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20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
И·库夫兴诺夫
在二十年以前,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发表了《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历史性演说。
这个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部门大转变的一年中举行的。在农业方面这个转变便在广大农民群众走向集体农场道路这个决定性革命中表现出来。集体农场运动具有了强大的日益增长的反富农的巨浪性质,它扫除了自己发展道路上富农疯狂的反抗,并且在农村中开辟了广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为了争取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为了把党以及从事集体农场建设的实际工作者武装起来,必须有明确的纲领作为根据。斯大林同志在其马克思主义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演讲中,已经光辉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在理论上分析了在苏维埃农村中实行伟大的革命的必然性与及时性,以及和这个必然性有连带关系的关于从限制富农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问题。
党在与人民敌人——在当时公开反对集体化,反对向富农实行进攻的布哈林派作决定性的斗争中,实现了集体农场的建设。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这反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同那些党与苏联人民最卑鄙无耻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朋比为奸,又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代表了富农利益的右倾分子,这是当时对于党,对于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的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彻底粉碎了富农的保卫者——右倾投降分子,团结了劳动农民群众,并且领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大胆地说,不打垮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就不会获得胜利,同样,不击败右倾投降分子,在农村中社会主义也不可能获得胜利。
那些布哈林、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家”,同其他许多破坏分子勾结在一起,利用苏联经济问题理论上的研究落后于实际的成就,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便竭力进行仇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理论的宣传。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必须暴露并且粉碎这些“理论”,因为不粉碎资产阶级的“理论”,不继续发展马列主义的理论,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我国建设成功。
斯大林同志在其“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著作中,从头到脚揭穿了这些敌视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了这个“理论”的反动本质。斯大林同志同时又捍卫了和发展了关于农业问题的马列主义理论,而以过渡时期苏联经济发展规律的知识把布尔什维克党武装了起来。党和人民的导师发展了、丰富了而且具体化了马列主义的理论,他以伟大的远见指出,我国的农业经济应该怎么发展,并且向那里发展。斯大林同志这个“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实在是富有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理论的经典作品,而在斯大林同志所创造的新的学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集体农场制度的胜利,这是我国人民最伟大的收获之一。这个集体农场制度,使得千百万农民群众摆脱富农的剥削,摆脱利用陈旧古老的方法在小块土地上沉重疲惫的劳动,摆脱贫困、破产与黑暗。集体农场制度领导着我们的农业——这个国民经济最普遍最迫切的重要部门从毫无希望的死路,走向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的广阔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党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解决了自获得政权以后最困难的历史任务——使千百万小农经济过渡到集体农场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全面性的集体化的基础上彻底消灭了国内最后的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这是一个极深刻的革命,是从社会的旧质态转变到新质态的突变,照其结果来说,它是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二九一页)。党依靠着斯大林同志英明的不屈不挠的坚定精神,因而能够进行宏大规模的准备工作,这便是这个革命得以实现的保证。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准备群众集体农场运动最重要的一环。
重工业的建立,首先是机器工业的建立,给予了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把我们工业的一切部门,运输业以及农业以技术武装起来的可能。国家工业化保证了苏联的经济独立,巩固了苏联的国防力量,并且创造了为了在苏联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一切必要前提。只有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才能运用技术来改造农业,才能保证农村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去。党与苏维埃国家彻底实施了列宁、斯大林工业化计划,使得我们祖国能够从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到进步的工业化强国。
苏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不仅创造了第一等社会主义工业,而且以此为基础,更创造了在世界上最进步的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社会主义农业。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蓬勃生长,预约收购制度的普遍实施,帮助着农民从事改善农业工作的拖拉机站与国营农场的建立,这对于使农民群众转变到集体化道路上去有巨大的意义。党发展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步骤地教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农业。党根据最初一些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的经验,坚定地向农民们指出,以进步技术武装的大规模社会生产的优点。党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谷物供应方面,把富农的势力全部粉碎了。在这个巨大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到了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就开始了标志着我国实行大转变的群众集体农场运动。
斯大林同志对于把千千万万劳动农民吸收到社会主义去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问题面面俱到的研究,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的。斯大林同志不但在同人民敌人斗争中捍卫了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而且把它更加发展起来,进一步创造了完整的集体化农业的理论,还把它实现出来。包容在斯大林同志这一天才著作《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里的思想,是在指示全世界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在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在实践上运用苏联伟大的经验,来解决根据社会主义原则从事农业根本改造的历史任务。
在苏联日益胜利日益巩固的集体农场制度中具体化了的斯大林集体化理论,它给党和苏联人民指出了自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下农业继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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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中,完全揭穿了并且粉碎了所谓“平衡论”。
人民最阴狠的敌人布哈林,在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资产阶级破坏分子积极支持下面,拚命宣传着必须以“平衡论”来代替马列主义的辩证法,这个“平衡论”是他们从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借来的。根据这个“理论”,我国国民经济可以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中得到发展,好像是两个被按置在不同轨道上的木桶似的,能够和平地并排向前滚过去,谁也不会碰撞谁。
这个理论是和富农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和平生长”这个敌对立场有连带关系的,它的目的是要用这个思想理论的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场。斯大林同志揭穿了这些人民敌人,指出这个反革命的“平衡论”“……没有看见,在这两个所谓‘木桶’后面是有相当的阶级站着,而这两个‘木桶’的运转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生死的斗争、以‘谁战胜谁’为原则的斗争中间进行的。”(斯大林全集十二卷,一四四页)
斯大林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论来和布哈林的各部分彼此“平衡论”对立起来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论教导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条件,是在于逐年的扩大再生产与逐年的积累。但是在那时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够按照扩大再生产的原则来发展的,只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这个社会主义工业逐年增加它的范围,逐年增加它的积累,保证着工业迅速向前发展。
然而在农业方面,由于那时还是小农经济占着优势,它甚至连单纯的再生产,也不是时时都有可能实现的。一九二九年的农业总生产量仅比一九二八年增加百分之二·五,而那时的工业总生产量则要比这一年度增加百分之四十。由于农业在其发展中远远落在社会主义工业的后面,这就造成了它继续发展途中的严重阻碍。
“有这样的小农经济为农业基础,难道可以加快速度推进我们社会主义工业么?”斯大林同志这样问道,“这种小农经济虽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但却是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的力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可以在多少长久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最巨大集中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同时又在最散漫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基础上的么?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长此以往,整个国民经济都会有完全瓦解的一天。”(同前,一四五页)
出路就在于使这个农业成为巨大的农业,使它成为能够实行积累,能够实现扩大再生产的农业。斯大林同志说,为要使它成为巨大的农业,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即是残酷地剥削广大农民群众,使农民陷于贫困,在农业中培植资本主义的道路。显而易见,这条道路是与苏维埃经济绝对不相容的。另一条就是建立苏维埃制度——社会主义的道路,“即是在农业中培植集体农场与国营农场,使小农户联合成为用技术和科学武装起来的巨大集体农庄,能够继续向前发展,因为这种农业是可以实施扩大再生产的。”(同前,一四六页)
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之下,择取了后面一条道路,创立了世界上以最完善机械技术以及最进步米邱林农业生物科学武装起来的最巨大的社会主义农业。
苏联集体农场制度的胜利与巩固,完全打垮了企图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的富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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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斯大林同志所揭穿并粉碎了的另一种资产阶级“理论”,这就是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自流论”。这一理论的卑鄙无耻的创造者们坚信农村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能够自流式地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如同它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能够自流式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一样。因此他们就认为,用不着瞎操心,忙什么创立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小农经济能够自发地跟着城市走,跟着社会主义工业走,终于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去。
布哈林分子以及他们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阵营里的同盟者使用“自流论”的目的,是在把我国经济扭转到自发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去。这个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理论在实质上是在反对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反对党与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作用。
斯大林同志彻底揭穿了这种“理论”的卖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他指出,小农经济的农村所以能够自发地跟着资本主义城市走,就因为它们有一个共通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对于我们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倚据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个体农民经济,是和城市的社会主义生产并不同类的。理所当然,按照社会主义的道路来发展农村时,决不能运用按照资本主义道路来发展农村时所采取的那种方法,即是说采用自发的或自流的方法。斯大林同志教导说,为了使个体小农的农村能够跟着社会主义城市走,必须在农村里培植以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为社会主义基础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
这意思就是说,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在为了争取它的胜利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了之后,就应该把它自上而下地培植起来,而不应该坐等农村自流地走向社会主义去。党和工人阶级不加以积极的预问,不加以领导,在农村中社会主义的胜利便是不可能的。
布尔什维克党绝不懈怠的关心着集体农场组织的巩固,关心着集体农场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党以斯大林的农业劳动组合的纲领把我们的集体农场武装了起来,党坚决的防止着对于这个纲领的一切破坏活动,并且保证了集体农场的生产有计划的发展。党使集体农场的生产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不但把革命前旧俄罗斯的生产水准远远丢在后面,而且还超过了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准。
现在当我国已经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时,党在集体农场制度发展中的领导作用,是更其无限制地成长了。党与政府最近采取了斯大林同志所发起的在苏联欧洲部分旷野与林区根本改造自然的伟大计划,以及发展公共养畜场的三年计划,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对于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领导的最辉煌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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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把那个小农经济“稳固”论也驳斥得体完无肤。
这个“理论”并非新出现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们——资产阶级的学者以及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们已经把它宣传了十年之久。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打算证明,马克思关于大规模生产远胜于小规模生产的理论,只适合于工业方面,对于农业方面是完全不适用的。他们坚信,在农业中小规生模产决不会给大规模生产排挤出去,坚信它具有“稳固”的性质。
列宁早就在他的农业问题经典作品里,不但捍卫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且又运用革命前俄国、还有西欧和美国农业发展特征的最新材料,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理论,并且极精确的指出资产阶级“稳固论”的一切缺点和它的毫无根据。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个理论的目的是在赞美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他以非常坚决的态度暴露了这个“稳固论”的荒诞不经以及它的反动本质。他更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土地私有制的结果,才迫使农民不得不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为了保持这一小撮土地——他的生存基础,他甘愿忍受着一切剥削。土地的私有制不但使小农眼前要受资本家的统治,将来也得受他们的统治。
因此在开始实行普遍的集体农场运动的年月,那些集体农场的敌人便急于要从历史的垃圾桶里搬出这种卑鄙的“稳固”论,企图凭着它的帮助来拯救小商品农民经济,来阻挠它过渡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去了。斯大林同志为了彻底揭露并且粉碎这个敌人的奸计,提出了新的反对“稳固论”的证据,这些证据是我们苏维埃现实所产生的:我们已经消灭了土地的私有制并且实行了土地的国有化。
苏维埃政权,在伟大十月革命以后最初一些日子里,就使农民从土地私有制下面解放出来,消灭了绝对地租,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世世代代的渴望,并且建立了能够从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大规模集体农业经济的最基本的决定条件。土地国有化造成了新的土地制度,最适合于使农业过渡到社会主义轨道去的土地制度。
斯大林同志这样说道:“这就是近来我国集体农场运动发展得比较容易而迅速的原因之一。”(《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一五三页)斯大林同志根据这个原因,又指出“……这就是在我国,在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农村大经济——也就是农村集体经济所以能够很容易表明它优胜于小农经济的原因之一。”(同前,一五一页)
集体农场的生产方式在全面集体化最初时期,在把农业工具最简单的编组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显示了极伟大的力量。增加了千千万万公顷的新的土地,对于这些新增的土地,那是只倚靠可怜的劳动工具的小农经济永远无法达到的。
不过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通过拖拉机站这个第一等机械技术把集体农场武装起来的时候,只有在田野上开始采用进步的米邱林生物学最新达到成就的时候,集体农场才能更广泛地发展它的全部活力。在集体农场仓库里以及国家谷物仓库里堆满着千百万普特的超额收获的谷物。所有最主要的农产品的收获量都急遽增加。有好几千个集体农场都成为名符其实的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农场,千百万集体农民——也都成为生活富裕的人了。苏联的集体农民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在文化生活方面的水准都在永无止境的提高着。
集体农场制度的强大力量和它的生命力,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中,以及最近大旱灾时期,是更其发扬光大起来了。不顾那些严酷的试验,一九四八年我国的农业,在谷物以及其他农产品方面,它们的收获量还是超过战前的水准,而到了一九四九年,则一切农产物的总收获量都已超过战前的水准了。
假使把社会主义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对立起来看,那么社会主义农业的成就,就更加显得辉煌灿烂。
资本主义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个体农业是日益贫困日益零落了。千百万破产的农民每年都在抛弃他自己经营的农业,到大农庄去作临时雇工,或者充塞到城市里失业者的队伍里去。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早就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它的衰落的趋势,一年比一年加深,而现在由于正在方兴未艾的经济危机的牵连,是更其尖锐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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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无情地粉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以及托洛茨基分子阴毒的武断,说什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给予农民什么东西,就是给过什么,也远比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给予农民者少。敌人们想利用这些肮脏的捏造来中伤党和工人阶级,破坏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使城市和农村形成对立。
斯大林同志凭着许多明确的事实的帮助痛斥了这些狠毒的诬蔑,并且指出贫中农在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获得了多么巨大的利益。只有十月革命才能把劳动农民从地主的奴役下解脱出来,给予了他们不仅是自由,而且还有为了使富裕的文化的生活能够生长的必需的一切。现在农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产谷物,用不着买什么土地,也用不着为了土地支付什么剥削性质的地租。在一九二七年,贫中农的谷物生产就已比革命以前增加十五万万普特了。他们第一次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的国家而生产谷物,获得了真正按照人类方式生活的可能,摆脱了贫困、饥饿与零落。苏维埃政权在广大农村劳动者面前,展开了新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道路——结合在大规模集体化农业上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总结了集体农场的最初经验,做出了有极重要原则性意义的结论。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集体农场制度胜利的基础上,城乡关系已经在新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城乡之间存在已久的对立性,将在集体农场的发展和巩固中,加快速度归于消灭。斯大林同志说,这个情况对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有巨大的意义。“它改变着农民的心理,使农民面向城市。它造成消灭城乡对立性的基础。”(《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一六○页)
生活完全证明了斯大林同志的英明预见。集体农场制度的胜利,永远结束了过去落后的农业。农村中的贫穷与黑暗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还在战争以前,在苏联田野上耕作的已经有五十二万三千架拖拉机,以及十八万二千架联合机,而驾驶农业机械的人则有三百万左右。到了一九四八年,农业方面所获得的拖拉机要比战前一九四○年增加三倍,载重汽车要增加二倍,农业机械要增加二倍,而到了一九四九年,拖拉机以及农业机械的数目已经比一九四○年增加三——四倍。在一九四九年初有二万三千所以上的集体农场以及五千五百所以上的拖拉机站实施电力化。在许多地区的集体农场都已实施全面的电力化。在农村中如同在城市一样,也已奠定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技术基础。以技术和科学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农业和城市的工业生产的联系是日益紧密了。我国的村镇每年都在改换面貌。许多村镇都像城市一样,有它们自己建筑得很漂亮的街道、惹人注目的校舍、俱乐部、医院、托儿所的建筑物,还有自己的公园和运动场。在集体农民中有许多知识分子以及熟练劳动工作者的干部在成长起来。
代替了那些野性地不信任资本家城市的旧式农民,在我国出现了“……新式农民,即是集体农民,他们对城市抱着希望,希望从城市得到切实的生产上的帮助。”(《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一六○页)
共产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关心着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党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准备了而且实现了过渡到全面的集体化去,消灭了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富农——现在正在领导着集体化的农村走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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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在其《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中,彻底肃清了企图以造谣中伤来否定集体农场社会主义性质的说法。社会主义的卑鄙阴狠的敌人,“左翼的”客里空主义者,他们竭力要想证明集体农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这种经济形式是资本主义经济所有一切矛盾中固有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暴露了这些诬蔑的反列宁主义反革命的意义,他指出,经济种类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集体农场是凭着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之助,在属于国家的土地上实行公有化的经济,它当然就是社会主义形式的经济。
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在集体农场以外的阶级斗争——即是联合在集体农场里的贫中农,反对那些占有生产资料而借以盘剥贫农的富农阶级的斗争,以及在集体农场的基础上,在集体农场内部克服一部分落后集体农民的个人主义与富农心理遗毒的斗争之间的原则性的差别。
在第一个场合的阶级斗争——在集体农场以外的阶级斗争——这是生死存亡的阶级斗争;在第二个场合——在集体农场基础上的阶级斗争——这是克服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余毒的斗争。当斯大林同志把天才的列宁对于苏维埃制度下面合作社作用的分析,与那些企图诬蔑并分裂集体农场的卑鄙行为对立起来之后,那些无耻的企图就毕露无遗了。大家都知道,列宁曾经把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合作企业的成长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企业成长同一的东西。列宁在其天才的小册子“论合作制”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现存制度之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因为它是建立在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土地上,是建立在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资料上”。(《列宁全集》二十七卷,三九六页)
列宁与斯大林预见了从消费、供应这类初级形式的合作社到群众的生产合作社,到集体农场这个最彻底阶段的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发展。共产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准备了为了实践列宁的合作社计划,为了争取集体农场制度的胜利,以及为了在这个基础上克服农民意识中资本主义余毒的一切条件。
斯大林同志阐明了集体农场是社会主义形式的农业,是联合个体小农户为一个大规模的公共经营的农业,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方式。这个阐明在马列主义理论伟大的收获中占有杰出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在群众的集体农场运动刚刚开始时候,就已经面面俱到的策划了关于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农业的形式的问题,他并且指出在现阶段集体农场建设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农业劳动组合。在这种农业劳动组合里集体农民个别的利益与集体农场公共的利益有着极高度的结合,因此农业劳动组合便成为农民最能接受最为了解的形式了。斯大林同志把劳动者个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正确结合的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中最重要的问题。
这种公共利益与集体农民个人利益正确结合的原则就是斯大林农业劳动组合纲领的根据。
斯大林同志创造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新式的农业——拖拉机站,并且指出这种拖拉机站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支柱,并且能够给予社会主义国家以巨大的贡献。
作为苏维埃国家在创造、巩固和发展集体农场制度中强大杠杆的农业劳动组合的生命力以及拖拉机站的巨大意义,这是集体农场所达到杰出的成就的最辉煌证据。
斯大林农业劳动组合纲领是集体农场制度的坚强无比的规律。列宁、斯大林的党把这纲领的原则具体化起来,领导着苏维埃集体农业向共产主义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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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在其《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这一经典著作中,第一次宣布,并且提出理论上的根据,就是必须从过去限制富农排挤富农的政策转变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新政策。他指出,这个政策现在只有在群众集体农场运动以及建设国营农场决定性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些成就就使集体农场与国营农场的谷物生产有代替富农生产以及富农的谷物商品供应的可能。显而易见,在这时期以前,在农民基本群众过渡到集体农场道路以前,任何消灭富农的尝试,都无可避免要归于失败。这根本是一种可怕的冒险,在这冒险中能够获得胜利的只有富农。
的确,富农在一九二七年所生产的谷物,共达六万万普特以上,其中商品部分约有一万万三千万普特,而那时集体农场与国营农场却只生产了八千万普特,其中商品谷物约有三千五百万普特。在这个时期集体农场以及国营农场还没有力量来代替富农的生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也不能开始向富农实行决定性的进攻,因为作为这一进攻的支撑点还付之阙如。然而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叛逆分子却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间,拚命强迫党采取立刻进攻富农的政策。但党并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险方法,反而给予这种恶意的煽动以有力的打击。
到了一九二九年苏联农村的环境是根本地改变过了。在这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国家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教育与组织工作,准备使农民普遍的参加集体农场,实现全面的集体化。
群众的集体农场运动以及在国营农场中的成就,在农村中建立了为了对富农实行决定性进攻,为了消灭富农这一阶级、为了使集体农场与国营农场的生产能够代替富农生产的强大据点和结实的物质基础。到了一九二九年集体农场与国营农场所供应的商品谷物已经比一九二七年富农还要多。
斯大林同志说道:“正因为如此,我们近来已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一六九页)
斯大林同志指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应该成为经济上必要的措置。全面的集体化要求把富农所占用的土地也归于公有化。因此它的实行,就不可能在农民和平参加集体农场的方式下办到,而只有在反对富农的群众性斗争方式下才能办到。集体农场制度的胜利以及富农阶级的消灭,这是一种革命,一种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现在富农这一阶级已经被参加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基本农民群众反富农的巨浪所彻底消灭干净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在我国永远失去了他们的社会支柱。
这一个革命的特点是在于它是在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主导下,又在广大贫中农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撑上实行起来的。
我国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的归于消灭,以及集体农场制度的胜利,使得苏联农业能够永远摆脱任何一种剥削,转变成为一种簇新的农业,类似这样的农业在人类历史中还从来没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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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同志的《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这一作品是创造的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天才典范著作,它指示着我们应该怎样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它推向前去。这篇作品是争取集体农场制度的胜利和巩固的战斗的理论与实践的纲领。
为天才的斯大林所创造的完整的集体化农业理论,在苏联集体农场制度胜利和巩固中具体化了的集体化农业理论,现在正作为人民民主国家行动的指南,在那些人民民主国家中正在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的过渡。
斯大林集体化理论指示着苏维埃人民继续而且还要更强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这个理论照耀着通到共产主义去的大道。
(原载《时代》第十年第六期。齐思闻译自一九四九年二十四期《青年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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