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文学与政治
莱苏切夫斯基
华明节译
列宁于一九○五年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所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对于文学理论是一个巨大贡献，而且在革命工人阶级以及后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艺术之创造与发展上，曾经起了决定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或科学能够“超然”与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因而“超然”与独立于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的政策之外。列宁说：“生活于社会之中而又超脱于社会之外，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剧人的自由，不过是对于钱袋、收买、津贴之秘密的（或虚伪地装饰着的）依赖而已。”
列宁指出：离开政治的“艺术自由”的虚伪宣传，是一种资产阶级观念。其目的是要欺骗人民，掩饰与隐蔽资产阶级艺术之对资本家政策的依赖。为了遮蔽这种依赖，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扯起了一种烟幕，其表现形态就是什么艺术的“无党派性”，艺术的“自由”与“独立”，艺术的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等等虚伪口号。
他们虽然叫嚷着他们的作品是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可是他们却勤勤恳恳地进行着有利于帝国主义政策的宣传，孜孜不倦地向读者灌注反动的与反人民的观念。那种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与“创造努力的自由”之空谈，不仅是打算着要去欺骗广大群众，而且也打算着要去搅昏与欺骗那些在政治上没有经验的诚实的文化工作者。一个作家如果让他自己着迷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而企图超然于阶级斗争之上，就一定会不知不觉地变成弥漫于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
只有在作品中高举着表现千百万普通人民的利益和理想的政策的作家，才真正能够为人民与进步事业服务。
工人阶级是有组织地抗御那些谎言的。他们是向前看的，他们的政策是去加速历史进程，解放劳动人民的。与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有机地结合着的文学，是在为这个伟大事业之胜利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共产党公开宣告进步文学是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策直接联系的。这才是一种真正自由的文学，因为它是为争取群众之完全解放，为整个工人阶级之真正自由的斗争服务的。
在列宁死后，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更进一步发展了作为列宁的伟大教义之一的文学党性原则。
在提出文学党性原则时，列宁强调地说：“文学事业必须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苏联共产党已把这个口号实现于生活之中。今天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中对立的诸阶级已不复存在，人民在道德上政治上都已统一起来了的国家，文学是整个人民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除了苏维埃人民的利益外，没有其他利益。文学党性的原则，就是在于为这种利益而斗争，而这种利益则是表现在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之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社会意识是为物质生活所决定，转而又给予物质生活以主动的影响。常常正是那样。但在苏维埃社会中，社会意识的作用，与从前一切时代比较起来，是大大地增长了。苏联人民已经完成了恩格斯所曾预言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跳跃。他们不再是社会发展之自发势力的奴隶，而是他们的主人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如我们所知道的，不是自发地进行着的，而是有组织地按照计划去进行的。
它是为共产党与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所指导的，这种政策是根据对于历史发展规律之科学的认识，及以人民利益为第一关心的事情而制订出来的。这种政策获得了整个苏维埃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把它实现在生活之中。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群众才能制订真正的政策。”
广大群众的觉悟在这里具有决定的重要性，因此，共产党对于群众教育赋予以重大意义。苏维埃文学自然而然地要在这方面起一种重大作用。斯大林曾把作家形容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要教育群众，作家自己必须深刻了解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圆满地迅速地把它实现在生活之中。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这一点很清楚地写在一九四六年关于文艺问题的决定中。它尖锐地斥责对于思想、对于政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并提出了明白而鸿富的艺术活动原则，以求达到文学之更进一步的前进与繁荣。
在党的关于文艺杂志的决定中指出：“……我们的杂志是苏维埃国家教育苏维埃人民特别是青年的一种有力工具，因此它们必须为构成苏维埃制度之生命基础的政策所指导”。关于剧场的上演节目，决定中说：“……苏维埃剧场只有积极宣传构成苏维埃制度之生命基础的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才能执行其教育劳动人民的重要任务。”
因此，党特别强调广大群众教育的重大意义。对劳动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克服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的残余，在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期，就是说，在现在的苏维埃社会生活的时期，具有决定的重要意义。因此，文学的教育作用也必须加强。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意即生活之忠实的描写，现实之真实的再生产。在这一点与对艺术作品要为政策所指导的要求之间，是否有什么矛盾呢？一点也没有。作家只有在他自己为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所指导时，才能够对于现实（在其革命的发展中）给予一个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因为这种政策是放在什么基础上的？是放在对于社会物质生活之发展的真正需要的知识上；放在现实及其发展规律之科学的知识上。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把它的政策仅仅放在确切地与无可争辩地被证实了的事实的基础上。”这是苏维埃政府政策的基础。它（政策）是从现实出发而又转向现实，被体现在生活之中而又变革生活。政策与现实在苏联是一个辩证的统一。表现在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中的人民的理想，是与现实之客观发展相一致，而又把它推向前进。
自然，作家，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直接去观察生活事实。他注意观察事实与现象，选择之，在形象中体现之，是按照他的艺术家个性的特点去作的。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艺术。但同时，苏维埃作家要从政治观点去接近生活事实，加以评价。没有这一点，也不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没有这一点，要正确观察与表现人类活动或人民的内在世界，是不可能的。因为苏维埃人民所作的工作，就是把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翻译成为生活。
只有把艺术观点与政治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作家，才能忠实地描写生活与人民的发展过程，才能胜任“去表现苏维埃人民之新的高尚品质，不仅要表现我们今天的人民，而且也要透视将来，帮助着去照耀前进的路道……”（日丹诺夫）。
要作一个政治家，是什么意思呢？列宁指示我们，这意思就是说，“不是从个人观点，而是从群众观点”去分析现象，“从千百万人民的观点和千百万人民之间的关系”去研究那些现象。
只有这样一种立场，才能保证作家不致狭隘地去接近生活，不致犯各种各样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致象自然主义者的照像一样，不致在偶然印象的歪曲镜子中去描写现实。放弃这种立场的作家，就会对于现象发生错误的处理。
举一个例子。一个人曾经因为怕死而犯了叛变的罪行。假若作家是从这个怕死者的观点去接近这一事实，他会去证明此种叛变行为是情有可原，或者，无论如何，他也不能下一个罪有应得的判定。这样就不得不歪曲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然而，假若作家是从人民的观点，“从千百万人民的观点与在千百万人民之间的关系”去评判这个事实，那结果将会完全不同。他将会揭露该怕死者对于社会所犯罪行的真相和人民对他的态度。列宁曾经说过：“从个人意义上说，在一个由于懦弱而发生叛变的叛徒与一个蓄意叛变的叛徒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从政治意义上说，就没有这样的差别，因为政治是意味着千百万人民的实际命运，对于这种命运，千百万工人和贫农为叛徒所出卖，究竟是由于叛徒之怯懦怕死而出卖的，还是由于叛徒之利欲薰心而出卖的，那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因此，一种文学作品之艺术的，以及智力的和教育的意义大小如何，依赖于作家在政治上的成熟与坚定的程度，依赖于他从生活发展的主要趋势的见地去观察与评判事实的正确程度。如我们所知道的，一种作品，假若在其中所描写的人物愈现实，愈接近生活，愈真实，他们体现典型的，新的，正在生长着的人物愈圆满，愈深刻，则这种作品的艺术力量也愈大。
（节译自苏维埃文学月刊一九四九年第四期）
第4版()
专栏：
把铁路修到汉口去！
简群
正当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四月二十一日的进军命令发出的时候，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二支队赶到了平汉线郑州南面的郾城，开始接受抢修郾驻（驻马店）段的任务。
荒芜了很久的平汉铁路，野外横生，路基上的石子，深深地被埋在半尺厚的泥土底下。残留的铁轨，象田野的饿莩似的零乱地散在野草丛生的道床上，要不是从同样的高度和宽度这两方面去判断，真难看出这原来是一段有名的平汉铁路啊！
接受了抢修任务的战士们，他们真是一点也不能等待和忍耐了，材料还没有运来的时候，战士们有的已把旧铁轨和枕木抬回家里，请铁路工友出身的排长和副班长给他们上课。他们实际的练习着抬道铁和打道钉，有不少的战士听到了抢修津浦线时一中队一连八班李财画圈练习打锤的故事后，一个个在地上用粉笔或木棍画个圆圈，用打道钉锤练习打着。有的还创造了打道钉的游戏，一个战士把道钉插在地上第二个战士就举锤子打，把道钉打歪打掉的时候，打锤的人就栽钉子，把锤子交给另一个人去打；把钉子打正打进土的时候，栽钉子的人把钉子拔出再插到另一个地方上，让那个人再打下去。看谁打的钉子多，看谁打的时间久。
村庄里的农民们，看到了兵团的这些行动，一个个都奇怪有趣起来了。“傻家伙，大热天还抬大铁玩！”有些人偷着议论。可是，当他们看到了战士们天天给他们家家挑满水缸，当他们听到了战士们讲述着穷人翻身的故事以后，就把这些战士当成自己亲人似的，一个个苦痛地诉着自己所遭遇的苦处。
“同志，吃穷队（指蒋匪军）在河南的时候，把我们老百姓都害苦了！”
“同志，我只有一个儿子养家，被他们抓兵抓去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啊！”
“大树被他们砍去了！白面被他们抢去了！牲口叫他们牵去了，不拿钱就赎不回来！”
诸如此类的话，把东北籍的战士们的往事都勾起来，从痛苦的回忆中，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了人民解放军。
“一样的，老大娘，我们过去也和你们一样啊！共产党八路军来到东北以后，我们大家都团结起来，把反动派和坏蛋都打倒，现在我们光景都好起来了，你们这里也会一样的，只要把反动派完全消灭净了，全中国都会一样！”
在村庄外面，战士们也经常遇见威武雄壮的野战军，一队一队在铁路的道床上向南走去。
“你们是从哪里出发的？”
“北平！”
“到哪里去？”
“湖南、广东、到全中国！”
“走了多久了？”
“一个多月！”
“辛苦了，我们一定要早点把铁路修好，赶快运大批粮食炮弹接济你们！”
“好！希望你们努力，快点把铁路修到汉口去！”就是这样，在没有抢修前，战士们就接受了两课实际的教育！他们知道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为谁下的！他们也知道如何去回答这个命令。
开始投入抢修时候，干部们接受了过去的经验，每连找一个有技术的排长指挥，每排找一个最好的工友指导。排以上的干部，有的掌握抬铁，有的掌握打钉，有的掌握拨道，他们组织得这样科学，当道木刚铺上的时候，推轱轳马的战士就把道铁卸下来；道轨刚一卸下，打道钉的就撵上，紧接着就是上夹板拨道，一组一组的，好象走马灯一样的追着。谁也不愿叫前面的拉下，谁也不叫后面的撵上。看啊！当他们干得又紧张效率又大的时候，一个个高兴的喊起整齐雄壮的号子来了！
“嘿！嗨！
同志们真高兴嗳！
同志们真努力咧！
快快向前修嗳！
谁也不落后嗳！
修到汉口去啊！
修过长江去啊！
消灭那反动派嗳！
解放那全中国嗳！”
在炎热的阳光照射下，战士们一个个都晒得象下雨一样的把衣服全湿透了。可是，他们吃过了午饭后休息不到一个钟头，又开始在火炉似的阳光下干着。
修到了一座桥边上，河水挡住火车过不去了，修桥的同志真着急啊！一个排长就使劲的喊起动人的号子来：
“嘿！嗳！
前边老大哥啊！
修到桥边上咧！
他们过不去啊！
就等咱们了嗳！
同志们努点力嗳！
快把桥修成咧！
桥要修好了嗳！
老大哥修过去嗳！
修到汉口去嗳！
修过长江去嗳！”
“加油！”战士们一个个着急地喊着，他们站在深到胸部的河水里，使劲的掣着绳子。绳子一松的时候，水花溅到脸上，溅湿了全身的衣服。
当天晚上，战士们看到桥没修成，又要求打夜班了。中队干部说：“你们昨晚打了一晚夜班，两天一宿未睡觉了，今晚歇一歇吧！”
“不行！咱们累点也没关系，不能把老大哥拦住！”
就这样，干部挡不住战士热情的要求，当天一黑的时候，瓦斯灯点起来了，明亮的灯光照耀了整个的玉汝河的附近，雄壮的号子声，震破了整个原野的静寂。
当天一亮的时候，修线路的队伍赶到桥边上来，桥已经修好了，火车就顺利的开了过去，枕木和铁轨又被战士们飞快的铺向南去！
经过了二十一天的努力，这支队伍在平汉线上一共抢修了四十一座大大小小的木桥和铁桥，抢修了五十六公里的干线，和四公里零九百米的侧线。六月十一日，他们赶到了长台关和信阳附近的淮河＠河两大桥的边上。
从六月十二日开始，淮＠河桥的上空，大雨淋淋的下起来了！可是，还有比这最更要紧的事吗？战士们在大雨当中，把打桩的大木架捆好，抬到水上，在大雨倾盆的下面，他们狂烈的喊着号子，在半人深的水里拉着扑着。
“回去吧！雨下小点再干！”
“不！一定要按期完成任务！”战士们大声地喊着，桥大一中队长吴杰，雨衣不穿，草帽不戴，爬上又高又滑的架子，在大雨淋淋下，领导大家喊号！
经过了全支队同志和数千民工的努力，淮＠河两大桥终于在七月七日通车了，这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这是全中国的胜利！
在淮河桥抢修中，有许多人估计得用一个月，有不少老百姓说按过去国民党那样修法最低限度得用一年。可是，人民解放军不但能抓住了执行破坏＠河桥命令的主犯蒋匪铁道兵团副营长刘振炎，而且在短短的十四天中将破坏惨重的淮河桥完全修复，在二十天中把＠河也修复起来了。
“把铁路修到汉口去！”这已经快要不是一个口号，从新乡到汉口，只剩下汉口北面九公里的一座二号桥未修复，这口号已经快成为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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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缘起
我们这些人，一部分是说书卖艺的（就是曲艺工作者），一部分是情愿对这种工作帮忙的。这次全国文代大会聘请曲艺界派代表参加，我们觉着很高兴。这一界的人，向来就作的是文学艺术工作，可是在解放以前，向来不曾被算到文学艺术的圈子里，这次可算翻了一下身。
这次文代大会开过后，所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们，都一致感觉到文学艺术应该为大众服务，从这种思想出发，使我们更感到曲艺之重要：全中国有多少说书卖艺的，虽然没有数字的统计（有人估计约在十万左右），可是这种艺术影响，是很普及的——谁还没有听过说书或看过玩杂技的呢？
有那样多的人，接近的群众又是那样广泛，正好为大众服务，可惜因为过去不被人重视，留下两个很大的毛病，要不改造一下，是担负不起这个重大任务来的。这两大毛病，一个是艺术本身上的，一个是作艺人身上的。在艺术上：不论是书词的底本，不论是杂技中的闲话，都是从好多年前就被创造出来经过师徒相传一直传到现在的——其中虽然也有些作艺的朋友们随时加了些应时的成份，可是合乎大众利益的不多，因为过去的社会是地主、官僚、军阀、买办们的天下，对大众有利的东西都对他们有害，加进去他们便要干涉，因此流传下来的旧作品，大概都不能为今后的大众服务。在作艺人方面：这些作艺的朋友们因为要靠说书卖艺过日子，就不得不为出钱的人捧场。在过去，大多数群众生活都很苦，闲工夫也不多，作艺的朋友们光靠他们维持不了生活，就不得不把地主、官僚、军阀、买办们的狗腿子干儿孙们当作主顾，因为那些家伙们一有工夫二有钱。可是那批家伙们，向来不把人当成人看待，谁想花他们的钱，就不得不受他们的气。作艺的朋友们因为要吃饭，就只好忍着气来讨他们的欢心，陪着笑脸接受他们的侮辱，日子久了，不只不想再和人家争什么地位，反以为这是命定的身份，因此便给自己造成一种特有的思想意识与生活习惯，什么也不讲究，要说叫他们马上来为新社会的大众服务，也很困难。以上这两种毛病，如果不彻底改造，不只不能为新社会的大众服务，反而成为新社会的渣子，对自己对大众都有好多害处。
就因为这些原因，我们才准备成立这个改进会。我们觉着这样数量广大又会接近群众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只要能把那两个大毛病改过，积极来编写说唱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服务的新东西，就是新社会一支现成的文化大军。
不过这件工作太大了，光凭少数人办不了多少事。我们现在可以先摆开个小摊子，作一作准备工作，想要大规模开展，还得请更多的朋友们来参加，希望曲艺界的先进者和其他各界愿意帮忙的朋友们，多多来参加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以便使我们的愿望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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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磨的姑娘
游击区小故事
冬池
敌人从这里过路，
又沿着公路两边扫荡。
推磨的姑娘，
一把抓住王勤同志，
把蓝布衫子脱下，
穿在王勤同志底身上。
还把一条蓝布手巾
顶在她底头上；
衣服和手巾
都象落着一层白霜。
敌人在小李庄，
挨门搭户地
搜查一个很红的
女共产党员。
“呱达达！
呱达达！”
王勤同志
坐在磨房里，
低着头筛面。
敌人过去了，
王勤同志
出了一口长气：
“谢谢你！
你这个聪明的
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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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的作品在苏联
刘得复
苏联文学的奠基者、革命文豪高尔基的作品在苏联，根据莫斯科新闻一九四六年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上的统计，即已达到那样庞大的数字：
高尔基的著作在苏联有六十六种不同的语言的版本，总数为四千二百万册。
十月革命前的二十年间，以俄罗斯文字出版的高尔基的作品总数是一百零七万二千册，同时并以七种其他沙皇时代的外国侨民的文字刊印了三十一万一千册。
有些民族十月革命之前是没有文字的，现在也能以自己的文字来阅读这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了。
读者最广的是他的小说“母”，这是作者一九○六年侨居美国时写的，已再版一○六次，总发行额是一百七十四万七千一百册，以二十八种语言。其次就是高尔基一连串自传式的小说的第一部分：我的童年，共再版七七次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