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南京的今昔观
中央大学教授 梁希
南京，作为都城论，虽然在历史上只算是一个偏安之局，而昏庸，荒淫，暴戾的小朝廷统治者，要消受南朝金粉，却少不得这一座半壁江山。
南京，虽然算不得文化城，而每一个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发生，例如“五二○”和“四一”游行队伍动辄超过一万人，伤尽了国民党反动派中统军统人员的脑筋。
南京，虽然比不上十里洋场，而二十多年来大买办，大洋奴，大汉奸的卖国条约，都在这个龙蟠虎踞的石头城里，点点头，签签字，不假思索地订定了的。
所以，到蒋介石王朝灭亡为止，你若使把南京估计得太低，你就要犯错误，你若使把南京估计得太高，你又要走错路。那末怎么才好呢？你只要上下古今，俯仰天地，放大眼界，放宽胸襟，客观的视察一番，体会一番，你就会发见好许多矛盾的不调和的不相称的看起来好象是分为两极性的东西。
在这里，有过一个由和尚出山，飞升，脱却袈裟而做开国皇帝的明太祖，而他的孙子，却是一个由皇帝落难，削发，入山而做和尚的建文帝。这是一个对照。
在这里，有着一棵四季常绿的，一两千年不死的，历史上有名的老树——六朝松，而它的附近，却有开花不到半天便萎缩得不成样子的朝颜——牵牛花。这又是一个对照。
在这里，有耸立着豪华的幽雅的贵族化的美国设备的大公馆大别墅的山西路住宅区，而相隔不远，就是穿不暖吃不饱门窗板壁不全的贫民窟。这又是一个对照。
在这里，是蒋介石在十年剿共中一手制造的新生活运动的发源地，却曾经产生了几千几万夜夜捧歌妓捧舞女天天打麻将打扑克的国民党党员和公务员。这又是一个对照。
总而言之，南京的变化，本来是多得数不清楚的。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时期，竟会发生了绝然不相同的事情，产生了绝然不相类的人物。即使是一犬吠影百犬呔声叫嚣着“以不变应万变”的老爷们，他们自己也在那里变。
何况在这个大时代里，三千年历史翻了身，几万万人民翻了身，一切事，一切人，一切地方，都起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南京那得不变呢？我想在这里说说南京解放前后的变动。
第一、经济情形的变化。这里头还可分开来说。（一）黄金美钞。黄金和美钞，在南京上海大家称为“老大”和“老二”的，这是美帝和国民党的官僚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着操纵政治剥削经济的法宝。国民党反动政府史无前例地不但允许而且欢迎了美帝的纸币，让它在我们的国内大量地流通；并且纵容大小的贪官污吏们，利用地位，利用权势，利用他们自己的银行钱庄，“抛出”“吸进”，“吸进”“抛出”。条子美钞越赚越多，家私愈弄愈富。然而另一方面，经营正当事业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迫得走头无路；而大部分劳工群众，则更其衣不暖，食不饱，被抛弃在街头了。自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把南京和上海迅速解放以后，“害人精”的“老大”“老二”，跟着美帝走，跟着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走，骤然销声而匿迹。
（二）银元贩。由于法币的激烈变值，由于金圆券的大量滥发，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尽量把黄金美钞和银元向华南和台湾以及美国偷运，南京人也和上海人一样，谁也不信任纸币，谁也不贮蓄纸币。以致大街小巷丁丁当当地早已成了袁大头的世界。解放后，学联，妇联和新青团动员了好几万学生和市民，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劝导，讲演，说服，于是改行的改行，停业的停业，银元贩子在南京完全绝迹。
（三）舶来品。舶来品，尤其是五光十色的美国货，在国民党时代，成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必需品，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点缀品，至于劳工阶级，则根本买不起，不大发生关系。所以，解放以前，美国奢侈品充斥百货公司；而解放以后，官僚资产阶级逃跑一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则因为这种东西本来不过作为点缀品，似乎可有可无。于是各大商店起了一个大变化，所有迷人的美国豪华物品找不到销路。我相信，这对于国货厂商是一个好现象。
（四）一般物价。国民党时代，物价月月涨，日日涨，到后来甚至时时涨，刻刻涨，生活痛苦极了。解放军一到南京而物价稳定，完全变了一个世界。虽然上海解放以后，南京物价又涨高，然波动并不厉害，大家可以过正常的生活。
第二、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改造思想是一件困难的事，必须潜移默化，逐渐进行。南京解放不到三月，我们难道可以说知识分子便改变了思想吗？不过，我所要举出来的，是少数的教授，并且是局部的思想改变。有几位学者，一向是自满自足地闭塞在科学神圣和科学独立的甲壳里的，近来忽然时时离开研究室，和群众打成一片，从事于社会性的事业和政治性的工作了，并且十分积极。他们自己也承认从前的作风不妥，也觉悟到科学不能超政治。有几位博士，从前连最普通的字面都喜欢用英语，现在忽然连翻译出来的美国人名地名，也宁可说出声音不正确的中国译名，而不用原名了。至于新时代的书籍，大家的确在自发地热心地学习，并且时常有座谈会。
第三、青年学生情绪的剧烈变化。（一）表现在和军队的接触。“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这是一句中国的老古话。学生们大都是见大兵而避之，不接触为上策。可是，学生想和兵疏远，而国民党腐败军队的士兵却要来惹学生。有一回，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对门驻扎的士兵，天天从园子里仰望对面楼上的女学生，忽然异想天开，来要求参观女生宿舍了，闹得大家啼笑两难，讨厌极了。现在可大大不同，人民解放军的女同志，成为了女学生的师长或朋友，男同志成为了男学生的老师或朋友，教唱歌，教秧歌舞，说说笑笑，打成一片，情绪极其兴奋。（二）表现在游行。从前每一次游行，轻则被打，受伤，重则丧命。而游行以后，由于校内特务和校外特务勾通，按图索骥，时常有逮捕拘禁事件发生。青年学生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朝不保暮，随时有进集中营的机会，恐怖极了。而今年七七纪念，南京三十万人浩浩荡荡大游行，学生占了一个相当的数目，唱歌，口号，秧歌舞，锣鼓，化装，高跷，大家跟着红旗走，大家跟着共产党走，学生完全发狂了，这种情绪，我不能用笔墨描写出来。（三）表现在工作上。国民党时代，学校当局不许学生管闲事，只准学生读死书，所以青年的才能无从表现。这回，军管会委托各校师生做管理工作，学生表现得最积极，没有星期，没有假日，更不分昼夜，个个埋头苦干，把校务当做自己的家务，情绪非常高涨。（四）表现在清寒救济金上。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大约两个月，军管会送了一千多万人民币到中央大学，说是清寒学生救济金。有好许多学生竟自动向军事代表声明，都说无须救济。其他专科学校也如此。奇怪！学生们忽然富起来了？两个月以前，还在成群结队地向伪总统府请愿，求生存，求全面公费。而人民政府把救济金送上门来，好许多学生偏偏又不要了。这是什么一回事？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我不说了，请青年们自己来解释吧。让人民来解释吧。
第四、生活方式的改变。战犯们飞的飞，坐汽车的坐汽车，坐火车的坐火车，四月二十二夜半连爬儿狗都带走了，太太，小姐，公子哥儿更不消说，那有留在南京之理？留下来的大概是百分之九十的老百姓，南京人的生活方式于是乎起了一个大变化。浓装艳服的装饰骤然减少，口红也大大地减少，这难道是人民政府的命令吗？不是的。虽然在蒋家天下的时候，确乎下过几道禁止烫发的手谕的，结果，禁者自禁，烫者自烫，蒋介石的皇皇圣旨，反而敌不过理发师电烫火烫水烫的小招牌。至于人民政府，是不管那些小事情的。然则南京性质激烈的青年学生是不是在街道上干涉过那些浓装艳服和口红呢？更不是的。北平学生逼迫马路上穿狐皮大衣的女太太在地上爬，已经被证明了，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新闻记者故意造谣和诬蔑，中国学生决不会幼稚到这种地步的，难道南京学生会干涉这些事情吗？这，由于人民解放军男女同志们那些朴素的英武的布衣，布裤，布鞋和八角帽，感动了南京的青年儿女们，所以一般的装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而换了一个生活方式。饮食店也改了一个样子。南京好许多阔绰的餐馆关了门，留下来的都是二、三等以下的，菜肴的口味和标准也似乎降低了一点。大人先生少，平民多，贪官污吏逃跑，耐苦耐劳的共产党员代替了他们的职务，大请客的机会自然没有了，生活方式也自然改变。电影也改了一个局面，听说南京解放以后，美国的大腿片，强盗片，夸张白种人的片子销路不大好，青年们最欢喜看苏联或解放军的有教育意义的片子了，其次就是中国的一般电影片，这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变化。
此外，电灯，电话，小火车，公共汽车等等，解放前后都有显著的变化。
事事在变，物物在变，人人在变，南京在变，上海在变，整个中国也在变。现在还不过是变的开始，将来全中国挣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踏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变化还要大。何况还有社会主义阶段；何况还有共产主义阶段。我们需要变，需要变得大，变得多，并且变得速。
第6版()
专栏：
从潘绍棠看包工大柜
记开滦矿工在人民法院中的控诉
本报记者 林里
说起包工大柜，开滦矿工均以咬牙切齿地愤怒，说他们是一伙吸血鬼、吃人精；有的骂他们是爬在工人身上的一群臭虫。听了唐山人民法院在公开审讯包工巨头潘绍棠时几位矿工代表在法官面前的控诉，使我明白了这种仇恨与愤怒不是偶然的。
过了三十八年矿井生活的刘永禄，是唐山矿万余工友选出的控诉代表之一，今年五十三岁了，他曾被包工头子潘绍棠扣押过两次：第一次是因反对包工过度剥削，遭受包工所雇佣的流氓之毒打，直到把他活活打死于一千二百英尺的井底。但当他苏醒过来之后，法院又判他坐了四十五天监狱。最使人愤怒的，还是民国二十五年那一次。那时，工人一天做八小时的工，所得工资不足维持生活，工人向潘绍棠请求做联班（即一天连续做十六个小时），潘不允，说：“工人是种怪物，不能让他吃饱，吃饱了就不给好好干活了！”并调动宪兵保安队，在一个晚上，把刘永禄等三十七人逮捕起来，说到这里，刘永禄气吁喘喘地高喊着：“把我们捆起来，你们一路走一路打枪，还威胁我们说：‘把狗×的们一个个枪毙。’可是姓刘的没有屈服啊！”三十七个人一致回答：“枪毙可不能在宪兵队里，到开滦矿西门外，或南门外都行，我们还有话说，让工人们知道我们是怎样死的。”宪兵队把他们解到法院，就在去法院的路上，刘永禄亲眼看见，被打得起不来的同伴孔庆保死了。曾用斧头劈过包工走狗的周显和，进法院的第三天，即被潘绍棠收买的差役毒害了。活着出院的，统统遭到开除。“死的死，要饭的要饭，至今活着的只我一个人了！”刘永禄这个刚毅的汉子，至此也朴哒朴哒的流下眼泪。他哽咽着高喊道：“潘绍棠，你呀！你害得我们好苦啊！”
一位青年搀扶着一位细弱而憔悴的妇人走近台前，青年说：“我叫刘志善，刘俊阁是我父亲，被包工们谋害了。那时我才三岁，让妈说说父亲的冤死吧！”刘妈看去四十多岁，犹如重病初愈，她看看法官，看看代表，再看看站在旁边的仇人潘绍棠，憔悴的脸孔越发显得苍黄。她说什么呢？头低垂在儿子的胳膊上，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过去了，她缓缓的抬一抬头，立刻又倒在儿子的肩膀上……。代表和观众都流下同情的泪。工友们小声的低语着：“气坏了！气坏了！”法官拿了一张椅子给她，她坐下，十几分钟之后她还是说不出一句话。老矿工孙怀昌擦干眼泪走过去，指着潘绍棠的脸说：“你看看！害的我们多苦呵！你看看呀！你看看……”刘永禄站出来说：“还是让我说吧！刘俊阁是井上里工机器匠，曾领导开滦矿工要求年终花红斗争获胜，也领导过向包工柜借支工钱的斗争；二十五年和刘永禄等要求联班未遂，遭逮捕，三个月后出狱，被开除。二十六年，工人又因生活不能维持，从农村把刘俊阁请回来，要他领着矿工斗争。包工头闻讯，立即派保安队员袁立成拿着三百块钱去贿赂，遭刘拒绝。潘绍棠说：‘刘俊阁不死，包工不能平安。’他和徐延庆、王经仪等包工首脑集议，令袁立成去杀刘。袁在七月二十五日傍晚八点钟把刘俊阁骗到新华电影院，趁刘到厕所之隙，把刘枪杀了。”刘永禄说到这里，高声喊道：“刘俊阁死的好惨啊！他是为咱们工人牺牲的啊！”代表与观众都拭着热泪。
老矿工孙怀昌咬着牙说：“包工们吃了工人肉，喝了工人血，最后还要啃我们的骨头呀！民国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六，唐山矿七道行二十三道石门八槽煤洞透了黄泥，天塌地陷一样，沙石水泥，一齐向矿井的煤工扑去，黄泥淤到二十二道半石门，二十七个工友葬身淤泥。这场惨祸，是潘绍棠为了多出煤，多赚钱，违背着矿章，违背着工程师的意图，逼迫着工友去偷煤而演成的。死了二十七个人，潘绍棠并不在意，又逼着工友张世堂从六道行下到七道行去探险，张世堂刚走到井底，哈拉气一扑，又截死在九槽煤洞里。”张妻接着控诉：“可是，张世堂的抚恤金和工友们募集的三百万元‘救济’，潘绍棠一下装起来了。”张妻大声说：“我们的人两天不见来，我找到你潘绍棠，是死是活叫你给句话，你说：官私两面，随你便！众位工友，您听听呀！俺娘儿们孩子没钱没势，可怎么办呀！？吃没吃，喝没喝，我拉着两个孩子讨吃要饭，后来才住了教养院。至今七年了，我们没有家呀，没有钱！”
说到透黄泥，工友王永顺和高敬起证实说：“透黄泥的前两天，窑顶上已经哔哔卜卜落石片，谁都知道，不久就要出危险，向你报告，你不理，你背着矿方挂了五槽煤牌，逼着我们到八槽去偷煤。”七道行工友袁世禄说，透黄泥后，矿方买活人去除泥，很有可能再死三四十个人。矿方发了些酒、仁丹、避瘟散，虽然不顶什么事，可是潘绍棠竟也一并扣起了。
又揭发迟发工资的情形说：“日伪和国民党时代，物价一天翻几个滚，可是，工资你没有一回按时发，多会等到钱不值钱的时候，发到我们手里，往往半个月的血汗只能买两斤萝＠吃呀！”韩永贵说，井下查头子和总管，从前是在一块吃伙食，矿局每人每月发给面粉一袋半，潘把伙食团解散，每月发给一袋又三分之一的面，叫人们回家吃饭，他好从中得剩面。这多年来，谁知道他剥削了多少面？三十六年二月间，他借口灯不够用，到一千人做工，有五百人给记半工，这个办法整整用了半年，这又谁知能够剥削多少钱？他得了工人们的血汗，便抽大烟，包窑子，任意挥霍。他的少爷小姐们也是一样。此外，他又用工人的血汗去勾结匪特党棍，和他们一起来挥霍。他给日寇七条送妓女，给匪党党秀清送金条。职员代表高霭云抱来一大卷帐本，潘绍棠勾结官场，收买律师，送妓女，送金钱的开支，都明明白白的写在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