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个性主义”哲学批判 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批判（续完）
裴霍夫斯基
四 物质世界不能影响感觉吗？
任何唯心主义反对唯物主义的传统理由是假想地认为从唯物主义观点是解释不清楚意识现象的。个性主义者对这个陈腐的论据也喋喋不休地发了种种不同的议论。“假使理性产生了，”佛里威林装出郑重其事的样子说，“但是说理性的泉源并不是最初的理性，那末意思就是说可以无中生有了。”
大家知道，最荒谬的宗教理论之一就是承认全宇宙是被神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所以别人还可以，但是正统的有神主义者还是免开尊口，不要谈什么无中生有之类的话，不要把病人的毛病移到健康人的身上去。
佛里威林的论断就是唯心主义者所沾沾自喜的贫乏的形而上学的模范。个性主义者先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划下一条无法接近的鸿沟，然后又说，“精神”不可能从物质产生，这样的产生就是无中生有的产生。对于形而上学者，从无生命物质转变成有生命物质的过程是不可能有的，是无法想象的，——佛里威林的论断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对于形而上唯心主义者不可能的，对于他们永远成为绊脚石的，却轻易地从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解决了。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意识的产生不会成为一般发展法则中的例外：意识的产生，是和一切新因素的产生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不是无中生有地产生的，而是物质通过合乎规律的辩证的发展过程而产生的，这种发展过程在原则上是可能加以合理的、科学的认识和解释的。唯物主义哲学在科学面前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解释意识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它认为这样的解释是可能的，而且满意地指出，科学已经在达到这样解释的道路上通过了不少路。但是从个性主义的观点看来，这样的解释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进行科学的探究，是和唯灵主义的个性主义教条相抵触的。
还有霍金教授对这个重要问题提出的反对唯物主义的论据之荒唐和原始，也不下于佛里威林的论证。他重复着笛卡儿的老朽的论调：精神是无形的实体，所以，它不可能和有形的实体的物质有关系。“思想在哪里呢？”霍金愚蠢地讽刺道。“它在脑子里吗？还是在额角里？……思想是长形的吗？想到立体时的思想是立体的吗？大思想在脑子里所占的位置要比小思想大吗？”霍金还可以根据这理由提出一个问题：想到驴子时的思想是驴子形的吗？霍金的思想，在脑子里占的地位一定很小，所以，毫无疑问他的思想不是立体的，而是平面的。实际上，为了证明霍金的逻辑之荒谬，只要把它应用到任何别的物质存在的特点、表现和形式上去就够了。霍金化费在讨论立体问题上的时间是立体的吗？他讨论这问题时发出的声音是立体的吗？有形性是物质的特点之一，意识是物质组织最高形式所特有的另一特点，所以把空间的定义应用到意识的作用上去，是很荒谬的，正象把声音的描写加到色彩上去或把色彩的描写加到声音上去和说绿的嘘嘘声或嘹亮的黄色。
为了给唯灵主义找“经验基础”。个性主义者也用别的诡计。例如勃拉依特曼说：我们的全部经验都是有意识性和个性的，所以我们的经验的原因，就是引起我们感觉的那种东西，应该是符合于它的结果的，而且也是有意识性和个性的。换句话说：我们的感觉的终极原因是创造精神，是神。
这种唯心主义的“经验基础”是一种平面的、贫乏的和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鲜明例子，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是唯心主义者利用来为唯心主义找“基础”的。勃拉依特曼的这种贫乏的“智慧”是从故柏克莱主教继承下来的，结果他得出这样一个平面的形而上的规律：同类产生同类；意识只能从另一个意识方面感受到影响。物质世界直接影响人的意识的这一个不必争论的事实，早已被科学所证明和被千百万人的日常经验所证实，但是形而上学者勃拉依特曼却否定这一事实。他推翻精神生理学的毋庸争辩的基本理论，依照这种基本理论，感觉的直接原因永远不会是物质的，它永远是生理的刺激。假使相信个性主义者，那就不是物质体通过感觉器官来感觉，而是没有脑子、没有眼睛、没有耳朵的“个性”在感觉了。
列宁一再指出：唯心主义者不了解从物质转向感觉的过程。个性主义者的著作可以充当这一列宁论题的鲜明说明。他们不了解从无生命物质转向有生命物质、转向富有意识特性的物质的过程；他们否定那已经被科学所确定的事实：就是物质在它发展过程中转向在组织上比较高级的、富有感觉能力的形式。个性主义者也不了解物质转向感觉的另一意义：他们否定物质世界可能影响人的意识，他们否定人的意识是这一世界的反映。把发展、跳跃、不断性的间断除去的形而上方法，在个性主义者思想中占着无限的统治地位，他们利用这种方法来保卫唯心主义。
个性主义批评唯物主义的特点就是它变成公开批评一般的科学思想。
美国反动分子常常提出一句口号：“我们不愿意用绥靖科学的方法来达到和科学媾和的目的。”他们主张对科学采取强硬政策。三百年来，宗教——霍金写道——“一直进行着撤退的战争，它竭力利用每一个还没有被认识的自然领域：有生命的泉源、神的神秘的起源、世界对于有生命物体的惊人的适应性、人的理性的出现，那时这一切都还不可能被解释清楚。现在宗教明白了，它不能再苟安于临时的避难所里了，这里它可能被即将来到的科学发现驱逐出来；它不能再靠她从失败的实验所得到的一点点希望来生活了。”
在我们的日子，野蛮的美帝国主义者向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各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转取攻势了，他们的思想家敲着警钟，号召各国反动分子进攻科学。被科学的光吓得躲到隙缝里去的反动分子都纷纷爬出来了。他们加入了反动派反对和平、自由劳动和真正人民民主的声嘶力竭的叫嚣，他们凶恶地攻击自由的创造的理性和进步的科学。
个性主义者磨拳擦掌地想贬低、压迫、制限科学和损害它的名誉。他们不但揪住科学知识的软弱环节，而且竭力抹杀毋庸争论的科学成果。他们赋予科学的唯一作用，——这作用也就是科学在中世纪时代所起过的——就是替神学服务。“科学”，佛里威林仁慈地说，“可以清清楚楚地证明有神主义论断的合理性，与此相同，哲学也可以证明这种论断毫无不合逻辑的地方……”“哲学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证明承认神的存在是合理的。”那还有什么可说，那些打算作十字军进军的神圣美元的诵经僧人，给科学和哲学摆布好了一个多么灿烂的前途！
五 个性主义者的奴才相貌——保卫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
个性主义者施出全部力量反对科学的自然观的时候，他们主要的反动活动的领域实际上并不是在这里，而是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现象观，反对革命的社会理论和实践，保卫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的社会制度，把美国的资产阶级伪民主和帝国主义野心神圣化——这就是他们的诡辩空论和宗教说教的主要任务和最后目的。
这个任务，他们也是用“精炼的”伪造毁谤法来实现的。个性主义者的批评中心，就是那早已在列宁早期著作中受到过毁灭性批判的陈腐的反马克思主义论据。霍金在“人和国家”一书中企图采用卑劣的手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矛盾性”。这“矛盾性”，他们是从这里看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一面确立了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时一面又指出了工人阶级为了实现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活动的意义。“相信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霍金说，“是和‘相信革命’不能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两者混合起来，因此而暴露了它‘在逻辑上的破产’。”
数十年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不断地反复着说：相信历史过程的规律性会使人们陷入宿命论的消极性的陷阱里去。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论据的荒谬：历史决定论本身就是那构成历史过程内容的人类活动的法则的学说。从人类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历史规律性的概念，是没有任何理性意味的，正象化学规律性的概念毫无内容而是从化学原素所参与的过程中抽象出来的。历史决定论不但“需要”人类活动的“支持”，而且没有人类活动它简直就无法生存，因为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又是从必然性中考察出来的。把历史决定论去和人类活动对立，就是对革命理论充满仇恨的唯心主义者的头脑里所产生的愚劣观念。
这些新发明的“批评”的虚构性和完全破产性，被全部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被那具有了全世界历史性意义的胜利的俄罗斯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所雄辩地证实了。社会发展法则的知识不但没有淹没劳动者的革命活动，而且相反地，对于历史必然走向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这一点的了解，就是那震惊全世界的革命能力的泉源之一，那革命能力已经被党和工人阶级在为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加以发展了。
社会发展法则的知识是那在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基础上制定自己政策的党手里的伟大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反动的思想家要狂怒地否定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和疯狂恶毒地反对“相信历史决定论”了。
“社会和国家的经济理论，”霍金继续“批评”马克思主义道，“竭力想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指出了什么是社会过程之后，却又回避真正现实主义者所应做的事——就是承认这经济机构是正常的，同时因此也是正确的；它们反而要推翻这种机构。”
在这几句话中，霍金露出了他的反动哲学的真正的阶级面貌。对于霍金，做“现实主义者”，意思就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机构是正常的，同时因此也是正确的”。个性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进军的全部意义就在这里。做“现实主义者”，对于他们，意思就是保卫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在这“理论批评家”的假面具之下出现了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奴才的相貌。
在他较晚的“科学和神的观念”一书中，霍金又对历史决定论发出了旧调新声的叫嚣。唯物主义的社会生活观，他说，不可能成为有益于社会的活动的刺激力，不可能成为人道主义与道德感的泉源。没有道德感就不能为社会服务，而唯有宗教却可能成为道德感的泉源。不相信神，没有神的威信，不敬爱神，人道主义如博爱就不可能，因为博爱也就是对抽象观念欲爱无力的表示。唯有“超人的意义”才能真正做到爱人类。唯有为神服务，才能真正做到关切人类。
在这些僧侣主义的议论中，非常明显地暴露出了人道主义和神学世界观的根本对立，这种世界观不知道真正的人类爱，不知道对人类及其未来的真正的信念，对于这种世界观，并非神是虚构的幻想，而人类倒是抽象的概念了；对于这种世界观，人本身是不值得爱的；对于这种世界观，人是微不足道的，而宗教的教条却是至尊无上的。
霍金不会不看到：有许多人人知道的事实都推翻了他的僧侣主义呓语。他不会不看到：有许多人人知道的事实都证明，人们的创造灵感、崇高道德、群众英雄主义的最大刺激力不是死的宗教教条，而是进步的社会理想。
遵守着彻底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社会是存在的，而且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头上的，它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崇高道德和人道主义热情的模范。“我认为，”霍金不得不承认，“在文明人类的历史上，也许是在全部人类史上，我们第一次有了不依靠神而能顺利进行社会活动的大规模的实验证据。现在在俄罗斯，已经有二十五年了，我们面前看见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无神主义……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我们观察到，伟大的社会热情原来是传统宗教的很好的代替……而那起着支配作用的（各民族间的——裴注）感觉，就是感觉到……这个国家及其事业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他们自己的事业’的这种感觉，已经使各民族在国防事业方面的巨大努力有了结果。面对了这些事实，任何人不能否认，社会集团的积极的共同利益是能够强制流出道德唯心主义的人类天性的……我们可以看出：社会执行着神的重要机能，它感召着社会成员和拯救人们挣脱那成为社会死敌的利己主义……”
因此，无法推翻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力量和生命力，而且澈低摧毁了马克思主义敌人的批评理论及其对共产主义所作的唯心主义毁谤。
但是这些老爷们决不肯在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企图逃避。但是他们的企图多么可怜和笨拙！好象掉在水里的人，见草就拉，霍金也拉住了“实用主义的规律”。“假使两种思想有着同一的后果，它们就是同一的。”“所以，”霍金放肆地说，“假使‘神’是通过个人爱他们自己生命和文化的泉源的感情来提高和拯救个人的实体，假使‘社会’也是通过那同一感情来提高和拯救个人的实体，——那末神和社会不过是同一件东西的两个名称而已。”社会不过是“神的道德的同义语”而已。
假使个性主义者不得不用这样贫乏的手段来保卫神和宗教，可见他们的境况是多么恶劣了。
霍金的这些议论的荒谬是很显然的。全部人类史完全和他的论断作对。如果说：社会和社会福利的观念，从它们对人们的影响说来，是和神的观念相同的，——那等于说：光明和黑暗，真理和虚伪，都是相同的。神的观念是遮暗人们的意识，贬低他们和使他们变成驯顺的奴隶的。社会福利的观念是催醒人们的社会感和崇高的人道主义，是督促人们为人民作英勇的服务的。
用遮暗人民意识和隐住人民重大任务及其实现方法的神学呓语来愚弄人民，这是为剥削者的需要服务的，后者所关心的是不顾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而保全自己的统治。并非社会是“神的道德的同义语”，而神是那竭力想防止社会革命的反动阶级的利益的意识形态的同义语。
六 个性主义的反动性暴露了
对社会生活所抱的宗教的个性主义态度的反动性，在个性主义者分析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危机的时候，完全暴露出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的存在，他们是毫不怀疑的：“个人的、经济的、宗教的、民族间的、国际间的混沌的事实是现代生活中那末明显的特征，简直不必对社会现状作什么特别诊断来证明。你看看自己周围。就够了。”但是这危机的出路在哪里呢？“怎样从混沌之中创造出宇宙来呢？”——个性主义者问道。为了答复这些问题，他们就来描写西方文明所特有的疾病。照他们的意思，问题完全在于这一点：就是由于世界被残酷的斗争、敌意、不断的冲突搞得四分五裂的缘故。那末这种斗争的根源在哪里呢？这些使世界四分五裂的矛盾的泉源在哪里呢？在于剥削制度的可怕的不公平吗？在于资本主义强盗的贪得无厌吗？在于各民族的自由幸福和帝国主义掠夺制度的不能相容吗？不，勃拉依特曼并不在这里找寻一切社会灾难的根源。他在……每一个个人的灵魂中找到了它们的根源。“个性是产生这一切冲突的舞台。个性的世界是冲突的世界……”因此立刻得出结论：因为“个性是冲突的舞台”，所以“胜败应该在这舞台上决定”。勃拉依特曼作着这样的说教：每一个个人的灵魂中应该赢得那反对现在世界混沌的战斗。佛里威林解释着同一的思想：社会的进步并不是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是从个性的内在世界发出的激情的结果。照他的意思，任何社会改造，任何客观现实的改变，都保证不了人们的幸福。
个性主义者说，所以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法之间，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脱离现代危机的出路之间的抉择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勃拉依特曼写道，“不论在理论上或者在实践上，就是他做唯心主义者还是做唯物主义者的问题。”做唯物主义者，那意思就是在改变外在条件、改革社会关系、改造社会阶层的道路上去找寻出路；做唯心主义者，那意思就是在改造内在个性、修身养性的道路上去找寻出路。佛里威林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新的社会组织，而是新的灵魂。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世界，而是我们自己对世界的态度。
在这些议论中，非常清晰地暴露出了唯心主义哲学理论的极端反动的政治意义。主观比客观优势的唯心主义理论，个性主义的关于两条避免社会危机的出路的议论，把斗争舞台从社会生活范围转移到个人意识范围里去的号召，在它们实践的结论中暴露出来，就成为反对群众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活动的狂暴斗争。
个性主义理论是把它的尖头对准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理论的。把阶级斗争发展成为结束那阻碍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的唯一现实手段——这种理论，被个性主义者拿“博爱”，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团结”的说教，在现存制度范围内的“社会协调”的说教来与之对立了。“假使，”勃拉依特曼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建立珍贵的世界。这方法，柏拉图称为‘信念’，而基督徒称为‘改宗’”——就是“用向精神力量控诉的方法来改变人”。
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敌视，到了个性主义者的手里，就和他们遮暗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麻痹群众为自由的斗争，加强剥削者的权力的野心连结不分了。勃拉依特曼梦想使山上垂训（注一）成为现世和天国的宪法。他号召被剥削者不要斗争剥削者，而说服他们；他号召帝国主义的牺牲者不要向奴役者作战，而向他们的精神力量控诉；他劝他们用节制的说教来反对原子强盗和国际夏洛克。（注二）
个性主义的喋喋不休的博爱理论并不是人道主义，而是人道主义的对立物。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和对劳动者敌人的仇恨，和对帝国主义——人民灾难的真正来源——的战斗性仇恨，是不可分的。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是把人类爱变成为解除各民族的帝国主义压迫的自由斗争。
七 个性主义的领袖在为战争贩子效劳
佛里威林的“西方文化的生命力”一书是个性主义对施宾格勒的“欧洲的落日”一书的答复，是一个美帝国主义哲学家对一个德帝国主义哲学家的答复，佛里威林相信资产阶级文明是可能加以保全和增强的。他希望帝国主义能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之下镇压真正的人民的民主，佛里威林的书是美帝国主义的犬儒主义的辩护书，书中想用民主的语句来掩饰它对民主的不可调和的仇恨。
佛里威林建立了个性主义哲学理论基础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反宣传之间的直接联系。他说：个性不但是现实的本源，而且是最高的价值，文明的基础。西方文明的发展就是个性观念的发展。保卫这文明，就是保卫个性的自由。
佛里威林拿个性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范畴，他想一箭双雕地同时解决两个任务。第一，消灭社会阶级：用“个性”和“社会”的关系来代替阶级关系。第二，拿“群众”去和个性对立起来，用“一般个性”的福利的空话来掩饰他对劳动阶级中千百万个性的仇恨。
个性主义者拿资产阶级民主去和“个性神圣”的观念联系起来。“个性，”佛里威林说：“是民主的最高本质”。所以个性主义的自然哲学，用它的“老手”的话说，并不是资产阶级崇拜那和人民群众利益及真正民主相对立的“个性”的第一○○一种化身，而是“普遍的民主基础”。
在佛里威林的民主滥调的透明外衣之外，不难看出一个最凶暴的民主敌人。民主就是人民政权；从人民出发，由人民执行和人民利益服务的国家制度。这样的民主观决不是佛里威林所能接受的。对于他，“民主”是人民政权的对立物。而且他也并不隐瞒这一点。“民主，”他公然说，“已经成为通常所了解的人民权利的最凶恶的敌人了…”“民主人士是惧怕人民主权的果实和结果的。”人民政权—照佛里威林说，并不是民主主义的制度，而是全体主义的制度，是“以前无特权者的暴政”。佛里威林对人民和人民政权充满着仇恨，他造谣地称它为“全体主义”，而把它的帝国主义本质隐藏在“民主”的假面具之下。
“民主”，—用佛里威林的话说，——这不是给人民的自由，而是给有产者、给帝国主义强盗的自由。他称呼这样的民主为“质的民主”，而拿它去和“量的民主”对立起来。真正的民主，他大书特书地说，不是法律、制度、宪法、社会组织的民主，而是精神的民主。蔑视群众，惧怕人民的意志，警卫现存制度——这就是个性主义“民主”的真正内容。所以并不奇怪，勃拉依特曼称……希特勒为个性主义者，不过附带一个条件，就是他是一个“个性主义的退化的变种，因为他认为最高的价值、甚至最高的现实是‘亚利安型’的个性”。勃拉依特曼有一点是对的：法西斯主义的崇拜“个性”，—一是同一个资产阶级反民主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而这种意识形态的另一变种就是美国的个性主义。
通过个性主义的一切著作，个性和人民、“自由”和民主、社会平等的对立都表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认为，”佛里威林写道，“财富、特权或教育的平等分配会造成社会的革新，那是徒然的。”那还用说！对于佛里威林之流，强征者被强征，产权被消灭，全民的教育权——这都不是革新，而是世界末日。他所梦想的“革新”，是劳动者和剥削妥协，是被压迫人民群众的温和、顺从、驯服。佛里威林所称颂的“自由”，是和人民政权及社会平等对立的，这是发财的“自由”，人剥削人的自由。个性主义者所争取的就是这种“自由”。
在美国个性主义领袖中间，佛里威林是特别骄横和狠毒的人物。
华尔街强盗需要“空间生命线”。对于他们的扩张欲望，世界是太窄小了。各民族国家的范围成了他们“自由”的障碍。佛里威林认为他自己的义务是用替美国独占资本家的侵略野心施个性主义的圣水。“现代文明，”他写道，“不会满足于现有的狭隘有限的民族基础。如果它不成为世界主义的文明，那末只有灭亡。”“世界，”他无耻地说，“西方太窄小，而对东方是太广大了。”
从这里起，只要再跨一步，就要为军事冒险公开辩护了；而佛里威林却不屈不挠地跨了这一步。他不但拥护侵略者，而且愿意献出个性主义来为他们效劳。“战争本身，”他说，“是没有力量产生献身的精神的……唯有当它能引起宗教性的牺牲激情的时候……才能上升到最惊人的奇迹的水准。”个性主义的最新论题是号召用宗教的催眠剂来使万恶的帝国主义战争神圣化。个性主义领袖愿意自己献身担任军队牧师的地位来为战争贩子效劳。
个性主义的真面目就是这样。它说教“个性自由”，目的是为了肯定精神的奴役；他赞扬“民主”，目的是为了保卫资本主义剥削，他利用“博爱”的名义，目的是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祝福。（梁香译自苏联“布尔塞维克”半月刊一九四八年第八期）
注：
（一）耶苏上山教训门徒，叮嘱他们要隐忍受辱清心宽大，才会有福。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二）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放高利贷的犹太人。
（本文转载“时代”第九年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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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伴
潘诺瓦
（苏联潘诺瓦著苏龄译曹靖华校）
第一部 夜
第一章 达尼洛夫
“有训令的，就是这。你是识字人，读一读吧。人员想怎么用，你挑着用吧，咱们不会争吵的——没工夫呵。”
“司令是谁？”
“司令还没有呢，”波塔宾珂回答着。
“将来有司令的，你组织吧。”
“列车在那儿？”达尼洛夫问着。
波塔宾珂笑起来。
“老兄，列车也没有呵。列车在修理场里，还没有修完的。你组织你的吧。”
“我去组织，”达尼洛夫说着站了起来。
他在门里碰见地方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耶夫。格里戈里耶夫气喘喘的递给他一张免役证。
“你把这张东西贴到什么地方吧，”达尼洛夫说道，“你告诉梅库洛夫（这位是他的副经理），叫他晚上到托辣斯里来。我要对他办移交呢。”
可是那天晚上他并没有来。直到二十六日梅库洛夫才等到他，那时他已经得到部里正式委任，任命他继达尼洛夫做托辣斯经理。
这三天的工夫，达尼洛夫全忙在组织救护列车上去了。需要好多人手呢：一个常务医生，一个助理医生，一个裹伤女护士，一个看护长，女护士，卫生兵，卫士，司炉，发电室司机，电气技师，车掌，车辆修理匠……不是达尼洛夫一个人遍城跑着找所需的工作人员呵——城里组织着五十列救护火车呢，每一列车都正迫切的需要着常务医生，男女护士，车掌……
达尼洛夫对于人选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好多人都以为很奇怪的。
当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挑一个自信的，大方的，滑稽和强壮的城市的男助理医生呢，或是挑一个有两年经验的，年轻的，性急的，面带病容的乡村女助理医生呢，——那他就毫不迟疑的挑选了后者。
于是当这位可怕的，红得好象印第安人似的钩鼻子，视力弱的裹伤女护士尤丽来到他跟前的时候，他不但不害怕，反而高兴起来。他一看就晓得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呢。
卫生兵是由动员来的人里边选出来的。红十字会派了些护士学校毕业的女生。
他去到营房里，那儿的人就象在车站似的，都坐在包袱和箱子上，他大声叫着：
“这儿有助理医生没有？有药剂师没有？有司炉没有？同志们，请注意！有药剂师吗？”
于是有一个小个子的女人走到他跟前；她有一付沉思，狡诈而又可笑的男孩子的面孔。穿着一件蓝卫生衫。剪发。
“你是药剂师吗？”达尼洛夫问道。
“不是的，”她回答道。“我是体育教员。”
“我们不要体育的。”他说道。
她笑起来了。 （未完）（附图片）
他大声叫着：“这儿有助理医生没有？有药没有？有司炉没有？同志们，请注意！有药剂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