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列宁与苏维埃文学的产生
伊凡诺夫著
华明译
列宁，布尔塞维克党与苏维埃国家之伟大的建立者，对于文学赋予以极其重大的意义，视之为群众教育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工具。
远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列宁即曾精心研究过文化与美学的基本问题，并制订了艺术与文学领域中的主要原则。
在这方面，列宁的一篇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文学的布尔塞维克政策之根本原则。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五年革命高潮时写的，即此一端已足清楚说明列宁对于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如何重视的了。
这篇文章，供作党在文艺作家中活动的纲领，即在今日，仍保有其重大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即文学之党性的原则，换言之，即文学与工人阶级及一切劳动人民的利益必须互相结合起来。此即列宁所说“文学事业必须成为整个无产阶级运动事业的一部分……”的意旨所在。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中，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主要任务，如大家所记得的，是打败白党与干涉主义者。当时虽然战争在进行着。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人民，在那时候即已在经济组织与文化发展方面进行着广泛的工作了。
列宁在一九一九年写道：“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必须更多地从事于战胜资产阶级的抵抗，征服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这一类主要的与根本的任务，乃是自然而且必然的。但与此任务同时，另一任务也以同样的必然性且随时间之进展而更迫切地呈现到表面来了，那就是积极的、共产主义的建设之更本质的任务。…………”
在这一积极的、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列宁对于文化建设赋予以重大作用，而文学乃是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描绘这个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时，关于过去文化遗产的问题，必须提出清楚明确的原则来。
极力排斥文化遗产的各种各样所谓“反对偶像崇拜者”，刚在革命之后不久，比从来都喧嚷得更厉害，他们是这样一种人，虽然实实在在是不革命甚至是敌视革命的，却装得象革命元勋的样子。
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即已坚决打击了那些排斥旧文化尤其是为革命民主派所留下的遗产的一切企图。关于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的文化遗产的争论，曾进行过一次顽强的论战。
在那时期的布尔塞维主义的敌人中，特别危险的是马赫派，因为他们都是企图穿着马克思主义者的外衣的。巴格达诺夫（马赫派的理论家）及其信徒们排斥一切旧的文化。巴格达诺夫的“理论”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从头作起，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必须视为与无产阶级毫不相干的东西而把他们扔掉。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九○九年）中，对于作为巴格达诺夫及其信徒们之理论根据的马赫哲学，给予了一个粉碎性的打击。
列宁提出了他的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道路之真正科学的理论。他提出了一个论纲，即：必须把过去的遗产视为更进一步发展文化的出发点。
在同蔡特金的一次谈话中，列宁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对于那些真正是美丽的东西掉头不顾，拒绝把它视为更进一步发展文化的出发点，仅仅因为它是‘旧的’原故呢？”
可是，在从这种观点处理过去文化遗产问题时，列宁说，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一种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一种是民主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在俄罗斯民族来说，就是由车尔尼雪夫斯基与蒲烈哈诺夫的名字而著称的文化。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是革命民主主义遗产的卫护者。
日丹诺夫在一九四六年时说：“在文学领域中，我们党，经过列宁与斯大林之口，曾反复承认白林斯基、杜勃洛柳保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梯考夫——谢德林与蒲烈哈诺夫这些伟大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作家与批评家的重大意义。”
列宁关于文化问题的意见没有丝毫可以置疑的，他认为过去文化之最伟大的价值，是由民主主义文化的代表人物所创造的。列宁说，贵族与资产阶级出身的最优秀的艺术家的作品之具有“广泛的世界意义”，正是因为那些作品，由于忠实地描写了现实，而有助于群众的解放斗争。
可是，列宁坚持要批判地吸收过去的文化遗产，而反对盲目地、穿凿附会地接受之。
列宁对于过去文化的态度的典型例子是他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他在那些文章中，不仅讨论了这个伟大作家作品的强点，也讨论了其弱点。他指出：托尔斯泰，当作一个光辉的艺术家与对地主贵族的社会国家之无情的批评家看，标志着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列宁又强调指出，从思想原则上说，托尔斯泰的哲学学说，对于工人阶级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又是很有害的。无产阶级喜爱并珍视托尔斯泰之有力的、勇敢的现实主义，及其对剥削制度的非正义性与虚伪性之表示抗议，但又拒绝其有害的、反动的、空想的哲学。
列宁对于俄国文学之其他古典著作，也给予了同样深刻的评价。
列宁这样提出了继承旧文化之最优秀的传统的问题，认为不是消极的继承，而是创造的继承，提出了要按照无产阶级利益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去发展这种传统的问题。列宁恰恰是在这样的事实中看到了十月革命对于文化的伟大意义，即：十月革命，不是如那些仇视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说的破坏了文化的价值，而是从那为资本主义所注定了的破坏中拯救了文化。列宁在这一事实中还更进一步看出了十月革命之关于文化的意义，即十月革命“把一切技艺的奇巧，一切文化的成就，归为全体人民所有”。
列宁不倦地主张要掌握这些成就。他在“苏维埃政权的成功与困难”一文中曾这样写道：“资本主义所留给我们的一切文化，都必须拿过来，社会主义就是要从这里建设起来。一切科学、工程，一切知识和艺术，都必须拿过来。”
必须研究并批判地掌握人类社会所曾产生的最优秀的文化。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其一九二○年十月二日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上的著名的演讲中，讨论得特别详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讲，在发展苏维埃文化上，曾经起了重大作用。这篇演讲培养了几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者，在这篇演讲中，列宁非常强调地说，社会主义文化只能在过去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列宁说：“除非我们清楚地了解，只有依靠由整个人类发展所创造的文化的确切知识，只有依靠把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有可能建设起无产阶级的文化，除非懂得这一点，我们便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一种没有人知道它自何而来的东西，不是一种为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们所发明的东西。那完全是一种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必须是知识积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知识是由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官僚社会的压迫下所日积月累起来的。”
要贯彻列宁的这些指示，曾经作了很多工作，例如收集和保存旧文化遗产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一切能够促进劳动人民文化的进步与发展的东西。这包括由列宁建议而为政府所通过的关于为哲学、文学、科学和艺术的名人建立纪念碑的决定，关于出版俄国名著的决定，关于保存图书及对科学家关心的决定，以及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几年中所采取的许许多多其他办法。
远在一八九七年，列宁在其“我们拒绝什么样的遗产”一文中说，“保存一种遗产，决不是说要把自己限制在那种遗产上”。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之后，把自己限制在精通旧文化遗产上，更是不容许的。列宁是把这种遗产看作创造社会主义文化的出发点，他认为：主要的任务，是在新的基础上，按照无产阶级利益，去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艺术与文学。在革命的最初那些日子，列宁即提出了“要建设一种新文化的任务，当无产阶级形成其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以区别于它所没有参与过的旧文化。” 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首先即碰着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缺乏有训练有教养的人民。列宁指出，“没有大量的经过科学训练的专家，……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可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象这样的无产阶级专家的队伍是不存在的。需要多少年去训练。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九一八年春，列宁在“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利用旧的资产阶级专家的问题。
随后在一九一九年列宁又写道：“实际上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那些为资本主义所教育出来用以反对我们的人们争取过来为我们服务。”
很清楚地，这个问题主要是关系着知识界的人们，他们在思想上拥护革命，这样或那样地接受革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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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苏关系简史
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四周年而作
廖盖隆
一
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在这七十七年的长时期间中，列强（包括帝俄）没有一个不是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没有一个是以平等待我的，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友人。但是从十月革命起，中国人民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我们在求解放事业中的忠实朋友了，这个朋友就是苏联。
二
苏联自十月革命成功呱呱坠地的一天起，就向世界各国人民提议“树立巩固永久的和平”，指出这个永久和平的根本条件就是否认外国的领土侵略、强制合并及强制赔款等等。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苏联政府又以同一精神特别向东方各国，宣言自动放弃帝俄时代的一切不正当权利，随后即向中国政府提议进行谈判。由于这些宣言和交涉都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京军阀政府所封锁和拒绝，一九一九年七月苏联政府乃发表直接给中国人民和北京政府及西南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不仅重申平等待我的原则，而且热诚地指出：“我们对于东方民族，尤其对中国人民想脱离帝国主义武力和财力羁绊的运动，是很想予以援助的。我们不仅想救助苏联劳动阶级，而且想救助中国人民。”这个宣言，立刻得到了我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学生以至自由资产阶级、全体国会议员和民间各报的热烈欢迎。
这个宣言发表后，北京政府仍坚持与帝国主义的协约国“一致行动”而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又于一九二○年九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并为促使两国外交恢复，先后派遣代表优林、裴克思、越飞来华，但北京政府始终拒绝谈判。到了一九二三年初，苏联又派代表加拉罕来华，北京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才派出代表开始谈判。中经一年多的拖延、变卦，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底，北京政府才批准“解决中俄两国悬案大纲协定”，两国邦交才正式恢复。
这个“中俄协定”，是中国与外国破天荒第一次签订的平等条约。在协定中，苏联宣布自动废除旧俄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租界、租地、贸易圈、兵营等特权，放弃庚子赔款，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路除商业事务外的特权等等，把帝俄时代对我国的侵略性行为一扫而尽。
尤其重要的是苏联给了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为起点的新的革命运动以极大的帮助。五四运动就是在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感召下进行的。五四运动的最重大的结果，就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就是两者互相结合起来，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中国无产阶级以独立的阶级和以领导力量的资格登上中国革命舞台的结果，中国的历史就改变了面目：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软弱无能的、已经证明无法取得胜利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让位给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并与苏联联合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由于苏联直接的帮助和国共合作，中国出现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这个时期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接受了苏联的帮助和中共的建议，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四年，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建立了黄埔军校，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因而在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革命势力，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举行了北伐，取得了从珠江流域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巨大胜利。没有苏联的帮助，革命这样迅速而巨大的胜利是不能设想的。
孙中山先生深知中苏两国人民携手并进，是取得中国革命成功的两大关键之一。他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所谓必须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说必须联合苏联。他在致苏联的遗书中，无限热诚地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三
但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旦利用了中国工农的鲜血和苏联的帮助抓得了大地盘以后，就立刻背叛了孙中山的遗教，对内屠杀共产党和革命工农，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疯狂地反对苏联。
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就举行了以捏造的中山舰事件为借口的阴谋事变，将二三十个帮助中国革命的苏联顾问解职。到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到七月国民党便对革命者举行了大屠杀，同时将所有的苏联顾问解职、驱逐。同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围攻苏联领事馆，惨杀了副领事以下数十人。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对苏全面绝交，驱逐各地苏联的领事和侨民，封闭一切苏联在华经营的事业。一九二九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更进一步指挥东三省军阀的军队，侵犯苏联在华的商业利益——强占中东路，并发动了最可耻的武装进攻苏联的冒险战争。
国民党反动政府既然对内举行反人民的战争，对外又背弃了国际的好友苏联，就使凶恶的外国侵略者有机会打进来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空前未有的民族危机就到来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是苏联对我国伸出了友谊的援手。苏联外长李维诺夫于九月二十四日向日本提出口头警告，他并且说：“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尽一切必要的帮助。”苏联政府并向中国政府提议立即恢复两国邦交。在舆论的要求下，延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政府才宣布恢复两国正常的外交关系。但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苏联政府数度提议订立两国互不侵犯条约，始终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拒绝。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包括“绝交”的五年和“复交”的五年，乃是中苏两国邦交黯淡的时期。但是国民党疯狂的反苏政策只是执行了他们的主人帝国主义的意旨，而绝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旨。中国人民在这十年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反对反革命的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深厚友谊仍然是日益增进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虽设立了重重的铜墙铁壁，仍然不能阻止两国文化交流的发展。苏联和各国无产者在这时期中一贯地给了我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以伟大的声援，中国人民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十年革命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绝对不是孤立的。
四
一九三七年中国实现了国内和平，开始了对日抗战之后，对我援助最早最多的国家，又是苏联。一九三七年八月，苏联与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曾以三万万美元的作战物资援助我国抗战。苏联的航空员和军事专家曾成批地志愿来华服务，同中国人民一起抛头颅，洒热血。
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遭到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的进攻之后，它不能不首先集中全力去粉碎德国侵略者。
自那时以后，国民党又执行了积极的反人民反苏的反动政策，使中苏邦交处在不正常的冷淡状况中，并使中国抗战处在最困难的境地中。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法西斯被击败以后，盘踞在中国大陆上的日本侵略者还在企图顽抗。这时举世的目光都集中在强大无敌的苏联红军身上。举世公认只有苏联出兵击溃日本的陆军主力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因此才有波茨顿会议前后中苏两国的谈判，才有同年八月十四日“中苏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在中苏谈判中，苏联担承了对日作战的义务。八月九日起苏联红军进兵东北，歼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一百万关东军，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因此使东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迅速地从日寇压迫下得到解放。这是中苏两国友好谅解的直接结果。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了两国在对日作战期间和在打败日本以后互助合作，以便维护远东的和平和安定，防止日本再起侵略。为此目的，两国又协议在商业事务上共同经营长春铁路，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和大连商港。这个条约奠定了远东和平的基石。正因为如此，这个条约是完全有利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完全有利于中国人民的，仅仅对于企图侵略中国而特别是企图侵略东北，企图重新把东北人民和全中国人民踩在脚底下的那些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才是不利的。因此，中国人民热烈地拥护这个条约；而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在日本被战败以后，则转而拼命诽谤这个条约，拼命诽谤苏联。
五
苏联对中国一贯地采取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联的这种政策和美国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侵略中国的政策，恰恰站在相反的地位。因此就揭露了美国帝国主义企图奴役中国人民的真面目，打破了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在中国大陆上挑拨新战争的冒险企图。这种政策又仅仅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是不利的，而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于中国人民则是极为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这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被歼灭的国民党军队手中取得了美国的武器和物资，终于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中国人民对于这一点，是引以为荣的。
但是如果认为中国人民没有苏联和各国人民的援助，就能取得现在这样伟大的胜利，这种想法就是绝对错误的。苏联和各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援助，就在于苏联红军担任了主力军打败了法西斯德、意、日，并帮助了东欧各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因而就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战线，使得中国易于战胜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就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领导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人民，组成了强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阵营，抗击了帝国主义反动阵营的侵略政策，由于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集中在西方，帝国主义反动阵营也便无法集中力量来镇压中国革命，和不易于发动对中国人民的冒险的武装干涉，只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能在帝国主义战线比较薄弱的东方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苏联给予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定性的帮助还在于，苏联对于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以至各种形式的实际行动上的帮助，尤其是理论上的帮助，苏联给了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装。没有这种理论武装，人民革命运动就绝对不可能获得今日的胜利。
× × ×
中国人民在取得革命的胜利之后，还必须保卫革命的胜利，并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两方面，中国人民都必须取得各国无产阶级的援助，首先主要地是取得苏联的援助。让我们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同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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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军文化进步的辉煌表现
中央红军剧团介绍
莫斯科讯：“苏联军队，不仅为斯大林胜利的军事科学和优良的物质装备所武装着，它同时也是一支最进步的文化大军。”这是巴霍莫夫在文化与生活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的。他说：“苏军有它自己的艺术室、歌咏队、舞蹈队和剧团，苏军是教育人民的重要的学校。”
巴霍莫夫在该文专门介绍中央红军剧团的情况称：中央红军剧团是苏军文化进步的辉煌表现。它是二十年前在帝国主义对苏联远东边疆进行挑衅攻击时期的战斗气氛中建立的。战前，这一剧团上演了苏联剧作家关于内战、建军和我国军事历史的戏剧。该剧团几乎曾在一切军区演过剧，访问了苏联的许多城市。在伟大的爱国战争期间，该剧团所演的剧，以新的力量表现了苏维埃爱国主义的主题。它上演了伯尔文切夫、高涅楚克、里昂诺夫及其他苏联剧作家有巨大教育意义的剧本。战争期间，该剧团的男女演员们在前线演剧并举行二千五百多次音乐会。与苏军官兵的密切联系，对该剧团上演“斯大林格勒的人民”（叙述伏尔加伟大胜利的爱国剧）一剧的帮助很大。该剧团上演伯尔文切夫所写的描写大股德国法西斯军败北及克里米亚解放的剧本“南方的会合点”，也获得了成功，战后，该剧团上演了契普林的剧本“最后的战线”，该剧的故事是发生在爱国战争结束的时候。该剧团也上演过描写苏军侦察兵在日本关东军后方作战的“在另一条战线上”。该剧团并上演“第二战场内幕”，来揭露新战争的挑拨者。这个剧本是苏军军官索布科编写的，它忠实而令人信服地说明：当二次大战正进行时，英美垄断资本家怎样力图与他们的德国同类谋反妥协，说明美国工商业家怎样不惜一切代价力图征服欧洲各族人民。这些剧本的演出，对苏军官兵都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
【新华社北平七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