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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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
哥里果林可著君强译
本文系真理报答复读者塞尔该也夫的问题:“什么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呢?这个对立怎样才能消灭?”兹转载如次。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中间的对立,是社会分工的形式之一。这种分工形式,是一切有剥削的社会所特有的,在资本主义时代,表现得特殊尖锐。
资本主义制度,宣判了人民被奴役的命运和莫大的痛苦,教育和科学之门,对于劳动者是关闭着的。科学、艺术、文化——这一切都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工人和农民,却只有从事体力劳动的命运。具有特权的少数人和知识分子才能从事脑力劳动。同时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是有产阶级组成的,资本主义清楚地把工作分为“黑色的”和“白色的”,使劳动人民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造成了鸿沟。
要想铲除这个鸿沟,就唯有消灭资本主义。苏联的经验,就是这件事的确凿无比的证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使我国工人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这个革命,使劳动者从剥削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最下层的人民,参与国家管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它还从工人农民的行列中,擢升了大量优秀的组织者,给劳动者开辟了受教育的道路。
伟大的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天才论述,继续发展,继续丰富了。他概括地提出了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问题,在推广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经验基础上,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斯大林同志,在历史上第一次地研究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具体纲领,同时,还研究了关于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问题。斯大林同志由于对斯达汗诺夫运动的深刻分析,证明出要想根绝这种对立,基本上要把工农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师技术工作者的水平才成。斯大林同志指出,斯达汗诺夫运动,为共产主义铺设了道路,同时还孕育了工人阶级提高文化技术的种子——这是引导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对立的道路。
依赖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努力,在苏联实现了真正的文化革命。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会议中,给文化革命以新的重大的任务:“我们要使所有的工人和农民成为有文化的,成为受过教育的,并且我们将及时地做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看得见,斯大林的话,是成功地实现了。事实和数字,是怎样雄辩地说出了这件事啊!苏联已经扫除了文盲,一九四八年,在苏联的中小学校中,有三千三百二十万儿童在学习;高等学校中,有将近七十五万大学生。此外还有数百万人,在不脱离生产的情况下,在各式各样的学校和讲习班中研究。在苏维埃社会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正在学习着。
有俱乐部、图书馆、文化宫、剧院、影院和无线电联络站网、还有出版数百万份的报纸、杂志、书籍——所有这一切,那是作为提高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之用。
社会主义的胜利,剥削阶级的消灭,也就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阶级基础。文化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产生出了许许多多的苏维埃知识分子。这是新型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从人民中间产生出来的,密切地和人民联系着,并且和工农群众并肩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苏维埃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形成和生长,标志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线,是在消灭着。
由于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巨大的教育工作,使苏维埃人民的思想水平,不可限量地生长了,提高了他们的自觉意识,创造出苏维埃人民新型的精神面目。共产党的世界观,深深地渗入苏维埃人民的意识中。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创立,保证了劳动者文化技术水平的猛进;这个经济制度,还赋与了苏维埃人民发展自己的力量,天才和创造性倡导的一切可能性。
根绝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另一基本条件,就是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在资产阶级的社会中,技术的增进,只是利用以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科学和技术的一切成就,都是由党和政府,用来作为减轻劳动条件,并提高劳动生产力之用。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长——是成功地建设共产主义,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的具有决定性的条件。无论在城市和乡村中,生产程序的机械化、自动化、电气化,减轻了人的劳动,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文化技术水平。
我们的斯达汗诺夫工作者——是数百万这样的劳动者:他们具备了现代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并推动这些继续向前进步。他们促成了合理化的改进,他们是卓越发明的创造者,是许多提高劳动生产力方法的创造者;他们广泛地应用着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无论在工业中,在运输中,在农业中,都以革新者的姿态出现,使科学和技术更加丰富起来,推动它们向前。斯达汗诺夫者们,关于经验和工作的讲演和小册子,他们在科学技术代表会上的报告,他们和学者密切合作来争取技术的改善,以及大量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获得斯大林奖金的斯达汗诺夫者们——所有这一切标明着,在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的工作中,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社会主义的胜利,消除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它们之间的对立,唯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完全根绝。
距今四十多年以前,斯大林同志就预见到,共产主义制度——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黑色的’和‘白色的’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是完全地消灭了……”
现在,苏维埃人民,在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下,在伟大的斯大林引导之下,已经成功地建设着这样的社会。
             (译自真理报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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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刻地研究与传播先进的生产经验
张震寰译
为了提前完成战后斯大林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竞赛,按照它的群众性与斯太哈诺夫工作者创造活动形式的丰富性来说,确实达到了无比的范围。苏维埃人们为缩短完成五年计划任务的时间,为加速我们国家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程,找到了完全新的道路与方法。这一切是由于列宁——斯大林的党以忘我的忠实于自己伟大的祖国的精神,以热烈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我们人民巨大工作的结果。
生产的革新者——先进的斯太哈诺夫工作者、技师们、工程师们,在生产技术和组织中英勇地开辟了新的道路,创造了高度劳动生产率的新方法,他们是技术进步的担承者。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成了工业和运输工作者之榜样。
现在社会主义竞赛的热潮是与革新者的积极性,参加者的斯太哈诺夫式的带头作用密切地联系着的。根据先进分子的创议,为了加速流动资金的流转速度,为了产品的优良质量,为了以节约的原料制造超计划的产品,为了生产之高度文化,为了工作的加速方法,而进行的运动,以广阔的战线展开了。照例,在社会主义工业条件之下,凡发生在一个企业中的每一个宝贵的有益的创举,马上就搬到其他工厂作坊、其他工业部门,而成为千百万人们的财产了。
但这并不是说,先进的斯太哈诺夫式的经验之传播工作是可以自流地进行的。恰恰相反,这要求经济领导者,党的和职工会的组织,象以前任何时候一样,要以最注意的最关心的态度来支持与传播先进者的创举。
先进的生产经验之实施,有巨大的经济的、国家的意义。应当缜密地搜集、研究这些经验,以之武装提前完成五年计划运动之一切参加者。
经过考验的传播斯太哈诺夫经验的方法,如生产会议、斯太哈诺夫学校、有关职业斯太哈诺夫工作者的创造会议及其他等,已深入于我们企业的日常实践中。应该尽可能广泛地采用这种发扬先进的斯太哈诺夫工作者成就之形式!但这一点今天已经不够了。应当组织各企业所积累起来的先进的斯太哈诺夫式的经验,并加以更深刻的科学的概括。必须吸收高深造就的专门家参加到这个重要的工作中来。
在这一关系上,莫斯科人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他们是争取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的先锋。比如,与首都机器制造工厂中广泛实行金属加工的加速方法相联系,按照党莫斯科市委的建议,不久以前举行了技术会议。会议之前曾进行了说明和总结经验的巨大工作。在工厂中进行了对机器的加速工作方法之公共检阅。数百专家来到车间,科学地研究了斯太哈诺夫者的先进的劳动方法。在技术会议上,有一千五百多工业工人参加,将收集的材料给以全面的讨论,并做出了必要的结论,指出了更进一步传播金属加工的加速方法的办法。会议的材料曾印成了单行本。
在列宁格勒,科学工作者与直接生产者的友谊合作正在巩固着,并在科学的基础上正在组织研究与总结工艺学与生产过程机械化方面的先进企业之经验。这一切就促进了宝贵方法之最充分最有效的广播到其他企业中和有关的工业部门中去。
在组织先进工作经验的交换中,在技术成就的广播上,工业各部起了巨大的作用。各部技术管理局之中没有经验交换局,而它们的活动远不能满足生活的要求与生产的需要。如在运输机器制造业经济活动分子会议上曾指出,工厂之间的经验交换做的不好。在运输机器制造企业中,差不多两年来,由革新者伊凡诺夫的提倡,实行了技术竞赛,在此竞赛中参加了几千个工程师与技术工作者,他们做出了许多新的宝贵的技术方法。然而他们的经验,未被该部技术管理局所总结。自该部活动分子会议以来已过了两个月了,而实际上对改正所指出的缺点,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在其他各部里也有同样的情形。机器制造部技术管理局对精制生产先进经验的总结做的最糟糕。在该部的工具工厂中积累了应用不断输送的丰富经验呵!纺织企业的工人们公正地诉说,这个工业部门的科学研究所还没有参加工厂所提出的节约原料的斗争。
我们工业中的先进经验,应当最广泛的运用起来。各地党的组织的任务,不仅是各方面支持与发展革新者的创造性的建议,而且要关心在全部竞赛的群众中传播他们的经验。竞赛的成功,最巨大和显著的结果的成就,最后有赖于此。而为了真正地采用革新者的经验,必须充分地研究,总结这些经验。
今天数千企业团体仿效莫斯科人的榜样,在生产量上要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他们为了加速劳动速度,为了生产超计划的产品,动员了补充的后备军。从这些任务说来,先进分子生产经验的广泛传播,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以先进的工作方法武装社会主义竞赛的每个参加者——这就是说获得劳动生产率之更大的提高,生产品之更进一步增加和质量的改善。
             (译自真理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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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婚姻法律的规定
黄抛
婚姻问题在中国,现在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的新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是根本不许再有。婚姻自由,男女双方自主是新社会婚姻的特征。为此,大家必须对婚姻有新的认识、新的见解。现在介绍一点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婚姻法律规定的情形,作为大家参考。
    一、婚姻法律的原则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建立了人民政权,接着于同年十二月颁布了“婚姻与家庭、民事登记结婚”等法令。一九一八年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又颁布了“出生结婚死亡登记法及婚姻家庭保证人法”。
这些法律的制定,首先发表在报纸上、集会上或会议上,让人民进行广泛地普遍地公开讨论。如“民事登记结婚子女登记手续”,曾在彼得格勒的报纸上发表。一九二五年“关于结婚家庭和保护人民的法规”的发表,经过全国人民详细讨论,提出意见加以修改之后,立法机关才加以采用。一九三六年关于婚后与家庭生活的新的重要的法律草案,也是群众首先在报纸上、集会上、会议上作了广泛的讨论,然后才通过的。
苏联关于婚姻法律制定的原则,其目的都在于和过去令人不满意的婚姻观点作斗争。新法律规定应视男女皆为家庭的成员,双方关系建筑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苏联宪法一一二条明文规定:“苏联妇女在经济、国家、文化、社会与政治生活一切方面与男子有平等的权利”。
苏联法律把婚姻问题不只当作是有关个人的私事,而且是当作有关整个国家民族的问题。因此婚姻法律的制定,目的是以个人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出发的。
    二、结婚法律的规定
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以前,苏联国家承认未经登记的结婚,即男子和女子实际上的同居,即使未经过登记,已不认为是非法,和在登记处登记过的婚姻有同样的效力,得享同样的权利。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法令的规定,使这个法律有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只有经过民政局结婚登记处登记过的夫妻在法律上才算合法。所以“事实上的结婚”已不在国家法律保护之下了。因事实上的结婚是对婚姻的一种轻率马虎态度的表现。
苏联实行一夫一妻制,当事人之一方或双方已结婚者不能再结婚。早婚是禁止的,近亲属也不准结婚。
结婚是一种自愿行为,须双方互相情愿,苏联法律保证每一个公民达到结婚年龄时,有权利自由的独立的选择自己的配偶。当事人双方建筑在完全平等与真正自由的基础上。若由于强力、威吓、胁迫方法成立的婚姻,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结婚的另一条件是年龄的限制,苏联大多数的各共和国男女结婚年龄规定为十八岁,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地方苏维埃有权应当事人之声请减低妇女结婚年龄一年。在乌克兰、亚塞尔拜然等联邦共和国,则因气候和其他条件关系,规定妇女在十六岁即可自由结婚。
结婚只有在法定结婚年龄以内,并且当事人双方互相情愿才为有效。若结婚之双方或一方意志薄弱或神经失常时,则不准结婚。血统亲属间或异父或异母兄弟姐妹互相之间,不准结婚。若当事人一方与未达法定年龄的人结婚,要处二年监禁。如与年龄尚未成熟的人结婚,处罚可增到八年。
苏联并不禁止与外人结婚,任何苏联男女,皆可与外国人结婚。其结婚之男女,并不丧失苏联公民的资格。
苏联男女结婚时,要到登记处去登记。首先到登记处递上说明书。并告知个人健康状况及第几次结婚,有无子女。结婚登记处,则将有关结婚法律条文告知当事人,说明其是否妨害婚姻,并警告当事人登记虚伪的后果。然后由要结婚的新夫妇双方在登记册上签名,由登记人作证。结婚登记并记入当事人的护照上。
在登记结婚时,夫妻可以声明用共用的姓,不论是同姓女姓或同姓男姓,或各用自己的姓,都完全自由。
结婚后对于住所选定,由双方自由决定,无法律限制。并且夫妻双方有选择自己职业与工作的自由。夫妻财产是完全平等的,婚前财产仍归个人所有,婚后所得财产由双方平等分配。夫妻一方死亡,他方有优先继承权,其继承财产不能少于其他继承人。
    三、离婚法律的规定
离婚法早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布,该法律宣布离婚完全自由。这正是适应了当时由旧社会进到新社会的要求。
一九三六年便进了一步,苏维埃政府认为有必要采用办法阻止对婚姻的轻率态度。于是法律便规定请求离婚者双方必须亲到登记处登记,并须在护照上注明,始准离婚。
一九四四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又进了一步。规定离婚理由正当时,对于离婚不加阻挡;不正当的离婚与对婚姻的轻率态度是法律禁止的。
新法令规定离婚要公开声明,且须经法院审理,认为有充分的离婚理由,才准离婚。并须将审理离婚案件的公告,在报纸上发表。
离婚须具备什么条件?有什么样的理由才准许离婚?苏联法律并不加以明确规定。它是将批准离婚与否决离婚之权完全授予于法院。其理由是人们生活是多式多样的,在这一案件认为是充分理由而可以构成离婚条件的,而在另一案件则不见得是正当理由。
法院判决离婚后,登记处发离婚证明书,并在护照上做必要的注明,便算完成离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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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的博物馆事业
傅振伦
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是现代国家必设的文化机构。北平自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这类机关,非常注意。就博物馆来讲:人民捐赠给国家的古物和没收的古物,政府都拨交历史博物馆保管。高教会又特许北大增设博物馆学系。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局重视这种事业的情形。现在全国解放在即,建设已经逐步开始。新中国博物馆事业也将得到很大发展。因此,写出了这篇东西,作为我们的参考。
    一、苏联博物馆演进小史
帝俄时代的博物馆,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所享受的。数目很少,并且大部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基也夫、及夫里斯、海参崴等都市。苏联革命以后,列宁和斯大林知道博物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事业和文化娱乐的工具,所以一方面保留了旧有博物馆,一方面还大量设立新的博物馆。据一九三五年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报告:革命以前,全俄有一百一十五个博物馆。革命以后至一九三四年底,增加到七百二十八所。短短的期间,增加了六百一十四所。其中地方博物馆由六十所增加到三百一十四所,革命历史博物馆设立了五十所,专门博物馆由十一所增加到四十二所。不仅数量增加,而各博物馆的藏品,也增加不少,并且有很多精品。垂蒂亚柯夫美术馆的珍品,增加了三倍。奥木斯克和乌伐两地的博物馆,都从著名博物院分到许多名贵油画。革命以后,苏联人民文化水平提高,都利用博物馆做学习和娱乐的地方,所以各个博物馆都能吸收广大民众。一九三五年全国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在二千万人以上。列宁格勒农业特展的观众有一百余万人。这充分说明苏联如何重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二、博物馆体系和种类
苏联各共和国的文艺工作,由艺术部指导管理,艺术部隶属于中央艺术委员会。古迹古物的保存和处置,中央设有古物保管委员会来管理。至于各共和国博物馆事业,则受教育部的领导。它的上级政治机构,是中央高等教育委员会。教育部有博物馆司,各省执行委员会有博物馆科,博物馆数目较多的州或区,则设置博物馆监察员。这是博物馆的行政系统。另外,对外文化协会也有博物馆司,它的权限仅仅限于国际间文物的交换、宣传、展览等工作。目前苏联博物馆共分七类:
(一)社会历史博物馆,
(二)历史文化艺术博物馆,
(三)音乐戏剧博物馆,
(四)文学博物馆,
(五)自然博物馆,
(六)教育博物馆,
(七)社会经济和科学工艺博物馆。
    三、文物的搜集和保存
古物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工人的创作,实在值得后人保存研究。苏联革命的时候,列宁为保护古物,设立了古物保管委员会,任命鲁那查尔司基为委员长。在沙皇时代,古物和美术品本是帝王、贵族、僧尼、地主的玩物。革命时代有些地方对古物曾有些破坏,所以鲁氏首先制定“破坏文物者死”的法令,又派遣大批专家,分别到各角落,搜寻文物。凡是慝藏或盗卖文物的人,都要严厉处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红军占领圣彼得堡故宫,由于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协助,其中全部珍藏得以保存。当时革命政府又召集美术、考古、历史等专家,组织委员会,编制藏品总目。在战争期中,古物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实在是鲁氏的功绩。
苏联革命以后,各种博物馆纷纷成立。它的藏品来源,除接收旧藏、征集等方法外,还从地下发掘。苏联的规定:学术机关发掘古迹,必须先将古迹的调查报告和图说送到国家历史资料学院去申请。批准之后,发给发掘证,然后由声请人和博物馆、科学院,组织委员会,进行工作。采集的资料,由政府合理分配,发给古物保存证。二十年来,考古发掘,举行多次。大部的发掘品,送到国立历史博物馆,保管研究。至于私人的文物,需要向共和国的教育部博物馆司登记,专家可以借出研究,博物馆也可以借来陈列。
苏联处理封建时代的古迹和建筑物,有三种办法。在历史文化艺术上有重大价值的古迹或建筑,一律照原状修理保存(如列宁格勒郊外的宫苑、博物馆)。次要的,仍按原状而利用(如莫斯科的波雅尔氏生活博物馆)。普通的则改造利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聘有大批历史、建筑、化学、刺绣等专家,时常讨论古迹古物的修整保护等问题。各个博物馆虽然不全部装置管理空气的机器,然而各馆内的空气,都设法保持五十五至六十度的湿度,十六至二十度的温度。苏联的法律规定:革命以前的文物,不准出国。凡是马的油画、雕刻、图样,也不准出国,应该送到马育博物馆去保存。
    四、改造博物馆的过程
苏联革命以后,博物馆的陈列室、仓库、陈列品、职员,虽然大部是旧有的,然而全馆却满充了崭新的气象,和革命以前的一切,@①乎不同。这实在是博物馆界改造的成功。改造的办法,大体如下:(一)保持旧观的,如革命前的史迹名胜,故都的冬宫、彼得堡、亚力山大宫、大理石宫、和郊外别宫、园囿,大部保留着原来情状。列宁格勒郊外故宫博物馆内原来的帝后居室、陈设、日用品,一仍其旧。(二)从新陈列的,这大体是按照年代先后,作为陈列的顺序;也有分类陈列法。实物之外,还有像片、摹本、模型、图表、以及绘画、雕刻,有时还配合了电光,更能显示出生动情态。冬宫博物院的法国艺术陈列室,还采取了综合陈列法。(三)各种陈列,除文字和图表说明之外,又采用了引导制。用经过训练的人员,引导观众,详尽讲解陈列品的来源与作用。莫斯科的国立中央列宁博物馆,有女引导员三十人,引导大众参观。又有专家十人,以备专门学者的咨询。(四)在艺术为了大众的口号下,博物馆也为群众多方服务,它能普遍推广到各阶层。除固定的外,还有巡回性的流动博物馆,游行各地方,专家们、英雄们,可免费参观。学生则半价优待。列宁格勒的博物馆,则不用入门券,任人参观。
    五、战时和战后的苏联博物馆界
苏联在建设的大时代中,一度遭遇反动法西斯德国强盗的狂暴攻击。那时候,全国上下正从事保卫祖国的神圣工作。博物馆界也同各界人民一样各守岗位,埋头苦干。例如首都的列宁博物馆,在战争期间,还是照常开放。列宁格勒彼得大帝铜像,也用建筑物遮盖,防御炮火的毁坏。战事结束以后,全国博物馆,马上恢复了常态,更展开了新的工作。现在正举办着两种大规模的特展——首都的苏联建设特展和列宁格勒的保卫列宁格勒特展。保卫列宁格勒特展的入门处,用电光在大地图上表示了敌人攻击列宁格勒,和苏联红军防守、反攻的形势。又有战场展望的灯光布景模型。城壕、战场、俘虏品,都陈列了模型或实物,使得战时情况,毕现目前。也有炸毁物的模型、战事照片和防守英雄的照片。战时遗迹,都保留下来。因为配备的周到,所以死的战场,变成有声有色的活战场,更加深观众对于侵略者的仇恨。
苏联建设特展,表示苏联第四个五年计划进行的各阶段,着重在复兴的建设事业。这一特展,都用数目字、图表,表示历年的成就。还有全国建设的图样、模型,有战前战后情形的比较,有工人的生活情形和劳动英雄的照片,有工人的发明。会场又陈列着莫斯科建设模型。
字库未存字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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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三 争夺中国霸权 (续十九)
美国执行这个侵略政策方法:首先在国内由政府发言机关制造袒日论调,作为美国不干涉的理由,如纽约论坛说:“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等等(注:东方杂志二九卷一号。)在国际上则拒绝英法等国要求共同干涉日本的合作。九月二十二日,日内瓦方面提出建议,“国联”要派调查团前往满洲,美国加以反对,说“此种行动足以刺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反使自由主义者陷于不利的地位”。英国于十月间通过“国联”作出一项要日本于十一月十六日以前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副国务卿凯塞尔于同月三十一日即表示:“美国在担保中国完整之条约下,不得不反对日本久占满洲(?),惟国联要求日本于十一月十六日以前退出满洲一举,美国并未附义。”(注:东方杂志二八卷二四号,一九三四年发表的史汀生远东之危机一书中叙述九一八时,美国如何愿意和英国合作,系另有政治目的,不足为据。)这样来不赞成日本从东北撤退。后来一九四六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秘密文件,也记载着当时美国是要“阻止国际对日行动切勿操之过激”,且“反对施用经济制裁”。在中国则指使蒋介石不准对日本抵抗,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驻日大使福白斯向日本外务大臣币原面读并留交的觉书中有这样的话:“本国政府……曾劝中国政府采取妥协步调,并承认以日本政府提案为部分的基础之行政院(按:指‘国联’行政院)提案……。”(注:胡佛总统向上院报告,转见国闻周报一○卷三七期,立晓所谓锦州中立区之真相一文。)这是美国当时曾指示蒋介石不准对日抵抗的铁的证明。所以蒋介石一再电张学良“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之后,又于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演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注:王芸生:这两年,同上报。)云云,这是把美国教给他的不抵抗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美国真实政策既如此,表面上只得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于九月二十五日照会日本及蒋政府,要他们“和平解决”。直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进攻锦州,二十七日即开始军事行动,这时史汀生才“略表惊诧之意”,且认为日本“有违诺言”(注:东方杂志二九卷三号),破坏了美日秘约。同日,向日本发出一个劝告,说美政府“对此殊为关切”(注:即前文所引觉书)。日本不理会,美国乃联合英法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由福白斯送一个比较强硬的通牒给日本政府。日本的答复是“断不能遵从”。日军卒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占领锦州,美国始由史汀生于同月七日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有名的“不承认主义”照会:
“最近锦州方面之军事行动,业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满最后存留之行政权,破坏无遗……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之权利……美国政府均无意承认。”(注:载国闻周报,九卷四期。)
显然,这个意思不是违反它的既定政策来反对日本占据满洲,而是要实现它的既定政策催促日本去进攻苏联,且不要再往南发展,这在史汀生发出上项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务院另外发表的一个补充宣言解释得更清楚:“(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权利,(二)不拟过问日本任何解决事件,惟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注:见同上。)这就是美国“不承认主义”的精微奥妙作用,自然是美国反苏与侵略中国结合更典型的例子。
当此后日本并没有恪遵美国愿望,去怎样大举进攻苏联,反而以反苏为借口,大举向南扩张,蒋介石政权及美国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美国便以对待“九一八”的方法为基础,大肆施展两面政策,即一面于帮助日本取得满洲作根据地之后,又在中国内地继续让步,以贯彻鼓励日本反苏的方针,把自己力量重点转向于直接镇压中国正在发展的革命运动上;另一面,则对日本扩张加以某些限制,装出一些积极对日的资态,使日本不致过分妨害美国利益,争取美国单独控制中国内地。从一九三一到三七年,美国在中国的政策都大致如此。同时,由于“九一八”开始时,美国坚决不与英国合作,把英国逼向了日本一边,在这个时期内,美国又须比已往着重对英国进行各种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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