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美帝利用宗教侵华举例
荣孟源
美国来华教士是美帝侵华的先遣军
艾奇逊说：“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结合两民族的宗教上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联系，常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加强。”
翻开历史记载来看看，只说美国宗教，从一八三○年（道光十年）进入中国以后，到今天已有一百一十九年了。根据美国人里玛（Ｃ．Ｆ．Ｒｅｍｅｒ）的统计（一九三三年纽约出版：“外国在华投资”）：年代 派到中国 派到中国 在华美国教 美国对华 宗教投资
的宗教团 的教士人 士与在华美 宗教投资 与对华投
体数 数 侨总数的百 （单位万 资总数的
分比 美元） 百分比一八七五年 一五 二一○ 四二 一○○ 一二·五一九○○年 三一 一○○○ 四三 五○○ 二○一九一四年 四五 二五○○ 四六 一○○○ 一七一九三○年 ①六九 ②二二○○ ③五○ ④四三○七 一三·六附注①内有九个天主教团体。②天主教教士未包括在内。③系约略的数字。④美国驻华领事一九二八年报告是五千二百一十万美元。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宗教势力在中国日益扩张；从美国教士占美国来华总人数的几乎一半，更可以看出美国宗教在侵略中国行为上的重要性。美国派遣许多宗教团体和教士到中国来，就其本质说，正和当年耶稣所说的一样：“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他的家。”（“马可福音”第三章）；“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第七章）
一八三○年美国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基督教士，是裨治文牧师。随后又来了雅裨理牧师和伯驾牧师等人，起初他们都住在广州，一八三五年开始在广州办医院（博济医院）。美国派遣教士们到中国来，主要目的是调查中国情形，准备侵略中国，于是教士要向美国政府做调查报告，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伯驾牧师还亲身到华盛顿，向美国参众议员做过报告（广学会出版：“梁发”）。裨治文在家信中说得很坦白，他说：“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无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由此可以明白，美国来中国的教士，是美国侵略中国的先遣队。
雅片战争，英国侵入中国，美国也赶上来了，美国早已来到中国的教士们，正式摆出他们的侵略面孔。一八四四年（道光二十四年），美国派遣古诚来中国强迫满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协助古诚订约的主要人员，就是裨治文牧师和伯驾牧师。美国依靠这些熟悉中国情况的牧师们，在中国不仅获得五口通商等权利，而且第一个获得了治外法权（“望厦条约”第二十一款）、传教权（仅在通商五口）和置买地产权（第十七款）。
中国大门虽然打开了，但是美国要在中国扩大侵略，还须继续调查中国情形。能够深入各地和各阶层接触的调查员，当然以蒙着宗教外衣的教士为最合格。于是上海开埠以后，“美国所注重的虽在商业，但第一批到上海的美国人则都是教士。他们一到之后，就在城里城外住了下来，立刻把目击的地方情形报告他们本国的总机关。”（Ｅｒｎｅｓｔ
Ｏ．Ｈａｕｓｅｒ：“出卖上海滩”）一八五○年（道光三十年）美国教士丁韪良来到中国，他明知道“按条约，终不许入内地”传教，但是他蛮横地说：“吾人奉主命（应是奉美国侵略者之命），传教万方，即有世俗阻止，安能阻哉，”（丁韪良：“花甲忆记”）硬和兰牧师到杭州等地传教。这期间美国教士不止替美国政府调查中国内地情形，而且还提出了血腥地残害中国人民的办法。有一个美国教士说：“中国这个民族，终久要被外国人所征服，虽然免不了要多杀死几个人，也是无关紧要的。”（“出卖上海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牢牢记住：美国恶教士是企图“征服”中国民族、“多杀”中国人民的，他们是我们的仇敌。
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美国也参加了。久住中国的丁韪良教士，协助美公使首先到天津逼迫满清政府签订侵害中国主权的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不仅签订得最早（六月十八日签字，英约是二十六日，法约是二十七日），而且“奉教传道一节，系先出于美约，而英约仿照也”（“花甲忆记”）。美国用宗教团体与教士开辟侵略中国的道路；回头把传教一节写在条约上面，再用政治力量保护宗教团体与教士的侵略行为。这就是“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款，中国对于“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毋得骚扰”；以及其他条约中一切保护教士条款的奥妙；也就是美国侵略中国，一百余年来，美国政府与来华美国宗教的关系。
美国恶教士利用特权，毒害中国人民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前，在中国的天主教，主要是法帝国主义的势力，没有美国的份；而基督教则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法国硬逼满清政府给天主教许多特权，如对教士“地方官务须示以体面”；教士“如有向地方官呈诉事件者，地方亦即公平剖断（即必使教士满意）”；教民免除地方滩派（“传教谕单”）等等。那时美国宗教在中国力量尚小，未曾援例要求。后来美国宗教在中国的势力扩大了，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美国安公使就借口“实惠均沾”，向满清政府提出：“耶稣教民亦受天主教民得受之益。”（“总署传教谕单内事宜耶稣教一律办理咨”）从此美国基督教在中国获得和天主教同样的特权，美国教士得在各地更便利地毒害人民。
一八八一年美国教士莫约翰与洪士提反在济南强买焦同兴的房屋；美国教会在德州强占寡妇吴夏氏的房基（“清季教案史料”二）；一八八二年美教士目为霖在汕头强占郑永合的店房（“教案奏议汇编”卷六）；一九○七年光绪三十三年）“美国牧师李立生与施道格在豫省信阳州鸡公山先后买地，辗转租卖，作为图利计”（“开封道致美领事马墩商办鸡公山照会）。这是霸产的实例。
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美教士薛承恩在福建延平县詈骂中国幼童，开枪击伤中国平民陈贵（“清季教案史料”二）；一八八六年（光绪十二年），美教会“重庆教首罗元义”等，殴打重庆居民，“致渝民被伤二十二人，伤毙十一人”；同时四川“江北厅地方，被教民烧毁铺房四百余家”（“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七）。这是杀人放火的实例。
一八七四年（光绪元年），九江城内“美国赫教士，开设化善堂一所，有石匠店小孩，被堂内关闭不放”（“时务通考”卷十八），这是拐迷人口的实例。一八八○年（光绪六年），广东清远县有美国教士鲁聘儒，引诱妇女（“清远县禀两广督院”），这是奸淫的实例。
一八八七年（光绪十四年），美教士香便文致函广东鹤山县，帮助李镜湖霸占其叔祖母李黄氏的产业（“鹤山县禀两广督院”），是包揽词讼的实例。特别是包揽词讼，最为普遍，教士不止可以从中获利，而且趁机收罗流氓地痞入教，使他们充当汉奸走狗。因此善良的人民痛心疾首，经常自发地兴起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而斗争的目标，首先是教会。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反帝运动以后，连基督教士李提摩太都提出，“要永息教案，中国官待教民当如待教外人，一视同仁”（“拟办山西耶稣教案章程”）。英国大掌教格雷孚斯也提出，教会“不能为中国罪人之逋逃薮”；教士“如有行私袒庇情弊，亦当即时革去；无论何人，或有官事未了，或将与他人＠讼者，均不得入教”（“拟中国教民与官场交涉章程”）。这两种章程后来当然不会实行，但从此可以看出教会教士包揽词讼的罪行。
美国嘉伦坡教授说，教士都是“一事无成之人”所干的（“藕初五十自述”）。到中国来传教，“美国方面所委任之牧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许多牧师，兼做买卖土地投机事业”（瓦德西：“拳乱笔记”）。美国教会教士这许多毒害中国人民的恶霸行为，都是由美国政府撑持着进行的。侵略者以教堂为中心，造成自己的势力，于是中国境内出现了“无数敌国，自专自主”（“总署致各西国大臣书”）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使许多中国领土，无形中变成殖民地。并以此为基点，向外扩大，企图使全中国都变做殖民地；并且通过教会教士包庇棍痞匪类，收买汉奸，充做侵略中国的爪牙，这就是美国支持教会教士的原因。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约六十年间，美国侵略中国，总是用教士为先遣队，美国宗教基本上是用强迫的方式使满清政府接受它的要求。
美国教会与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勾结
十九世纪末，美国已经形成为帝国主义，但是它在中国的势力，还比不上英、俄、法、德、日等帝国主义，于是它便改变侵略方法，企图通过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来奴役中国人民。美国这种阴谋，首先由教士向满清政府提出来。英美教士在中国组织了一个广学会，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经对广学会发生过幻想，也曾受了广学会的影响。广学会标榜着帮助中国“维新”，可是实际上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广学会的首领之一李提摩太给满清皇帝上了一个条陈，名叫“新政策”，劝满清政府实行新政。他教满清政府设立一个新政部，总管一切行政，而这个新政部的负责人要用英国人和美国人；满清皇帝要用英国人和美国人为顾问，用德国人和美国人管理学部，用广学会的教士英人傅兰雅和美人李佳白管理国家日报。总之，广学会的教士帮助满清政府“维新”，就是由英美德等帝国主义来共同管理中国。
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美国反对瓜分中国（因为美国在中国的势力小，瓜分中国对美国无利），国务卿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就是说美国必须和其他帝国主义共同来压榨中国人民，但是还保存着中国的名义。美国这种政策经过教士丁韪良更具体化了。一九○○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丁韪良给北京公使团上过一个条陈。他主张保存满清皇帝，由各国共同管理满清政府，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清了势力范围，每国派一人管理各省政府；各国再设一个公会，做为共同商讨统治中国的机关。他说这样“且得智慧华人（汉奸）之助，其所得者较瓜分为多也”。他特别强调：“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以华治华，既可以使一部分中国人麻痹，缓和中国人民激烈地反抗；又可以使用最懂得统治中国人民的中国大地主大买办等汉奸国贼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而帝国主义却实际上统治着中国民族。各帝国主义采用了丁韪良的方法，从一九○○年以来，通过那拉氏、袁世凯、段祺瑞、蒋介石等反动统治者来奴役中国人民。而美国宗教尤其处处帮助中国的反动政权。先有美国教士林乐知要用“力量来开通中国的官僚”（“广学会五十周纪念短讯”第四期）；后有美国教会公然支持蒋介石匪帮；通过这些反革命政权来侵略中国。
蒋介石上台主要是依靠美帝国主义撑腰，他于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宋家上海私邸里加入美以美派教会。据蒋家官书“委员长夫妇的私人生活”说：“这次信奉基督教是受了他岳母与妻子的感化，是一种政治行动”。就是说蒋介石信奉美国宗教，美国基督教替蒋介石保镖。抗日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曾企图牺牲中国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邢台美国长老会（首领是美教士甄开司）就领导着“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发表宣言说：“本乎共存共荣之原旨，政教合一，复兴布道阵容。”公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抗战胜利以后，美国企图独占中国，一九四六年美国在华办教会学校的司徒雷登牧师，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代表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的独裁、卖国和内战。他的喽ｌｕｏ＠①也跟在美蒋的屁股后面，叫嚣着“戡乱”，直接和中国人民为敌。
在华天主教会及战犯于斌的反人民活动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以后，侵略中国的法国势力衰落，美国势力增长，于是美国天主教团体也跑进了中国。天主教会的辅仁大学，就是根据一九二三年八月七日，全美本笃会会议所通过的提案成立的（杭州天主堂出版：“圣宗教与中国”）。到一九三○年为止，美国到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共有九个，他们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长江沿岸各地，主要是蒋介石的根据地里边，获得了教区。南京教区主教兼“中华全国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这个美国洋奴，得过意大利法西斯匪帮勋章的法西斯蒂政治学博士，在蒋介石进行十年反人民的内战，依靠美国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时期，就帮着蒋介石匪帮反对中国人民，他的喽ｌｕｏ＠①曾供出：于斌“对于我国复兴运动（法西斯运动），及国防计划（屠杀人民、投降帝国主义），均有伟大的贡献，故委员长及国府要人（蒋匪及其爪牙），均甚器重”。（“于总主教略历”）美国天主教随着美国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立刻帮助中国的反革命匪帮残害中国人民，并扩大美国对中国的侵略。美国天主教没有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当主教的。美国天主教进入中国以后，一九二六年一次就有了六个中国籍的主教，而且以后中国籍的主教继续增加，这可以说是美国“以华制华”政策的又一次表演。这种政策对中国人起了一部分麻痹作用，象于斌之类以中国人替美帝国主义当走狗，起初是会使某些人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的。其次，美国天主教进入中国不久，蒋介石就窃取了政权，蒋介石需要美国各方面的支持，更需要法西斯爵士于斌的协助。再加上法帝国主义本身又衰老下去，于是美国天主教势力在中国能够很快地扩张。
一九三九年巴赛里当了罗马教皇，“他和罗斯福特别要好。罗斯福曾派遣一个特使驻梵蒂冈跟教皇合作”（“教皇在梵蒂冈”）。从此美国掌握了教皇，中国天主教也几乎全成了美国的势力。美国所掌握的天主教，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是反苏反共反中国人民。特别在美国准备对日本妥协的时候，这种反动活动尤其嚣张，一九四一年五月“圣心报”五十五期，辱骂苏联是“一脸横肉的俄罗斯人”；污蔑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底支店”；污蔑抗日人民是站在斯大林背后，“会喊口号、会写标语、会唱救亡歌曲的爱国君子”。天主教中的美国奴才，那时就是日寇的走狗。
抗日战争结束了，于斌在南京创立“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企图在全国一百三十个教区中成立分会，并企图在全国二十五处大都市中出版“益世报”，计划着使全国天主教都成为美国的势力，帮助蒋美压榨中国人民。因此于斌被教皇提升为江苏教区的总主教。一九四七年元旦于斌举行就职典礼时，教廷公使黎培理致词，公然说天主教要辅助蒋介石匪帮的“建国工作”；一月二十一日于斌等自称“东北民众代表团”，请求蒋介石“迅速收复东北各地主权”（“益世周刊”），不仅如此，于斌还是蒋匪的伪国大代表，而且还是伪国大主席团之一。这个美蒋匪帮的重要帮凶，正是人民所要逮捕审判的战犯。
中国人民胜利声中美帝在华教会的特务活动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人民力量空前长大，美蒋在军事上政治上节节失败，于是便加强特务活动，混入解放区来破坏。解放区实行信仰自由的政策，美蒋就依靠一部分恶教士在解放区中实行阴谋破坏。如邢台天主堂散发美国神甫Ｆａｌｔａｎｌ Ｓｈｅｅｎｄ所编的反共小册子，在小修院中教给儿童唱“反共小调”，利用传教的机会，散布谣言说：“国民党军队不出一个月就来到。”并且隐藏三青团冀南总负责人高连九，在邢台布置特务工作，掩护着高德林等四十三个汉奸逃避人民的逮捕审判，最后又护送他们逃亡石门（当时还未解放）；甚至暗藏枪械六十余枝，企图组织暴动，迎接蒋匪军队侵占邢台；其他如放毒药、打黑枪、给美蒋送情报等罪行、不一而足，直到一九四六年底，恶教士葛乐才等被邢台人民查获以后，反人民的活动才被扑灭。其他如山东、河北、东北各地人民所捕获的匪特中，有许多是恶教士，许多是潜伏在天主堂里。用耶稣的话来说：教堂本是“祷告的殿，你们到使他成为贼窝了”（“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匪帮的倒台，美国宗教侵华又转变了新方式，即利用解放区的信仰自由，使特务匪帮借宗教的外衣，破坏人民的政权与人民的一切利益。企图保存反动力量，以便乘机复辟。
美国宗教侵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办了一些报纸和学校，对中国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一方面有一点推进作用。也正因为有这一点作用，就很容易使人麻痹，忽略了它的侵略实质。戈公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报纸说：“外报之目的，为传教与通商而宣传。其言论与纪载，均与其国之外交方策息息相关，一步一趋，丝毫不乱。”（“中国报学史”）日本人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校说：“泰西诸国，实行殖民政略，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传教士以布耶稣教，冥冥之中，换其人民之脑筋，使同化于己。今英语之教育权在支那者，实有许多潜势力，以教育为扶植势力之源。”（一九○二年出版之“教育时论”）英国伦敦商会负责人说得更清楚，他说：节省几分钟的广告费，拿给牧师到中国去办学校，不止所训练的学生，甚至连学生的家庭亲友，都会替我们宣传，这比那死广告可是好多了（古梅：“现代中国及其教育”）。美国教士们在中国办报纸、办学校，一是侵害中国主权，一是培植美国势力。现在美帝国主义所寄托希望的，主要就是利用过去它所培养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而且今后还企图继续培养这种人。不过中国人，除去极少数的民族败类以外，绝大多数是站在人民方面的，决不会再上美帝国主义的当了。
以上仅仅是举几个例，美国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是说不完的。我们确实主张而且认真执行信教自由的政策，但是帝国主义者通过宗教——基督教也吧，天主教也吧——来侵略中国，反对中国人民，帮助反革命匪帮来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那些伪善地用传布基督教之名以掩护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能不憎恶他们吗？”艾奇逊所说的那种美国宗教和中国的“联系”，我们中国人民是憎恶到极点的。美帝国主义派遣来侵略中国的恶教士们，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人民的刑罚呢！
一九四九，九，九，
于华大历史研究室
第5版()
专栏：
波兰工人党的干部工作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Ｚ．诺瓦克
波兰人民政权和党，在解放以后，即刻面对着的一项重大任务，曾经是和现在仍然是要发现受过训练的干部。过去五年中，党底干部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能够动员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法西斯遗留的混乱中重建波兰。并且由于对脑力劳动者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他们底大部分，特别是技术人员，也已经被吸收到建设工作中来了。
右的民族主义底偏向影响了我们党底一部分领导，这对于选择与训练干部的政策起了一种坏影响。一些人底政治品质往往未经适当的审查，就被派担任负责的工作。结果，一些异己分子就钻进了我们经济和行政机构中去，甚至于到党底机构里来，影响了工作。
在反对右倾的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央全会以后，采取了克服这些缺点的重要措施。
中央现在正集中很大的注意力于训练干部和提高党员底思想水平。在这以前，有两个中央党校——在华沙的一年制党校，和在洛治的半年制党校；还有十六个三个月的区党委党校，在各地有一千多个党课夜校，总计八万人参加，七百五十个乡区有了党员积极分子训练班。中央组织部认为党校分布网还不够，就草拟了一些提高党员积极分子的办法，决定延长区委党校到六个月，延长洛治党校到一年，延长华沙党校到二年。
可是，在国家机构，在工业和乡村工作中，领导工作的干部底严重缺乏问题，单是建立学校，还不能解决。为了克服干部缺乏，党正选择比较有能力而前进的工人，提拔作领导工作。这一政策还必须更大胆地执行。这将会加强工人阶级在人民波兰底领导作用。
在中央八月全会以后，在工业方面，提拔干部的速率大大地增加了。各级党组织认识了这个工作底重要性，便开始更多注意。更重要的是，他们由过去的随便提拔干部，改变为有组织的办法。根据今年四月一日为止的不完全数字，一万五千多工人已被派作经理及各级行政工作。其中有三千六百四十六人是纺织工人，二千九百二十五人是矿工，和二千多金属工人。
波克齐钢铁工厂底成绩是很有意义的。党委发动了给被选拔的干部的政治和技术的训练。三十个最近学习完了的工人中，十八个已被提拔做了领班和副领班，其他的人留作后备。把帮助和照顾新干部的任务，给予最优秀的专家。在波克齐工厂中，已有十八个这样的专家，他们每个人照顾一小组，每组大概有几个人。
党委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注意提拔新的同志；而现在仍然有一些官僚主义和不关心这些工作人员的例子。
八月全会以后，乡村中选择干部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转变。过去，右倾的代表们常称剥削的富农为“好农民”，由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底观点，“好农民”便占据了某些农民互助会，和互助会办的区域合作社，以及区域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委员会的职位；甚至于钻进党底基层组织中去。从乡村组织中驱逐富农的工作，是已经做了许多。据不完全的数字，有八千二百二十个富农被驱逐出了农民互助会的地方分会，从区域合作机关驱逐了六千一百十一个富农；这些位置都由积极的贫农和中农充任了。虽然一些“谨慎”的同志预言：如果没有那些“好农民”底帮助，合作社和农会就不能工作；可是，这些组织却在很快地进步。贫农和中农体验到了这些真正是他们自己底组织，积极地拥护它们。富农也被驱逐出了区域人民代表会。
因为我们在选择乡村干部时，表现了阶级警惕性不够，国营农场底经理和行政人员，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是旧地主——米柯拉齐克作农业部长时所委派的。所以，在这儿有怠工的事件发生，就不足为奇了。一九四八年，三百十六个农业工人被委派到这些岗位上去，现在，他们正胜利地发展着国营农庄，并且获利也在增加。
现在，派了几千工人和贫农到国家工作，市政府工作，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工作底岗位上去。
战前的波兰，高等学校只是为那些特权阶级底子女而开设的；一直到战后，这影响还残存着哩。一九四七年，在高等学校里，只有百分之四的学生的家庭成分是工人，百分之一是贫农，中等学校比例只稍微高一些。
为了发展人民底知识分子，大学都改组了。对于那些没有入大学文凭的青年，设立了预科和一年底入学班；因此，在学生成份方面，已有了很大的不同。本年，百分之八十八参加预科学习的学生，百分之六十九在入学班学习的学生，和百分之四十九·五的大学一年级学生，都是工人阶级和贫农家庭出身。毫无疑问地，这是党的重大成功。但是，这还不够得很，党非常关心进一步变更高等学校内的社会成份；因为，有许多重要的建设工作必须完成，而且尖锐的阶级斗争，有必要赶快训练一些理论上成熟的干部。
为了实现统一工人党底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六年计划底目标，就需要八十万到九十万熟练工人，八万到九万技师，和二万四千工程师。乡村中要有成千成万的农业经济家，拖拉机司机，合作社主席和会计，才能改造农业。我们要能训练医生七千五百人，中小学教师二万人，高等学校教员及科学工作者二千人，及其他文化部门底工作者一千人，才能有计划地发展教育、文化和公共卫生。实现六年计划，意味着训练成千成万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合作社和工会底工作人员——一些能够应付在每天生长着的任务，能够克服困难，打破阶级敌人底任何阴谋诡计的人们。
这个问题，对胜利地完成计划是很重要的，党正集中力量来解决它。全国各地正在开办各种训练班。今年专门家和农业人员底训练班，大约四十万人参加；四十七万五千八百人在其他学校学习，其中包括受训以后充当教师的三万五千多人。现在，高等学校底学生，已两倍于战前了。
但是，我们的干部工作还不够好，干部科都还不健全。他们底工作不是有计划的，他们还不能克服充当某种“居间的机关”的现象。有些党委还没有认识到，要成功地培养干部，基本的工作应该在机关和企业中去作，由党底干部科指导和监督。许多部门的领导干部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本身负着干部工作底责任。
在干部工作中以往的严重缺点是：在分配工作给新干部时，缺少配合。有些时候，就产生了分配给他们不适合的工作，甚至于以较高的薪金，较好的工作条件等等来拉干部。对于妇女不敢大胆地将工作岗位交给她们。最近中央全会着重提出了对妇女积极分子的工作有加强的必要。
中央向全党提出了加强训练、培养和配备干部的工作任务，给予专门家以马列主义精神的政治训练的工作已开始了。哪些是必需经过各级党委同志才能委派的工作项目，已经规定好了。这可以使党委集中注意力于有决定性的环节。
随着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党委选择干部和审查干部的警惕性已经加强了。制造后备的措施已经采用了。如果没有后备，在这一工作中就没有计划活动的可能。现在，对于部科底干部底选择，是非常注意的。
干部问题是摆在党面前最严肃和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只有改进教育、训练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利用联共党底丰富经验，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及其一切的组织中，这一点是日益感觉到了。
—静一译自六月十五日“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
第5版()
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三 争夺中国霸权 （续二十）
如一九三二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向上海进攻，美国既参与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的美、日、英、法秘密谈判，赞成日英、日法分别成立谅解，由英法继美国认可日本在东北的行动自由，作为日本上海撤兵条件；并联合英、法、意等国，向中日两国提议：“中日双方撤退在淞沪区域之战斗员，建立中立区，保护上海之公共租界”（注：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平与战争，中外出版社本，八页），把东北和上海是中国领土一层抛弃不管，这样来对日让步。但同时，又在太平洋举行海军大操，向日本示威，美海军大将莱福声称：“夏威夷站之舰队，准备随时应付急变”（注：何天言：上海抗日血战史，现代书局版，二○四页），国会也采用参议员海尔计划，拟以九万万八千八百万美元扩充海军，国务卿史汀生更向英国政府建议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远东纠纷应以九国公约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解决”（注：美国白皮书），来限制日本。
是年十月发表的美国人麦考益参加制订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除提议组织“特殊制度”，国际共管东三省外，又一再扯到在满洲要“考虑苏联利益”，无非是企图以此引起日苏纠纷。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攻陷山海关，并进入热河，美国马上照会英政府，愿与英国讨论战债问题，进行“军缩”合作，以“消灭远东战祸”，对日本作一警告。及三月间，日本寻找借口向苏联挑衅，破坏中东路，占领车站，对美国做出一个要去反苏的样子时，美国遂把日本进攻中国的行动搁置一边，集中力量来对付打败了蒋介石四次“围剿”的中国红军。首先是接着两年前第一次“赈灾（？）美麦借款”，于是年六月与蒋介石成立被比于袁世凯“善后大借款”的第二次美棉麦大借款，由代表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改造公司”（亦译“金融复兴公司”）与蒋政府成立合同，总额为五千万美金（注：参看千家驹最近三十年之财政，东方杂志三一卷一号及崔敬伯五千万棉麦借款问题，国闻周报，一○卷二五期，按：后以棉麦销路不良改订为二千万美元）。借款在六月初签字，蒋介石的“中央政治会议”于八月二十三日即通过：“鄂豫皖赣四省剿赤军费治标一百八十万元，治本一千五百万元”（注：东方杂志三○卷一八号）。至七八月间，美国又由国务卿赫尔与蒋驻美公使施肇基订立一个美蒋航空秘约，分七条四项附件，规定“美国有充分之权利与责任为中国组织一空军，美国并供给中国一半款项约美金四千万元以制造侦察机，驱逐机共八百五十三架”，约内又载明美国给蒋介石在汕头、泉州、镇海、海州等处设立停机场，美国教师替蒋训练空军人员（注：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东京新联社电，载外交月报四卷一期一九三三年之美国外交一文，此约最初由大版朝日新闻公布，当日蒋政府发言人“力辟其妄”，美代理国务卿菲列斯伯亦称“完全不确”，自是欲盖弥彰）。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