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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
一
辅仁大学校长 陈垣
我们对于美国战争贩子代表奥斯汀在安理会发表的荒谬言论，表示十分愤恨，他侮辱中国人民，他把一切侵略中国的罪行，说成“中美友谊”，真是颠倒是非，极尽欺骗之能事。
我是研究宗教史的，我认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在中国进行侵略工作，他花钱在中国办学校，是有企图的，是想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工具，想奴化中国人民。这在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认识的很清楚。
我们辅仁大学，全体师生员工把帝国主义的势力驱逐出去，到今天已经两个月了。从我们辅仁大学的反帝斗争经验中，我们认识中国人民只有向侵略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获得胜利，求得解放。今天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都联合起来，抗议奥斯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举行游行示威。这是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让我们大家团结起来，为打倒帝国主义而奋斗到底。
二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 赵紫宸
美帝国主义无所不用其极，其所用手段是歪曲事实，离间污蔑。奥斯汀在安理会上的演说里完全把这种方法暴露出来。奥斯汀在美军在朝鲜无可奈何的时候，无法对美国人民交账，就大吹大擂地污蔑我们，以哄骗他自己的国人。我们作教会工作的人不胜愤怒，所以要在发表宣言之余，来一个示威大游行。我们是爱国的，是全心拥护政府的，也是真心信奉基督的。从今以后我们更要警惕更要加紧自立自养自传，为我们所信仰的真理与正谊作一个有力的切实的见证。
三
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 李宗恩
奥斯汀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安理会上所发表的冗长演说，不过是美帝为了遮盖其狰狞侵略面目而妄图狡辩，推卸责任的老调重弹而已。美帝曾经用了六十万万美元的巨款和物资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的人民，使中国广大的农村破产，大批的工厂倒闭，千千万万的人民因冻饿而死亡。这一切，都是铁一般的事实，决不容抵赖的。但是，美帝为了掩饰真相，却大言不惭地说，在中国办了多少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不过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姑不论这些捐款人的动机是什么，但决不容美帝以此为借口而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们要揭发美帝的侵略阴谋而予以无情的打击。
四
华北中华基督教公理会牧师 魏振玉
因为美帝驻安理会代表奥斯汀发表侮辱中国人民之言论而激起京市基督教各项工作人员之愤怒，十一日晚假灯市口教会，由燕京大学发起召开基督教各团体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于十三日举行集体示威游行大会，以示反抗。京市基督教各团体除发表宣言，驳斥奥斯汀的无耻谰言外，并举行游行示威，借以支援我国出席安理会伍修权代表回击美帝国主义的见证。
五
中华圣公会主教 凌贤扬
华尔街走卒奥斯汀在安理会上所发的无耻谰言，我认为，他对于我国人民，尤其是对于我中国教会、学校及医院是莫大的侮辱。根据美帝侵华历史，我们可以认清美帝在中国，为开辟他的文化租界，推销文化鸦片，麻醉中国知识落后的人民，不惜出了相当的血本。美帝用“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的口号”，而取得了“治外法权”与“利益均沾”，又进一步取得了“最惠国”的地位，而享受“特殊利益”。自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以战胜国之一竟要称雄世界，左右各国的内政，掌握世界经济，不惜制造未来的大战，屠杀世界人类。这种铁的事实，彰彰在人耳目，奥斯汀避而不言，反说“侵略”为“友谊”，利用美国人民给的一点小惠，掩盖它侵略的事实，今日我认清楚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能再受他的瞒哄欺骗了。中国的教会、学校和医院，都是站在我们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要给美帝一个严重的打击，揭露美帝的阴谋，粉碎美帝一切侵略的计划。我们中国教会只知道忠于基督，忠于祖国，决不容忍美帝利用基督教做它侵略的工具。
六
中华基督教会牧师 邵凤元
奥斯汀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安理会上的演说确实暴露了他的无耻，长篇大论的举出了中国基督教的教育与医药等事业，这些他都认为是美帝政府的赐与并夸大是他们的“恩惠”，而诽谤多少真正中美人民的友谊及为人民服务不收代价的真基督教徒。
我们中国基督教徒及教会事业的同人是忠于基督的，也是热爱我们祖国的。我们否认奥斯汀这穷极狡辩的言论，若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为教会服务，你再多的物资金圆也不会使一个中国真的基督徒作为你的辩词。这种曲解侵略的演说，不单中国基督教会否认这恶意的侮辱，就是美国人民中的基督徒也会抗议的。
七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
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侵略战争，受到朝中两国人民的英勇反击而悲惨地失败了。同时我国代表伍修权用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坛，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美帝侵略的狰狞面目，控诉美帝的罪行，使全世界人民兴奋欢呼，使美帝颤抖咒骂。
于是奥斯汀杜勒斯这些战争贩子就搬出中国的教会事业，诬蔑善良的中国基督徒是靠帝国主义的“恩惠”施舍而生活的。每一个正义、爱国的基督徒，对奥斯汀的无耻谰言都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怒。我们的抗议示威游行，便是对奥斯汀无耻诬蔑的响亮回答。
我们要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中国基督徒是热爱祖国的，是仇视、鄙视、蔑视美国帝国主义的。我们坚决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爱国运动，并且正在用各种具体的工作参加这个反对美帝侵略的斗争。
我们号召全国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与同工，一致起来，以具体行动驳斥奥斯汀的无耻谰言，首先努力达到自立自养，并积极参加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最后胜利一定是全世界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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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基督教革新宣言
已有两万六千余人签名
广州基督徒通过反美侵略公约
【新华社上海十二日电】全国各地基督教徒在中华基督教革新宣言上签名的截至本月七日止已达两万六千七百二十七人。其中包括了各地教会团体的多数负责人和广大的教徒。各地已签名的基督教徒，都一致表示：坚决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方针。
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展开后，许多地区基督教会即将签名运动与之相结合进行。上海中华基督教勉励会全国协会曾写信慰问朝鲜基督教徒，声援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上海、北京、南京、九江、广州、海口、太原、兰州、杭州、长沙、芜湖、绥远等地教会，相继发表了爱国宣言，并组织时事学习。各地宣言中一致强调拥护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号召教徒加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阴谋。杭州市基督教徒并发起订定四项爱国公约，号召教徒肃清亲美思想。上海各基督教机关工会文教部主办了认识美帝国主义本质及其侵华史的学习，此外还出版了“基督教徒对美国应有的认识”等小册子。在本月五日召开的上海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代表会议上，基督教代表吴耀宗发言称：“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已经引起宗教界的普遍愤怒。美国自命为基督教的国家，但所作的一切，却违反了基督教的教义。”他向大会保证：宗教界一定要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使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任何立足的余地。
【本报讯】京市基督教人士一百一十二人签名发表抗美援朝宣言。十一月十一日京市爱国的基督人士三十余人曾举行座谈。会中大家一致指出基督徒是全国人民中的一部分，在今日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台湾和朝鲜，并阴谋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基督徒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爱国运动。首先要把基督教改革宣言贯彻到行动中去，促使教会早日达到自治自养自传目标。会中经过讨论，决定征求教友签名发表抗美援朝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已有：王梓仲（华北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魏振玉（华北中华基督教公理会董事部总干事）、邵凤元（中华基督教会河北协会主席）、凌贤扬（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主教）、蔡咏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教授）、方贶予（同前）、陆干臣（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市会组主任）、张子荣（道济医院院长）、刘维诚（道济医院总务主任）、邱兰馨（道济医院总护士主任兼道济高级护士学校校长）等一百一十二人。
【新华社广州十二日电】广州的基督教人士正在结合“基督教革新运动”展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种活动。广东基督教协进会和广州市基督教团体联合会曾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广州市基督徒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公约”，内容为：（一）坚决推行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关于“教会革新运动的决议”，积极解决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问题，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二）警惕美蒋土匪特务破坏活动，并随时随地予以检举。（三）加强新民主主义及时事学习，揭发美帝国主义及特务所造谣言，肃清亲美恐美思想。（四）以实际行动抗美援朝，并坚决拥护军队、拥护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政策。
这个公约获得广州市教徒的热烈拥护。全市基督教团体的六百多人于本月三日举行了大会，会上一致响应教会革新运动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号召全市基督教徒都在“拥护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帝侵略公约”上签名。为了加强学习，全市基督教团体已组成“广州市基督教工作人员新知学习会”，许多传教士、牧师都踊跃参加。广东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胡翼云。广州市基督教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招观海、岭南大学协和神学院院长谭沃心、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以敦等二十七位基督教代表人物曾联名发表谈话，揭露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活动；并号召全省基督教徒紧密团结起来，加倍警惕，防止美蒋匪特混入教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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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湖南报载文揭露
美帝曾借口所谓“帮助”在邵阳进行特务活动
【新华社讯】长沙新湖南报刊载题为《邵阳乡村工业“示范”与美帝侵略》一文，揭露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帮助”中国乡村工业化的好听名词下进行特务活动的罪行。该文称：一九四六年，国民党伪政府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宣布结束以后，美帝国主义又派来大批退伍军人、特务、流氓，冒称“专家”，携带了破烂不堪的残余军用物资，来到湖南邵阳建立所谓乡村工业示范组（后改为“示范处”），先后成立了硫酸、水泥、肥料、炼焦、碾米、榨油等十一个所谓“示范”工厂。但那些“示范”工厂，有些根本就没有进行生产。如硫酸厂连炉子都不燃烧，那些所谓美国专家，曾买一批现成的硫酸，从塔上倒下去，塔底流出来，拍成照片，寄到上海和美国，大肆宣传说：“美国帮助中国建设了硫酸厂。”
该文在论到美帝国主义在那里设立“示范处”的目的时说：一九四七年，该“示范处”从邵阳派三个车队出发，分别到山丹（甘肃）、云南、曲江（广东）三处，沿途调查物产和居民情况。一九四八年冬季，又派了三个“工作队”到湖北、江西、广东、甘肃、四川、西康等地的农村中去，前后调查了三个月。从他们残留下来的关于江西省分县详图和人口交通等统计以及矿产的分析和建设纲要等调查报告中的记载，可以看出美帝国主义借“帮助中国工业化”为掩护，实际上是为了进行窥探我国矿藏和战略物资等特务阴谋活动。
美帝国主义利用这一机构，进行特务活动的情形，从该“示范处”副主任美国人史德佩的鬼祟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据曾在该处任打字员的骆炳麟说：史德佩等直接与华盛顿联系，每次发到华盛顿的密报，都是史德佩夫妇自己打，常常打到半夜三更不睡觉。曾在该处电台上工作过的龚汉侠说：他们和汉口、广州等地的美国新闻处，到处都可通报。史德佩等在离开邵阳时，把所有的照片、文卷装满了若干大箱子全部搬上了飞机运走。
该文指出：美帝国主义这一特务机构，在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前后帮助国民党第十四军、一百军的某些匪首坐他们的飞机逃离了邵阳，并在飞机上照走了邵阳地区的俯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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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转变区级一揽子领导方法
（党的工作研究）
前获鹿县委书记 侯永
目前若干老解放区的区级干部的领导方法，存在着一个主要偏向，这就是从抗日时期沿袭下来的一揽子的领导方法。这种领导方法，通常是在任务到来后，把区级干部统一编成工作组，集中力量去执行中心工作。这种方法在过去集中力量对敌斗争、开辟新区的一定历史时期，曾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保持到现在的环境，则很不适合了。它已形成了以下几个严重的偏向：
首先是少数人包办，违反了集体领导和党委制的原则。通常一个工作任务布置下来，只由区书、区长商量一番，便召集全区干部会议，统一布置一下就执行了。这样，把大大小小工作全部揽在少数同志身上，限制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以党代政，混乱了组织系统，削弱了部门工作。在一揽子领导方法下，每个工作组干部到村后，便成了区的全权代表，党、政、群、武各种工作都管。工作组长大部由区委委员担任。村里解决不了问题就拿到工作组去解决，这样小区便形成了一级。区级留在机关的干部很少，或单留区书一人。这样无论驻机关或下乡的党、群干部，就包揽了行政事务，但是若干本组织的业务则因此而放弃。甚至有的区下乡时只留区长一人，区委会、青年团等都把门子锁上，因此上级紧急的指示，也得不到及时执行。各部门的干部，由于接连着去突击中心任务，便不能很好地进行其本身的经常工作，甚至长期不召开部门会议，下层组织长期无人过问，而遭致涣散。
再次，执行工作的“单打一”作风，来了一个工作做一个工作，做完一个交代一个。这样作法，使许多经常工作，因为积累太久，也变成了突击的工作。而且有些经常工作却被耽置起来了，特别是支部建设、妇女工作等。
最后，突出地表现了行政命令。每个干部到村里都成了大村长，采用行政力量去推动完成工作。平时忽视群众工作，不能很好地在运动中培养骨干。同时，又使得下级干部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所以一部分村庄只有区书，区长去了才能解决问题。
总之，一揽子领导，使党变为一个日常事务机关，违背了党领导其他组织的正确原则。这种领导方法的结果，只能使某些支部与青年团由于忽视经常的教育和组织工作，而丧失其核心、骨干作用，使工作招致了损失。转变一揽子领导方法，必须首先解决若干思想问题。
有的区级领导同志，顾虑着改变一揽子领导后，就没人做中心工作了。当然，在转变了一揽子领导后，中心工作将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部门的组织系统去发动群众进行，表面上看来，青年、妇女、武装各部门干部不再去经过村政权执行中心工作，但实际上，各人民团体将都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去进行中心工作。例如，生产工作，党通过支部领导、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带动群众，青年团则经过团员团结青年群众去进行，民兵则保卫生产。这样通过各组织系统发动群众，有领导地形成群众运动，每一个工作不但可以完成任务，并且可以通过群众运动健全和巩固党的以及群众团体的组织，通过中心工作去带动完成若干工作，使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结合起来。这样，做中心工作的人反倒多起来，比起一个干部坐催，力量要大得多。
有的同志认为，改变了一揽子领导后，部门会闹独立性，干部会自由行动起来。事实上，一揽子的领导方法，把各部门的日常工作大部都取消了，各组织也逐渐涣散和削弱了。应该知道，树立和健全各部门的经常工作，发展和巩固各系统的组织，必须在大的群众运动（中心工作）中进行才能作到。离开中心工作孤立地搞一套才是闹独立性，这意味着部门工作本身的错误，是应当反对的；但，通过本部门的系统去完成中心任务，却是发挥各部门的独特作用，应当肯定的。
过去编成工作组来管理下乡干部，对干部日常的思想教育与学习是有一定好处的。转变一揽子领导方法后，每个部门的干部数量少，固定村庄的办法又要取消，所以今后对干部的掌握主要依靠加强思想教育，以发扬干部的自觉性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过去那种只靠编组的办法来管理干部是应当改正的。
有些领导同志担心一揽子领导方法已经养成习惯，转变后会影响工作。自然，一个习惯的改变确是不容易的，但是，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改变，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就拿河北省来说，一个区有三十到五十个村，四万到七万人口，区干部人数全的也不过二十余人。如果分兵把口，工作定会遭受严重损失。一个新的领导方法的树立，是要经过一段艰苦斗争的过程的，我们应当自觉地吸取教训经验，以加速这一转变过程。
还有的同志认为区级各部门的干部都不多（如青年团仅三人，妇联仅一人），建立部门工作，通过组织系统进行中心工作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区级各部门脱离生产干部虽很少，但它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委员，只有通过各系统的委员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组织力量，动员更广泛的群众力量进行工作。
对一揽子领导方法转变的各种思想抵触解决后，还必须有一套适应转变的工作方法。根据我们经验，觉得必须抓紧以下几方面来进行。
（一）一揽子领导方法必须自上而下地转变，尤其是县与专区两级树立起科学的领导方法，才能很好地改变区级领导。同时县级领导机关拿出一些力量进行典型试验，帮助区级学会党政分开的工作方法，也是很重要的。
（二）树立健全的党委制度，定期召开党委会讨论政策的贯彻，中心工作及部门的执行，加强集体领导克服个人包办，使党委会真正成为工作的核心，掌握全面工作。区委开会时应很好准备与充分酝酿，对各部门工作应定期讨论，特别是加强党务工作的领导，使全区工作在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这是改变一揽子领导的关键问题。
（三）树立部门工作，党委不得包办政权和人民团体的工作。在非党的组织中党委应经过党组实现党的政策。向下传达布置工作时，一般情况不要召开扩大的干部会，应分头按系统进行布置。例如布置秋征工作，首先应由区政府委员会讨论，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讨论贯彻到群众中去。党委除加强区代表会的领导外，应向村支部传达，动员党员认真执行政策，起模范作用，团结群众完成征收。青年团、妇联，则发动青年、妇女执行代表会决议。
（四）加强区人民代表会与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各种代表会，特别是人民代表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最好形式，应该普遍建立起来并形成制度。凡有关政策问题、群众性问题或重大任务，均应该经代表会讨论，使党和政府的各种措施贯彻到群众中去，而付诸实施。群众组织亦应定期召开代表会，充分发扬民主。这是克服党政不分后最重要的领导方法。
（五）建立不脱离生产的协助员、干事，并加强其教育，使能担负一定的工作。这样既可培养干部，又可在干部少的情况下，推动全面工作的进行。
（六）各部门干部下乡时，应根据本部门工作和中心工作的需要，确定一个重点村，深入工作取得经验，再配合不脱离生产的干部检查和推动附近一片村组织的工作。
（七）加强机关工作，区委会、区公所要留一定人员在机关，以联系下乡干部，迅速传达上级指示，把大问题集中到隶属机关解决。留机关的同志可以照顾检查周围村庄的工作，并与县、村联系，组织交流经验。
最后，克服一揽子领导，还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联系，互相交换工作情况，配合执行一定任务，解决一定村庄的问题等，以防止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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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露美帝教会对中国的侵略
·笔影·
美国战争贩子杜勒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联大政委会上，卖弄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大谈其教会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主要基于一个具有宗教、文化和人道等方面的联系的悠久背景。这种关系由传教士开始。我教会派传教士到中国去已约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我认为全美国的每个地区——不管这个地区有多大——都有派传教士到中国去传了许多年教的教会；在每个地区，每逢盛大的基督教的节日，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人们都聚在一起，做好包裹寄给他们在中国的传教士，去散发给中国人民。”他又说：“在整个历史中，美国一直始终不渝地做中国的朋友，我们曾用一切办法来维持中国的政治完整和领土完整，来增进中国的幸福，并在文化和人道的努力中援助中国。”杜勒斯讲得太迟了，因为教会事业的帝国主义侵略性，在义和团的具体反抗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已将这种欺骗宣传的虚伪性，早已揭露无余了。然而帝国主义是善于做欺骗宣传的，所以毛主席致天津工商界的电上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我们绝不相信这些欺骗言论，但我们还有必要在中国人民面前揭露这些欺骗言论。
我们现在就来打开美国教会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散给中国人民”的包裹，看看里面究竟包的是些什么东西。
一八五八年的中美天津条约规定：“……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第二十九款）。
一八五八年以前（及一八五八年以后）中国人民对于外国传教者及中国“吃教者”，因其侵略和压迫的行为，中国人民是一直给以恨怒和鄙视的。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教案”就是这样发生的。美帝对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的目的，就在于使用政治压力，取得传教的法律保障，来为美帝的侵略打开扩张传教的道路。谁以为中国人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天生的信徒，那就大错特错了。耶稣基督是帝国主义者用军舰送进来的。中国有中国民族自己的宗教，中国人民和政府从未自愿的邀请过美国的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恰恰相反，美国传教士和其他各国传教士一样，是把圣经当幌子，而服从资本帝国主义的利益，这样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桥头堡垒；这样就举起外交条约大批地跑进中国来了。
“教士招徒的方法，第一是张扬外国势力，吸引那种不堪官吏压榨或被别村别族侵侮的人‘投教’，这一类投教者，往往全村全族投靠教堂，依外力自卫或报仇，思想上似乎自认为外国顺民，与中国脱离关系。第二是出钱收买穷极无聊的人‘吃教’，买价不一，有的说‘白银四两’（《中西纪事》引吴德芝说），有的说‘给银一百三十两’（魏源《海国图记》），有的说‘教士们袋子里藏着大批的金钱，收买中国人民中间的无赖分子，来者不拒，总是临时的或经常的发给金钱’（罗得克夫《义和团记》）。这一类吃教者，把‘教民’当做一种头衔（义和团起义后，山东主教允许以后教民讲讼不准写教民字样，是非曲直一听地方官秉公讯办），依外力讹诈善良，包揽辞讼，力量比旧绅士更大。第三是宣传教义，得某些人的信仰。这一类人是真正‘信教者’，在教民中占极少数。事实上教堂是外国教士和投教者，吃教者共同组成的侵略团体。”——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八章。
美国教会确曾散发过包裹，有如上面所说的“四两”或“一百三十两”白银，改成现在的说法，就应该是若干“美元”了。但是，这种不平等条约，对于满清皇朝的统治阶级才会生效，对于中国人民却变得一钱不值。中国人民不仅没有被条约所限制，反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更加仇视，反帝情绪更加高涨。在一八五八年至一九○○年的四十二年之间，教案达六十余起之多，地域遍布于冀、鲁、苏、皖、浙、赣、闽、湘、鄂、川、康、滇、桂、黔及台湾十五省，最后爆发了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本身虽有自己的弱点，但其本质是一个农民的反帝运动，而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以中国的民族宗教来反对外来的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武装斗争。帝国主义者们趁此就组织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赶走满清政府，索取很大的赔偿。刚好，自夸对中国人民有“友谊”的美国及其军队，就是这个“联军”的八分之一的组成者。它参加了“联军”这一大屠杀的代价，是分得了三千二百九十万两的赔偿。这一下我们就完全明白了，美国教会散发的“包裹”，这样就取回一笔如此大的带血的利息。假如以为美国的传教士真是些慈善的施舍者，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五十年后的今天，假如我们还让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杜勒斯这样来侮辱中国人民，认为杜勒斯的“包裹”并不坏，那就真是一个白痴。
这样，天主教外籍司铎由一九○○年的八百余人，到一九一○年增到一千四百人左右；基督教外籍牧师由一九○六年的三千八百余人，到一九一○年增加到五千二百人左右。这就是义和团被帝国主义武装镇压与满清政府出卖的辛丑条约所发生的直接结果。
刚在辛丑条约两年之后，一九○三年美国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中美通商行船上海续约，其中有一条规定：“……美国教会准在中国各处租赁及永租房屋地基，作为教会公产，以备传教之用……”。
这又完全说明了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美国教会在中国急需霸占许多财产土地，作为侵略基地，倒不是杜勒斯所说的散发什么“包裹”给中国人民，而是中国人民向“基督”奉献了一大片土地。帝国主义者即理直气壮地在各地以极低廉的买价，勾结起当时腐败的官府和封建力量，强制人民把土地房屋用贱卖、贱典、让、罚、献、租、骗等不同方式，将大批良田，大块土地及高房大屋，均归教堂所有。略举一二事实为例：
远在一八四八年，上海的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当各国在上海划分租界的期间，这位主教便发动一个阴谋，经过交涉竟把他的教堂所在地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指为它的教堂地区，后来变为美国租界。一八九六年，山东登州（蓬莱）的美国教堂，强占民房，引起一场教案。实际上，美国教会已在全国范围内用各种办法，占有很大的土地与很多房屋，建筑教堂及修建住宅，甚至以地主资格出租土地与房屋。一九○三年的条约不过是对这一已成事实加以确认，并多得一层条约的保障罢了。由于这一条约的订立，美国教会更伸入到中国的边远区域，如西康省巴塘（即巴安）也有了美国教会。清光绪末年，美国教士兼医生，史德文以数百元之手续费，向巴塘县衙门租领大块土地，自建教堂、医院、学校；一九三一年还自动将围墙扩大，又侵占很大的土地。
由这一二个例子，即可以看出美国教会在中国使用政治压力（条约的缔结）的结果所得的侵略地位。当然在这里我们更用不着去详细列举英、法、德、意等国过去用这同样的方法，从中国取得传教特权而发生的那些同样的情形了。美帝既用“最惠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加在中国的身上，那么凡英、法、德、意等国当时在传教方面取得什么特权，美帝都照样分得一份的。所以艾奇逊今年二月十六日所作的“总体外交”的讲演，也承认：“常常说帝国主义的进展是，首先派出传教士，然后是商人，再后是殖民地总督”这个命题的正确。美国最早派到中国的传教士裨治文曾说：“来华传教的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无宁说是政治的原因”。中美望厦条约的订立裨治文就亲自提供了有力的情报给美国政府，促成条约成立。经过教会，中国人得到的是“包裹”，而送给美国的却是国家主权。耶稣、商品和大炮是欧美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整套工具。基督教伪装着慈善的面貌，大炮则狰狞地向中国开放，总目标是倾销商品，掠夺生产原料，然后派来一位总督，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杜勒斯之所以夸张传教的“友谊”，正是他念念不忘这个有效的侵略工具。
另一方面，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久了，是以“中国通”自命的。他们不仅替本国政府搜集情报，并且在其本国对中国的情形，大肆恶意宣传。中国人在欧美的观念是小脚、辫子与鸦片。这种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够完全改变，这些传教士是有一番“功绩”的。只有把中国说得顶坏，顶穷，顶糟糕，他们才能以耶稣的名义去向那些外国人老太婆化缘来在中国表示“友谊”。
教会之作为侵略者的工具，是又直接的以一个间谍机关而存在的。它不仅了解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搜集各种情报，并协助帝国主义者的政治行动，进而发展到直接联络反动武装，屠杀中国人民。美帝国主义者与梵蒂冈密切勾结，就利用各地天主教进行这类间谍工作。一九四七年以前，献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在美国驻南京情报人员毛德指挥下，勾结蒋匪反动军队进攻解放区，给美国飞机指示轰炸目标，这已经是有案可查的了。最近，美帝通过梵蒂冈派驻朝鲜的天主教会的反动分子，进行间谍活动。一个美国与梵蒂冈联合的情报中心站已建立起来，负责指挥并调配在朝鲜及中国大陆上的间谍活动。因之美国在日本的特务头子威洛贝，曾极口称赞梵蒂冈这种“服务”精神，特别赞扬教皇派驻汉城的以鲍恩为首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经常提供军事和轰炸目标的情报。梵蒂冈的经费来源的百分之八十是由美国帝国主义者供给的，所以梵蒂冈值得在这方面替美帝大卖气力。以为美国都是新教，天主教是属于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梵蒂冈与美国没有什么关系，这已经是历史上的事情了。
教会事业之一的教会学校及退还庚子赔款，便值得杜勒斯自吹自捧一番，几天后奥斯汀又在安理会上重复的念一遍。其实，早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中，艾奇逊已提出来过了。在致杜鲁门的信中，艾奇逊写道：“两民族间之友谊，每籍宗教、慈善事业及文化之联系而不断增强，此种友谊，散见于多年来美国对华之各项善意措施，如庚子赔款之移作中国学生教育用途。”但是所谓退还庚子赔款的动机是什么呢？一九○七年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的信说：“那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的年青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得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的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方式。”于是这位校长很实际地做了这样的结论：“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只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
这一段话不仅说明退还庚子赔款的真实意义，也可一般的解释为所有教会学校的建立的真实意义。那就是要麻痹中国青年学生的民族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变成美帝的代理人，即变成蒋廷黻之类的说美国话的中国人。
我们不妨再举几个美国教会学校的实际办学的例子：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报告书中说：“最初之教会学校实为辅助传道而设，传道者既不能得成人之信仰，乃开设学校，俾得集孩童于基督教教义影响之下。迨教徒团体日渐发达，教堂渐已设立，于是乃不得不推广学校，以为养成教师牧师之基础。”
一九二五年，广西梧州建道学校的美国教师对学生说：“我不爱中国，所以不许你们同其他中国学生往来，共同救国，我要你们服从我，同我一样地来爱我们的美国”。同年，上海三育大学的美国教师也对学生说：“你们已入教会学校读书，应该断绝一切国家的观念，爱国二字断无存在的余地。”（按：三育大学早已停办。引杨效春：“基督徒之宣传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又一九二五年的上海一个教会女子中学，四年共修课程二百零八学分，其中英文与神学共占七十学分，中国史仅四学分，地理课无。（引舒新城：“收回教会中学问题”）
虽然中国政府一九二五年已规定教会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课目列入必修课；但在一九二九年浙江蕙兰中学则以宗教课为更替选修；浙江秀州中学则以宗教课为规定选修；上海沪江大学则托词宗教系与神学系为另一宗教机关所设；华东基督教教育会议则议决以“耶稣教训之研究”，“耶稣生平之研究”等代替宗教课；这样来躲过中国政府的规定。
这就是美国所要办的教会学校，也就是艾奇逊，杜勒斯，奥斯汀不厌其烦的所说教会学校的“友谊”。但是中国学生是很清楚的，为了这些名宗教而实侵略的行动，“五卅”以前，一九二四就爆发过十二次的教会学校的风潮，“五卅”，一九二五就爆发过四十四次的教会学校的风潮，来反对教会学校的教育制度，来表示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虽然这里所说的大半都是历史情况，由于中国人民坚决的反帝斗争，某些帝国主义的恶劣影响，已不存在了，但中国人民将继续不懈怠的斗争下去，完全肃清帝国主义的残余力量，包括外国教会在内。最近，由于杜勒斯与奥斯汀的狂妄的名“友谊”而实诬蔑的言论，引起了全国各大中教会学校的教授与学生的列举无数侵略事实的斥责，给了杜勒斯与奥斯汀以严厉的回击。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济南齐鲁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等都掀起了反美控美的浪潮，并不为杜勒斯与奥斯汀的甜言蜜语所麻醉。相反的，完全揭露了杜勒斯与奥斯汀的骗局。我们的时代比“五卅”又已前进二十五年了。现在是新民主主义时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立起来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已唱遍在中国青年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