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国药业订罢集体合同
百余职工进学习班
努力学习政治业务
【本市讯】国药业职工会成立后，职工们已有组织有计划地热烈展开学习，是全市私营商店店员工人中学习最起劲的行业。
该业职工会原计划在九区作重点试验，举办职工学习班，获得经验然后推广到各区，最初参加的只有几十人，但工作开始布置后，邻近的外城八、十、十一、十二等区的工人都相继自愿报名，后来内城各区如四、六、七三个区的工人也来参加学习，于是全市城区除去二、五区外，参加学习班的工人几已扩及全市，共达一百六十余人。他们所以这样热烈参加学习，主要是由于组织了自己的职工会、订立了劳资集体合同，从解决实际问题中启发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集体合同对他们应得的工资、福利有了保障，他们都感觉需要职工会，对中国目前革命形势也需要有深一层的认识，所以，对学习都很热心。
学习班于八月一日开学，地点在前门箭楼第二人民教育馆，现在已上课五天，每天缺席的人极少，住在西直门新街口的工人也都准时赶去。时间是每天早晨七点到九点，因为在这时间内药铺买卖清淡，学习不耽误工作。
学习班设班务委员会，由人民教育馆三人、职工会七人、学员五人共同组成，人民教育馆馆长焦长山任主任委员，民教馆的干部任教员，学员每五人到十人组成一小组，选一小组长，共分二十四小组，八个小组另合选一组长，共三个组长，全班另有正副班长各一人。学习上的问题由小组长、组长、班长分别协助班务委员会领导。学习时，讲课五十分钟，讨论三十分钟，解答二十分钟。工人们都很认真地讨论，提问题。
学习班的课程有：政治、时事、业务、唱歌。政治课的内容是“政治常识”和“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两种课本选择的不够适当，没照顾到工人普遍的政治文化水平，只适合少数人需要，所以很多人感觉课本太深。现在教员讲解时正本着“简”、“浅”的原则，通俗浅显的讲解问题。关于业务学习的内容，正征求工人意见到底学些什么。工会方面的意见，认为可以讲些药物常识，以及如何发展生产，改进旧的制药方法等。
（荫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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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与建议
损失是怎样造成的
——向电业公司建议
上月九日，燕京造纸厂的电机室，因下雨屋漏，电力表的变流器烧毁。经燕京造纸厂以电话通知电业公司，并以汽车往接修理人员，但电业公司当时并未派人来检查与修理。燕京纸厂停电三小时，自己将线修复，恢复工作。电业公司三日后方始派人检查，检查的结果，仅变流器烧断一部。燕京纸厂因为要求时间上的经济，愿自将烧毁了的变流器修好，仍按规定交费，由电业公司派员检查按装，但电业公司不允许，据他们说，他们的制度规定：烧断了变流器，用户须赔款一万元并工资七百三十元，并须与电表同时撤换。到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才来人换电表，中间相距十八天，换电表须得停电，可是正在工作时间，纸厂只好全部停止工作，至下午一时五十分装换完备，试验时，又将新换的两个变压器烧毁，该公司无法，遂将原电表按上，仍用原来的变压器，仅换了一个变流器，即已完全能用。这时候已是三点四十五分了。
按照以上经过，我们对电业公司提出三个意见：
一、希望以后电业公司接到了事故的通知后，应该立时派人检查与修理，以免影响生产。这次电业公司竟在三日后始来检查，结果共迟延了十八天时间，是不好的。
二、在电业公司的制度上，不合理的应该纠正，制度要合乎用户的实际需要；并且要酌量实际情形，予以相当的便利。
三、在换装电表的制度、时间和技术上也应该检讨改进。换了一个电表，（也是由于出了新岔子），费去三点四十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全部停工，少出六十多令纸。这个损失本来可以避免。因为当时如能按照我们的请求，只换一个变流器，只需半小时就够了。可是电业公司的来人，不接受我们的请求，非另换全部电表不可。结果却仍然只换了一个变流器。 （燕京造纸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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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信局答市民问
一、你们的业务方针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公用事业有何不同？表现在那里？解放后与国民党时期价目比较如何？
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电信事业是为反动匪帮、官僚资本家、奸商和特殊阶级的人们服务的。伪法统中有“新装电话限制办法”第一条中有明确的规定，新装电话只限军政机关及机关首长住宅、外交团体、通讯社、报馆等。也就是说，普通商店、铺户和一般老百姓住宅不论局方有无空号，根本拒绝装按电话。于是造成电话私倒、私售的黑幕。一般有势的战犯和有钱的奸商，可以任情的随意装按。战犯熊式辉四个“公馆”有八部电话；许惠东家也有五、六部电话。但生产企业、小型工厂、市私立中小学校、商店，没有特殊势力，没有金钱来私买运动，旧电信局都用“无空号”来拒按。
又如过去的电报、电话通讯，几完全为贪官和奸商所把持，做为剥削人民的工具。特快电报和电话，事实上，在现代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情况里，在目前业务尚不甚忙的时候，似还不太需要。但伪官和奸商们勾结，他们争先的利用这些“特快”通讯，做囤积倒把交易上“争取时间”的工具。所以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越波动，电信业务越繁忙，电信业务越繁忙，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越痛苦了。
解放后，电信业务是针对着过去的错误和缺点逐步的加以改善。今后再没有匪帮和奸商们的左右与把持，它已经变成服务社会，和便利人民的工具了，和过去反动派统治时期来比较、虽是同一电信事业，却有着其本质上的不同的。
现在，电话开放了。人人都可以申请按装，伪规章中的一套“过户移机限制办法”取消了，给予用户们合法的自由和便利，并合理的退还拆机户押机费。这样旧时代中一切私售出倒电话的黑幕，就逐渐的消声敛迹了。
目前，电信总局正在召开华北电信会议，已经把旧规章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并举办民意测验，通过群众意见，把完善的新规章议定出来，并将随即公布施行。
又关于价目问题，国民党时代毫无标准，有时过高，高得非普通用户所能负担；有时又过低，低得月月亏累，只好依靠伪府滥发钞票来贴补，最后的结果是：物价暴涨，民不聊生。
解放后，电信事业是公营企业，在“自给自足”的原则下报话价目，经过精确的核算，订出收费的实物标准（如电话人工局墙机每月租费为小米五十斤），这标准是维持通讯迅速和事业生存上最低的需要，我们用这标准来折合币额，在不靠政府贴补和照顾用户负担的兼备条件下，向用户们合理的收取租费和报价，如果和国民党时最低价目来比较确是提高了。
一般的说，现价较国民党统治时期之高价为低，我们用实物为标准来相互对照，就可以明了了。现在我们用电话价目来举几个实在的例子二二十六年六月人工住宅电话每月租费为银圆七元，合当时小米二百卅三斤五两，三十五年十一月月租费为法币一万五千八百元，合当时小米七十九斤，但现价工人墙机每月为五十斤小米。我们六、七两月按六十元一斤核的，较现在（七月底）市场售价几乎便宜一倍，用小米斤数来比较，比二十六年六月价低四倍，比三十五年十一月价低半倍。但三十六年和三十七年上半年国民党故意把价目压低，恶意的照顾到少数用户的利益，因为过去的用户多为匪帮头子、官僚资本家、奸商暴发户、伪参议员、特务和有财有势的特殊人物，这些人在反动社会里有势力，反对加价（还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交租费，白使电话），好把亏累转嫁给大多数不利用报话的老百姓身上来负担，又是显然和人民为敌的行为，这行为当然为我们人民政府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