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谈北平市营利事业所得税
——并与伍丹戈先生商榷
虹流
（一）
北平市三十七年下半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目前正在征收中。工商户正忙于筹款、缴款，有的要求减免。个别持观望态度；税务当局正忙于解释说服、并调整各行业的业分，努力使负担公平合理。但，此项征收工作，显然还存在着若干困难与缺点。
第一、调查研究工作还不够深入。对于各行业的户数和经营与盈利情况、负担能力等，了解尚嫌肤浅。特别是由于许多工商户积习未除，不愿报告真实情况，以致调查很感困难，不容易获得客观全面的正确材料。
第二、组织领导不够健全。虽然有推选委员会和联合评议委员会等很好的组织形式，但仍不够健全。如由工商业界代表十人，政府机关及公营企业代表七人所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开会不很多，有些问题没有共同仔细研究讨论，而联合评议委员会的委员，大部分是由旧行业公会理监事中互推出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旧公会中的负责人，代表性还很不足，许多中、小的工商业户对于这个委员会还有不少意见。
第三、评议工作还有偏向。税局的工作人员在帮助各小组进行评议工作中，有的犯了包办代替的毛病，未能充分发挥群众力量；有的不负责任，把评议工作完全交给公会理监事或小组长，任他自行分配业分，迹近摊派，形成放任自流现象，致使一方面发生有的行业内部大、中、小户负担不平衡的情况；另一方面又形成有的行业与行业间负担不平衡的现象。如：百货业本身负担比较合理，但与银行、钱庄、布业相较，则他们的负担就显得较重。又如：米面粮业与煤栈、煤铺同业是生活必需品的营业，但煤栈、煤铺业的甲级户，还不如米面粮的中等户负担大。营业性质差不多的纸张文具业与书业相较，书业是显然的轻些。另外，因片面强调工轻于商的原则，以致有的营业情况相等的工业户与商业户负担悬殊过大。诸如此类的情形，都是这一次评议工作的缺点。
但是，上述这些缺点，在北平这样一个新解放的大城市说来，在第一次征收中，实在是不可避免的。这在今后是完全可以克服与纠正的。因此，我们对于人民自己的政府第一次举办营利事业所得税是不应该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而应该抱着积极赞助与支持的态度。因为我们从实际体验中已经认识到人民政府的税收政策的各项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合乎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人民政府的税收机关，在执行这些政策的具体方法上，基本上也是正确的。
在这个基本精神上，使我对于八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的经济周刊第七期上伍丹戈先生所撰“论城市工商税捐”一文所持的态度与观点不能不表示异议，下面我将说明我的论点。
（二）
根据我参加此次北平市营利事业所得税的调查工作所得的资料，愿将所得税的征收为什么要采取民主评议的方式和工商户的负担是否过重的问题为中心（伍丹戈先生所列举的五个问题，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些中心问题），加以阐述：
为了阐述这些中心问题，首先还必须明了北平市营利事业所得税的征收工作是怎样展开与推进的。
北平市这次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一开始就邀集了工商业界代表，组织推进委员会，计划布置全盘工作，在会议上大家一致意见，拟定二百万分，为纳税的总分。这个总分数只能代表征税的一个假定范围，也就是一种“点数”，对税额并不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即便拟定的总分数比二百万分再多几倍，税额也不一定就要增加几倍，比二百万分拟的再少一些，税额也不一定就会减少，所以拟定分数的多寡与税额是没有好大关系的。一个基本关键是人民政府不采取强迫命令方式，不武断地拟定税额；而是根据各个行业具体情况和真实负担能力，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了解和缜密的分析研究，并经过各种大小会议，反复进行调整，经过工商业户讨论评议，经过行业公会、联合评议会纵横比较多次修正，然后才做决定。同时又照顾政策斟酌减免（北平这次减免的范围是相当宽阔的），所以结果未必能完成二百万分的任务。当着各商户的营业情况和负担能力还没有查明之前，根本不能确定总的税额，况且还有的工商户应予减免，个别遭遇亏蚀的应予照顾，因此，事先很难确定最后的实征数字。人民政府的负责干部曾再三说明，预先根本没有内定必须完成多少税收任务的数额，而是要对人民负责，根据实际情况，具体掌握领导，而达成应得的结果。伍丹戈先生认为这种办法“弊多于利”，实际上只是从抽象理论出发的一句空话。至于说这是“摊派性质而不是捐税性质”，那实在是伍先生不问事实的主观武断和捏造。其次，在征税方法上，本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主张典型调查、民主评议的办法；另一种是主张申报查帐不用评议的办法。这两者，在政策思想上是有原则区别的。例如：北平城厢有三万五千多工商户，如果只凭商人申报，可以断言，绝大多数商户会发生欺瞒现象。就算还有查帐的方法作后盾吧，究竟税局能有多少人去查帐呢？抽查有限的户数吧？查到的就倒了霉，查不到的就沾了光，这样不仅违背人民政府的税收政策，亦必为群众所不满，助长工商业者漏税的心理。因此，这种办法，只有在商人完全自觉实报，或工商业的管理比较完备，或在普遍调查的情况下，才能收到成效。目前普遍调查及精密核帐的工作，事实上是做不到的，管理上同样也不容易做到完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主张采取申报查帐的方法就无异于完全相信商人会自觉的实报纳税，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主张典型调查、民主评议的办法，则是突破重点，推动全面的唯一办法。在取得了典型调查材料之后，就可以比较正确地了解工商业者的实际负担能力，以典型调查的资料来掌握点的真实性；加以民主评议的方法来掌握面的真实性，两者互相结合，就有可能使税收做到公平合理。在解放不久的北平市，工商业情况复杂，一般商人的旧意识仍很浓厚，为了明了各户实际情况，使负担公平合理，与典型调查相结合，必须依靠群众性的民主评议这是显而易见的。伍丹戈先生承认民主评议“在原则上是最公平合理的”，而在方法上认为它是“粗枝大叶”。这说明伍先生实际上并不了解民主评议的原则，更不了解民主评议必须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道理。当然，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负担究竟是否过重？根据天津征收所得税的资料，在布置工作的开始，连业分都尚未拟定之前，多数工商业者就呼叫过重，都说营业亏损，无力负担，要求减免；也有比较老实一些的，陈述营业不佳，所得极微，要求减轻。他们说：“今天解放了，政府允许老百姓讲话，就应当服从老百姓的意见，保护工商业，就不应当征税，因为一征税，工商业就垮台。”实在讲，这是他们对“民主”的曲解，和对“保护工商业”政策认识的片面性。及至税务局经过典型调查，动员出比较真实的帐册，会同管帐先生，折实计算获得比较真实的盈利情况，在大会上一一发表以后，商人的话锋才开始转变，认识逐渐提高，终于使大多数工商业者起来协助人民政府完成了税收工作。北平的情形与天津也颇有相似之处。我在这里，且把北平市的典型调查材料，分别不同行业，抽出几户来，就他们应得负担（仅根据他们的申报或帐目）与评议后实征数目作一比较：业别及 根据查帐或申 税率 应征税 根据评议 差数 占应负担商户名称 报三十七年下 款数目 分数实征 的百分比
半年纯收益 税款数目钟表业有 六七，五 ２５％ 一六，八 四，七二 一二，一 ２８％钟表行 ○○斤 七五斤 八斤 四七斤照像 五三，七 ２５％ 一三，四 一，○ 一二，三 ７％业同生 九二斤 四八斤 八六斤 六二斤饭庄业 六四，八 ２５％ 一六，二 二，○ 一四，一 １３％同福居 七五斤 一九斤 五二斤 六七斤书业开 四○，一 ２５％ 一○，○ 二，四 七，六 ２４％明书店 五五斤 三九斤 ○○斤 三九斤茶业 九七，四 ２５％ 二四，三 七，○ 一七，二 ２９％元长厚 ○四斤 五一斤 六四斤 八七斤五金业 一五，三 １２％ 一，八三 九七二斤 八六七斤 ５３％聚和泰 二六斤 九斤新药业 三九，一 ２５％ 九，七八 一，四一 八，三七 １５％裕民药房 五○斤 七斤 五斤 二斤棉花业 一○，八 １０％ 一，○八 三一一斤 七六九斤 ２９％涌源恒 ○○斤 ○斤国药业 三○，○ ２５％ 七，五○ 五，四三 二，○六 ７２％怀仁堂 ○○斤 ○斤 三斤 七斤
其次，最近猪鬃、货栈及毛货二业，在业分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纷纷喊重，坚不相让，为了弄清实际情况，进行了普遍查帐工作，结果是这样的：
调查结果业别及 猪鬃皮毛货 猪鬃皮毛货 猪鬃皮毛货 毛业福信成 毛业永兴商号名称 栈业复兴 栈业德源 栈业华成评议业分 三五五分 三○八分 九五分 三○○分 九○分三十七年下 二四，八 一一二， 九，五六 一五，二 七，五○半年纯收益 九○斤 九六○斤 八斤 一○斤 ○斤税率 １９％ ２５％ ９％ １２％ ８％应纳税额 四，七四 二八，二 八六一斤 二，○二 六○○斤
六斤 四○斤 五斤折计业分 八五四分 五，○八 一五五分 三六五分 一○八分
三分比较增（＋）（＋）四 （＋）四 （＋）六 （＋）六 （＋）十减（—） 九九分 ，七七五分 ○分 五分 八分百分数 （＋） （＋） （＋） （＋） （＋）
１４１％ ６５％ ６３％ ２２％ １９％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充分看出，营利事业所得税的负担确实并不算重，不但没有超过工商业者的负担能力，而且距离他们应有的负担，多数还差得很远。至于个别行业或个别户的实际负担产生了畸轻畸重的现象，自是评议中的疏忽所致，税务当局已经或正在帮助他们进行纠正与调整。伍丹戈先生显然只听到某些工商户的叫喊，而未深入考察真相，因此就重复了某些工商户的叫声，殊不知有许多事实告诉我们，有不少工商业者是经不起深入的考察的。由于他们过去长期在封建势力帝国主义者及官僚资本的压榨下养成了一种习惯，不但对别人，就是对本行本业也从不肯吐露实话，真帐不肯公开，宁可信口对天盟誓，却不愿暴露真实的营业内幕。造假帐、顶买顶卖、多报开支、集体偷税，在过去曾是他们不得已的“自卫”手段，但不幸还遗留到解放后的今日。在正当营业之外，进行暗中交易，投机倒把，甚至经营违犯政府法令的生意，竞逐不法收益，更不是仅从帐簿上可以完全查考的了！如：人民银行北平分行六月初在本市裕德粮栈查出的“后帐”三册，内载一至六月份捣卖黄金的交易。帐中以黄连代替黄金，计收进黄金二○、七六两，银元一、二八八枚，售出黄金三○、九九两，银元一、一○八枚。又如，据前门车站联合检查所五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三个月间破获案件的统计材料：其中金银案一、一七八件，外币八十六件，毒品一二五件，偷漏税款四、四七四件，其他九八件，在全部案件中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属于正式商号之所为，再举一例，根据东北区税务当局发表征收营业税的典型调查资料：地区 商号名称 申报额（纯益） 调查额 偷漏百分比松江省义兴源 一、四九○、 一一七、六五 百分之九四·六五常县 ○○○ 二、○○○同上 同义隆 四、一六○、 一二二、○二 百分之八七·一
○○○ ○、○○○同上 东顺成 亏一、四○ 一一八、六二 百分之一百
二、九二○ 三、五○○合江省 东兴祥 七、九七六、 一、五一四、 百分之八一·九富锦县 八九○ ○九○佳木斯 三成永 三、○七二、 二、四一○、 百分之八○·一
○四○ 八九○
仅从以上少数手头资料，便可以看出欺骗与逃税的黑幕，实已超出我们的想象了！当然在工商业者中，也不无政治认识清楚、诚实公正的人物，因此，只要发扬民主评议和深入调查的方法，就不难逐渐了解问题的实质。人们决不应该被某些叫喊所动摇，而必须很好地分析批判。在这里，我们对于负担的轻重问题必须有进一步的认识。
在过去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少数大的工商户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大户与中小户的负担相差不大，即变相地把负担加重在中、小户身上，解放后，铲除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大户的负担，比较过去是相对的增加了，表面上对他们不利，实际上却是非常公平合理的。至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因贪污贿赂公行，许多商号赠送与贿赂税吏的额外负担，解放后就完全不存在了。此外，过去税款不是折实计算，加以国民党的通货贬值，一般工商户往往滞交税款，待伪币贬值到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时再交，这种办法在解放后的今天当然是不可能也不应有了。由此可见，今天北平的税捐，有人喊叫“重了”是不足为奇的。时代是改变了，人民的力量打碎了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过去认为当然的现象，现在则是不可允许的，这难道不正是合理的吗？
（三）
目前的征税方法，不可否认的，还只是过渡的办法，应该改善的地方还很多。但是，改善的办法也必须是有条件的，有步骤的，而不是单凭热情、理想所能成功的。伍丹戈先生的意见以及工商业者的反映，都还有可取的部分，应引起税务机关的注意，加以研究。而伍丹戈先生自己，以及与伍先生有同样观点的其他先生们，我希望也能再深入考察研究一番。在调查研究时，必须善于区别多数与少数、主要与次要、真象与假象，慎勿武断。老实说，任何好的政策，也难保证每一个人都满意的！不要怕人叫喊，但要看叫喊的是什么人？多少人？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本市体育用品业公会理事长陈子光先生八月八日所写的一篇对本市征收所得税的文章中说过：“国民党时期第一个不公平的：是官僚资本的工商业有的纳税特少，有的根本不纳税。还有的大资本家纳税少，尤其是与官僚勾结的投机倒把的工商业者，所纳的税更少。可是普遍正当的工商业者，所纳的税实在太重了！北平解放后，与前国民党时代不同的特点：以前不纳税的，现在也得纳税。赚钱多的多纳，赚钱少的少纳。商民只负担正当税款，不另负担一切交际费、运动费等杂项款了。”据细毛皮货业公会负责人谈：“这次课税过程中，个别行业间所发生的争执，不是税重负担不起的问题，而是负担上的不平衡。经过调整，是可以达到公平合理的地步。”这些可以说是代表工商界对北平此次征收营利事业所得税问题的真实意见，这些意见是公允的。一切现存的缺点都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愿以忠诚态度，提起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进一步努力改进今后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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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数月筹备布置
大连工展月中开幕
会场规模宏大壮丽
欢迎各地人士前往参观
【新华社大连三日电】大连大规模的工业展览会定于九月十五日开幕，展览期预定为两个月，并拟招待全国各地人士前来参观。该会会部修建工作经数月筹备，已告完成，会场规模极为宏伟。在立于三十六级台阶上的机械馆中，可以看到从一块矿石到炼成钢块又制成复杂机器的全部过程。展览品中并将呈列全中国仅大连钢铁工厂能出产的高速度钢、特殊钢。规模居全国首位的大连化学工厂，将以二十分之一的缩小模型，呈列在化学馆中，该模型将占一整间大房间。船渠工厂已将三十吨的船搬入会场。金县与大连纺织厂亦已将当场表演纺织过程的机器运到展览会中。展览会的外景装璜美丽。涂了银色、象牙色、红色的胜利塔耸立广场中央，塔顶及四周有二十盏各种彩色的照明灯。会场入口处筑成巍峨宏丽的两座大门：“工业门”、“建设门”，上面饰有人民领袖的各种浮雕像并画着展览会的主要内容。展览室的布置，曾得到苏联友人的热心指导和帮助。苏联的两个影片公司将在展览会中上演苏联工业、科学新片。苏联秋林公司亦将以新式拖拉机、收割机等参加展览。中苏合营企业单位的各种图表及实物，均标示出在苏联先进经验帮助下，工厂管理的进步，产量得以提高的情形。为使外来参观者参观便利起见，旅大行政公署特作如下规定：（一）外来者一切费用全部自备，但统一由大连市政府负责招待，食宿等费用比平时为低。（二）工展会场内设有产品零售处，以低于市场零售价格出售本区生产之日用品与食用品。（三）外来参观者之外汇及货币问题，统一由关东银行处理。对外来参观者所带来或换来之货币不加限制，但每人只能兑换关东币三千元作零用。其余膳宿费、舟车费及到公营企业购买物品之费用，一律由关东银行另行规定具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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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府财政部邀集专家名流
研讨国家财政体制
一致认为：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制，符合人民民主政权体制，有利生产文化建设事业发展。
【本报讯】华北区财政会议行将召开，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为广泛征集各方面对财政体制意见，俾便制定明年财政体制方案，日前曾将该部所拟明年财政体制方案初稿送各有关方面与社会民主人士，并于八月三十一日举行座谈会研究讨论。到会者计有黄炎培、章乃器、钱昌照、沈志远、千家驹、艾志诚、李世璋、樊弘、伍丹戈先生等二十余位。华府法制委员会安志成同志及华北税务总局、北平市财政局等负责同志亦与会参加。会议首由财政部戎子和部长说明我们需要确定一个与人民民主政体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以保证各种建设工作的顺利完成，请到会诸先生对财政部所拟财政体制方案初稿多多发表意见。到会人士热烈发言，大家一致同意方案中所拟定的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认为它不仅符合人民民主政权体制，有利于今后的生产文化等建设工作，而且也适合中国国情。黄炎培先生于表示赞同三级体制后，并说：“划分了三级财政，我们还要使各级职权公平，做到互相调剂与各不侵犯，过去国民党是做不到也从来没有做到的。例如：陈果夫做了六年的伪江苏省主席，就削弱了各县财政，使得日本兵打到江苏时，各县连救济难民的经费都无法开支。因为一切县经费地方款都无权开支，较大数量的建设费都归农民银行去了；但是，后来伪中央政府又扩张党的势力，削弱了各省财政；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国民党财政制度的紊乱，还表现在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随意摊购物品，而不管下级需用不需用，能用不能用；当下级财政困难时，就形成随意向人民摊派，增加人民苛杂负担。这在我们的三级财政体制之下，是不会发生的。”当分析到我们的国家财政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财政在本质上的不同时，章乃器先生说：“国民党统治下，一个县长用几百块钱往往倒要‘审计’一下，但老百姓死了多少，国家资源损坏了多少，却无人过问。”艾志诚先生说：“在国民党政权之下，一切依靠枪杆子，只要有枪杆子就可以随意向人民抽税，没有什么制度，其结果就是民瘦官肥；而在人民政权之下，则是国家任何收入点滴归公，这里没有贪污浪费，一切都是为人民、有利于人民的。”讨论到三级财政体制中各级财政划分的范围与关系时，千家驹先生认为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一点来说，是与苏联的初期建设阶段相似，因此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仿效苏联的联邦与各邦的关系，多向苏联学习，吸收他们的经验。对于理财原则，大家也发表了许多意见，黄炎培先生提出“宽筹紧用”的原则，以使财政上便利掌握调剂盈亏，保证财政收支计划的执行。王烈望先生认为我们必须掌握毛主席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方针，管理财政应将“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互相照顾，使二者统一起来。会上对农业税划归中央还是划归地方适当的问题，发生了分歧的见解，安志成同志最后发表意见，他说，农业税收入在过去以及在将来大规模工业化完成以前，还是我们中央财政收入最主要的一项，这一主要的收入，应由中央掌握，统盘领导帮助地方进行生产建设。会上对于各种税收中央与地方划分办法，采取提成还是采取附加办法适当等问题亦发表了各种不同意见；并对于今后开展文教事业，调查国家资源等费用，提出了应适当增加开支或增设开支项目。座谈会因时间关系，不及详细发言者，均拟另以书面提出。以上各种意见，现财部正进行整理研究，提交即将召开的二届华北财政会议讨论。
（华府新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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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汉新乡安阳段九月底可通车
【本报讯】平汉新（乡）安（阳）段铁路，准备在九月底通车。抢修工程自新乡安阳两头对修。由新乡向北已迅速修至汲县，月底可到塔岗站（汲县与淇县之间）。 （新乡铁路办事处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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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论
赞同实施三级财政体制
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为了研究明年全区的财政体制，在提出三级财政体制的初步方案以后，邀请了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座谈会上大家对三级财政体制一致表示赞同，证明这是今后财政工作的正确方向。为什么要实行三级财政体制呢？就今天的全国形势来说，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结束，凡是肃清了武装敌人土匪的地区均将以全部力量投入恢复与发展生产事业，为了推动生产，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提出一种适合于人民民主政权体制与今后新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的财政体制，是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
八年抗战以及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整个时期，我们是处在战争与农村的环境，为了便利对敌斗争，支援前线，曾实行过分区而治，以及大部集中，小部机动的财政体制，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今天情形已不同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全国统一的局面即将出现，老解放区的边区，行署，已均将逐渐按照新的情况改变区划，或者恢复旧的省治或县治，以便更有效地集中全国人力、财力、物力，从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及国防的建设。为了适应这种政治体制，顺利开展各种建设，我们的财政体制必须改变过去作法，采取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制，在现阶段说来，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我们一切政权工作者都应当认真注意研究这一财政体制，学习它的政策精神，以及有关的各方面的知识。
三级财政体制除了适合于今天的情况以外，也适应于全国的地理条件。我们国家的幅圆这样广大，人口这样众多，各省县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工作基础又极不相同，这种情况是不利于完全集中的。我们知道，在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富庶区与贫瘠区，有工作与无工作区之间，各种工作是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交通不便，增加了这种不平衡所造成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财政体制，既须适当集中，以便统一计划，又应适当地分工管理以便达到一方面加强地方行政效能，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使能因地制宜，兴办各地应兴应革之事业，另一方面也使中央政府能够集中财政力量，统盘领导国家经济建设，指导地方进行生产建设工作。
总之，新的财政体制，在我们财政建设中还是一个新问题，希望能引起各方负责同志研究。财政工作同国家建设人民生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必须严肃而切实地制定切合人民要求的正确原则和办法。这是人民的要求，也是即将召开的财政会议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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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津劳动局仲裁永利劳资争议
依法解除双方雇佣关系
【新华社天津三日电】天津市塘沽私营永利化学公司碱厂临时建筑工人，在劳资双方所订口头契约快要满期时，坚持要求改为长工或继续雇用，而与资方发生争议，经市劳动局依法仲裁，决定仍按契约规定办理。
泥瓦工侯树璋、郭云霄、郑立文等八十三人，在去年四月，为永利碱厂雇用，修建该厂宿舍，后因战争关系，工程无法继续，由资方于去年十二月七日提前发放半月工资解雇。塘沽解放后，劳方要求复工，经塘大区工会办事处、永利临时职工代表会、劳方代表与资方代表，于二月二十六日协议，订立口头契约，言明仍由资方雇用，但最多雇用两期，每期为三个月，契约期限为自三月一日起至八月底止。但至五月下旬，该厂临时建筑工人复要求资方改为长工，或于原契约期满后继续订立雇用契约，而资方则认为契约期满后即需解雇，因此发生争议。
争议发生后，塘大区工会即向该建筑工人们进行解释，说明工会自然愿意帮助大家就业，而且在这件事发生前，已经帮助了临时工中的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八十一人与资方交涉改为长工；但是泥瓦工是建筑工人，和其他临时工不同，而且有过六个月为期的口头契约，如果不履行契约，强要资方继续雇用，则可能引起资本家的顾虑，今后不敢雇用工人，因而影响大家就业的机会，对于发展生产也属不利。关于解雇后的生活问题，工会也说明将尽力帮助解决，计划设法向该厂长工募集基金设立劳动合作社，替他们谋包工工作。与此同时，市劳动局亦曾再三向劳方进行说服工作。塘大军管分会主任周克刚，曾于上月十九日召集泥瓦工开会，对大家害怕失业的顾虑表示同情，但劝告大家要听工会的话，组织劳动合作社，解决失业问题。但若干工人因在侯、郭、郑等个别偏激分子煽动胁迫下，坚持上述不合理要求，争议陷于僵局。
八月二十一日，资方代表与劳方代表遂向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申请仲裁。当由市府劳动局组织仲裁委员会，并以该局副局长林超任主任，进行仲裁。该委员会于听取劳资双方分述事实经过并由双方进行辩驳后，当场宣布仲裁意见：根据“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政策，劳资双方既然订有协议，则在契约期满时，资方可因工作上需要与否，自由雇用或解雇。因此，批准资方之申请，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双方解除雇佣关系，不附带任何条件。仲裁委员会除宣布在三日内将仲裁书分送劳资双方以外，并说明劳资双方于接到仲裁书后，任何一方如有不同意时，须于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否则仲裁决定即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声明在契约未满前，资方不得随便解雇或降低工人待遇；劳方也不得发生怠工或破坏生产等情事。
又：在此以前，该永利碱厂除泥瓦工以外的临时工因永利碱厂资方对于长工、短工、临时工的划分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现象，如在全厂二百四五十个临时工中有许多长期受雇，工作也和长工相同，而工资则仅约及长工的五分之一，且无福利待遇，因此曾要求改为长工和调整待遇。经天津市总工会慎重考虑，认为工人要求合理，当积极予以支持，经与资方取得协议，将抗战前在厂任长工的工人和临时工中的技术工、普通工担任长期固定工作者等共八十一人改任为长工，其余一百六十九名临时工的工资也得到了适当的调整。劳资双方并于八月五日签订了集体合同，争议乃告圆满解决。
劳动局仲裁书
【新华社天津三日电】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仲裁永利公司碱厂劳资争议的仲裁书于八月二十八日送达劳资双方，仲裁书全文如下：
申诉人永利化学公司碱厂资方代表
职别：副厂长，姓名：钟子璜，住所：塘沽永利碱厂职员宿舍
被申诉人永利化学公司碱厂临时建筑工工人代表
职别：工人，姓名：侯树璋，住所：塘沽永利碱厂工人宿舍
永利化学公司碱厂资方与临时建筑工关于劳动契约争议，经本局仲裁委员会传讯双方后，兹仲裁如左：
一、仲裁主文
侯树璋、郭云霄、郑立文等八十三名，系永利化学公司碱厂之临时建筑工人（泥瓦工）。解放后，劳方要求复工，经劳资双方协议，订立两期共六个月之口头契约。契约期满资方根据生产需要，提出解约。经调查确实，仲裁委员会根据契约期满劳资任何一方不愿继续时，不得强制雇佣或受雇之原则，批准资方申请：依约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起，双方解除雇佣关系，不附带任何条件。
二、事实及理由
第一、侯树璋、郭云霄、郑立文等八十三名临时建筑工，据资方申诉，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七日，因战争原因提前发放半月工资已予解雇。塘大解放后，劳方要求复工，经塘大区工会办事处永利临时职工代表会，劳方代表与资方代表于三月二十六日协议订立临时性之口头契约，言明每期三个月共计两期，自三月一日起至同年八月止，该项口头契约有协议纪录可凭，在此期间双方在事实上均已履行，因此不能认为该项契约无效。
第二、劳方为建筑工人（泥瓦工），属土木临时工性质，与该厂直接从事生产之工人有别，资方因工作上之需要与否，有雇用与解雇之权，故于契约期满资方不拟继续雇用时，不应强迫资方继续订立雇佣契约，或以生活困难要求资方作生产上不需要之安插。因工厂之任务是从事生产，若强迫资方兴建不必要之工程或安插生产上不需要之人员，势必影响工厂之生产及营业；并且此种生产不需要之雇用，势将普遍引起资方对雇用工人之顾虑；即使在生产需要时也将不愿充分雇用工人，因而影响一般失业工人的就业的机会，使劳资两方均蒙不利，与政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之政策不相符合。
第三、解雇后工人就业问题，应请由该处工会在可能范围给予解决。
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局局长陈荣
副局长林超
兼仲裁委员会主任林超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