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 1950-04-25电子版,人民日报历史

我国人民广播事业概况

第3版()
专栏：

　　我国人民广播事业概况
梅益
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近两年来有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它已经是我国人民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
一九四五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技术上的种种困难，在延安创立了中国人民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现在，在四年半之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已经有了四十九座人民广播电台，使用八十九部长、中、短波广播机向国内外播音。各电台的输出电力，较之一九四七年，增加了二百倍；为它工作的人员，也由一百五十人增至四千人。
这四十九座广播电台的分布，是中央一，华北八：北京市、天津、保定、太原、张家口、新乡（试播中）、归绥、唐山；东北十三：沈阳、哈尔滨、大连、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安东、锦州、承德、鞍山、抚顺、延吉、营口；华东十三：华东、上海、南京、济南、杭州、福州、青岛、无锡、南通、苏州、厦门、徐州、常州；中南五：武汉、广州、长沙、南昌、柳州（试播中）；西南四：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北四：西安、兰州、迪化、西宁。在筹建中的有东蒙台、扬州台、合肥台和南宁台。延安、邯郸、阜平、石家庄、郑州、牡丹江、四平、通化等广播台，业已迁移合并或停办。温州、包头两台或将恢复为转播台。目下继续播音的四十九座台，都由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管理。
上述四十九座广播台和八十九部广播机中，有三十二座与五十八部，是在一九四九年建立起来的。
人民广播事业现在还在发展的初期，它的设备很差、电力很小，广播机的分配和使用也不很合理。从输出电力来说：中央台和各大行政区广播台的输出电力，与全国现有广播电力总输出量的比例，是中央台占百分之六十三（中央台中波机五月底加强电力后，它所占的百分比，将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东北占百分之十二，华东占百分之八，西南占百分之七，西北占百分之四，中南占百分之三点五，华北占百分之二点五。中央台与地方台比例之所以这样悬殊，主要是西南和华东二区三部输出电力最大的和东北一部输出电力较大的广播机，都被用作中央台对国内和国外广播的转播台。但是，就是这样，现在中央台的输出电力，仍不及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中央台的输出量；全国各人民台现在的输出量，和一九四七年九月国民党所主办的各广播台比起来，也仅及它的二分之一。
目下广播机的分布和使用，很不合理，尚须加以调整。例如：武汉是中南区的军政中心，但武汉台的设备不如广州台，而广州台又不如南昌台。南昌台的输出电力超过武汉台五倍。同样，成都和贵阳的设备，都超过重庆。西北与西南却只有四座广播台，但沪宁路三个接连的城市（常州、无锡和苏州）就设立了三座广播台。单上海一地，现在就有了二十二座私营广播台，它们的电力，比我们许多中等城市的人民台都要大。全国现在尚有三十三座私营台（上海二二、广州三、重庆三、宁波二、京一、津一、青岛一），其输出电力的总数，至少为一万三千瓦。
收音机的分布，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根据现有敌伪及国民党档案和其他资料，估计现在全国可能有收音机一百万至一百十万架，其中半数以上是日本制造的三灯或四灯中波收音机。它的分布，大体上是东北与华东各有三十五万至四十万架，华北（主要是京津）二十万架，其他各地十万架。全国可能还有二十万架上下，稍加修理后即可使用。在这一百万架收音机中，劳动人民所有的，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各城市解放后，情况有了根本变化。根据上海广播器材修造厂的调查，由于广播台为广大人民服务，基本群众购买收音机的比过去增多。修造厂出品的主顾，几乎全部是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群众团体和收入较多的职工。人民解放军也拥有相当数量的收音机，一部分得自缴获，一部分是新购。许多连队用他们的伙食积余或是慰劳金，添置了收音机。但是解放后新添的收音机，估计只有一万至一万五千架。由于集体收听的多（这是过去所未有的），扩大器有了空前未有的销路。目下广播事业局直接间接管理的五个修造厂，如原料的供应顺畅，全部开工，每年约可生产新收音机二万架。
以上是人民广播事业技术设备与收听设备方面简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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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央台外，全国现有四十八座人民广播电台。就性质来说，可分为区台，省台和市台。各大行政区都设立了区台，华北则由广播事业局直接领导。各个省台和市台，在业务上受广播事业局与区台的领导，并在必要时转播区台的一部分节目。这四种台的分工是：中央台为发布新闻、社会教育与文化娱乐三者并重。对全国的和对国外的广播集中于中央台。区台省台以发布、报告或传达本区、本省的新闻与政令为主。市台一般以社会教育为主。在现有的四千工作人员中，将近一半是旧有的技术人员，余下的一半，新参加的人员，又过半数。这些新参加者不但没有广播工作的经验，甚至没有新闻工作的经验。广播工作的干部，一般比其他新闻事业的干部要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本年四月起，把对国内和对国际的广播分开。对国内广播一共采用七个波长（不久将增为八个），每天播音十五小时三十分，其中新闻约占百分之五十，社会教育与文化娱乐各占百分之二十五。它的新闻及时地报道了国内外的重要消息；它经常播送一些重要的演讲；它的社会科学讲座对全国的干部学习很有帮助，它的文艺节目介绍了一些优秀的音乐演奏和文艺作品；甚至它所报告的时间，已形成为全国的标准时间，全国铁路行车以它为标准，许多工厂在它的十二点报时后，立即拉了汽笛。但是中央台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主要是它的一些主要节目，没有确实的群众基础，它与听众的联系非常不够，因此不能经常得到各种反映，以作为检查和改进工作的根据。这一点，在四月以后，已有若干改进。此外，它的节目也办得不够生动活泼。
中央台的国际台呼号为北京广播电台，自四月十号起，即以英、日、越南、印尼、缅甸、暹罗六种语言和厦门、潮州、广州、客家四种方言（专对海外华侨）播音。五月以后将增加朝语、蒙语、藏语广播。现在每天播音七小时，不久之后将增加到十五小时。现在中央台每天对国内与国际的广播，一共二十二小时半。它的播音在国内，主要是依靠各台的转播；在国外，由于短波电力较强，日本、新西兰、南洋、印度都可以清楚听见。由于使用定向天线，莫斯科也可听到。旧金山、瑞士、丹麦、瑞典的听众也有收听良好的报告，但估计不能经常有效收听。
各地方人民台每日播音次数的统计是：播音四次的一个台，播音三次的二十六个台，播音二次的十二个台，播音一次的九个台。全国各台每日播音的时间，根据二月份的统计，一共是四百八十多小时，播音时间最长的是上海台，每天共播三十六小时半。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国有二十九个人民台办了职工时间，二十七个台办了青年时间，并在工厂、学校和机关中成立了广播小组，组织广播和收听。若干个人民台在这方面获得程度不等的成绩。但是各台在联系群众和面向实际两方面，还都做得很不够，特别是工矿区的人民台，如唐山台、鞍山台等，对工人的教育和鼓动工作，都做得很少。各城市的广播电台过去对组织群众广播比较注意，也有些收获，但对组织听众，则注意不够。根据不很完全的统计：上海人民台半年来曾组织了一千一百十个通讯员，有一万五千人到电台作各种广播。天津人民台去年组织了四百七十个广播小组，包括组员二千人，有一万七千人到电台作各种广播。北京人民台现在一共有五十二个广播小组，组员四百二十八人，本年头三个月到电台广播的一共二千二百二十四人。沈阳人民台去年曾组织职工、青年、战士等讲演和座谈会四百七十八次，向广播台寄稿的通讯员，一共二百二十三人。上述的广播小组，也担负组织群众收听的工作，但由于组织广播与组织收听两种任务混在一起，因而往往忽略了后者。各广播台在联系群众方面，还有一个大的缺点，就是政治性的联系很弱。广播台在反映群众的生活、工作情况以及他们的意见等等，都很不够。全国有二十五个人民台办了听众服务节目。但是，可以说没有一个台做好这项工作。这个时间几乎全部是用来播送一些琐屑的技术性的稿件，如寻人的、介绍职业的、和一些卫生的、法律的常识之类。各个人民台都强调为基本群众服务，这是正确的，但他们对现在拥有收音机最多的中上层听众，却照顾得很不够。
地方人民台有几种节目，因为满足了一定听众的需要，普遍受到欢迎。全国有十四个人民台办了俄文讲座，学习的人数估计有四万人。单是北京市，出售俄文讲义一万二千份，组织起来的学习者，就有四千多人。儿童节目也是很受欢迎的。以沈阳为例，全市小学儿童组织起来的，就有五千一百二十个小组，三万五千二百四十个儿童。沈阳台与沈阳市教育局文教科和苏联影片输出公司共同主办的“铁木儿及其伙伴”儿童电影放映会，就曾动员了全市将近十万的儿童参加。
华北几个省的人民台，得到当地领导机关的帮助，都已在各该省设立了县的收听网。县的收音员记录了广播台播送的新闻与政令，供给当地政府和中共党委以及其他机关，并作为当地油印报黑板报的主要内容。在及时报道本省新闻，迅速传达政令，以及交流经验，推动工作等方面，都有了相当成绩。察哈尔尚义县中共党委，在开党代表会的时候，听到广播台所播的关于开展察省合作社工作的指示，因而列入了议程，及时地布置了工作。怀来的中共党委，听到广播台批评该县征收工作做的不好，马上发下通知，召开会议，因而改进了工作，完成了任务。根据过去陕甘宁边区和现在华北的经验，建立收音网，不但可以使各该地区的任何一处及时的知道重要的新闻与政府的法令，帮助干部学习，交流工作经验，而且因为及时地传达了政府的指示与法令，因而提高了行政的效率，推动了地方的工作。
最近新闻总署所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对我国的人民广播事业，将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一决定的实施，不仅对今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与文化生活有着重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全国收音网的建立，人民广播事业已可以在确实的群众基础上发挥应有的宣传教育作用，并为它未来更大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可以预期，我们的广播工作，将因这一决定而进入一个过去所未有的新的局面。人民政府对广播事业的关心，以及广播工作者本身的努力，将使列宁关于无线电广播的理想，逐步地在我国得到实现。

全国总工会召集座谈会讨论职工业余教育争取三五年内基本上消灭文盲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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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总工会召集座谈会
讨论职工业余教育
争取三五年内基本上消灭文盲职工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的职工业余教育座谈会，总结了各地办理职工业余教育的经验，并对今后广泛展开这一工作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建设。
与会者在会议中报告各地业余教育的情况。各地职工文盲及半文盲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在解放后普遍要求学习文化与技术，尤其迫切的是要求学习文化。业余教育在各地已形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据不完全的统计：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济南、唐山、石家庄、哈尔滨、大连等九个城市，已有二十二万职工进了正规的业余学校（非正规的补习班不在内）；旅大的职工百分之三十八参加了业余的文化与技术学习。
会议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曾对职工业余教育的方针、领导、学制、教材、经费、教员、教学法等问题，作了反复的研究，提出的办法都以确实需要和可能做到为原则。
方针问题
关于方针问题，会议认为首先要确定是业余的；内容应当以学习文化为主，争取在三、五年内基本上消灭全国职工中的文盲；在作法上则需要适合职工工作及生活的复杂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但必须各有一定的组织与计划。政治学习可一月有一两次的专题报告或上大课。技术学习主要是订师徒合同，或开讲演会、座谈会，由先进工作者作讲解。工作中一方面要反对没有一定制度、组织的游击作风；同时也要反对不顾一切，机械和过分强调正规化的作法。
领导问题
关于领导问题，会议一致认为必须统一。现在各地业余教育由于领导上的不统一，步调不一致，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今后最好在中央以及各地，由政府负责组织包括工会、青年团及其他文化教育团体代表的统一的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在工厂由工会负责组织包括行政、青年团代表在内的委员会，受当地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的领导，办理各厂业余教育。天津市教育局为推进职工业余教育而设立职工教育科的办法是值得各地参考的。
学制、教材、经费问题
关于学制、教材、经费问题，会议认为：学制可以灵活运用，以学完一定的课程为标准，但各地须自有具体的制度。教材应有统一的课本，编写上要多采用故事形式，以照顾职工的特点。经费则各地应将规定的各厂职工文化教育经费以市为单位集中使用，其中除上缴者外，应有百分之七十用于职工业余补习教育。
教员、教学法问题
关于教员、教学法问题：会议认为：办正规的业余学校三班以上的，就应有专任教员固定任教。兼任教员多，流动性大，业余教育不容易办好。唐山专任教员多，故业余教育能正规进行。兼任教员最好聘请本厂职员、眷属、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人或附近学校的教员、学生担任。旅大曾采取文盲诉苦与上级号召相结合的办法来争取职员教课，这样可以促发他们的自愿，提高其责任感。教员一般的应有报酬，其标准可比照当地普通学校的教员待遇。专任教员应吸收为工会会员。教员水平一般不可能太高。会议指出应适当的注意师资培养，旅大的办法是教员有研究的组织，事先集体准备功课，经常总结经验。在教学上主要的要发动学生的自觉、自学，并注意多使学生有反复练习的机会。
会议除将这些建议提供政府作制定有关职工业余教育办法的参考外，并由一部分代表协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把该会编辑的一套职工业余教育课本作最后的讨论与审查，以备应各地的需要。会议还建议办一种通俗刊物，来推动职工业余补习教育。
关于职工业余教育在整个教育工作的地位问题，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曾肯定表示：它是全盘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他说：二十多年来，因为中国革命的特点，工人阶级同自己的先进部队是比较隔离，没有能够广泛地受到教育；今天在新中国的教育工作中，是没有比教育工人阶级使其真正负担起国家的领导责任这一工作更重要的了。政府一定大力促进其发展。
座谈会于四月上旬在北京举行，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刘子久主持。出席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济南、唐山、石家庄、哈尔滨、大连等九个城市的工会文教干部及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员、工人学生等三十一人；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中共中央宣传部、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宣传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劳动部、燃料工业部、食品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重工业部等单位都派代表参加，中国铁路、邮电、搬运等工会，店员，煤矿、海员等工会筹委会文教工作干部也都列席。

领导干部共同保证学习时间丰台工务段业余学校完成第一期学习计划

第3版()
专栏：

　　领导干部共同保证学习时间
丰台工务段业余学校完成第一期学习计划
【本报讯】天津铁路丰台工务段的职工业余学校，已完成了第一学期（三个月）的学习。据期终测验的成绩估计，三个月的正规业余学习，有四分之一的学员提高了相当于小学一年的程度；二分之一的学员则提高了半年程度，其余的也有进步。全体学员平均成绩在八十分以上的占百分之四十，不及格的仅百分之十。中级班学员四十五人，初开学时仅有五个人能写信；现在，已有三十个人能写通顺的信件和日记了。这一时期的学习成绩，相当于过去七、八个月散漫学习的成绩的两倍。该校于今年一月四日开学，学员共一百十三人（占工务段丰台地区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二）。分编初级、中级两班，每周学习十小时。教学内容文化课占五分之三，技术课与政治课各占五分之一。学习中，由于中共支部、行政、工会与青年团的密切配合和全力支持，保证了学习的正常进行。他们规定每天晚上七时至九时是工人的学习时间，谁也不许侵犯。党、工会、团都不在这个时间内开会或作任何活动；行政方面也不给任何任务来打乱学习。整整一学期中，除了春节放了十天假外，只有一次是因全面性的突击任务而放了一天假。学员们也彼此勉励不误课，小组保证全体出席。第一工区的工人住处离学校来回要走十五里，然而他们很少迟到。党和团并组织党员、团员订学习计划，带头学习。行政和工会给学校解决学习中的困难。工会的全部房子都做了课堂，连工会主任办公的桌子都交给他们用了。由于大家都重视业余学校，它成了工务段的大家庭，带来了蓬蓬勃勃的生气。段长说：“从前我恐怕学校影响生产，没想到学习之后大家的生产情绪更高了。大家的文化和技术提高了。也增进了业务效能和工作效率。行政方面直接间接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有一些曾被降职、减薪的工人，因为学习又鼓起了工作热情。其中的王德不?竟成了一等模范。
（丰台工务段通讯组姚克）

七十兵工厂总支委员会的检讨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七十兵工厂总支委员会的检讨
我们同意并接受三月二十日《党的生活》栏对我们批评的基本精神。我们在北京市委组织部工支科的帮助下进行了检讨，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产生错误的根源。
总支委员会最主要的缺点是在生产上未能起到保证与监督作用。首先，在思想上认识不够明确，因此，总支很少研究如何保证与监督生产，更未根据本厂的具体情况制出保证与监督生产的计划与步骤，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号召，而未做过具体布置。生产上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工务制度、生产调配、工资等问题，没有正式在总支会上研究过，只是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未提出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虽然一般党员在生产上均能起一定作用，但总支未能根据下面情况，进一步加以研究和指导，使每个党员不只自己积极努力生产，而且更能团结全体职工去完成生产任务。
总支委员会应成为全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核心。由于总支未专门研究过党、政、工、团各部门的关系及如何相互配合，因此，行政上遇有一些较重大的问题时，也有未拿到总支委员会上来讨论，而自行处理了。工会和团的工作，总支也很少加以研究，给以方针和方向的指示。形成了各自为政，不能互相配合。更由于每个总支委员对厂内各种情况缺少详细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因此，在会上也就互相不能说服，形成了固执的坚持己见。由于意见的不一致，逐渐造成干部关系的不协调，这样，就更影响了工作的改进。使党在一切工作上失去了核心作用。
总支的缺点是早就存在着的，每个同志并不是没有察觉，而是长期地放任缺点的继续存在与发展，以致加深缺点的严重性。其主要原因，则是每个同志对工作中的缺点采取了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缺乏严肃的负责精神。党内未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缺点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总支也犯了严重的事务主义，只将自己的工作停留在解决具体问题与日常琐事上，对工作方针与领导方法则很少研究，在工作上表现了无计划无步骤无检查，以致使总支的领导陷于软弱无力。
最后，我们认为，为了彻底转变总支的领导，首先必须建立坚强的领导核心，使一切工作围绕着生产而进行。虽然，我们经过了检讨，但还很不深刻。为了使党的工作能提高一步，必须继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团结，真正的实现党在生产上的保证与监督作用。其次，《党的生活》栏在批评中提到实行超额给奖制后，规格为一百二十磅压力的水泵，有的竟降低至八十磅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水泵标准规格为一百二十磅压力，但厂内试验水泵的锅炉的蒸气只能烧到八十磅。改用冷泵抽试后，试验结果一般均合乎一百二十磅压力的标准规格。其他个别具体问题与事实稍有出入者，不必在此申述了。

北大工院员工补习学校编整班次开始正规学习

第3版()
专栏：

　　北大工院员工补习学校编整班次开始正规学习
【本报讯】北京大学工学院员工补习学校已开始正规化的学习。该校于上月份举行了编班测验，将学员按国文程度分为小学五班、中学一班，按算术程度分为小学四班、中学一班上课。教师陈容亦已加强，由北大工学院同学二人、助教二人和职员十人任课。各课教员并组成了教学小组，订出了定期的会议制度，以研究、计划和改进教学。学员们的学习情绪较以前更积极了。按北大工学院员工补习学校成立于去年十一月，有学员一百一十五人，多是该院实习工厂、宿舍和教室的工友。经过四个月来的学习，低年级学员平均每人认识了四百多个字；中年级的学会了作文和写信，高年级的学会了初等数学。同时，也提高了工友的政治觉悟。如技工潘鑫元、刘绪东、郭宝林等学习之后，把解放前拿走的学校工厂的工具三十多件全部送还。看教室的工友刘大贯，把教授讲课时遗留下的粉笔收集，积了一大箱送交事务课，节省了学校的开支。（北工通讯组）

华北革大植树七千株

第3版()
专栏：

　　华北革大植树七千株
【本报讯】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响应政府植树造林号召，于上月二十一日动员全校学工人员开始植树工作，截至月底止，共在校内路侧隙地和农场等处栽植松、柏、杨、槐、桃、杏、李、柿、核桃、葡萄、苹果等苗木七千三百零九株。以上苗木均由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供给。该校农场并已开辟苗圃一亩余，以培育苗木，保证今后植树自给自足。现已育苗十余种，插条千余株。
（革大校务处办公室农业研究组）

中华职业教育社召开全国工作讨论会决转变改良主义路线尽力为劳动人民服务

第3版()
专栏：

　　中华职业教育社
召开全国工作讨论会
决转变改良主义路线尽力为劳动人民服务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中华职业教育社于四月五日到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解放以后第一次全国工作讨论会。出席的有黄炎培、杨卫玉、顾树森、庞翔勋、杨善继、温仲六等理监事和该社总社以及所属各地各单位负责干部多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孙晓村、千家驹等也应邀到会分别作了关于文教、财经政策的报告。大家学习了人民政府的政策，连系到自己的工作，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路线、立场、方针、任务和制度等加以检讨，进而确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大家一致同意：中华职业教育社应该由三十三年来的改良主义的路线转变为人民革命的路线；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立场则应由资产阶级的变为劳动人民的立场。中华职业教育社今后的工作方针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下，首先掌握政府的政策，将中华职业教育社业务密切配合政府整个计划，加强现有工作，稳步前进，以便有步骤地将多年培育起来的私人事业贡献给人民自己的政府，成为国家教育事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当前任务，则以技术教育、业余教育为重点，而尤着重业余教育。大会一致热烈通过致函毛主席致敬。会议并曾邀请周总理给予指示。周总理除详细剖析国际局势国内情况外，并勉励该社联系工商界，为劳动者服务。最后会议通过“我们的方向”一文，将会议讨论结果公告社员及社会人士，并决定将大会的内容作出总结，向所属各单位传达。会议的各项决定，并已由该社常务理事会于四月十九日第三次会议加以批准，分别实施。又讯：该社已经推定黄炎培为理事长，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李正文为副理事长，孙起孟兼总干事。该社现在北京菜厂胡同六号办公。

我们的方向

第3版()
专栏：

　　我们的方向
（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五○年四月工作讨论会通过，第三次常务理事会批准）
我们这一批教育工作者，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所属各单位的工作人员，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于四月五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了解放以后的第一次全国工作讨论会，对本社过去的工作，作了坦白的、深刻的报告和检讨，进而规定了今后本社工作的路线、立场、方针、任务和制度。
路线
首先是路线问题。本社成立迄今，恰好三十三年。三十三年前，正是中国人向西方资本主义寻求“真理”的时候。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工商业暂时抬头的机会。中国人对国家一般的设想和经济情况，要求教育变个样子，从毕业生的学非所用，毫无出路变为使学生个个获得谋生的技能，适应民族工商业的干部需要。本社的成立以及职业教育这一主张的提出，就是那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反映。就当时的情况说，这代表了改良主义路线进步的一面。真正的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顽强的存在，自然并没有因教育上的变化而得到解决。
由于过去反动统治者一贯的压迫和欺诈，本社曾在一定的时期内，抱着超政治的态度，只搞教育，避免和实际政治发生密切的关系。这种超政治的态度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是使本社得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自存自全，一个是使本社未能及早主动地接受革命的领导，减少了可能起的更大的作用。
改良主义、超政治的态度，从九一八事变起，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已经得到事实的修正，代之以一步一步地向革命力量靠拢。三十三年的旅程，是一个由改良主义、超政治态度转变成一面倒向人民革命阵营的旅程。在这段旅程里，很惭愧，本社一直走得很慢，也很累、很苦，但是千回百折，从未后退，到今天，本社已经自觉地积极地认清人民民主革命的路线，决心在教育战线上，努力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立场
其次是立场问题。改良与革命，超政治和一面倒向人民，基本的区别在阶级立场的不同。以前中国的职业教育，从它的本质看，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内的教育，因而它的基本立场，也就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立场。所谓改良主义，所谓超政治态度，恰好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反映。本社一开始虽然就提出了“替中国和世界谋增加生产的准备”“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一类颇有远景的口号，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是没法圆满地实现这些口号的。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本社必须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联系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地负起历史的使命，全心全意地为工农阶级服务，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建设。
方针
再次是方针问题。本社是个私人负责的教育工作团体。在过去，无论是业务、人事、作风，大体上本社的确是另有一套，以区别于当时的反动政府。由于本社的工作大致还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反动政府则只知道为极少数人的利益服务，所以，本社是“私”其表而“公”其里，和反动政府的“公”其表而“私”其里，成为强烈的对照。过去的方针是正确的，私所应私，和反动政府界限分明。现在环境和以前完全不同，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所要推行的教育，是比我们所设想的和人民利益更紧密更完善联系着的教育。在这样情况下，我们的方针便应该是“化私为公、公私合一”。本社真是万分欣幸可以将多年培育起来的私人事业，有步骤地贡献给我们自己的政府。这样做只有使本社的影响更扩大、垂于久远。不过，“化私为公”并不是说本社已经无事可为，恰恰相反，在确立了这样方针以后，我们发现本社还担负相当重大的任务；并不是过了一夜，便可对于所办的事业完全不管，这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们要把各种事业办得更好，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稳步实现上述的方针。首先，我们必须把握国家的政策，使本社的业务，配合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中。加强现有工作，稳步前进，在可能而又更合于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彻底实行“化私为公、公私合一”，使本社的一切工作，成为国家教育事业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任务
再次是任务问题。为着巩固工人阶级的领导，为着迎接即将到来的经济建设的高潮，政府现正注意技术教育的推广和业余教育的倡导，这两种教育，恰好是本社多少年来积极从事，尚有成绩的方面。从这一点看，也可以说，本社的业务已经自然地配合了政府的计划。我们要努力的，是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工作。技术教育与业余教育之中，我们更应以后者为重点，因为劳动者文化、业务水平的提高，不独有助于技术的改进，且为造就新型知识分子的一个有效方法。我们要把多年来办理技术教育和业余教育的经验，研究改进，协助政府完成当前这十分迫切的培育技术人才和提高劳动者文化、业务水平的任务。
制度
最后是制度问题。本社是一个教育工作机关，也是一个群众团体。由于上述的我们自身种种的限制，加上反动统治者的压迫，本社虽有相当的群众影响，可并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这一点，使本社的组织，没有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今天，在新的环境里，我们要采用“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办法，使本社对广大的劳动者开门，成为一个主要是为劳动者服务，同时也是由劳动者当家的社。在这样基础上，一定能建立起健全有效的民主集中制来，也只有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才能保证上述方针、任务等等的胜利完成。
【新华社讯】

文教委员会及中苏友协总会设宴欢送苏联三教授努日金教授等昨离京返苏

第3版()
专栏：

　　文教委员会及中苏友协总会
设宴欢送苏联三教授
努日金教授等昨离京返苏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邀请来我国讲学的苏联生物学博士努日金、史学博士吉谢列夫、经济学硕士马卡洛娃等三教授，在我国各地讲学完毕，定日内返苏。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于二十二日设宴欢送，到有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郭沫若，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陆定一、沈雁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总干事钱俊瑞，及文教委员会所属各部院署负责人，生物、历史、经济学专家等六十余人，苏联大使馆参赞费得林、齐赫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谢烈金等亦应邀作陪。郭沫若致欢送词说，三位苏联学者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西安、洛阳等地举行了一百多次的讲演会和座谈会，他们将马列主义和苏联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我们除了向他们表示深切感谢外，对于他们传授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将以最坚决行动来保证它们的实现。三位教授对中国人民深厚的友情将永存在中国人民心里。三位教授之到我国来，更应该感谢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努日金博士致答词时说：我们在各地讲学，看到中国人民以胜利的情绪正从事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帝国主义者正在企图将世界引向新的战争，我们应该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中苏友协的会员就是为和平奋斗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对于新战争挑拨者是最有力的打击。努日金博士的讲话时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会上，中苏友协总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均以礼物赠给三位教授。最后，由中央戏剧学院及京剧研究院表演游艺节目。
【本报讯】苏联教授努日金、吉谢列夫、马卡洛娃已于昨日（二十四日）下午九时搭车离京返国。

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开幕

第3版()
专栏：

　　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开幕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于二十三日在京开幕。会议的主要任务为总结自去年十月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决议以来各地少年儿童工作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首由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冯文彬致开幕词。他指出：儿童们追求真理和理想，渴求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少年儿童队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给儿童们以科学和革命的教育的组织，是培养建设新社会后备力量的组织。每一个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应充分认识这一工作的深远意义，学习苏联“乡村女教师”影片中女主角的精神，当做终身事业来做。
继由来宾讲话。政务院文化教育委会员主任郭沫若说：培养少年儿童们高尚的情操、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健全的体魄，是成年一代的责任。他特别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创造以儿童为对象的优秀作品。
教育部韦悫副部长、出版总署胡愈之署长、民主妇联代表康克清等也相继讲话。
出席此次会议的有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华北六大行政区，上海、北京等十四大城市、各地农村、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内蒙蒙族等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共一○六人。

1950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