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发扬阶级友爱与团结互助精神
全总号召救济失业弟兄
要求在业工人职员捐工资一日
【新华社二十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今日发表为救济失业工人告全国工人书，全文如下：全国男女工人职员们：
最近上海总工会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发出了迫切的呼吁，告诉我们，上海的工人兄弟姊妹处在如何困难的严重关头，他们已有十五万人陷于失业，连他们的家属计算，将近五十万人，生活十分困苦，有的喝汤粥渡日，有的以豆渣、豆饼、糠秕、野菜充饥。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切的同情，同时使我们连想到，其他城市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失业工人，也在过着同样的艰难困苦的日子。中华全国总工会首先代表全国工人向我们陷于失业痛苦的兄弟姊妹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们知道，造成这种困难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残余匪帮的长期封锁与不断轰炸；由于广大农村因受长期战争的破坏以及部分农村去年遭受灾荒的影响使农民购买力大为降低；由于过去那些专供官僚资产阶级享受的工商行业趋于必然的没落；特别是由于十二年来一直不断上涨波动的物价，今天转为稳定，使一部分靠做投机买卖的工商业不能维持而宣告歇业倒闭等等。总而言之，这种严重情况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长期罪恶统治所造成的恶果；同时也是全国经济要过渡到正常发展的时候必不可免要发生的现象。因此，只要我们将逃窜到海南岛和台湾的蒋介石匪帮的残余势力彻底歼灭，只要农村的购买力因灾荒的克服与今年的秋收逐渐恢复起来，工商业的情况便能开始好转；而在土地改革完成、广大农民购买力提高以后，全国经济状况，便可根本好转，走向繁荣发展的前途。那时工人的失业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并且工人的生活也就会逐渐改善起来。这在今天的东北，就已经成了现实。东北不仅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工人失业问题，并且感觉到劳动力不足了。
但是，目前摆在上海及全国各地失业工人面前的生活问题，是无法等待的。我们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予以可能的援助和救济。现在上海全市的在业工人，在上海总工会的号召下，已纷纷响应，捐助一天工资来救济失业工人的运动，同时北京、天津等地许多工厂企业中的工友也都自动地起来捐款救济。我们深信，全国的工人、职员、弟兄姊妹们，都必然一致的深切关怀各地失业工人所遭受的严重的生活困难，而愿意本着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因此我们号召：全国一切公营、私营工厂企业、矿场、商店、机关、学校的男女工人职员们，都发挥工人阶级高度的阶级友爱，尽力援助上海及各地的失业工人，战胜目前的严重困难，在今年四月底五月初作一天义务工，把这天所得的工资捐作救济失业工人基金。在无法加工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中的工人、教员、职员们，则各尽所能自动捐款，作为救济上海及各地失业工人之用。全国在业工人、职员们用自己一天的劳动所得，就可以帮助各地失业工人相当减轻目前所遭受的生活困难，并使他们在这种伟大阶级友谊鼓舞之下，能发挥更大的毅力，设法克服困难，渡过目前难关，争取不久就可能到来的开始好转。
我们相信：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全国广大工人职员群众，是会自觉自愿地热烈响应我们这一号召的！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在过去三十余年的革命斗争中，克服了无数的艰苦困难，终于获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现在我们已经推翻了长期压榨我们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我们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政权，有了比过去优越百倍的条件，只要我们能继续发挥过去的英勇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紧密团结起来，进行不挠不屈的斗争，一定可以战胜目前的经济困难，而达到建设一个民主、富强、兴盛、繁荣的新中国的目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
四月二十日
第1版()
专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在今天是更加突出地重要起来了。因为今天大陆上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二）为了公开地并且在报纸刊物上正确地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在党内和人民中进行两方面的教育。第一，要教育党员特别是干部认识：在报纸刊物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和建议，纵然这些批评和建议并非完全成熟与完全正确，而他们也不会因此受到打击与嘲笑，乃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的严重步骤。因此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必须对于反映群众意见的批评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而反对对群众批评置之不理、限制发表和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与嘲笑的官僚主义态度。这在今天是主要的方面。第二，要同时教育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人民群众去区别正确的批评和破坏性的批评。我们所提倡的批评，乃是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农民）以促进和巩固国家建设事业为目的的、有原则性有建设性的、与人为善的批评，而不是为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同纲领、为着破坏纪律和领导、为着打击人民群众前进的信心和热情，造成悲观失望情绪和散漫分裂状态的那种破坏性的批评。报纸刊物的编辑人员、记者、通讯员和读报组，应当欢迎和领导正确的批评而反对破坏性的批评。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特别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的言论，则是应该而且必须加以拒绝的。
（三）为了保障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得以顺利而有效地进行，中共中央特规定下列各项办法，望各级党委与党报工作者切实地加以执行：
甲、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过去在许多地方曾经实行一种办法，就是把批评党和政府的组织与人员的稿件送给被批评的组织和人员阅看，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后，才加以发表。这种办法，在战争期间调查不便的条件下，曾经避免了许多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和不周到的批评，但是在现时的条件下继续采取这种办法却是害多利少的，不对的。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对于自己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可以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
乙、对于工农通讯员的稿件，同样适用上述办法。工农通讯员的工作，除由报纸领导外，并应由所属生产单位的党的组织加以协助。工农通讯员的活动状况，应列为检查报纸工作和各生产单位党的工作的项目之一。任何人不得滥用权力压制工农通讯员在报纸刊物上的批评，或加以报复。
丙、读者来信中的有益的批评，凡报纸刊物能判断其为真实者，应当加以发表。投书者应将真实姓名住址告知报社，但报社得依投书者的要求代守秘密。
丁、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四）规定列宁《论我们的报纸》，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和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的决议作为各级党委和党报党刊在讨论和执行本决定时的学习资料。
（五）本决定适用于党所领导的报纸和刊物，但党外报纸和刊物在同样精神上采取同样正确的态度批评党的组织和人员时，党也应当按照同样的办法给予应有的合作和支持。
一九五○年四月十九日
第1版()
专栏：
列宁：论我们的报纸
中共中央注：我们选了列宁的这篇文章作为全党在讨论和执行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时的学习资料，因为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了报纸应当坚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当“多谈些经济”，“多注意工农群众在事实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样在建设新的东西”，这些意见，对于我们今天是完全适用的。但是这篇文章说到资产阶级的地方，却不适用于今天中国的情况。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中的同盟者之一。这一点在学习斯大林的两篇文章时也须同样地加以注意。
对于旧题目的政治鼓动——对政治的空谈占据的篇幅太大了。对新生活的建设，对于这个建设的各种事实，则占据的篇幅太少了。
关于像资产阶级的仆从——孟塞维克的可耻的叛变，像美日为了恢复资本的神圣权利而进行的侵犯（注：这是指美国和日本参加俄国内战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言。——俄文版编者），像美国千万富翁咬紧牙根反对德国等等………这些简单的、众皆周知的、明显的、为群众所大概知晓的现象，为什么不写成十行二十行，而硬要写成两百至四百行呢？讲到这些事情是应当的，在这一方面的每一件新的事实，是应当记载的，但是用不着写论文，用不着重复议论，而只要写上几行，以“电讯方式”，即是旧的、众所周知的、早有评价的政治的新的表露就行了。
在“幸福的旧的资产阶级时代”，资产阶级的报纸，并不涉及“神圣之神圣者”——私人工厂、私人经济中的内部情况。这种习惯是适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我们应该根本丢掉这种习惯。但是我们还没有丢掉这种习惯。我们的报纸式样还没有变成这样：如像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边应有的文化那样。
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它归结成了两个营垒：实行起义的无产阶级与区区少数奴隶主、资本家（从他们的猎犬起到孟塞维克等为止）的斗争。再重复说一句，关于这种政治，可以而且应当讲得很短很短。
多谈些经济。所谓经济不是指“一般”推论，学者考察，知识分子计划及其他垃圾而言。——可惜，此种经济十之八九正是垃圾。不是的，我们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缜密检查及研究新生活的真正的建设各种事业而言。在事实上，在新经济的建设中，大工厂、农业公社、贫农委员会、国民经济地方委员会，有没有进步呢？这种进步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它们能否证明呢？这里有没有大言夸张、知识分子的“诺言”、“调整”、“拟就计划”、“运用力量”、“现在我们可以保证”、“改善是不庸怀疑的”以及“我们”这样的老手所爱吹的其他等等大言不惭的“计划”呢？这些进步是怎样达到的？如何可使这些进步更加广泛起来？
自工厂收归国有之后，落后的工厂曾成了分崩离析、藏污纳垢、流氓行为、懒惰成性的模范。此种落后工厂应上“黑牌”。但是这种“黑牌”是在那里呢？它还是没有的。如果不同这些“资本主义传统的保存者”作战，那么我们就不会履行自己的责任，只要我们沉默，容忍这样的工厂一天，那么我们便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收拾破布烂纸者，我们还不会像资产阶级所作的那样，在报纸上来进行阶级斗争。请回想一下罢！资产阶级曾经如何巧妙地在报纸上猎获他们的阶级敌人，如何讥笑他们，如何侮辱他们，如何虐待他们。而我们呢？难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的阶级斗争，不在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以防备那些顽强地保持资本主义传统“习惯”而继续以旧观点来看待苏维埃国家——给“它”少做些工作，并做得坏些，而从“它”多拿些钱——的区区少数工人吗？就是在苏维埃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中间，在索莫靖斯基与普极洛夫斯基工厂的工人中间，难道这样的糊涂虫是很少吗？我们猎获了他们中间的几个？揭穿了多少？惩戒示众的又多少？
报纸关于这些，则默不作声。即使讲到的话，也是官样文章，而不是革命的报纸，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报。无产阶级应以自己的事业去证明，资本家及保存资本主义习惯的懒汉的反抗，是将被铁拳粉碎的。
对于战争也是一样，我们是否查办过懦怯的司令官与军人？我们是否向俄国全国痛责过一无用处的部队？那些无用、怠慢、迟到等等而应从军队里赶走，使全国知晓的大批坏蛋，我们是否猎获过？我们对于具体的作恶者还没有进行过切实的、无情的、真正的革命的斗争。我们还很少用生活各方面的生动的具体的榜样和模范，去教育群众，而这正是报纸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我们还很少对工厂、乡村、军队生活内部的日常方面，加以注意，在这一方面，是需要建设新的，在这一方面，是需要多多注意，多多宣扬，多多的加以社会的批评，最需要痛责无用分子，号召学习好的榜样。
少登载些政治的空谈。少登载些知识分子的议论。多接近些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在事实上，在其日常工作中，怎样在建设新的东西。多多检查这种新的东西，有多少是共产主义的。
（一九一八年九月）
第1版()
专栏：
我贸易代表团离苏
葛罗米柯等赴站欢送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一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团，已于四月十九日离开莫斯科。代表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长伍修权先生等。
赴车站欢送代表团者，有：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叶列明，苏联对外贸易部东方司司长斯拉特科夫斯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代表米古诺夫，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董金、苏联外交部交际司司长莫洛赤科夫、苏联对外贸易部交际司司长库兹敏斯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先生和大使馆人员，亦赴车站送行。
第1版()
专栏：
政务院廿九次会议
【新华社二十一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九次政务会议于今日下午三时半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李立三部长关于全国劳动局长会议的综合报告和新闻总署胡乔木署长关于新闻工作会议的报告。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草案，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展开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批准了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关于在私营企业中设立劳资协商会议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及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会议批准了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中苏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中苏关于建立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此外，会议通过了任命案两件。
第1版()
专栏：
毛泽东同志论自我批评
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发生灰尘的，也应该打扫与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错误、缺点这类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与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我们还有什么错误的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点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与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或错误、缺点，不能牺牲吗？（《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对于群众观点已经加深，对于结合群众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与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判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坏的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诊死。一个人发了盲肠炎，医生把他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也不管他的错误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解决问题的。思想上的毛病与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一九四二年二月）
第1版()
专栏：社论
纪念列宁，学习国际主义
今天是伟大的列宁诞生八十年的纪念日。
列宁是继马克思之后世界最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以来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革命运动史，就是列宁主义辉煌胜利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世界各国革命的实践一样，都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演中说过：“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与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我们可以设想：三十年来中国的革命，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真理作为我们行动的指针，如果没有列宁和他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予中国革命以各种精神的和实际的援助，我们的处境就将不知会困难多少倍。
觉悟了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关心与援助。远在一九○○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时期，列宁在火星报上就发表了论中国战争的文章，痛斥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中国的掠夺政策和殖民地政策。列宁坚决反对当时俄国沙皇政府参与对中国的战争，他斥责“俄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乃是一种犯罪的政策”，“沙皇政府不仅把俄国人民控制在奴隶的状态中，并且还派遣他们去镇压其他国家起来反对奴隶制的人民”。这充分说明了列宁对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具有崇高的国际主义的热爱，而憎恨一切对内对外的压迫者与侵略者。他不但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而且赞扬各国人民爱国主义的行动。他驳斥了“黄种人仇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明”等无耻的谰言，指出：“中国人并不是嫉恶欧洲人民”，“其所嫉恶者乃是欧洲的资本家和服从资本家的欧洲各国政府”。这就是从无产阶级革命观点所产生的伟大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一致的思想。由于这种思想，他贡献了全生命，不但为俄国人民求得解放，同时也努力支援中国及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伟大的国际主义，正是我们所以要纪念列宁、所以要向列宁主义学习、所以要向苏联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列宁和他忠实的战友斯大林，在俄国十月革命推翻沙皇和克伦斯基政府、取得政权之后，立即宣布取消帝俄时代对于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宣布在苏联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此后三十年来，苏联给予中国及其他各国人民的一切援助，无一不是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出发点，不但是为了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更是为了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它反对任何民族之间的歧视、压迫与侵略；主张一切民族，不论大、小、强、弱，在国际和国内获得完全平等与解放；并且在自己解放之后，尽力援助其他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特别强调反对“民族利己主义”，而指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是“第一、一国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须服从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这一斗争的利益；第二、实现了战胜资本主义的民族，要能够而且准备为推翻国际资本而作最大的民族的牺牲”。苏联对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正是完全根据列宁所指示的国际主义要求。
我们中国今天的环境比俄国十月革命后所处的环境好得多了。在中国人民已经取得胜利和苏联积极援助我国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时时刻刻记住列宁关于国际主义的要求。因为只有有了这样的国际主义，才能够有真正的爱国主义。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离开国际主义都是不可想像的。特别在今天，帝国主义是如此仇视与畏惧各国革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它们正在竭力吹嘘资产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和所谓世界主义，不惜以一切手段挑拨各民族之间互相的猜忌与不信任，分裂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是卑视其他民族的大民族主义，对于被侵略国的投降派来说，则是贱视自己民族而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他们那样吹嘘的目的，是企图使美国的摩根、梅隆等八大财阀不到一千人的小集团来奴役统治全世界二十万万人民。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十分警惕地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跟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加以严格的区别。
中国曾经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的大资产阶级压迫而经济落后的国度，因此，在我国人民群众中，不但遗留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影响，而且还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利己主义的成见。这些成见，在我国旧的经济生活基础没有全部彻底改变以前，是不会完全消灭的。因此，我们就更要加强国际主义的学习。我们要按照列宁所昭示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