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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妇女展开抗美援朝斗争
组织慰问队、输血队、运输队、担架队支援朝鲜前线
【本报讯】东北各地妇女对美帝疯狂的侵略行为，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坚决表示要和全国人民一起，用行动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站在国防最前线的安东妇女，曾不止一次地遭受过美帝的疯狂轰炸和扫射，鸭绿江彼岸野兽们的狂啸和朝鲜兄弟姊妹愤怒激昂的声音，更时时打在她们心上，复仇的火焰久已在燃烧。她们宣誓要为死难的同胞和朝鲜兄弟复仇。仅中央、金汤两个区就有八百七十七个妇女志愿组织了妇女服务队，分成二个大队、十九个中队、三十五个小队。她们要过江到朝鲜战地去为英勇的朝鲜战士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服务。
旅大市的护厂英雄赵桂兰说：“美帝国主义就是不让我们好好生产，过好日子。可是他们忘记了，新中国的人民，已经是手拉手心连心地团结一致了，任何侵略者都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妇女，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也能像郭俊卿一样地勇敢，挺身而起，为祖国供献出自己的一切。”中长路大连机务段女火车司机王宝鸿代表“三八”号乘务组向全机务段提出挑战：保证安全行走十万里不出事故，并节省燃料百分之五。王宝鸿说：“把我们人民铁路建设得像钢铁般坚强，就是打击美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大连渔业公司汽车女司机孙桂兰、孟庆云、戚桂英、边瑞芝等四人志愿到朝鲜去做运输工作。负有盛名的东北京剧实验剧团女演员秦友梅等，也要求到朝鲜去演出富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京剧慰劳战士。
为了充实抗美援朝的实际力量，东北各地工厂的女工热烈地投入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沈阳制钉三厂的女工十六天便完成了十月份的生产任务。长春电话局的女职工，组织了消灭差错突击队，十一月份差错较十月份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七。哈尔滨九个絮行工厂都提前完成了生产任务。她们说：多缝一件棉衣，多使一个战士得到温暖，就等于多打一个美国鬼子。大连的农妇们也自动提早缴纳公粮，并且选择好的粮食缴送。滨海的渔妇表示要多多打鱼来支援朝鲜。
东北各地妇女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钢铁意志下，积极鼓励丈夫、儿子和其他亲人到朝鲜前线去服务。她们是怀着这样的心情送别的：安东一个刚结婚不到一星期的女青年团员王淑贤对她的丈夫说：“狼已经到咱家墙角根了，咱再也不能装糊涂了。你到朝鲜去打美国鬼子，我在后方管好家务，努力生产；并且参加防空通讯工作。”
慰问队、输血队、运输队、担架队也在东北各地纷纷组成，妇女们都踊跃参加。沈阳师范学校的学生有一百七十人（全校三百十七人）都报名参加了输血队。
长春火柴厂十六岁的女工青年团员魏淑文说：“我年纪小，知道得又少，我要把我的血献给我热爱的朝鲜人民军和我们的志愿军兄弟！”长春东北大学担架队的女队员，正紧张地学习看护知识。许多人赶着拆洗被子，她们说：“应该把干净的被子给伤员盖。”慰问的工作也已热烈展开。现各地写慰劳信、做慰问袋已成为热潮，仅大连沙河坊识字班的女学生即做了六百六十三个。她们要把妇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志和对中朝人民战士们的关怀和慰问带到朝鲜去。
（胡邦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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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金陵大学师生
揭露美籍教授反动言行
【新华社南京六日电】南京市私立金陵大学全校师生继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师生揭发该校帝国主义分子美籍教授费睿思敌视中国人民的反动言行之后，揭发了该校哲学系教授芮陶庵（Roy）和农工系教授林查礼（Riges）侮蔑中国人民，进行帝国主义宣传的反动言行。该校并于五日下午举行控诉大会，并提出四项要求。
自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籍教授费睿思公然侮辱中国人民与中国学生的事件发生后，金陵大学师生即联系本校情况进行讨论。学生们纷纷投稿该校墙报“新金大”揭露芮、林二人反动言行。十二月一日“新金大”即将这些控诉发表。
该校学生们在控诉书中指出：芮陶庵曾公然颠倒是非，从事诽谤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的武断宣传。尽管无数的事实材料证明是美国政府指挥它的傀儡李承晚发动了朝鲜内战，但是芮陶庵却违反事实地说：“如果不是北朝鲜进攻南朝鲜的话，李承晚是不会进攻的。”他不顾美帝国主义跨越太平洋把军队由纽约运到五千英里外的朝鲜国土上来的事实，反而说：“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芮陶庵对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行动竟然加以侮蔑说：“这是令人悲痛的事。”芮陶庵无耻地威胁中国人民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爆发了！中国是不能推卸战争责任的。”芮陶庵曾经装腔作势地说他发誓不问政治。但是，当人家指出美国第七舰队侵入我国领海是一种侵略行为时，他却强辞夺理地说：美国的舰队是在水里，没有到陆地上，这不能算是侵略行为。
林查礼是和芮陶庵有同一立场的人。在回答金大学生关于美机扫射东北的问题时说：“是有的，但只有几次，并且全是误会。”他又说：“中朝两国隔得太近，飞行员又是初来的。”这是无耻的谎言，因为中朝边境上宽阔的鸭绿江是任何飞行员都能看到的。林查礼更无耻地说：“飞行员看见了地面上的军人，分不清朝鲜的、中国的，于是就扫射。”这个“地面上的军人”，是林查礼捏造的，因为被美帝国主义打死的都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帝国主义分子想尽一切方法，抵赖、欺骗、恐吓、挑拨，可是铁的事实，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横蛮言行是无情的。帝国主义的一切狡猾行为是逃不出中国人民眼睛的。
金陵大学学生将此种帝国主义言行揭发后，该校各系、各科纷纷举行会议进行讨论，一致提出：对于这种帝国主义的言论绝对不能容忍。
五日下午，金陵大学举行了一千二百余人的控诉大会，该校全体师生悲愤地揭发这种诽谤我祖国歪曲事实的恶意中伤。许多学生并联系自己的思想作了沉痛的检讨。一个学生陈启鹏说：在以前由于芮给我一点小恩小惠，我曾对芮有些感情，因此，当他在我面前侮辱祖国宣扬美帝国主义的时候，我还一无所动。抗美援朝的爱国运动掀起后，同学们提出了坚决树立仇美思想时，我还不知从何做起。芮是要把我们教育成不知道爱祖国的人，我们要控诉散布这种毒素的帝国主义者。该校经济系主任曹国卿教授说：芮、林这种行为，完全证实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教职员工会代表吴桢先生说：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工作岗位上不能容许这样的人存在。会上通过四点主张：一、芮、林应承认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坦白来华二十年的经过，并向全国人民与金陵大学道歉。二、向全市人民揭露芮、林的反动言行。三、发表告全国同学书。四、向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报告，要求全国学生支持这一正义行动。会上南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育群中学、二女中等十几个大、中学校，对金陵大学这一运动一致表示支持。并对金大全体师生表示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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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铁道部青年文化列车开赴东北
广泛宣传抗美援朝
【新华社五日讯】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合办的“青年文化列车”，已于四日离京开往东北，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工作。
该列车的艺术工作人员在出发前经过充分的准备，创作、排演完成了一整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文艺演出节目，内容是从“美国侵华史”开始，接着是“美军暴行”、“朝鲜老人的控诉”、“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守卫和平的庄园”、“志愿过江”直到“保家卫国”，形式有演唱、快板、诗歌朗诵、活报、话剧、秧歌剧、合唱等。这套节目曾在中央铁道部试演，获得很大成功。
此外，列车尚有电影片《中华女儿》、《青年近卫军》、《新闻简报》等和《出车》等十余个小戏剧以及控诉美帝侵略朝鲜的照片、宣传画。
该列车到东北后，将广泛地为各铁路线的职工线沿及各地广大的农民等演出。
更正
十二月一日本报三版载尤金博士所著《苏联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生”一节第三行“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即旧俄历十一月八日）”应为“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即旧历十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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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京电影宣传月第一期成绩良好
第二期更受群众欢迎各院连日客满
【本报讯】在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主持与北京市电影院同业公会，北京市电影业工会，联合举办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早场，自十一月二十四日开始，各院上座观众极为踊跃。截至十二月三日第一期观众大光明、明星、平安、大观楼、大众等五家影院总数已达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平均每院上座成数，超出了百分之百。展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运动，掀起了广大群众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同时科学普及局的幻灯和曲艺公会的新曲艺的配合宣传，也加强了这次宣传的内容。在群众中也起了他应有的作用。现在第二期影院青年宫、北京、红星、中央、同乐、红楼六院正在继续举行，各院连日客满，较第一期的观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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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从来就是我们的敌人
——四十五年前的回忆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在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我想起了四十五年前的往事。
那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正是美国续颁华工禁例，对中国旅美侨民加强侮辱，虐待，殴打，驱逐，甚至屠杀等暴行的时候，华侨冯夏威自刎于上海美领事馆门外，国内人民非常愤怒，各省志士纷纷组织拒约会，各地展开“抵制美货”运动。满清政府不特不予以支持，反而要取缔这个人民自发的爱国运动。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在广州主持一个“时事画报”，为了鼓励反美情绪，出了好些漫画，其中有一张是“龟抬美人图”，引起了很大的风潮。因为正值抵制美货声中，有一批美国参观团二百多人来到广州。当时的广州不用说没有汽车，马路也还没有。美国参观团来了，满清的官吏害怕美国人，谄媚美国人，不管人民如何反对，对美国人当然要招待，请他们坐轿子到处游逛。“龟抬美人图”就是抵制美人坐轿的漫画。画了两只大乌龟，用轿子抬着一个美丽的女人，意思就说明谁要给美人抬轿，谁就是乌龟。这样的漫画，到处张贴，果然收效，满清的官吏竟找不到伺候美国人的轿夫，老羞成怒，就命南海县抓主使贴龟抬美人图的。当时抓去了在街头演说的一位姓马，一位姓潘，一位姓夏的，这就是当时广东很有名的“马潘夏”案件。这个姓夏的是夏重民，是我一个义育学堂的学生。
在当时的严重形势之下，大家以为这三个人一定会遭危险，希望他们坚持不屈，纷纷到监狱慰问；有送吃的，有送穿的，又开了一个生祭马潘夏的大会，做了一些生祭马潘夏的文字，以舆论作后援，风潮闹得很大。等到美国人一走，满清的官吏究竟还不敢激动人民公愤，马、潘、夏就被释出狱了。可是这个抵制美货的运动前后支持到一年多。冯自由革命逸史说：“香港公益报因为刊载‘龟扛美人图’被英政府查封”。也是这时个期的事。可见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运动，远在四十五年前已有了。可惜记载这些群众反帝运动的史料太少，这些事还很少有人提起。
这四十五年来，我们对于美帝国主义，只看他披上美丽的外衣，忘了他隐蔽着很凶恶的面孔，实在时时刻刻在侵略我们，计算我们。一方面也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们的压迫侵略，来不及喘气；而蒋家反动政府又一味依赖美帝国主义，宣传美国的好处，使我们思想上受了蒙蔽。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发动以后，在华北沦陷区的人，一心盼望抗战胜利，以为美国真是帮助我们在打日本，我们就糊里糊涂认为美国是中国的好友，对于蒋介石出卖祖国一切主权，反而不甚注意。这些错误思想，直到去年美帝发表白皮书，把美帝对中国一贯侵略的野心，无可奈何地写出了供状。我们经过学习讨论，深入研究，才认清美帝的本质，才了解美帝侵略中国的阴谋和事实。今年六月起美帝发动朝鲜战争，又以第七舰队侵占我台湾，这五个月来，我们对美帝侵略中国侵略亚洲侵略全世界的野心，更看得清清楚楚。
近来有好些位先生举聊斋志异上《画皮》的故事，来说明美帝国主义外表披着一张美人的皮，里面是一副狰狞鬼怪的面孔，这个比喻很恰当。现在，美帝国主义已经撕毁了美人的假面具，现出了凶恶无比的怪相，它要疯狂，它要吃人。到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还存幻想，考虑美国是不是帝国主义，那除了是白痴，只好说是愚蠢；不然，就是甘心为虎作伥的反动派，或者正是美帝所希望利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话虽如此，但是社会上还有些人有“崇美”“恐美”心理，因此，我们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还要再接再厉地进行。凡是“崇美”的，是因为没有民族的自尊心。凡是“恐美”的，是没有民族的自信心。因此，我认为这种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不但要唤醒别人，首先要教育自己。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高潮过了就算完事，要继续不断的进行宣传，要使五万万人民都认清美帝是我们的死敌，引起敌忾同仇，还得要大家努力。多少年来的麻痹思想不是短短时期所能完全铲除的，何况反动派造谣宣传也在不断的进行，这是我们应该严密注意，而且需要坚决斗争的。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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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清美帝电影对中国人民的毒害
电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世界人民“杀人不见血”的最恶毒的工具之一，自从美帝电影输入中国以来就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个事实。华尔街资本家的八大影片公司运用这把尖刀，从中国人民身上榨走了大量膏血，同时又散布了大量思想毒菌，一部分人民在思想上被美帝俘虏。今天，中国人民对于这笔无形的侵略罪行，从全国各地爆发了要求清算的吼声。
美帝影片正和其他商品一样，是随着军舰大炮来到中国的。一八九九年，美帝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接着，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反帝运动。之后，美帝更进一步横行中国。一九○四年，雷马斯带着一架放映机和几部片子到了上海，一下子就腰缠万贯满载而归。一九○九年布拉斯奇在上海开设制片机构，并利用控制海关等特权在各地设立影片代理公司。一九二○年，美商和中国买办阶级开设长城画片公司，不仅在上海有摄影场，而且深入中国内地勘察，作军事侵略的准备。美帝影片就这样开始侵入中国。
由于大并小的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垄断的结果，美帝八大影片公司打垮了美帝较小的影片公司和其他英、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片公司，霸占了中国市场，先后在上海设总公司，在天津、广州、重庆、汉口等地设分公司，深入控制中国电影市场。
中国的民族电影事业从出生就遭受美帝的摧残，长期地停滞在手工业状态。大城市被美帝影片控制，几乎全部是演帝国主义片子，以一九三四年上海一地为例，在所演的影片中，帝国主义片子占百分之九十三，直到一九四九年四月上海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影片还占百分之六十五·四一。因之，二、三十年来中国人制作的影片只得向中小城市发展，但美帝又追赶到中小城市，把破烂拷贝廉价包租倾销，弄得中国三十几家私营影片公司被逼得走头无路，同时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政权和美帝勾结起来用检查、删剪、禁演、逮捕的手段压抑中国比较进步的影片。于是中国民族电影事业在去年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前，一直是悲惨地抬不起头来。
与摧残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同时，美帝还企图独占、垄断中国的电影院。八大影片公司和电影院订立的映片合同，条款严苛得无以复加，京津几家映过美片的影院经理谈起往事切齿痛恨，认为与美帝影片公司订的合同有如卖身契，映出的利润几乎全被美国资本家榨光了，合同条文由最初的八条，增加到后来的一百三十多条。租金按票款收入提成，最初是百分之三十，后来最高的要把百分之六十的收入拱手送给美国资本家。合同一订就至少一年，在这期间非经许可不准演别家片子，特别是不准演中国片子；影片如有损毁必须赔偿，还要以影片公司所开具的损失单为“唯一准则”，中国影院“无权抗争”。那家影院违背了合同，就由八大影片公司所组织的“片商联合会”出面共同警告，甚至联合停止供给影片。这样，中国影院就不能不“俯首贴耳”，如果敢于抗争的话，就还有更厉害的办法对付。北京大光明影院的经理杨宜之，就曾在解放前遭到美帝驻平副领事的质问和国民党反动政府警察局的警告。不仅如此，八大影片公司还在各地收买、开设电影院，专演美帝影片，使利润一分一毫也流不出去。一九四八年，他们还计划干脆挤垮所有的中国电影院，当时全国共约有三百五十所电影院，他们打算从美国搬来三百所活动电影院，只要在中国找好地基，立即就可以开演。银幕、机器、椅子、门票以及铅笔，窗帘等等都已在美国装备齐全。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他们的梦想才被粉碎了。
美帝国主义从中国电影院市场上一共榨走了多少钱呢？这是一个不容易算清的帐。单就日本投降后到上海解放之前的五年间，据上海影剧业工会发行分会西片联合委员会不完全的统计，八大影片公司从上海输入中国的影片达一千八百九十六部，平均每部以榨取三万美金（多者不止此数）计，共榨取了五千六百余万美元，合人民币一万六千八百多亿，这笔巨大数字的款项，如以我们每部制片六亿元成本计算，可以制二千八百多部片子，如每年以一百四十部的产量计算，可够我们用二十年。又据京津电影院业和过去一部分西片工作者统计，一九四七年美帝单在北京、天津、沈阳等七个城市中头轮影院榨取的影片租金就达二百六十多万美元。美帝电影榨取全世界人民的钱，数字更为巨大，据美国杂志统计，一九四六年全年就榨取了三十万万美元。《乱世佳人》一部片子榨取了三千二百多万美元。
美帝影片所加于人民的思想毒害都是些什么呢？爱伦堡说：“好莱坞的电影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不如说是蔓延的鼠疫菌。”八大影片公司即是毒菌制造所，它受命于华尔街资本家，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的命运，进行种种无耻的欺骗、麻醉、恐吓。它宣扬所谓美国生活方式，麻痹工人的阶级意识，掩盖人吃人的事实，诬蔑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民主国家。通过《威尔逊总统传》之类的片子，把民主与共和两党装做在野与在朝的把戏，描写为人民可以自由选举的民主作风；“空谷芳草”妄想狠毒的灌注阶级妥协调和的思想，捏造超阶级超现实的恋爱故事，歪曲的把一个坚持工人阶级利益的父亲污辱为顽固不化，把一个向工厂老板的少爷献媚背叛自己阶级的女儿，写成温柔美丽的性格，结果父亲因此身亡，而女儿和老板少爷结了婚；《铁幕》、《红色的威胁》、《我和一个共产党员结婚》等，都是诬蔑共产党的影片。这些片子，如纽约工人日报记者大卫·勃拉特所说：“对于残暴的崇拜已达到了逻辑的顶点，这种影片的效果是要消蚀一个人对于和平与民主进步的情感”；《战地鸳鸯》、《马革裹尸》把印第安人写成极端野蛮无知，《沙漠情歌》、《阿拉伯风雨》硬说美国人领导摩洛哥人民反英，美国军官发觉、扑灭了希特勒纳粹活动，叫人相信美国仁慈，至高无上，殖民地人民落后愚蠢，应该受美帝统治；许多描写中国人民的片子，一出现在镜头上就是佝偻着腰，吸大烟，缠小脚，拉黄包车，这种诽谤早已引起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出水芙蓉》《花花世界》之类的片子，则是华尔街资本家另一种最惯用的手法，用艳情歌舞、神怪探险、厮杀劫盗使人民在美帝金元统治中视线缭乱，找不到真正的敌人是谁。但是美帝随着经济的扩张，对上述的种种欺骗犹不满足，于是制造了大批叫嚣战争的片子，企图驱使美国人民为华尔街资本家送死，妄想吓唬各国人民向美帝低头。《战斗夫人》、《红粉军人》不敢提战争是为什么，而欺骗美国人民说战争既不枯燥，又有女人，有歌有舞有酒；《东京上空三十秒》、《海底肉弹》、《横渡太平洋》、《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秘密》等，宣扬原子弹威力和唯武器论，抹煞历史事实，把对日战争的胜利归功于美帝的两颗原子弹；真正决定战败日本的主要因素是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却在这些影片上一字不提。美帝就是凭着这样鬼蜮的伎俩，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勾结下，把崇美、恐美的思想毒素注入了一部分中国人民的脑海里。
共产党的光辉照亮了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更提高了全国人民对美帝的认识，今天是彻底肃清美帝电影的思想毒菌的时候了。
上海的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翟万里，从小以美帝电影为癖好，他看过《飞虎队》、《中华万岁》，他错把美帝当做中国真诚的朋友；他看过《花花世界》、《金玉满堂》认为美国是人间天堂极乐世界；他看过《荡寇志》崇拜大盗杰赛琪姆士的“英雄气概”；当他没钱的时候，他就想起电影中的一套，冒充伪军人，开空头支票，敲诈欺骗，以至放迷药强奸女友。上海解放后，他仍然没有从罪恶中觉悟，竟至持枪行抢；经过在监狱中的改造，他明白了，他控诉说：“美国电影害了我，也害了很多人，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现在许许多多的电影院从业员自动停止映演美帝片子，北京早自今年二月美帝轰炸上海起就停演了。天津也继之停演。最近上海、广州等地也已停演。把美帝影片赶出中国市场，不许美帝再散布思想毒菌，肃清思想中的敌人，和在战场上消灭美帝有形侵略是同样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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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中国粮食公司苏北分公司
使用电报电话浪费严重编辑同志：
目前苏北有些国营企业机关在使用电报和长途电话时，有严重的浪费现象。这种情形，在其他地区可能也存在着，应及时引起重视，并加以纠正。
以中国粮食公司苏北分公司为例：有一次，该公司所属睢宁办事处打来一个达一百四十六字的电报，把每一项商品的尾款几两都照报了，如红粮“十”两却写成“六二五”。红粮十两本身才值四百元，多余的三个电报字就需五千四百元。类似这种浪费电报在分公司很多。有时，因不懂打电报常识也引起了不少的浪费，如不写双方电报挂号却写了一大串机关地址名称，不写月日代号却直书一九五○年某月某日，写数字不写“五亿”却写“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等。在文字上的浪费是噜噜苏苏的虚字多，或者是“简练”过份，以致来往不断的反复询问。
在长途电话方面，浪费情形也很严重。如中国粮食公司苏北分公司某同志与淮阴通话一回就达十八次（一次为三分钟需一万八千六百元），实际只需七、八次就够了。他说一句话就要加上几个“喂喂喂”，每句话都要重复，旁边同志都替他着急。长途电话的浪费主要问题在于事先未作准备，临时想到那里就说那里，甚至海阔天空的漫谈。谈工作时，还要来一个家常问好，互通寒暄；有谈七八次还谈不完的。还有通话时不记录，以后忘了时再去电询问；如某公司一天与同一地点公司通话八回，实际是可以合并在一回谈的。此外不分轻重缓急和需要，要打电话就打，要发电报就发，从不计算要费多少钱。
这种浪费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说来，应该不是一个小问题。中国粮食公司苏北分公司在十月份共用去邮电费用是二亿七千八百余万元；如苏北类似这种专业贸易组织机构以八个单位计算，一月就需二十二亿三千余万元，一年就需二六七亿六千九百余万元；若再以全国三十个像苏北这样的行政区来计算，就需八○三○亿八千八百余万元。其中浪费即以百分之五计算，就合四○一亿五千余万元。这种严重浪费国家财产的现象是不应该、也不允许存在的。希望全国国营企业机关及时检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本报通讯员杨林、秀纯、尔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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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藏区通讯
访问康北
卡桑错池旁的觉日寺
驶向甘孜的汽车，通过炉霍附近的草原，通过高山、峡谷和大松林，到达离甘孜六十余公里的朱倭。
朱倭，海拔三千多公尺，新下的雪压住山峰，觉日喇嘛寺的倒影静静地映入卡桑错海子（池）。
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时，路过朱倭，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将军曾在觉日寺住了几天。
朱倭的藏族人民和觉日寺已故活佛帐士角穹，曾给远道跋涉的红军以很多的帮助。当红军快到朱倭时，朱倭的藏族人民，误信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谣言，纷纷逃避；但是，红军在朱倭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和保护喇嘛寺的实际行动，深深感动了寺内活佛和喇嘛，他们叫回了附近的老百姓，借出大批粮食和炊事家具给处境困难的红军。红军由朱倭向甘孜、玉树转移时，觉日寺还送了许多帐篷和藏靴，当地藏民仁青、牙可等还给红军带路。
中央西南各民族访问团的专车到了朱倭，觉日寺的喇嘛群集公路两旁，欢迎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来的代表，刘格平团长对于朱倭藏族人民和觉日寺给红军的帮助特致谢意。觉日寺管家格桑秩龄滔滔地叙述当年红军过境时的情景，并历数朱倭人民所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队伍到了朱倭，抢走了红军送给觉日寺的锦旗和礼物，掳去了因伤因病不能随红军主力转移而隐蔽在朱倭的红军战士，经过多年来的苦难，朱倭人民更加贫穷，能劳动的男女也大大减少了。
朱倭藏族人民念念不忘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将军。当全寺喇嘛们看到中央访问团刘团长给该寺活佛和管家戴上毛主席纪念章时，都感动极了。
喇嘛们引着访问团的同志们去瞻望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将军当年歇宿过的地方。在红军离开朱倭十五年后，在朱倭人民饱经长期苦难后，他们再一次见到了人民队伍的旌旗，又见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来的代表。他们今天所见到的人民解放军和十五年前所见到的红军、情况却完全不同了。中国革命形势已有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国民党反动政权宣告死亡，中国人民武装已成为拱卫世界和平的有力支柱，毛主席、朱总司令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永恒的歌颂。
孔萨女土司德钦汪母
在西康北部，人人都知道孔萨土司德钦汪母的。这位三十六岁的女土司，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所谓“甘孜事件”中，土地财产曾遭国民党反动派没收，她和她丈夫孔萨益多被赶到青海，过了多年的流亡生活。她的生平，活生生地说明国民党反动派对少数民族使用高压政策，挑拨和扩大少数民族内部的纠纷，以达到血腥统治的目的。当人们看到孔萨土司寨子周围曾遭国民党匪军烧毁的今天尚残留着的败瓦颓垣时，就不难想像当年的情景了。
一天下午，她在病榻上接见了访问团的同志和记者。首先，她对我某部军医给她诊病表示感激。尽管她因病极少和外间接触，从她颂扬人民解放军和困难作斗争的事迹中，可以知道她是清楚甘孜解放半年来的情形的。她提起在西宁时的一段流亡生活，情不自禁地掉下泪来。她说：“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我们少数民族就像关在笼里的雀子，解放军给我们打开笼门，我们可以自由地飞翔了。”德钦汪母是这次康区民族协商会议被邀请的代表。她在病中，不能亲往康定出席，她慨叹地说：“这对于我，是一次好的学习机会，可惜轻易地放过去了。过去，我们少数民族内部不团结，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挑拨的机会。今后，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我们各方面虽然落后，但是，我们是希望消灭落后的。”是的，这位在过去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藏族妇女，她愿意给藏族人民做事情，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她一定能够为藏族人民服务的。
噶鲁来见刘团长
访问团到达甘孜的第二天，甘孜藏族各界代表纷纷来见刘格平团长。麻书乡乡长贡呷降泽、孔萨乡乡长孔萨益多、白利土司翁堆、甘孜喇嘛寺仲萨活佛、来自瞻化县的邓德吉和大金寺的代表等，一致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一致颂扬人民解放军良好的群众纪律。
太阳偏西时，甘孜县人民政府的工作同志陪着道噶村的噶鲁来了。
噶鲁，朴实的藏族农民，高高的个子，红红的面孔。态度是那么谦和，说话是那么诚恳，使人连想到尽管经过封建帝王和国民党匪帮多少年的摧残，远处边陲的兄弟民族却保留了他们民族固有的、良好的品质。
一天，噶鲁打从雅砻江边经过，忽的瞥见乱石丛中有一枝卡宾枪，噶鲁把它拾了起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心里想：“这是谁的枪呢？是不是解放军同志掉下的呢？拿回家去吗？送还解放军吗？”藏族人民是喜爱枪的，为了自卫，几乎每家都有枪。噶鲁左想右想：拿回家去吗？假若真的是解放军同志掉的，又怎对得起解放军呢？他们来到这里，不支“乌拉”，帮助老百姓砍柴、挑水，公买公卖，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他们对咱老百姓这样好，咱又怎好把枪带回家呢？经过一番考虑，终于把枪送交当地的驻军了。
访问团的同志热烈地招待噶鲁，噶鲁说：“咱在山地放牛，听说毛主席派代表来了，特地赶来见一见毛主席的代表，咱们没有见过毛主席，见了他的代表，就像见了毛主席一样。”刘格平团长对于噶鲁这种爱护人民军队的精神和行动大大地赞扬。噶鲁说：“这是应该的，不管这枝卡宾枪是不是解放军同志掉的，我交给解放军总比拿回家去好得好，因为解放军对待我们太好了。”有了解放军模范的行动，才能博得广大藏族人民热烈的爱戴，噶鲁送出卡宾枪的故事，不过进军康藏许多事迹中的一个例子吧了。
格达活佛的家乡—森卡
访问团在甘孜停留了几天，向德格县的玉隆乡进发。汽车循着雅砻江直向西行，约三十公里，到达前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的家乡——森卡。
格达活佛的坐床处——白利喇嘛寺——建筑在森卡的高山脚下，寺前横着雅砻江，江中小洲上长满了青翠的松柏，远处山头的积雪，反射出太阳的光芒，显得这一地带的幽美。
格达活佛，是藏族人民所最崇爱的活佛，一九三五年，红军在甘孜地区驻留期间，他和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曾竭尽力量帮助红军。红军向青海转移，他和夏克刀登等，用地方武装牵制了马步芳匪军。红军转移后，他曾想尽办法，掩护并接济不能和红军主力转移的伤病员。甘孜地区解放前后，格达副主席大力支援人民解放军，筹划粮食柴草，喇嘛、土司、头人等有对解放军不了解的，又多方的宣传解释，他在这些革命工作中，是有着很大功绩的。
据曾于甘孜解放前，冲破敌人的封锁线，绕道青海，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的白志告诉记者：格达活佛是念念不忘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由于红军在甘孜期间，他和朱总司令等经常接触，对于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武装斗争是有深刻了解的。他经常关怀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曾经派人前往青海暗地里买回“八路军山西奋战图”，又经常向藏族各界人士讲述人民解放战争的必然胜利。
访问团访问格达副主席时，格达副主席已离开了森卡，但他室内挂着的他年轻时的照片，贴着多年的“八路军山西奋战图”，他诚心诚意为藏族人民服务的精神和事迹，以及全寺喇嘛热诚的欢迎和招待，使我们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访问团在玉隆
中央访问团访问德格县玉隆乡，以及刘格平团长和夏克刀登副主席亲切的会见，这对玉隆的藏族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情。
夏克刀登副主席在红军北上抗日时大力帮助红军，访问团访问玉隆，特传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他致谢的意思。
甘孜地区解放后，夏克刀登副主席以有力的行动，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筹借粮草、协助运输，以夏克刀登副主席为首的所出的运输量，据初步估计，等于七百辆汽车、十六架飞机、三万人从四川新津运到甘孜的运输量，从而加速了昌都的解放。只有政协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才能获得广大藏族人民的拥戴和颂扬，才能使他们献出如此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来支援西藏的进军。访问团特传达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及西南军政委员会向这一地区的藏族人民致亲切的慰问。
访问团在玉隆停留了两天，来自德格、白玉、石渠的藏民代表、喇嘛寺的代表和牛场主人纷纷向毛主席的代表献哈达和礼物。刘格平团长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对藏族人民的关怀。牛场的牧民远道前来争看访问团文艺组演出的各种节目。访问团在玉隆访问的时间虽仅两天，但是，玉隆藏族人民欢迎的热情和诚意，访问团的同志们是深深印在脑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