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Ｔ·乔节斯哥
谷澄译
编者按：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与东欧各国人民民主制度在性质上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两者都以无产阶级为领导者，以劳动人民的联盟为基础，这是相同的。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在政权上包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在经济政策上仅仅消灭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消灭一般的资本主义，这是因为中国工业生产十分落后，需要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发展生产的共同事业，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愿意参加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原故。在北朝鲜和越南，情况也大致相似。在东欧则有不同的情形。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工业比较发展，而资产阶级则先后站在德意法西斯主义和美英法帝国主义方面，反对人民民主革命，所以在这些国家，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经过苏联的援助，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并正在或先或后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而进入社会主义。这篇文章所解释的就是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内容。
人民民主国家的阶级内容是什么？
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建立人民民主制度时，也和其他新民主国家一样，受到列宁以下理论的指导，即：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期间，无论形式如何不同，这些形式的本质必然是相同的——无产阶级专政。
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民族特性，也是造成各国在向社会主义进展中形式多少有些不同的原因。但过分强调个别国家的特点的重要性，本身就代表一种机会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这在本质上会走到舍弃马列主义及其基本内容——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但，与劳动农民联盟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不经过内战就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它和苏联革命不同的地方。人民民主国家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英勇地执行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国际义务，解放了这些国家。
苏联国家力量的飞跃增长，在国际形势上引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对比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改变。苏联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中的伟大胜利，和对解放了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援助，使这些国家能够沿着人民民主的道路向前发展。帝国主义者在人民民主国家内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打算，都被人民保卫自由和独立的决心所粉碎——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是建筑在与无敌的苏维埃国家兄弟般的联盟和巩固的友谊之基础上的。由于人民民主国家有苏联的支持，帝国主义者曾不能对它们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如象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年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所作的那样。
所以，在今天，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形式的，和人民民主形式的。苏维埃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
人民民主制度的政治基础与苏维埃制度的政治基础是建筑在不同的条件上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因此创造了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国家。
罗马尼亚革命发展的历史特点，也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一样，就是并没有立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由于开始和以后发展的特殊条件，人民民主国家代表一种新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成份，在一定时期内还继续存在着。
以罗马尼亚为例吧，在解放以后，无产阶级为了争取国家机构内的阵地，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知道，失去这些阵地将意味着他们自身的失败和毁灭。
可是，彻底改组国家机器，只有在长期斗争后才有可能。工人巩固了阵地以后，就把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赶出国家机构。国家机构的阶级内容，因大量吸收工人而逐步改变。这个过程，在与劳动农民联盟的工人阶级废除了专制和完全取得政权之后，才大为加速了。旧军队，旧司法机关，镇压机关——警察和宪兵——都取消了，被新的人民的机关所代替。
但只有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地方政权机关——才能创造出新的国家机构，从上到下，各方面都符合新国家的目的和任务，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的任务。
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是苏联的政治基础。新的政权机关——人民代表会议则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基础。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标明人民民主在形式上正在接近无产阶级专政的高级形式——苏维埃形式。这种类型的政权机关在保加利亚已经存在，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内也正在建立中。
罗马尼亚的人民代表会议
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着罗马尼亚人民历史上空前民主的政权形式，它构成了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础——这种民主正为反对少数压迫者的绝大多数人民服务。
人民代表会议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才能影响千百万的劳动人民，动员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在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以前，暂时执行代表会议职权的各级临时委员会（地区、城市、乡村等等）正在实现这些必要的任务。临时委员会行使政权，负责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
作为当地唯一政权机关的人民代表会议，一切活动都是依据民主集中的原则，保证严格执行中央政权机关的指示和计划。同时，代表会议必须鼓励下层的主动性，考虑一切地方的特殊性和需要，发展经济和鼓励人民努力建设。
罗马尼亚旧日的政权机关的性质，可以说明从旧的政权机关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的重大革命意义。
罗马尼亚的旧政权，也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国家的一样，分为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国家权力实际上由行政机关掌握。立法机关——议会——对国家生活很少有影响。地方政权集中在政府或部长会议委派的官吏手中。县长和市长是统治人民而不对人民负责的官吏，他们只受中央政府的管制，整套机构正是官僚政府的最好的例子。农民为了解决关于学校，饮水供应等一般问题，就必须远走到布加勒斯特去。从乡村寄到政府各部里的信被遗失了；即或答复，也是在半年或半年多以后。
区级的农业、财政、卫生等等机关都不归县长或市长管。每个人都可以随便对人民发号施令，却没有人向人民负责，没有人代表人民的意见。
这是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议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的典型例子。
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础——与反人民、反民主的制度相反，它是由人民选举，向人民负责，受人民控制，且在必要时可以由人民罢免的地方政权（地区、区、城市、乡村）的最高机关。
新民主国家的人民代表会议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的政权组织形式。
人民代表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它体现了不分民族、种族、教育等等区别的一切劳动人民的组织。
人民代表会议一贯用社会主义的精神解决民族问题。作为政权机构的人民代表会议的另一好处，是它的活动能够和群众组织——工会、合作社、青年团等——的活动相结合。
人民代表会议是这些国家内最民主的政权机关。它同时也是建立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人民的联盟，维持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唯一机关。
人民代表会议不是资产阶级议会型的专门发议论的机关。它是人民真正的政权，每天解决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有关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罗马尼亚工人党把发展和巩固人民代表会议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工作，因为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就意味着它正在成为人民民主国家——它正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唯一和最重要的政治基础。
人民代表会议与旧日的行政制度不同。它的工作建筑在吸收进地方政权和国家政权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身上。
把群众组织在临时委员会的周围的重要方法之一，是通过目前暂时执行人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各种委员会和民政委员会。工人、劳动农民、家庭妇女、青年、进步知识分子都被吸收到临时委员会的工作中。
人民代表会议就这样吸收无数的积极分子，他们加强人代会与群众的联系，把群众吸收到国家政权工作中来。（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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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书与工作
牛稼辛
之一：
一个同志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后，分发工作之前来看我，说：“工作倒是可以去工作，只是不能好好读书了。”又一个同志是在华北大学学习的，他来信告诉我，他想“继续读书深造”。
学习不只包括读书一方面，这是不消说的；在学习中读书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这也不消说。好好读书，这对于革命青年不但不是什么坏想法，而且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所以，想“好好读点书”，或想“深造”，基本上都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但在工作迫切需要着青年前去参加的条件之下，怎样才能把书读好，又怎样才能“深造”呢？我想在这里说一点自己个人的经验，供给读者参考。
年青时代，我曾幻想过有一座书房，数架图书，甚至还象阿Ｑ似的打过自己的嘴巴，发誓要“面壁十年”。我以为惟有这样才能够把书读好，才能“深造”，或真的“一刻禅悟”，使自己的智慧开闸。但结果并没有做到，也没有可能做到。因为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变动异常剧烈的时代里，幻想过着“象牙之塔”的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就即或有那么一座“黄岗竹楼”，容许你“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坐，而这样不结合实际，脱离革命工作实践行程的读书，也是没有可能把书读“好”或“深造”了的。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大约现在这样说的人似乎不太多了。又有人说：“读书是为了生活”。前者自然不对，而后者也是单纯为了“小我”的“天堂”。比如说“书中自有黄金屋”，难道这就不是为了“生活”么？其实正是为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生活”！所以如说“读书是为了生活”，就有着“为了怎样的生活”的问题。
我们是为了生活，我们所说的为生活应该是为人民大众的，进步的，自由的，民主的，幸福的生活。或者更具体的说，我们的读书，是为了学习革命知识，武装自己，以更好的做好革命工作，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如果离开这一点，而只想“好好读点书”或“深造”，那种想法和说法就是不对的了。毛主席告诉我们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我想，这应当是我们对于一切问题包括读书问题的一个基本态度和出发点。
所以，抛开当前的工作不作，与不安心工作，只想“好好读点书”，或已经在学习着，仍想回避工作“继续深造”，这都是错误的想法；其中甚至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士为四民之首”，“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种科举时代的“人上人”的思想的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