能完成，增加了国家的财政困难。
二、坚决执行“提高税额，税不重征，从量核定，就场征收”的税收方针：首先应明确的认识我们今年的盐税政策，虽然“提高税额”，但却“税不重征。”我们的税率是根据各盐区的实际情况，以粮为计算标准，由中央分区分类统一核定的，并先从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地区作起，由盐务总局负责掌握统一核定。这些措施，既可调剂盈虚平衡民负，又可配合产销计划，保证国家收入，这在目前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有些人，认为盐税不公平，是人头税，不应提高；甚至有人主张不征税，这是只看到了一方面，没有从全面去看，我国盐税在历史上，向为财政主要收入之一，目前且在比重上占着税收的第三位。我们承认：盐税按人口平均负担，确是不公平的，但从财政上看，因负担面广，人人都要食用，所以税源相当可靠。又以每人需量有限，每年平均不过八斤，不像其他东西消耗量大，所以负担比较亦极轻微。这就说明了盐税为什么提高，并证明了是对人民生活的影响不大的。为了克服财政困难，配合经济建设，我们不能忽视人民国家财政的需要，应当从人民长远利益出发，适当的提高盐税。何况事实上目前的盐税，不过比我们以前轻税时期增加了一些，但比战前国民党统治时期还轻的多。据历史材料：一九三六年山东每担盐税折合小米一百八十余斤，我们现在仅折合一百斤，粮价低的地区，亦只一百二十斤。足以证明今天的盐税并不算重。
三、坚决执行“基本上要依靠组织群众缉私，但亦应适当地扩大缉私武装，使产品与销区缉私相结合，并配合其他缉私，以收互助之效”的盐务缉私方针。我国盐区辽阔，情况不同，因而产地的采制成本不一，销场的售价亦殊；这次增税后，由于盐政管理不够健全，各地实物标准和粮价高低不同，以致盐价分歧，走私猖獗。近更发现部分投机商贩，以芒硝，白石子，卤膏滓渣等掺入盐内，乘机混淆，捣乱市场，损害人民健康；再加土盐乘机发展，盐产互相冲销；东北盐越区入关，长芦盐侵销华东。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必须说服干部，教育群众，提高其政治觉悟，开展保场护税运动。
四、坚决执行“公私兼运兼销”的运销方针。我们应加强运销工作的计划性，根据各地的交通条件人口分布及经济情况制订计划，调剂盈虚，保证供应。尽量减少中间剥削，作到减轻民负薄利多销。这些责任在产销分开地区（如华北、华东、中南），希望中国盐业公司普设分支机构结合合作社并吸收私商力量，争取胜利完成任务。至于产销尚未分工地区（如西北、西南），则由盐务机关，按照前述原则，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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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转变中的棉纺织工业
今天，中国纺织业的基础是相当稳固，而且具备了发展条件的。因此，在中央政府统一财经收支和初步稳定物价之后，应当形成一种向前进展的力量。但，目前在棉纺织业重要地区如华东，却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如原料供应，资金周转和产销调节等等，反遭遇到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困难。这些困难的产生是有其客观因素存在的。过去十几年中，一般企业家，包括纺织企业中人在内，都习惯于囤积投机，图发暴利，对于企业本身的合理经营工作，反而不加注意。这是造成纺织业本身一些困难的基因，决非偶然发生的。可是，由于人民政府坚决执行了合理的政策，把这些困难的范围缩小了，程度减低了，囤积投机的条件消逝了，把过去的经济创伤挽救过来了。如果企业家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了解到这次国家财经工作的大转变，以及对于工商业经营等各方面的新措施，也就不难明白工商业在本质上同样的已起了一个大转变。这些转变，为整个社会经济打下了坚强的基础，使人民生活稳步地恢复了常态，为企业家铺平了正常发展生产的道路。
在这个有利的新形势下，中国纺织业更有了发展的前提：因为它已经有了近代化的设备和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原料问题可以在短期内逐步求得基本解决。益以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购买力的逐渐提高，纱布的需要，也将大大地扩张起来。以东北为例，一九四九年销售布匹数量比一九四八年增加了三倍。全国土改完成后，绝大多数人民购买力的提高是毫无问题的。这个光明远大的前途，在短期内便将次第实现，而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或将显出端倪来。那时候把全国棉纺织的全部设备运转起来，也将不敷应用了。
为了解决这些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困难以及发展纺织工业的准备；首先，企业家应该研究一下：怎样把本身的力量使用在各个企业本身上面。因此，就要把过去的错误作风改正过来；把对本身企业失去的信心挽回过来；把已经逃避的资金再拿回来。这样做，不仅符合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利益，也正符合了各企业家自己的利益。
关于改进工厂管理减少冗员，撙节开支，减低成本等等是棉纺织企业家应该用极大力量来进行的实际问题。没有这一切努力，就难以在物价长期稳定的状态之下维持和发展的。过去那种可以不赖搞好生产，而牟取暴利的时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为了企业家本身的利益，必需如此做的。现在上海已经有部分企业家，开始在这样做了，这是很好的。应当坚持和贯彻下去。
除了企业家的努力以外，还必需职工们共同努力。否则，企业家也将无法办好工厂。棉纺织业的职工们必需紧密地团结起来，主动地争取与企业家共同担负起搞好生产的责任。在企业家方面也应当认清今天决不可能也不应该采取不民主的方式来对待职工，而是必须与职工采取协商的态度，天津私营恒源，北洋等纱厂，在未成立劳资协商会议之前，每锭每日平均产量不到○·六磅，建立劳资协商会议之后，产量逐步上升，平均每锭每日产量增加到○·八磅，这是很好的例子。企业家一定要打破不屑或害怕与职工商量的观念。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具有远见的阶级，最能认清大局，照顾全面，只要一切真诚相见，没有不能解决的困难，企业家要放手进行管理制度的改革，提高职工的积极性。以便劳资双方共同克服目前的暂时困难。
人民政府在克服棉纺织工业的暂时性的困难中间是尽了和正在尽着很大的努力。一九五○年国家财政是困难的，但政府正以大力收购棉花，奖励增产棉花，并支付了很大一部分外汇来进口外棉，维持棉纺原料。这不仅为了供给公营纺织工厂，而且为了供给私营纺织工厂。关于纺织厂开工日数的规定，我们不仅要照顾公营工厂，而且要照顾私营工厂，使公营工厂与私营工厂均能继续生产。再如公私营纺织厂的棉花联购机构，公营工厂所出资金，超过其锭子所占比例，国家企业对于联购处更在价格上予以极大帮助。对于资金周转困难的纺织厂，政府曾采取了代纺代织，订立供销合约等办法，替私营纺织厂解决了一部分资金周转的困难，解除了私营工厂原料来源与成品销售的顾虑。对于某些资金特别困难的个别工厂，人民银行及国营贸易公司也采取了贷款和收购的政策。在最近纱布滞销声中，为了避免纱价过份低落，影响生产，国营贸易机构曾用各种方法维持纱价。宁愿忍受困难，决不与私营工厂争夺销路；且进行大量的加工来维持私营工厂。政府为了帮助私营纺织业已做和正在做着许多工作，对于这些正确的政策，人民政府将要继续执行。
但如果认为政府应该独力担当解决棉纺织业的全部困难则是事实上所办不到的。政府如果拿棉纺织业的困难，全部担在自己肩上，例如无限制的对每家纺织厂贷款，则其结果将影响整个金融物价，即使棉纺织业本身也得不到有效的结果，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
总之，目前棉纺织业在整个财经情况好转下所遇到的暂时性和局部性的困难，明白的给企业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用自身最大的努力，团结职工群众，在公私兼顾的政策下，来加以有效的克服。政府方面今后可能要更多的注意和设法贯彻公私兼顾种种设施，企业家方面也必需照顾公家的实际困难，更多的从私人方面进行一切为本身事业的努力。
远景的光明是肯定的，暂时的困难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是可以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