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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要解决的思想问题
戴新民
这是去年一月华北兵工会议，即提出了要建立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的组织——工厂管理委员会。接着去年的华北工商会议、全国劳动代表大会，又一再的提出这一问题。今年新华总社还广播了东北日报关于企业管理民主化的社论。………特别是这次华北工代会议，则更加强调的提出这一问题。但一直到华北工代会议结束之后，还会有些同志想不通这一问题；当然也就很难认真的来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为什么这些同志如此难于想通这一问题，他们都有那些顾虑，要怎样才能解决？的确是为了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要很好的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这些同志曾提出以下顾虑：
（１）我们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来管理工厂的，我们要对工厂绝对负责。没有教育好的工人，只有自私自利，希望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工厂赚了钱，要是他们知道了，提出过高的要求。怎么办呢？
（２）为了对全体人民负责，必须搞好生产；要搞好生产，必须提高工人群众的组织性纪律性。实现民主管理，还能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吗？甚至认为“管”工人员态度不严，遇到工人忽视纪律的情形，不拍桌子，不发脾气，不处罚，……纪律即很难维持，再放手叫大家提意见，情况简直不可想象。
（３）工人能提出多少完整的意见？顶多提一些零零星星的东西。过去没有管理过工厂，没有管理工厂的经验，讲什么民主管理，还不是摆一摆形式？有时明明是正确的意见，但大家都通不过，按大家的意见吧，闹坏了谁负责？不按大家的意见，又是不民主。
（４）“党报用绝大篇幅宣传工人群众的自觉性，抹掉其中一切新老干部的组织作用”，东北日报社论称：首先要依靠工人群众，……首先是长期劳动的工人……这些都是不利于职工团结的。
发生这些顾虑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基本问题当然是依靠无产阶级的思想太模糊，对群众路线了解太差，具体分析起来，主要是下面一些问题没闹清楚：
一、对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只是概念的了解。谈起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就会模糊到“八年抗日战争，将近三年的解放战争，主要的不是靠农民支持吗？他们纳军粮，当兵……怎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呢？”倒也知道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共产党是谁的党则模糊了，谁是无产阶级的基本队伍则更加模糊了。他们会要求一视同仁的来依靠职员与工人；甚至要求对职员要宽，对工人要严，会不同意“蔺子安只铺张了一下就撤职”。他们不知道所以要依靠工人群众，是因为工人群众组织性纪律性强，把工人群众最主要的特点受过三层压迫和剥削，毫无私有财产全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因而“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认识，反而丢开了。以致一见到工人稍有忽视组织纪律的情形，即深恶痛绝的，不想依靠了；为什么要闹革命当然也就弄模糊了。这些同志在理论上好象倒不会不知道这些简单的革命道理，但因立场还非常不稳，一联系到具体问题，便被个人英雄主义冲昏头脑，如说：我个人并不是工人阶级出身，对工人阶级这样“捧”，……我个人是个干部，是个职员，对干部，对职员这样“求全责备”……工人起来，对干部对职员即太不尊重怎么办？是的，北平电车公司职工代表会上曾有一个工人代表提出不同意把职字放在工字上面，主要的是对职员太不满。但是接着即有两个与之同组的工人代表提出不同的意见：“过去是很多职员欺压工人太甚，今后情形即不同了，现在不是已经有尊重工人的职员吗？咱们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不也要提成职员吗？”第二天提意见的代表本人又做了检讨，这说明工人了解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阶层，对欺压工人不太厉害的职员都并不一定那样反对，对尊重工人的职员，他们会很尊重的。这是在思想上把自己与工人阶级对立起来，把职员与工人阶级对立起来，基本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解决这一思想问题，必须消灭这种对立。我们的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因此国家委派的厂长及工厂负责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代表人，他本身也是无产阶级。只要自己站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而不是站在工人头上；只要职员把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职员的优越感扫除掉，以上的对立思想自然就消除了。
二、有的同志对工人群众因受多年的残酷压迫，而表现出来的落后，是理解不到的，因而不但不予以丝毫同情，反而抱怨，反而引为无法依靠的根据。有的同志对一被追问即吓得不敢讲话了，或只好顺着领导上讲自己不同意的话，都会责备以“要是真理，有什么不敢讲的？”有的同志对因怕丢饭碗而隐瞒自己一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错误的工人会气得拍桌子，骂放屁，……以致开除。他们一方面并不把工人当主人翁来看；可是另一方面又要求比为自己生产还积极。对工人的自私，落后，对革命认识不够，接受教育慢……都只有责备，不懂得列宁的话：“……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及落后的工人必然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他们不参加，那么群众的斗争是不可能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同时必然把他们的偏见，反动的幻想，弱点和错误带进这运动中来”。只要有阶级存在，只要无产阶级社会还没有在本身的基础上完全巩固充分发展起来，将来也必然有不去思想和没有思想能力的代表，假如不是这样，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是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善于说服落后群众，善于在落后群众中进行工作，而不是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来把自己与群众隔开。”不了解要依靠工人阶级还必须用大力来进行宣传组织以及适当的改善生活的工作，还必须首先相信工人阶级是能做大事情的阶级，应当放手让他们去想事，做事，当主人，…给他们锻练的机会，最近北平电车公司职工代表会议已告诉了我们，只要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给工人，放手让他们去考虑全面问题，他们并不是只注意工资与福利问题，（该职工代表所研究出来的议事程序是：第一人事问题，因旧机构未动，大家对人事问题意见特别多；第二管理民主化问题；最后才是工资与福利问题。）他们提的意见有百分之七十二是带有建设性的。关于公司生产的问题。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领导上没想到的问题，关于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他们曾提出很多具体意见，我们应当认识工人当起主人来，他们也就要对自己的生产事业负责任了，他们对他们自己事业的责任心并不会小于“代表全中国人民来管理工厂”的十来年的革命干部，因为他们都还有很要紧的一个因素，即那个事业是他们的饭碗。（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即有许多工人奋死护厂。我当时不了解为什么没有咱们的工作，工人即自动护起厂来，后来工作中才了解到那是个有关工人命根子问题；不发动也会起来的。）他们是全国人民中最爱护工业的人，又是全国人民中最了解与最关心发展工业生产的人，在他们把工厂真的看成是自己的工厂的时候，不用拍桌子，不用发脾气，……组织性纪律性，没有问题，都可以建立起来。（因为他们只有把他们的前途、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到这个事业上。）少数人的违犯纪律，也会不容于多数人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制裁，比“管”工人员的拍桌子，发脾气，作用都会大。解放时间稍长一点的工厂，只要把解放前后的纪律拿来比一比，都应当了解这一道理。这绝不是主观想出来的，落后也只有在这中间来克服。
三、群众是很多人凑起来的，群众的力量也就是很多人凑成的力量，群众的智慧也是许多人的片面的东西凑成的。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并不等于每个臭皮匠都是一个诸葛亮；况且诸葛亮的神算，又何尝不是靠许多人的侦察工作呢？一个工程师在解放后，理解了一下群众路线，回忆着说：“过去的发明还不都是先由工人提一个头，我们学的东西多，一提高，即成了自己的发明。”不必说工人很难提出完整的意见，恐怕完整的意见很少是出于一个人的脑筋。问题在善于汇集散在群众中的片断的东西，精制成完整的东西。（在汇集时还必须注意不能抹杀提出任何片断意见者的功劳，才会启发与鼓励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所以民主管理工厂只要不是有意的作成形式：如事先不通知会议内容，凑到一起即讨论；工厂全面东西不叫工人知道，工人无从考虑问题；领导人平时作风不民主，工人当面不敢讲话等，绝不会只是个形式。大家从多方面看来的东西，虽然是许多片面，但是会凑成一个正确的全面的东西的。
四、把领导和群众路线对立起来，只知道给群众提任务，不懂得启发群众觉悟，与适当的等候群众的觉悟，认为反对强迫命令的都是放弃领导的尾巴主义，只觉得想干马上即干工作效率高，和群众商量就太麻烦就是慢性病；不了解群众通不过的任务，积极性启发不起来，免强执行，效率更谈不到，甚至有时会干脆搁置起来，那才成了慢性病呢！石门大兴纱厂去年备战回来，做了一个增产补损计划，其中有很大一个增产项目是开快车，没有和工人商量即执行，工人都不同意开快车，结果，还不是执行不通吗？也还是那个纱厂，因女工好漂亮时常到茶炉去照镜子梳洗，影响生产，没有动员即在茶炉旁出了一个禁止的通知，结果不起作用，后来还不是先说通了党员团员由他们带头说服影响其他女工，才算解决了问题吗？应当认识群众路线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帜。我们的正确口号都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吻合，特别是工人阶级，都是能说服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执行的。也只有群众自觉的起来，积极执行任务工作效率才能真的提高。所以群众路线只能加强领导，与领导并不是对立的。适当的等待（“适当的”主要的是大多数的问题）群众觉悟，也并不能即解释成尾巴主义，尾巴主义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当然一个工厂的群众是会看得面小一些，有时也会比较难说服，倒也不能要求只有大多数搞通思想才执行。所以在确定了一个民主管理之外，又确定了一个厂长最后决定权。不过一面执行厂长最后决定权，另一面又必须立即报告上级请求指示，同时还要仔细研究为什么大多数不同意（是否并不正确）与如何说服大多数，必须把这一情况看成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一定要抓紧解决。
要更好的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当然首先是要这些同志提高认识，检查与解决自己的这些思想问题。不过很不简单，因为这些思想问题中都有一个立场问题搅在里面，根都相当深，又相当隐蔽，检查起来很费劲，如某同志曾经在动员工人学习时讲“要好好学习，否则当一辈子工人有什么用啊？”这个同志平常要说他轻视劳动，轻视工人，他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他理论的东西知道得很不少，只是无意中这样暴露了一下。当然有这样一些观点的同志，在工作中仔细注意，暴露的机会就不会少；不过也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检查出来并且解决思想问题的。所以等待思想问题完全解决之后，再来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也是个很主观的想法；同时也不应当为了少数工厂领导干部打不通思想而影响着几百几千以致几万职工的发动；也就是影响一个生产部门工作的开展。因而必须一方面解决这些同志的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也一定要解决；否则，勉强服从组织，执行决定，问题也会很多。）同时一定要这些同志服从组织，认真的执行华北工代会的决定。已经有事实说明，在执行中，实际情况会提高这些同志，帮助这些同志解决其思想问题的，很多参加北平电车公司职工代表会议的同志，会后都解决了不少自己的模糊认识。（上面提到的实现工厂管理民主化的顾虑，大半在那个会上解决了。）在执行工代会决议中，特别需要这些同志多深入工人群众，了解工人群众的情绪、要求、意见……工人群众会帮助这些同志解决许多思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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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月份天津中外贸易概述
雅君
依照津海关已完税放行的货物统计，本市七月份的对外贸易额进口总值为人民币二、三三一、五四二、七九四元，出口总值为人民币五、九六八、二九三、六三三元，若以人民币来看，则出口较上月增加了百分之四四强，进口增加了约一倍。但本月物价波动颇烈，若将出进口总值按当月之平均市价美汇加以折算，则本月出口值为二百七十余万美元，较上月且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弱，进口则增加了百分之十一强。
出口方面自六月二十八日海关实行免征出口税后，出口成本可减低约百分之十左右。同时平沪通车，北货可以南运，本是增长的趋势，惟因上半月受航运阻塞的影响，曾见疲滞。直到下半月捷盛、湖北、夏利士等轮相继来津，航运一时通畅，出口随之才转趋活泼。本月出口货物中以干蛋品占第一位，计出口五、二二七公担，值人民币一、三一七、一一○、八○○元，占总值百分之二二（前年同月此品并无出口，但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是蛋品出口最多的一个月，共计一二、七九○公担）。至鲜蛋本月共输出了一○、三三七、○○○个，价值占总值的百分之二·二八，比一九三六年同月却多了一、六六五、○○○个。本月出口的第二位是花生油，计输出九、九五○公担，值人民币五七二、三四三、○五一元，占总值的百分之九·六，创解放以来之最高纪录，比上月增加了四、四六○公担，这是往年所没有的现象。第三位是猪鬃，本月输出五○、九二一公斤，值人民币四四六、二七九、七二三元，占总值百分之七·四八，比上月稍逊一万多公斤；但较前年和一九三六年还差一倍到两倍。第四位是毛地毯，本月输出一、五二九公担，价值约占总值的百分之六，虽较上月稍为减退，但比前年和一九三六年任何一个月的输出量仍高。以次为花生仁，计出口一○、一六○公担，较上月微增六五三公担。本月芦盐又有一、○六○公吨输往日本，连前共已输出了一、六六九公吨。豆饼输出本月大为增进，计六六、三○八公担，比上月增加两倍半有奇。本月出口比较上月减退最多的是绵羊毛，本月只输出了一二二、五五一公斤，几乎减少至四分之一。以出口的国别来分别比较，则本月出口总值以香港居首，占４７．２８％。其次，美国占２８．２２％，英国占１７．７５％，日本占４．３７％。若以经营者来比较，则公营的占３５．５０％，私营的占４７．３３％，而洋商则占１７．１７％。
进口方面因上海海运受阻，洋货来源欠畅，致价格步步趋高。平沪直达通车后，沪商纷纷来津采购，遂影响津市洋货价格随之趋升。同时又以上半月本市航运欠通，更刺激洋货价目上涨。商人为了供应市场销售，多报关提货，这可能是本月进口增加的大原因。本月进口洋货中，以卷烟纸占首位，计输入二二二、二○九公斤，值人民币二九○、四三七、三一三元，占总值的百分之一二·四六，较上月突增七倍多。去年并无进口，一九三六年的输入量只值伪金单位一四、九四三元。第二位是普通印书纸和印报纸，计进口一四、四九五公担，值人民币二八四、七八五、二三○元，占总值百分之一二·二一，比上月微增一一公担。第三位为未列名药品，值人民币一四八、一六九、○○三元，占总值百分之六·三五，比上月增加了一倍有奇。但在前年只进口了四·三三六公斤而已。第四位为安尼林染料，共进口四三一公担，占总值的百分之六·一五，比五、六两月份都大见增加。去年只有二五六公担。本月橡胶的进口较上月稍见减少，共二、七五四公担，值人民币九六、一四五、五一九元，占总值的百分之四、一二。但较去年和一九三六年同月还多。本月新麻袋没有进口，只旧麻袋输入一、九三四公担，占总值的百分之三、六三。据说印度的麻袋曾和比国订约交换钢铁，因之我国进口，可能受到这种影响。以进口的国别来比较，则美国占４２．０６％，英国占１６．４３％，法国占７．４７％（多数是纸烟纸），瑞典占６．９０％，脑威占４．２２％（这两国是卷筒报纸的主要来源国），以经营者而论，则公营占３１．１１％，私营占５１．２６％，洋商占１７．６３％。
再谈到友邻区间的海上贸易，本月份的进口总值为人民币四三六、四○八、二五五元，较上月骤增了七倍多；出口总值为人民币一○九、一二○、八三二元，较上月则稍减百分之四三强。主要进口货有自大连和青岛运来的矿物油，青岛和烟台来的棉布，青岛和安东的化学产品，营口来的小米等，出口货则有运往青岛之黄豆，运往青岛、龙口、烟台等地之豆饼、碱及矿物油等。以进口口岸来比较，青岛来的占４４．０７％，大连占３８．１２％，安东占６．６０％，营口占４．５８％。若以运往口岸作比较，则青岛占５０．４５％，龙口占２３．７８％，烟台占１１．０４％，上海占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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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统计学
吴清友
马、列主义把社会科学变为真正的科学，并使它成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在马、列主义奠基者的理论著作和实际活动中，统计学也成为了无产阶级战斗的武器之一。这些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们，把数字和事实掌握在自己手里，证明了资本主义可怕的剥削和劳动大众极度的贫困。同时他们也用数字与事实确证了剥削者阶级的甜言蜜语完全是虚伪的，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劳动大众是一定胜利的。恩格斯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可以说是统计学在马、列主义著作中的第一次的应用。“资本论”中也充满着统计数字。一八六六年第一国际日内瓦会议首次制定了无产阶级的统计学纲领，指出了统计学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中的巨大作用，是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的利器，并在数字与事实中寻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统计学，在列宁的著作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等书都证明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统计学之卓绝的运用。如何审查数字，如何纠正，如何做总结，如何把搜集到的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这一切问题在列宁的有关著作中都可以找到理论和实际的指示。
列宁曾经指出，如果对“生产及生产物的分配没有全面的、国家的计算与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是支持不住的，回到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是不可免的”。
斯大林也曾指出统计学的重要意义。他说：“任何国家的工作，任何计划的工作，没有正确的计算是没有意义的，而计算没有统计也是没有意义的。计算没有统计不能往前推进一步”。斯大林在党大会上的屡次报告中都依据社会主义经济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统计作全面的科学分析。只有在列宁、斯大林关于计划、关于社会主义设计、关于计划领导的学说光照之下，才能正确地了解计算及统计在苏联的内容与任务。斯大林关于反对平均主义以及采用经济核算制诸指示，对苏联的统计学理论具有极大的意义。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的著作，极度明显和深刻地阐述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基础，是了解统计学一切理论问题的钥匙，是实际应用统计学的南针。
统计学是阶级的科学，是党性的科学。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尖锐武器。列宁利用统计学击溃了民粹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托洛茨基——布哈林派反革命的观点和立场。布尔塞维克党及苏维埃政府利用统计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帮助管理经济，教育群众，巩固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计学完全为着个别资本家及全体资产阶级而服务。统计学在那里被用作加强资本统治，加强劳动剥削的工具。为人民利益而服务的统计学，应当善于搜集资料，辨别资料，分析资料使能反映客观的实在性和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导我们，世界是极复杂和多样的。每一事物，每一现象可从质方面，也可从量方面加以研究。不可把质与量相互隔离，也不可把质与量统一起来。二者都是反科学的。统计学是研究各种现象的量的联系以及各种现象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数学虽然也研究量的相互关系，但它是在最抽象的形式上加以研究，把量从具体的质中抽象出来。统计学是在最具体的形式上研究量的相互关系。然而统计学并不研究一切量的相互关系，而乃是研究特种的量的相互关系。因此，统计学研究的是量的相互关系与联系而作为过程的表现。此种过程是渗透到总和中去。这些总和的特征，是包括一大批单位，列入总和中去的单位具有标志，而标志是变化着，即是从总和的某一单位变化为总和的别的单位。渗透入这些总和中去的整个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是经过单独的偏差而表现出来。
统计学始终依系于某种具体的科学，这种具体科学的现象用统计的方法加以研究。只有此种具体的科学才能揭露相当领域内最重要的规律。另一方面，任何质的认知，不能没有量的研究加以补充。所以统计学虽是依存于具体的科学，然而不是具体科学的婢仆。列宁曾经说过：“社会、经济的统计，是社会认知最雄伟的武器之一。”
数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显然的和密切的联系。数学是在最抽象的形式上来研究量，规定最一般的公式以及最抽象的量的规律性。数学就其整个重要性而言，它不能构成统计学的主要内容，它不能规定统计学的方法。统计学具有与数学不同的对象、任务和特点。统计学是在具体的量的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中从事研究。同时统计学的一般理论是研究数量关系的总结，而分门别类的统计学是研究特定的具体现象的量的方面。依系特定的具体现象之特点，每一部门的统计学之内容与方法可能彼此有重大的差别。每一部门的统计学利用一般理论的方法，把它发挥起来，把它具体化，而以研究的特殊方法补充之。
统计学的主要特征是把构成某种现象的个别成份，个别单位加以总结。因此，统计是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测量，加以质和量的研究之方法。不是任何数量方面的研究都可称为统计学。统计学是倚靠个别成份的总结，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测量和研究，从而发现其规律性。因此统计学研究的对象，应当是社会现象，应当是构成某一现象的各种成份之间的关系。运用统计学可能把某一工作成果从质和量方面表征出来。统计学为要剖明新现象的萌芽及其发展的倾向，必须关心个别的成份，并从其中挑选出最显著的。同时也不要忽略统计学的总和。如所周知，自然与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普遍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些联系是非常多样的和多面的。这些现象在质的形态上，以及在量的形态上表现出来。结合为某一总联系的各成份构成总和。自然，事实上任何现象与事物之间，不是存在着一种联系及关系，而是存在着许多种联系及关系。但从物质价值生产方法中涌现出来的那些关系，阶级关系，是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此种关系的研究，应当成为社会统计学的注意中心。由生产方法中涌现出的诸关系所结合成的各种成份之总和，是统计学应当加以研究的最重要的总和。以苏联为例，属于此种总和的是工业、集体农场、国营农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统计学的任务是在研究总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各种不同总和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统计学的重要任务是精确地规定何种成份应当加入总和中去。这里仅用一种统计学是不够的，因为要规定总和的成份，应当分析各种现象之间质的联系。这里须求助于研究某种总和的具体科学。
在资产阶级的统计学者中流行着一种见解，认为应当把一切现象划分为典型的，及非典型的。所谓典型的现象主要限于自然界，非典型的现象主要限于社会。他们认为统计学是研究现象的第二种范畴，即是说社会现象不是典型的，这当然是错误的见解。因为社会的发展也是有规律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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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侵华史
刘大年
一 追随或通过别国向中国侵略 （续四）
马关谈判中，美国经过中国议和代表李鸿章的顾问美国人福世德，支持日本对中国多方威胁，除“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国”外，将中国澎湖群岛、台湾、与辽东半岛永远割让给日本。
马关条约签字后的第六日，——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俄法德三国干涉突然发作，日本顿时很狼狈，一面决定对三国纵令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而对中国则采取一步不让的方针，一面请求美、英、意等国出来作反干涉。美国深怕因俄法德的行动引起中国方面翻悔，不批准马关条约，甚至利用三国军事外援组织对日反攻，则日本和美国都前功尽弃。所以英、意对日本请求加以拒绝时，美国仍单独对清政府施以压力，进行反干涉活动，日驻美公使栗野奉日外务省训令与美政府接洽后复陆奥宗光电云：
“美国务卿承诺在不与局外中立（？）之主旨相矛盾范围内，与日本协力，而对批准讲和条件之事，已训令在北京美国公使劝告中国政府加速实行云。”
三国干涉初起，日本还在讨价还价，俄法德准备以武力作外交后盾，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东洋联合舰队，俄国更秘密往中国边境调兵，美政府经它在俄国的特务工作得到此种情报后，立即密告栗野，栗野急电告日政府，使日本迅速完全让步，避免了它虽于对抗的战争。三国干涉，依照美日的愿望结束，马关条约被肯定下来。中国走向殖民地的过程，从此更大踏步前进。
就在这一年，英、法、美借口成都、古田两起教案，向清政府大开交涉，除三国军舰开至长江以内示威，要求赔款，及撤惩中国大小官吏十余人外，驻华美使田贝更强迫清廷接受一个“防止排外草案”，取得传教、居住、购买土地等充分权利。
此后不久德国首先于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向清政府索取报酬，武力占领胶州湾，于是俄占旅顺、大连，法租广州湾，英国乘机索得威海卫，日本又划福建为己有，意大利也要租借三门湾，滨海地区完全成列强的“势力范围”。而美国则正在这时（一八九八年）从事与西班牙争夺菲律滨的战争，对中国无暇兼顾，战争终了，发现中国实际上已被列强分割净尽，感到很大失望，美总统麦金莱（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ｃｋｉｎｌｅｙ）对国会提出的意见书有云：“中国沿海土地有落入外人手中者，此种重要变局吾美不能袖手旁观……苟欲不受占有中国土地之强国的排挤，非参预华事不可”，充分表现了这种失望情绪和急谋补救的企图。但美国此时已没有再从中国取得势力范围的可能，乃采用英人希贝斯莱的建议，由国务卿海约翰（Ｊｏｈｎ Ｈａｙ）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九月提出有名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其要点为：
（一）各国在中国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之通商口岸或投资事业，彼此不得加以干涉。
（二）中国之现行关税率，对于一切“势力范围”内之口岸装卸之一切货物，无论属于何国均为适用。
（三）此种“势力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他国船舶，不得课以较对本国船舶为高之码头税，又在此种“势力范围”内敷设管理或经营之铁路，运输属于他国之货物，所有运费，不得较其本国为高。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