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6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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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总机关整顿干部学习
首长亲自领导联系实际问题
【本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在职干部,于今年一月起重新调整了学习组织,两个多月来,学习已初步就绪。该会干部自去年八月起分组进行学习,以丙组(文化学习)成绩较好。该组设有专任教员,在半年中有的同志学了六百字,有的已能读工人日报。工作上、思想上也有进步。但甲组干部的学习比较松懈;乙组干部学习热情高而缺乏领导。今年一月,该会由革大调来了一批新干部,他们已经学过了社会发展史。该会乃于此时整顿了干部学习。首先加强学习领导,以中共支部为核心,动员行政、工会、青年团共同组织总学委会,集中领导学习,并根据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个人爱好与业务的不同,重新调整了学习组织。学习内容分为多种:(一)理论学习:以政治经济学为中心,凡中级干部及文化水平较高、有些斗争经验的青年干部均参加。另有极少数人学习社会发展史。(二)文化学习: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参加,开始时以国文、算术为主,准备再增加史地或理化。(三)俄文班:根据原有基础,分四班上课。(四)政治课:主要对象是新党员与团员,但已变为群众性的学习,每次上课均挤满了礼堂。
理论班的学习,采取了首长负责制与群众性的监督相结合的形式。按行政部门编组,由负责干部亲自领导学习,克服过去学习中缺乏领导的现象。学委会并提出造成群众性的学习运动,大家共同发现问题,共同解答问题。理论水平较低的同志,在大家的启发互助下可以加速进步;理论水平较高的同志,则在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时,自己必须首先求得透彻的了解,不懂的还须看参考书,找老师请教,这样也提高了自己。此种编组方法,试验的结果很好。如编辑出版室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时,有许多同志感到困难,在负责干部的帮助下,已能正常进行。此外,如国际连络部、行政处、财务处、女工部、劳保部等都进行得很好,新老干部都感到满意。但有少数单位领导干部没有积极负起责任。青年同志在学习中没有领导,现在进度较慢。
学习中,曾纠正一部分干部不正确的学习态度,使大家从思想上认识学习的重要。如有的干部认为“工作忙,挤不出时间学习”,有的则以为“工作完不成要受批评,学习耽误点没关系”,因此,学习时间经常去办公,而工作不忙时很少谈学习。又有一部分干部说:“自己文化水平低,不适宜在领导机关工作,要回到工厂去”,而不积极学习来提高自己。这些思想,自该会李立三副主席,文教部长刘子久等分别作了指示报告之后,一般已获纠正。干部的学习情绪高涨起来,工作也安心了。
学习过程中,许多组曾犯了死啃名词、背定义的毛病。如有人提出什么叫“商品拜物教”,大家便研究何谓商品,何谓拜物,何谓教。甚至作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但有的组能联系实际与自己的业务来讨论。如学到价值规律与商品生产的盲目性时,生产社即举出北京刚解放以后肥皂业的畸形发展,以致造成生产过剩,一部分制皂厂停工的例子。通过这些讨论研究,大家都感到理论学习的重要。在政治课解讲中,注意了联系当前干部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如一部分人工作不安心;恋爱与工作的关系等),所以这一项学习自愿去听的人最多。
此外,文教部理论学习小组还试用了一种口头测验的办法,以暴露一些似懂非懂的问题,予以解决。每章学习完后,经过充分准备,各同志逐一以抓阄的方式抽答书后的复习题。以口头方式作答,其他同志可提出反问,直到不能解答时,再由其他同志补充或修正。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论,直到问题解决为止。这样作并不需很长的时间(一早晨曾进行十三人),而且促进了大家的复习,测验后也能真正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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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绥远省土默特旗
举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通过今年农业畜牧生产计划和禁烟禁毒决议
【新华社归绥十四日电】直属绥远省人民政府领导的土默特旗,已于本月五日至八日举行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该旗绝大多数为蒙民。出席代表包括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喇嘛、民主人士、商人和旗属各机关、旗境各市、县人民政府代表共七十八人。会议主要讨论了进行春耕和畜牧生产等问题。会前,多数代表对于进行生产、春耕中的困难,存在着不少顾虑和依靠政府解决的思想。在归纳的三十九件提案中,大部分是要求人民政府贷款、贷粮,并请求允许继续播种大烟。会上,人民政府代表详尽地讲解了政府关于奖励生产、保护劳动所得。合理负担及农业贷款等政策,并以全部会议中三分之二的时间,针对代表们的思想情况,进行了大会和小组的反复讨论,因而消除了代表中的顾虑和依赖的思想。如蒙民代表之布和鸿寿说:“村里人叫来会上多说困难,要求贷给款粮。现在才知道政府是自己的。其实我们村里的困难是可以互相帮助解决的。”许多代表都表示:回去一定要很好向大家说明人民政府的各种政策,并具体领导大家生产;对去秋种上的和刚种的大烟,保证一律铲除,改种农作物。蒙民代表并提到要和汉胞组织变工互助,加强蒙汉人民的团结。喇嘛代表也表示回去要动员喇嘛参加劳动生产。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一九五○年全旗农业、畜牧生产计划和禁烟禁毒的决议。大会闭幕时,绥远省人民政府奎壁(蒙族)副主席到会向全体代表讲话。他以内蒙自治区几年来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成绩,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少数民族的光明前途,给到会代表以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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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临夏尹集区
建立各族联合民主政权
解除回汉民族纠纷加强团结
【新华社西安十四日电】甘肃临夏尹集区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建立各族人民联合的民主政权,解除了回、汉民族纠纷。该地汉民占百分之六十,回民占百分之四十。去年八月该地解放后,马匪潜伏残部曾以“救民军”为幌子,一度在该区抢劫烧杀,汉民相率逃至夏河、土房等地。当时正值秋收,部分回民趁机收割了汉民庄稼,加上土匪特务从中造谣挑拨,当地人民政府在执行民族政策时也存在缺点,因而酿成了民族纠纷,相互仇杀。为此,甘肃省人民政府特配合分区、县和区乡人民政府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各地工作,协助建立基层政权组织,首先召开全区群众大会,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选出各乡乡长、村主任。选举中,回民选汉民,汉民选回民,选出了真正为回汉人民服务的工作干部。他们日夜奔走,大力宣传回汉团结的重要性,及时解决了各种纠纷,并号召回汉人民互相保障团结和合作。在民族纠纷较严重的三、四、五、六四个乡,特别成立了团结互助委员会,召开了团结大会,订立了团结互助公约,并发动回汉人民安抚和救济受难家属,因而回汉双方逐渐解除了仇视心理,逃至四乡的汉、回居民全部回庄。各乡并组织了救灾委员会,除人民政府拨发给该区救济粮三百公担外,各村还发动互助互借,展开了生产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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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师大同学重视政治学习
改进学习组织和学习方法
【本报讯】北京师范大学通讯组报道:自本学期开始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以来,政治课的学习在师大已普遍的为同学们所重视,学习组织与学习方法均有改进。同学们对于政治课的看法,和上学期刚开始时已有显著的不同。在上学期,还有一部分同学以为“政治课不如一般文化课重要”;有的以为“政治课是专为比较落后的同学解决思想问题的”;有的则以为自己已知道了一些革命理论,不肯继续深入的钻研;甚至视政治课为负担。后来通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及思想总结、学习总结等,同学们的思想认识已提高了一步。在寒假中,许多同学参加了北京市春节科学知识展览会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感到学习得不够。一位参加“从猿到人”展览的解说工作的同学说:“从前以为‘从猿到人’还不是那么一套,谁都能解说清楚,但是一经‘解说’后,才知道学的不够,非得老老实实地学习不可。”同时,中共师大总支委员会和青年团师大总支部在假期中传达了冯文彬同志关于学校工作的报告外,并举办了团课、党团员大课等,指出了政治课是为了确立革命的人生观,明确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并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求同学们要在学好政治课的基础上来学好其他课程。同时,又说明了学校中党、团员的工作首先是学习。解决了一部分党、团员存在着的“工作为革命,学习为个人”的错误思想。所以党、团员在学习中,起了积极带头推动与组织的作用,并且帮助同学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使同学们更能够自动自发地来学习。
在组织形式上,教务会议曾决定“政治课是教务处重点工作中的重点”,并且成立了新民主主义论学习委员会,由任课教授及工会、学生会负责宣教工作的员生共同组成,负责领导全体师生政治课的学习。由副教务长丁浩川任主任委员。同时将上学期一院一个领导学习的中层机构改为一系一个。由教授、讲助、学生代表各一人组成,负责推动检查本系的学习;并规定各系主任对本系政治课学习须负推动与检查的责任。各系级的学习小组也作了必要的调整。教授、助教按学习单元轮流加入各小组和同学们一同学习,使师生团结得更紧密些。各系行政方面均增购了一部分参考书(如历史系已有参考书六一五本),并给每一小组订人民日报一份(有的系已开始,有的即将实行)。学习委员会亦印发必须阅读的资料,如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图书馆为了配合政治课的学习,特在阅览室内开辟一块地方陈列与当前政治课教学单元有关的参考资料。
在学习方法上,除上大课外,一般均是以自学为主,集体讨论为辅。许多小组并创造出了新的学习方法,纠正了过去讨论会缺乏准备,讨论不能深入;或仅有少数人发言等缺点。
该校广播组为帮助同学们学好政治课,特于每星期二、四、六中午增辟“学习时间”,除介绍本校各小组学习讨论情况外,并介绍校外和其他机关团体学习情况。同时还成立“点将台”,规定遇有未解决问题,可提交“点将台”请别的小组解答,这样可使各小组彼此互助,相互竞赛。不少同学在听了广播组的“学习时间”广播之后,异口同声地说:“对这个问题我原来也有些模糊,现在可弄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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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农业大学介绍
农业大学通讯组
北京西郊罗道庄的北京农业大学,是一所向新型教育发展的专门学府。她继承了前华北大学农学院的优良传统——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结合生产,以“教育、研究、生产三位一体”的教学方针,为培养新中国的农业建设人材,提高新中国的农业生产而努力。
农业大学成立于去年十二月,由前华北大学农学院与北京、清华两大学的农学院和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组成。华北大学农学院建立于一九四七年三月间(校址在太行山区的长治县),是适应当时晋冀鲁豫区的大生产的需要,在开展牲畜保健工作和甜菜制糖事业中成长起来的。成立之初,该校师生就直接投入了生产斗争,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兽医与制糖人材。在制糖教育中,当时因受敌人封锁,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师生们亲自动手,从被敌伪毁坏的破坏房屋中修建起教室和农机厂、实习糖厂,建立七座盘灶和巨大的糖萝卜贮藏地窖,在当年十月,开始了半手工业的制糖。买不到必需的器材,他们以木轮洗刷代替机器洗刷,以大锅代替蒸发器,以温室代替结晶罐,将敌伪时曾用作榨油的离心机改为摇糖机。就是这样,他们制出了好几千斤砂糖;还用核桃壳烧成活性炭制出了白糖。在兽医教育上,他们取得各地政府的协助,在各交通要地建立了三十几所兽医教育实习工作站(如长治到石家庄七百二十里大路沿线,就有工作站十二处),学员们半天上课,半天实习,为附近农民治疗病畜。各站每年还组织医疗队深入农村,为农民防治畜疫。各工作站就地吸收学员,等到他们能自己掌握技术时,即将工作站全部交给群众直接管理。据两年来的经验,这种学习与工作实际结合的教育方法,学员们进步极快。许多文化程度很低的农民子弟,很快就培养成为了有单独工作能力的技术员。并且使农业技术确实能在农村中生根。
华北大学成立以后,规模逐渐扩大,自去年与北京各大学农学院合并组成农业大学之后,已成为一所相当完备的专门学府了。
农业大学现在设有本科十一个系(农艺、园艺、植物病理、昆虫、农业化学、土壤、森林、畜牧、兽医、农业经济、农业机械),三个专修科(畜牧兽医、糖业、森林),三个研究所(植物病理、昆虫、植物生理),一个研究室(农业生物科学研究室)。全校师生员工共二千余人。另在山西长治及石家庄各设有分校;在山西沁源灵孔山设有森林专科学校(现此校一部分迁河北苑平金山)。
作为学生实习的场所,该校设有农业机械厂,甜菜制糖厂(与新中国经建公司合作,每天可出白糖五至十吨),农业化学厂(木材干馏和酿造),另有药厂一处,高山育种场两处(分在长治及襄垣),马掌工厂三处,兽医实习医院三十四处,农场两千余亩,合作耕畜三百余头。另在石家庄近郊建立了四个合作农场,包括二十一个村庄,师生与农民合作耕种。今年合作甜菜农场将扩大到五千亩。
农业大学的教学方法,是理论与实践一致的。今年二月十日,该校教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本科学生四年的教学分四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第一学期,九月初入学至翌年三月底,共七个月)主要学习基本科学知识,并进行政治学习。第二阶段(第二学期,包括暑假,共七个月)为农业耕作实习,包括整个粮食棉花等作物的生长期及收获期,学生们赴农场及农村参加生产工作,每天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第三阶段(包括四个学期及两个暑假实习),主要依据各系情况,配合中国农业建设的实际需要,学习各种专门业务。第四阶段(最后一学年),学生可以在教师的领导下帮同进行研究工作,或用一部分时间赴实际工作岗位实习,以锻炼实际工作能力。
该校师生在农村实习与研究时,特别重视与当地农民的联系。师生到村后即列为该村的公民,参加当地村政府与各种群众团体的活动,协助当地工作,而且学生与教师均须受当地群众的鉴定,以端正学习、研究的态度。
该校农业生物研究室的工作,也掌握了密切结合实际的方向。当一九四七年初成立时,在少数农业技术干部与研究员(其中包括农村劳动英雄宋茂枝)的艰苦努力下,首先在太行山利用碱地建立了甜菜农场,曾用含糖分很低(百分之十)的甜菜种子,在海拔一千二百公尺的上党地区,培育了新的甜菜种,使含糖量平均提高到百分之十四。现又在长治、襄垣两处农场进行高山提糖育种工作。在砂糖厂建立之后,该室又担任了制糖技术的研究指导工作。同时,该室进行了药用植物的研究,曾组织挖药队,在太行、太岳等山区采集数千斤药材,解决了各兽医院一部分药材的供应,并进行了药用植物的鉴定、泡制、栽培等工作。
在学术研究上,该室主编的《农讯月刊》,经常介绍米邱林、李森科的先进理论,主张科学与群众结合。该室又出有农业生物科学丛刊,现已出版,《新遗传学原理》、《米邱林学说的发展与成就》、《控制植物的性状》等三种农业科学书籍,即将出版的有《米邱林生物进化学说》和《遗传及其变异》两书,均为翻译苏联的先进科学著作。
此外,介绍与推广苏联先进农业科学方法的“中国米邱林学会”,也是以北京农业大学为核心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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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武强县委怎样领导干部文化学习?
今年二月,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内蒙分局、各省、市宣传联席会上,曾介绍了河北武强县委领导全县干部学习文化的成绩,但当时因河北省委宣传部的介绍尚不很具体,会后,华北局宣传部除根据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报告介绍了左权二区干部学习的经验外,并派马子明同志亲自到武强做了调查,此文即是马同志根据调查材料所写。现经华北局宣传部同意,发表于本栏,供各地党的宣传部门工作的借鉴。
编者
河北武强县在一九四七年冬和一九四八年初平分土地时,曾提拔了不少贫雇农出来担任干部,那时一般同志误以有文化知识为耻辱,以老粗不学习为光荣。县的领导上也存在着轻视学习的思想,甚至县委某负责同志,还讽刺爱学习的同志,说:“你们学习,不吃饭也一样饿的慌。”因此当时武强全县干部的文化水平很低,文盲与半文盲的比重很大。一九四八年武强全县干部四百二十六人中,农民出身的占百分之八十,而文盲半文盲即占大半。如一、二、三区的干部共六十七人中,文盲半文盲三十五人;县委八人,即有四个文盲。
每次召开全县扩大干部会议时,到会工农干部不会作记录,知识分子在轻视文化知识的空气下,本来能记的也不敢作记录,以致开完会就忘了大半,对上级指示和政策都难以掌握贯彻。如区干部看不懂划阶级的文件,就依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感想定成分,使错斗中农不能很快改正成分,工作走了弯路。这虽主要是执行政策上“左”的情绪为害,但干部文化水平低,也是工作遭受损失的原因之一。
县委从实际体验中逐渐感到上述情况的严重与危险,曾先后在几次会议上研究干部的文化学习问题,号召全县干部“每天识两个字”,并规定学习纪律:一次不学习受批评,二次不学习受严重批评,三次不学习撤职。这些学习规定,遇到了不少同志的思想抵抗,大部分同志认为“贫雇农成分好,立场稳,老粗也当了部长、县长、主任,知识分子有什么用?都是地主、富农出身”。也有的认为“工作忙,没时间学习”,还有愿意学习但怕丢人的,认为“以前总是教训人,现在跟人家学习,那怎么行?”有的不敢写字,怕写错、写不好别人笑话。由于领导上未能很好从启发干部的学习自觉上着手,而是不适当地强调过左的纪律,更加引起了思想抵抗,斗争历史较长、资格较老、年龄较大的同志,认为“不识字也照样工作,三次不学习要撤职,我还没见过这章程!我就不学习,看你怎样把我撤职吧!”
但县委认识了文化水平低对于工作的妨害,有决心领导全县干部进行文化学习,于是在各种会议上及个别谈话时,对干部进行反复思想动员。强调说明:“学习对工作有好处”、“立场稳,还必须有点文化才好掌握政策,以前忽视学习,执行政策中就犯错误”、“今后新的工作,不学习就做不好”,如此不断的解释学习的重要意义。县委又于一九四八年“七七”时,在全县发动了一个“回忆运动”,要求全县干部进行反省,检查自己几年来对党作了一些什么工作,目前自己还有什么缺点。这样启发之后,全县干部一般的接受了县委学习文化的号召,开始积极学习起来。县委为了加强干部的文化学习,先后又调了六十多个青年小学教员,分配到各区各系统工作,便于发挥学习中的互助作用。经过约半年的时间,到一九四八年十月时,全县的文化学习,才真正开展起来。
一九四九年春,武强县又调出一百五十多个干部(其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也能作记录,并有二十多个学习中的骨干),当时曾从村里提拔新干部二百多人补充缺额,这些新提拔的干部,文盲约占百分之六十,因此全县文盲的比重还是很大,文化学习仍然是很重要的工作。于是领导上对不同的干部又规定了不同的学习要求,改正了过去每人每天识两字的一般要求,提出“壮年每天识一字,青年每天识两字,老年两天识一字”。县委还总结了过去学习的成绩,自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个区有十三个文盲干部会写便信了。四月份,四个区又有三十七人由文盲变成粗识文字,和二十一人由文盲能写便信看报,把这些成绩指给大家看,增加了干部的学习信心。全县干部也感到文化学习的重要,学习情绪都很高,如一区生产助理员王立春在地上学写字,四区公安员张德坤在睡觉时还学生字,六区副组织委员黄淑芳带着孩子工作,一个月还学会四十多个生字。区委也抓紧了对学习的领导,不断地动员干部学习。武强全县干部,像这样坚持文化学习,进步很快,根据一九四八年十月到一九五○年三月,经过一年半文化学习后的统计:全县干部四百一十人,文化水平相当高小及高小以上的二百六十八人,占百分之六十五弱;识七百字以上约当初小三年级程度的七十四人,占百分之十八强;识四百字的二十二人,占百分之五强;识一百字以上的四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一强。一字不识的人完全没有了,而识百字以上到四百字左右的干部,也只占百分之十六强。如三区文书常东洞,参加工作时不识字,现认识一千四百字左右,能看一般文件报纸并能写信。三区妇委李淑嫩,原来不识字,现认五百字,能写信看支部报。一区宣传委员孙桂英,原识三百字,现已识一千字,能看河北日报,写便信,写简单报告。一区区书张开河,原识二百字,现已识九百字,能看报纸与一般文件,并能写工作报告。这个成绩可以说是很大的,大大改变了一九四八年时干部中的文化水平。虽然武强干部文化学习还有百分之十六强的干部只识四百以下的字,还须要继续提高,而识字较多的干部,也还须在识字上、算术上、自然科学与史地知识上(最好都有一定的课本和学制)继续提高,不应自满,但是武强干部的学习经验,有力地证明了分散在农村的县区在职干部,是能够进行文化学习的,而且能够在二三年内扫除干部中的文盲与半文盲,达到初小毕业的程度。
武强县采用了什么办法,使全县干部的文化学习,获得了这样的成绩呢?这是由于上述武强县委对于干部文化学习重视,坚持领导文化学习有决心,从而多方动员和启发干部的自觉学习,克服学习上的思想障碍,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帮助干部学习,扭转了干部中轻视文化学习的空气,加之区委也认真领导学习,这才把全县的文化学习搞好。领导上的重视与启发干部的自觉,乃是搞好干部学习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武强干部学习的主要经验。除此以外,武强还采取了以下的办法,也是值得参考的。
(一)建立了学习制度。干部下乡时,分片成立工作组,设正副组长,正组长领导工作,副组长领导学习。发动各组各人订立学习计划,并依照计划进行学习。领导上注意把文化程度高的和文化程度低的适当配备开,便于在工作中文化高的教文化程度低的学习文化。有的在分散到村之前先教几天生字,分散到村后自己复习。有的文化低的还和文化高的互相写信,问生字。有的在集中时,互教互学,分散到村后和小学教员搞好关系,解决识字的困难。至于识字稍多一点的同志就学习注音字母拼音,利用小字典,帮助自己学习。在学习上要求“四会”,要会认、会写、会讲、会用。
(二)强调学习检查与及时表扬,建立定期的和不定期的测验制度。在学习开始时,县里每集合一次干部,就要测验一次学习,并在大会上表扬学习有成绩的同志。区干部也十天在区集合一次,小区五天集合一次,集合时都要检查学习,要生字账,填生字表,比赛成绩。提倡“三评”,即研究干部时要评他的工作积极,工作深入和学习努力情形。在党的组织生活上,检讨学习也成为主要内容之一,学习成为鉴定干部的条件之一。
(三)培养学习骨干。县每月要召开一次宣教委员扩大会议,专门研究领导学习的方法,帮助各区的领导。区也经常注意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与学习骨干,以便带动大家学习。现一、二、三、四、五区,一百零九个干部中即有三十一个学习中的骨干分子与积极分子,足可带动整个干部学习起来。
(四)注意学习与实用的结合。教学识字的方法极为灵活,常把中心工作编成简明的句子,进行学习,作什么工作,就学什么字,如“催收旧贷”、“发放新贷”、“组织生产”、“恢复旧社”等。这样的学习,与干部的工作紧密结合,干部感到需要,有兴趣,而且学习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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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务院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任命的三项名单
【新华社十五日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八次政务会议通过任命之三项名单如下:
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补充名单
参事 潘怀素 曾任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
刘植岩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
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名单
秘书长 梁一鸣 曾任哲里木盟人民政府盟长。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王逸伦 现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内蒙古分局委员。
副主任 王铎 (兼)
民政部部长 奎璧 (兼)
副部长 乌力图 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副部长。
公安部部长 王再天 (兼)
副部长 伍彤 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安部副部长。
财政部部长 特木尔巴根 (兼)
副部长 胡子寿 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财政部第二部长。
工商部部长 赵云驶 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商部部长。
副部长 刘景平 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工商部副部长。
交通部部长 乌勒吉敖喜尔 (兼)
农牧部部长 高博泽布 (兼)
副部长 亢仁 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农牧部副部长。
文教部部长 哈丰阿 (兼)
副部长 包彦 (兼)
卫生部部长 李本周 原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
副部长 胡尔沁毕力格 (兼)
三、内蒙古自治区各盟人民政府盟长、副盟长名单
兴安盟人民政府
副盟长 奇峻山 曾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锡林郭勒盟分会主任。
呼伦贝尔纳文莫仁盟人民政府
盟长 额尔钦巴图 原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纳文莫仁盟人民政府盟长。
副盟长 乌如喜业勒图 原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纳文莫仁盟人民政府副盟长。
陈炳宇 原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纳文莫仁盟人民政府副盟长。
哲里木盟人民政府
盟长 王晓天 原任内蒙古哲里木盟人民政府盟长。
副盟长 包忠爱 原任内蒙古哲里木盟人民政府副盟长。
昭乌达盟人民政府
盟长 鲧嘎丹儒布 曾任中国共产党昭乌达盟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
副盟长 高化民 原任内蒙古昭乌达盟人民政府副盟长。
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
盟长 潮洛蒙 原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盟长。
副盟长 旺钦 曾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人民政府副盟长。
察哈尔盟人民政府
副盟长 色音鄂理布 原任内蒙古察哈尔盟人民政府副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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