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
——致“微笑”君公开信之二
董谦
至于你所说的，当在革命的队伍中，看到供给制不能解决“一切个人与家庭的困难”时，“禁不住掉下几点心酸泪”？！霎然听来，好象这是表现了你具有“人忧其忧”的“美德”，不过这种“美德”正构成你认为“革命是残酷的”道德观。那么这种道德观究竟是革命的唯物论的呢，还是退化的唯心论的呢？在这里必须划清它的界线，才能进一步分清是非。
是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均应具有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但这种美德是建筑在辩证唯物论的科学之上，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战斗的利益之物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筑在退化的、保护个人及少数剥削者的利益基础之上。这就是说，革命的道德是科学的、阶级的产物，而不是超阶级的、独立的抽象的人道主义。我们党的领袖之一刘少奇同志在“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一文里，即曾明确而坚定地昭示我们说：“我们不承认在阶级社会中有所谓更伟大更科学的、超阶级、一般的道德，这只是骗人的鬼话，这在事实上只是建筑在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之基础上的所谓‘道德’。从来的这种‘道德’观，都是唯心论的。”
问题这就很明白了，虽说你曾“掉下几点心酸泪”，但由于不是或不完全是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就恰恰暴露了你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和同情心。
因为“共产党不只是代表各个党员的利益，而是代表全体工人们与人类解放的长远的利益。……所以不要把共产党看作只是图谋党员私利的、狭义的、行会主义的小团体。”（“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
共产党在二十八年中，为什么长期艰苦奋斗，为什么实行最低生活的供给制的真谛，正是处处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和痛苦，而与人民共疾苦，同度此艰辛的日子。而参加革命者，都是自愿而来，又是自觉自愿地牺牲个人利益绝对服从革命利益的。这和反革命的国民党只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贪图享乐，不顾人民死活，有着本质的不同。可是，你要认识这样一个真理：即在国民党那里纵然可以“赚”大钱，可以“养活”父母妻子，可是这样的人有多少呢？他们赚的钱又是那里来的呢？还不都是搜括的老百姓的血汗吗？这样虽说少数达官显贵可以饱暖无忧，却苦了广大劳动人民，终年劳动不得一饱，如此说来，这能说革命是“残酷”的，而反革命是“仁慈”的吗？你可曾知道这个“仁慈”的外衣下，践踏了多少人民的生命！
你为了证明“自私心是不能连根除去”这一论点的正确，就否认了革命者最高尚的美德，就否认了革命者是最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就否认了“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特质，而把他们降低到普通人的水平，这就完全错了。
世界革命导师斯大林曾代表全党在苏联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读的誓词中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无产阶级战略家底军队，列宁同志底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联共（布）党史”第七章第四节）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革命者因为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就没有一点个人的利益了，而是说他们已经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已经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能够牺牲“小我”为“大我”、能够“先忧其忧、后乐其乐”；同时，革命的利益和发展就包括着个人的利益和发展，也只有革命的发展、成功与胜利，才有个人的发展。如在目前革命的阶段，一切受着国民党压迫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若不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谁也不可能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因此，个人的利益必须而且可能与革命的利益和发展完全取得一致。不过也有这样一种情形，即在某种时候，个人的利益，也可能与革命的利益发生矛盾，这时候，作为一个革命者，就应该无条件的牺牲个人利益，而不能牺牲革命的利益来服从个人。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虽说革命的一般利益中包括着个人的利益，但总还不能完全包括，如家庭疾病等问题；自然，这些问题均应该尽量照顾，在领导上更应特别关心干部的进步和生活，事实上，人所共知，这在我党政军各方面早定有优待其干部及其工作人员的办法。但是限于物质条件，以及国民党反动派还没完全打倒，工农业生产又急待恢复和发展，所以在目前还不可能普遍地完全照顾一切工作人员的家庭，只能根据实际困难，量力而作。就是这样作，也不是为了别的，也是为了革命的整个利益，保障干部最低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使他们安心的热情的工作。设若有人参加革命仅仅是为了解决个人家庭生活，否则就认为“革命是残酷”的，那就完全错了。
最后，我还要提醒一句，干部个人的困难是应该在可能范围内尽力照顾，但我们还应放大眼界，看看历经灾难的广大人民还过着什么样的日子！看看历经艰苦奋斗的万千革命战士及工作人员，二十余年来是怎样度过艰难战斗的岁月，而今天还在克己奉公，厉行节约，他们这样忠心耿耿为人民的英雄行为，绝非那些世界上最自私和残酷的人们所能做到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刮尽了民脂民膏，犹嫌不足，不是正在作垂死挣扎和“敲骨及髓”吗？
八月三十日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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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的勤务员—李春福
冯平
李春福同志是一个穷家的孩子，十四岁的时候，家里养活不起，由他舅父托城里人情面，投到张家口一家铁匠铺里当学徒。起早睡晚，挨打受气，掌柜不把他当人看，就是撑小铁锤的师父也可以打骂他。李春福年纪小，举不动十五斤重的大铁锤，累得吐血，病了不准休息，哭都得偷躲在没人的地方；要是被掌柜看见，又是没轻没重乱打一顿。李春福的童年就是活在这样痛苦悲惨的日子里。
三十四年秋天，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解放了张家口。成千成万被压迫的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了。李春福苦难的日子也熬到尽头。自从有了共产党，掌柜的及大师父再不敢无理对待他，他是一个人，是一个被人看得起的人了，当他想到这些就不由得从心里深深地感动起来。他知道这些自由与幸福是谁给予他的，所以他决定了参加共产党。李春福抱着这理想到“联大”，担任炊事员工作。三十五年冬天，我军从张家口作战略撤退，李春福随“联大”到阜平。这将近两年来的工作，他表现得忠诚负责，不久他就被批准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为华北大学，李春福也到了华北大学。那时，学校住在正定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一天轮到我去厨房帮忙做饭，我们到厨房里，看见炊事员同志正忙着工作。李春福揉着一大块面，汗水渗透了他褪色的灰军衣，他不断地用肩上搭的毛巾擦去脸上的汗。看见我们来了，向我们笑着；这时，我还不曾认得那个笑得最憨人的就是李春福呢！他矮而胖，红红的双颊显出健康愉快的神色。
“同志们，你们干得了这活计吗？”一个俏皮的炊事员同志喜眉笑脸地对我们说。
“干得了，同志，吃饭就得会做饭呀！”
“我们不会可以向你们学习！”另一位同志俏皮地说。
我们大家动起手来。炊事员同志干得更有劲了。李春福愉快地唱起“白毛女”杨白老登场的曲子来，当他要唱喜儿歌辞的时候，他停下了。
“唱呀！你唱得很好。”
“后面不会唱了。”
“我来教你好吗？”
“太好啦，同志！”他瞅着我笑着。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李春福同志。炊事员同志都亲热地叫他小胖子。他喜爱唱歌或弄乐器，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学拉胡琴，虽然只是单调地重复拉二簧开始的那个调，他却十分有兴致地拉着。现在，他每天要写日记，并领导其他炊事员同志学习，这些都是他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的成就。在工作中，从没看见他疲倦的样子，也没听说他闹什么个人问题，做起活来什么时候都是那么有劲，拉风箱，清理蒸笼件件小事都很认真。他在炊事员同志间很有信仰，谁见了他都会高兴地叫他一声“小胖子”。
去年十月间，我们出发到邢台，四百里行军，李春福一直是在积极地工作着。在困难的条件下，他要把饭做好，他总是说：“走路的时候，更应该让同志们吃好饭。”记得一次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庄上，人多，这里筹借不出那么多小米，离大村庄路又远，天晚了，怎么办呢？大家在焦虑，李春福急得跑来跑去，没有办法，后来找来不多些蔓菁，算凑合着吃了一顿饭。他想到没使同志们吃好饭，感到很不安，很难受。快到邢台的时候，四个炊事员累得病倒两个。李春福身体结实，不怕吃苦，工作更忙了，到目的地，他瘦了很多，只是双颊还是红红的。
到邢台行军总结完毕，随即开始了行军英模选举。这是件轰轰烈烈的事，竞选活动很热烈。竞选大会上，有人替李春福作介绍，讲话的人介绍李春福在行军中的劳动模范事迹只说了一半，掌声从会场四下便响起来，历久不停，使讲话的人感到几乎没有再介绍的必要了。
李春福当选了行军中全队第一名劳动英雄，在庆功大会上，奖给他一条毛巾，两条“红五月”肥皂和铅笔、笔记本等物；另外是同学们用红布赶制的一颗“红星”，这“红星奖章”由同学代表给他戴在胸前，红星虽系布质，在全体同志心目中，却显示了一种不平凡的荣耀——李春福是我们大家的模范英雄。全体同志情绪非常激动，鼓掌似乎已不是表现对李春福同志的热爱了，在一阵“坐飞机”的喊声下，同志们蜂涌上去，李春福在簇拥的人群里飞舞起来，我们亲爱的炊事员李春福同志多么光荣啊！
庆功大会上，李春福讲到自己童年悲苦的身世。他讲话的声音有些颤抖，当讲到铁匠铺师父有一次用火棒打伤他的时候，他眼泪满眶，手紧握前襟衣角抖着，对旧社会的愤恨，使每个同志都深切的感觉到了。接着他说：“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就是为了永远不做奴隶，我知道在其他没有解放的地方，还有千千万万象我一样受苦受难的人们，在等待解放，等待共产党。我们要以不怕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坚决为人民利益革命到底！”
啊：“个人利益”，“人民利益”，李春福的话，李春福的斗争事迹，给同学们在思想上划了一道界线，同学们激动地说着：李春福是人民的勤务员，也是我们同学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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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类的故乡和春天
题在苏联建设图片展览会的大门上
纪初阳
这是列宁，斯大林，
领导着英雄的人民创造的
改造社会的标本，
征服自然的模型，
这是我们学习和一切
敌人斗争的课堂！
我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发现
真的人性和创造的力量；
我们只有在这里才能望到
人类的故乡和春天。
我们只有依照这样，
才能指导世界
根据我们的意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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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怎样为兵服务？
祖克
今年三月间我离开学校，到部队干文教工作。初到连队，虽然抱着“为兵服务”的心情去和士兵接近，但总觉得部队的生活和我们知识分子的生活习惯中间有着距离，不大惯。在工作上，也很自然地按着自己原有的一套去做：改墙报的稿子，总是用自己的意思改掉同志的原意；读报时不选择一些短小精悍切合部队生活的作品，却生硬地把报纸社论，重要文件搬来讲读，总之运用知识分子的一套，硬按在出身工农的士兵身上。
其次是架子问题：伙房炊事员一天到晚忙不过来，我总是说：“辛苦了。”却从来没想到给他们切切菜，挑担水。上菜地，因为不会种，就老是站着看。开荒地，因为手皮经不起镐头磨练，干一下就歇劲了。做事怕脱鞋袜，不能亲身动脚动手；开检讨会怕揭露缺点，讲究面子……。
这样的过了个把月，天天在忙着，自己从未看本书，写封信，自以为该是做到尽责了，谁知一般战士却反映说：“教员工作热情实在高，但是和我们有些距离，许多东西，我们接受不了。”这真使我有些泄气！于是多方面找同志们谈，同志们便说：“每次上课少教些，话说慢点，教员的菜很多，这样要吃，那样要吃，结果是什么都消化不了”。“咱连有的是战士们底生动的各种生活镜头，希望能编个剧，给咱们演演。”“墙报老是白纸黑字，有表扬没批评，提不起看的兴趣！”
征集了好多意见后，于是明白了光凭工作热情是不行的，光搬自己熟习的一套硬按在不同的工作中，一定要失败的。并进一步认识到和群众接近，不应该只是嘴上的接触，而是要思想感情上行动上的结合，首先是放弃知识分子的一套生活和工作态度，放下臭架子，建立劳动观点；针对群众的实际情况研究工作方针和计划。
于是我对自己的工作做了检讨，同志如果听不懂，打瞌睡，我不能责怪人家，只检讨自己讲法有毛病。同时，我按照连内实际情况，建立了正规的学习制度，按照程度分甲乙丙丁四组上课，发动订个人一个月的文化学习计划（学几个字，写几篇稿，看几本书，教几个人等），廓清一些战士的“学不成”，或“够用了”（“咱会写会算，还学文化干啥？”）等等思想障碍，鼓励战士的学习兴趣（不会写稿的鼓励他大胆写稿，会写的鼓励他多写上团报等），培养学习的积极分子，选举学习模范，纠正学习偏向（如爱学古怪深奥的字，不常用的成语等）。
读报时，选有关部队实际生活的作品如“好母亲”、“落后的脑袋”（载人民日报）“周绍水的转变”、“北霸天的故事”（前线报）等，每次战士们都听得很入神，下课了，还想继续讲完它，平时生活中，时常有同志说起“十年计划”、“落后脑瓜”、“该杀一颗猪”等嘲笑落后思想的话语。
在文化课中编些包括日常常识，而且念得顺口的三字经，如“话报纸”一课内：“不出门，知天下，靠什么，靠报纸。”他们老是忘不掉，到芦沟桥拉沙，看见永定河的泥沙多，战士们就高声念着“话中国”一课的“黄河黄，泥沙多。”的三字经。
经过了半年部队生活的锻炼，我多多少少学会了群众的语言，放下了一些臭架子，大胆的检讨了过去的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和态度，认识到劳动的光荣，和战士们一起拿起水桶去挑水，处处想做到和战士们一样的吃苦耐劳。现在，许多同志和战士们看见我都会心的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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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伴
苏联 潘诺瓦著 苏龄译 曹靖华校
第一部 夜
第三章 比洛夫医生
“打着呢，是的，……这只是开头。”
“呵，我知道这只是开头！我看见从维尔诺来的一个人。真怕人……我不愿说了。你问我别的事吧。你还有什么话问我呢？”
“莉莉和伊戈尔……”
“莉莉在服务呢。她说过两天就会派他们去的。伊戈尔已经跟第一批出发了。”
“到那出发了？”
“到普斯科夫。”
她哭起来了。他放了她的手，惊慌的看着她。已往她从来没哭过。已往他妒嫉她对儿子好。儿子是一个不成器的人——懒惰，粗鲁，永远在外边游荡着；医生怪她总是姑息儿子，分吃食物的时候，总把好的留给儿子。可是现在他明白了——他觉得是这样的：她晓得将来儿子的命运是特殊，是出征作战的命运；她不是常说吗：“不要紧，等他学校毕业以后，参加军队，那儿会把他教训好呢。”她早知道他会第一批被派去挖战壕呢；因此她就怜念他，娇惯他……
“梭妮，别哭吧！”医生恳求着。“你哭什么呢，就象他已经阵亡了似的，你这么哭着！”
“我不是哭他呢。假如要不是工作的话，连我自己也要去了。我哭的是不能听这些消息。”
是的，工作呵，对于工作他一句话也没有问过。
“工作还是那样的工作。有时真气人：这样的年光，而有人还要装牙呢。有一个傻女人，拿些金子来。她有两只钢牙，她想改装金牙。我火起来了，就对她说：你可找到装牙的好时候了。她怪了，就去找别的牙医去了。尽她去吧。”
“尽她去吧，”他机械的重复着。
他们默然不语了，慈祥的泪眼，彼此相视着，沉默的好久的坐着。杯里的咖啡，结了一层白皮，他们把这忘了。把果子露也忘了。
又有敲门声。达尼洛夫进来，说了一声对不起，就通知说马上车头就挂上了。
“什么？”医生问道。“已经挂上了？那么，我们要开车了，梭妮……”
达尼洛夫怕妨碍他们夫妇辞别，就出去了，然后医生太太出去了。高个儿的，微微弯着背的医生太太，在铁道中间走着，一缕缕银灰的发丝，从黑色的旧帽檐下露出来。小个儿的医生，雄赳赳的穿着戎装，移着脚步，同她并排走着——他送她呢。
战前医生是记日记的。在心灵的深处，他感到自己是文学家。因为从前有过医生而兼作家呢：比如柴霍甫（注一），韦列沙耶夫（注二）都是的。呵，或者他不是一位小说家，而是时论家，就象……“马拉”（注三），有一次，当他把这个意思告诉太太的时候，她就接着说。她这嘲笑把医生得罪了，因此，记日记的事情，他不告诉她。他偷偷的记着日记。特别是忌讳孩子们。他却不知道太太和女儿悄悄的把笔记本从抽屉里取出来，把它从头看到底呢。
注一：柴霍甫（Ａ．Ｃｈｅｋｈｏｖ；１８６０—１９０４）俄国小说家，剧作家。
注二：韦列沙耶夫（Ｂ．Ｖｅｒｅｓａｅｖ；１８６７—）曾受医学教育，苏联作家。
注三：马拉（Ｍａｒａｔ；１７４４—１７９３）法国大革命领袖之一，作家，演说家。
写作是很快意的事，因为每一件极小的事，用文学的笔调把它写出来，就具有一种深长的意味，有时甚至于有伟大的意义。如果医生要写朋友间的坏处的时候，就不写真姓名，而用甲、乙、丙、丁等来代替。他怕常到他家来打牌那些人，在他去世之后，把他的日记发现出来发表的时候，因他的记载而受到社会的诽谤。他出门的时候，把日记装到一个大封套里，用绳子捆好，用火漆封起来。
“梭妮，”他说着，就象捧圣象似的用双手把这封起的封套递给太太。“请你把这保存着，只有在……情况下，才能打开。你明白吗？……”
在车上同太太见面之后，他想写作了。他打开一本没有用过的厚笔记本，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情，把那油布封面嗅了一下，叹了一口气，写道：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梭妮来。”
他突然又不想写了。火车在开着。车里很凉爽。通风机嗡嗡的响着……她在这角里坐过呢，她现在上了电车呢，或者还在等呢？……医生把头俯在笔记本上，一下不动的好久的这样坐着。
“甲某真是一个怪人，”第二天，医生恢复了心情之后，这样写着。“我了解达尼洛夫，了解我们的有同情心的，虽然严肃的外科女护士。了解那位戴着护士帽，关心着我，当我夸奖她餐巾叠得好的时候，就非常高兴的那位女护士。了解醉汉丙某，了解列车上的每一个人，可是甲某我就无论如何也不了解的。可是他是这儿我最亲近的人，至少也应该是我最接近的人，因为我们是同行，我们可以长谈，可是不知怎的，我总不愿和他交谈。他请我抽烟，很客气，可是客气之外，什么也没有的。我跟他谈时事；可是他却完全用那些在报纸上发表出来的话同我们谈。我同他谈我们实际上的问题，就让我故意说些怎样糊涂话也吧，他也同意我说的。我问起他的家庭，他是一个光身汉，同老母亲住在一起。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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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不该耍官僚态度
萧南
二十五日早晨，因为操场积水未上操，支部布置了一个学习测验。到早饭的时候，只有一位政治教员和晖没有答完题。对于晖我最近是顶不满意的：有点小病怕什么？总是那么拖拖拉拉地不积极！所以我就趁势板住面孔发号施令了：“不完成任务不许吃饭！”并且冷酷地催促着：“快点吧，为一两个人影响整个小组！”我越催，她越急，她那病得发黄的脸有点苍白了，但是我只想着争取提早完成任务，压倒别的小组的光荣，就摆出官僚主义的派头来了！
当我同她走入饭厅的时候，别人已经吃过饭，盆里只剩点稀米汤，这时我才突然想到：“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我这样，岂不是故意摧残她的健康吗？”但是因了“面子”问题，我并没有把这种心情表白出来安慰她，反而丢下她，气昂昂的走出来。后来李同志为我买了好多食物，我还大耍态度，害得别的同志也吃不痛快。一种可耻的“小姐”“少爷”脾气又重发一通！
“不帮助同志解决问题，一味打击！”小组会上，晖的沉重而有力的声音惊醒了我。是的，晖是我一年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当我还在昏天黑地的时候，她引导我走向了光明大路，使我获得了无尚宝贵的政治生命；当我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是她给我做了各方面的掩护，当我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动摇时，是她谆谆不倦的教育着我，如今我竟对她也摆起官僚架子来，真有点忘乎其形了！我太对不起我的战友晖了！
这个痛苦的教训，使我看见了小资产阶级的丑恶的嘴脸！我要坚决地克服这种骄傲、浮燥、官僚主义的作风，向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作不倦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