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在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书面发言
丁玲
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但要实现这个方向,必须由解放区所有文艺工作者下决心去执行,刻苦努力,坚持不懈。在现实生活中,在与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战斗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精神的群众的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这条路的确不是很难走的,因为群众实在太好,太欢迎我们;但也不是那末简单,毫无问题的。今天解放区的文艺,虽然已经有了很多成绩,如周扬同志所说的,但的确也还只是开始。文艺工作者也还须要将已经丢弃过的或准备丢弃、必须丢弃的小资产阶级的、一切属于个人主义的肮脏东西,丢得更干净更彻底,而将已经获得初步的改造的成果,以群众为主体,以群众利益去衡量是非,冷静的、从执行政策中去处理问题的观点,以及一切为群众服务的品质,巩固起来,扩大开去,务必使自己称得起毛主席的信徒,千真不假地一个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那末有些什么问题存在于我们开始去和群众结合的问题上呢?就我临时想到,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做客人还是和群众一同做主人。这是说我们抱着一种什么态度下去。作客人就是抱着一种客客气气的态度观察一番,听听看看,自然开始的时候,群众也会欢迎的,虽然他觉得你在那里对他没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他也会帮助你一些,不过你得到的东西,一定会是表面的,而且会因为你主观的看法,你会把事情看差了。和群众一起做主人,就是你觉得群众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你不特要调查,而且要仔细研究,替群众想出解决的方法,你先给群众以东西,那末群众就自然来找你,请教你。把情形不厌其详的告诉你。那末你要得到的东西就都在这里了。
二、当先生还是当学生。和群众一起做主人,只是你的态度,你的思想,但并非自己去指手划脚,指挥群众。凡是喜欢自以为是,乱出主意,指手划脚,指指点点的人,都是由于他不虚心,他不懂得实际情况而来的;这样的人是不会为群众所喜欢的,我们首先要抱着当学生的态度,先向群众学习,真的学习好了,了解他们,帮他们出主意,使你的主意为他们所愿意接受,这种从当学生中而又当了先生,是为群众所最喜欢的。
三、为写作还是为把工作做好。我们下去,是为写作,但必须先有把工作做好的精神,不是单纯为写作,是要以工作为重,而结果还是为了写作。单纯为了写作,临时去搜集一些材料也不可免,但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是一个特别有了生活经验,和创作修养的人的办法,因为单纯为写作,常常只能搜集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见到一些人物的表面活动,也能够写出一些较好的报导或一般的文学作品,但不容易掌握政策,理解人物。参加工作,就必定使你详细的去研究问题,研究各种人物的思想,和政策执行上的正确与偏差,而且你就一定会要在作品中去解决你在工作中解决过的和没有解决过的问题。这就叫着作品中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也只有在斗争中去了解的人物才会更有血肉,有感情。
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适当,解决得好,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喜恶爱憎,自自然然就起了变化。和群众的关系也就很自然的从有距离到一体,从表面的客气到知心朋友,你就会感到你从前所爱的群众,是很抽象的,你从前所说爱他们是假话,至少是不够真实的话,因为你都不认识他们,不了解他们,如何能说真真的爱呢?这时你才感到你真真的爱上了他们,他们的一呼一息都会震动你,你会不断的想他们,你会感到你必须多给他们一些东西,你会感到他们是你精神上的支持者,鼓励者;而这些人又不只是一个人,是这个大娘,或者是那一个大伯,而是一群人,是一个整体。
自己的生活作风,思想作风有了改变,是说可以写作了,如果去写,错误会少了,至少是情绪对头了,不会写出与群众须要相反的作品;但不等于就能写出很好的作品。尤其因为解放区的作者们都是很年青的,老作家也是年青的,因为真真写工农兵也才是开始,生活经验固然少,而文学修养也很差,战争的频繁、激烈,交通的不便,出版物缺少,工作的需要,使我们不能安定下来好好地学习一阵,研究一阵,写点东西也是很忙地,因此写作不能有很精密的计划,和必须有的较从容的时间;但我们是要在一方面完成任务,一方面是从学习实践锻炼的里面来逐步提高我们作品质量的。因为各种条件的关系,至今创作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是已经解决了的,有的是还待解决,甚至这还是一个急须要讨论和又不容易一时解决的问题。
一、选择主题。是根据解决当前的工作任务与群众运动的实际问题。因为广大群众在政治上解放了,他们不只要有文艺生活,也迫切要求教育指导,要求告诉他们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适时及时的给他们以东西解决他们的需要。群众等不及我们在生活中去慢慢消化,去作什么永久打算,我们要做到,现在群众需要什么就写什么,而且力求写得好。这样写行不行?我说行。假如问题写得深刻,解决的正确,有很大教育意义;假如问题是一般的问题,又是严重的问题,那末就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如果一个作品能起很大的很普遍的教育作用,为什么不是好作品呢?
二、真人真事与典型人物。我们不特不反对写真人真事,而且还提倡过的。为什么要这样提,是不是不要写典型人物呢?不是的。我们所说的写真人真事不是什么人都写,什么事都写,是写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这种人大都是群众中的英雄人物,他本人和他的英雄事迹就带着很大的典型性。写了这些人,对现实、对群众有很大的教育意义。而且去了解这些人去写这些人,对于作者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但我们并非满足于真人真事,我们要求更典型、更完整的人物与事迹,我们也向着这方面努力,也有不少作品达到了这种要求。
三、集体主义精神。解放区作者不管是老作家或新作家,写工农兵都是新作家,都缺乏完备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反对个人创作,但必须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就是在写作以前,要有提纲,要说明你想写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要开座谈会,研究你的企图是否正确,你的观点是否正确。写好之后,又广为搜集意见,重复讨论,再三修改,有些戏是排好了又重写,经过几次三番,如果不合群众意思,如果不是很好,也就仍然不拿出来,凡是较好的作品,一般都经过了这条道路,因为作品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人民的,应该采取这种慎重的态度,作家也应该有这种听取批评和修改作品的态度。
四、语言问题。老百姓的语言是生动活泼的,他们不咬文嚼字,他们不装腔做势,他们的丰富的语言是由于他们丰富的生活而产生的。一切话在他们说来都有趣味,一重复在我们知识分子口中,就干枯无味,有时甚至连意思都不能够表达。我们的文字也是很定型化了的那末老一套,有的特别欧化,说一句话总是不直截了当,总是要转弯抹角,好象故意不要人懂一样,或者就形容词一大堆,以越多越漂亮,深奥的确显的深奥,好象很有文学气氛,就是不叫人懂得,不叫人读下去。因此我们不特要体会群众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感情,而且要学习他们如何使用语言,用一些什么话来表现他们的情感的,这个人不同,那一个人又不同。我们要很好的去学,要学的自然,不是生硬的搬用,不是去掉一些装腔做势的欧化文字,而又换上一些开杂货铺似的歇后语,口头语,一些不必要的冷僻的方言。我们是要用群众语言,来丰富自己的文章,而又要再去丰富群众的语言的。
五、形式问题。我们提倡向民族的民间的形式学习,因为这个是为群众所熟习,所习惯的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而且也只有用这种形式,从这种形式中发展、提高了的形式,更容易深入群众,更容易打倒封建的文艺。但我们也吸收一切外国来的优良的有用的传统,在创作上一切科学化了的创作方法,须要学习,尤其是苏联文学的经验和特点,值得好好学习。
六、经过专家审查也经过群众审查。专家的审查是须要的,因为他看问题的确是内行,他容易看出问题的所在,他会给作者以很多业务上的帮助;但也必须把作品拿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因为既然是写他们给他们看,是为他们服务,那末他们究竟须要不须要,满意不满意,自然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意见自然应该放在我们考虑问题的第一项。
我们所走过来的路,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尤其因为我们大批人是从旧的小资产阶级过来的,虽然以后的条件是更好了起来,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军队人民政府的帮助,有广大群众给我们的帮助,有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条件的配合;但还有很多旧社会的影响要时时来侵袭我们,我们自己的残余的,或者刚死去的旧意识旧情感都会有发展,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我们要时时警惕着,兢兢业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着一种朴素的、埋头的、谦虚的、谨慎的作风,为发展生产,建设工业而服务,努力下去,贯彻到底,使我们的文艺的花朵开遍全中国,那末我们就还要向着以下的方向而努力。
一、深入生活,较长期的生活,集中在一点。以前由于环境不同,使我们流动太多,以后就有可能了。我们不只要熟悉他们生活,而且还要熟悉他们的灵魂,要带着充分的爱护他们,关心他们,脑子中经常是他们在那里活动,有不可分的联系,这样我们就可以运用自如了。当我们要说到他们的时候,就象对于家里人那样清楚,就可以达到如同在我们口袋里掏出我们的日用品那样的自然和轻松。
二、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我们的作品有一些常常赶不上群众的要求,有的刚写好就觉得没有什么用处了,有的作品在当时有作用,过一阵,很短的一阵,几个月,一年,两年,这个曾经教育过群众的作品的寿命也完了。问题过时了。这个道理在那里,那就因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缺少马列主义,不够了解政策,了解的是些表面的问题,他所了解的问题,常常也只是随着当时的一般人的见解,是毫无预见的,因此只敢实录一些现象,不敢深入问题,不敢对当时当事有所批评。因此故事也很好,生活也有,语言也不坏,可是思想性不够,政治性不尖锐,战斗性不强烈,这样的作品,他即使在当时显得有作用,也不会是很大的,更不可能有更长更大的价值了。作家应该有较一般工作者政治水平高,对当时当地的工作有进一步,比较深刻的看法,他不仅能反映当时生活的战斗的情况,而且要指出那生活的本质是什么,加以分析和批评,对正确那面,对光明那面加以无限的热情,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感化人,把人们的理想和情感更提高一步。为要达到作品能够这样,那末就只有学习马列主义,只有它能够告诉我们如何去分析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在变动中的情况,矛盾,发展,它帮助我们分析社会,帮助我们掌握社会发展的方向,预见社会发展中发生的问题,和应该怎样去解决它。如果我们没有这把标准尺,我们是无法衡量客观的现实生活的。
三、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批判的学习西洋文学,尤其是学习苏联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更要学习研究民间形式。以前我们读书很少,又总是各人摸索各人的路,分工不科学,也不交换意见,没有机会各人把自己的心得供献给人家;我们现在实在应该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研究和学习,要告诉文艺工作者、读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怎样去学,学些什么,把经验整理出来,供献给大家。
四、有组织有领导的发动创作。过去对创作的领导是不够的,我们有很多有才能的写作者,但大半都很年青,从各方面来讲,修养是不够的,他们埋头在下面,在生活上,写作上都尽了很大的力,他们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但他们还要求提高,他们须要有人帮助。帮助他们如何整理材料,如何组织更好,要求帮助他们加强作品中的政策性,给作品灌入以正确而坚强的思想,如何总结他的生活经验和创作经验,这样才会使大家有信心来坚持这一个艰巨的工作,也的确才会逐渐使作品不只在量上而且也是在质上满足群众对文艺的要求。我以为这还必须有这种组织机构,和专门的负责人。
五、培养青年的作家和工农兵作家。今天是一个大创作的时代,现代的中国随处都充满着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伟大的生活。而且人民是智慧无比,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的英雄,他们的情感充实,感觉锐敏,他们对创作是热情而大胆,他们常常能创作出新鲜、泼辣、生气勃勃,抓紧了人民跳动的脉搏,喊出了人民的心声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的确这是在一群赋有天才的人民大众的作家的手创,但这种人材如果不去注意他,培养他,他就会如同一朵花因为自然的气候,或者旁的原因被埋没下去。他写东西本来是偶然的,或者不写了,或者又写了不及以前的东西,慢慢他的情绪又低了。他是非常需要有人注意他,鼓励他,帮助他的。这些人,我们也应该不只是说说,而是要有专人肯于埋头踏踏实实的做这种工作。
六、改造旧艺人。这些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习,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时代变了,人民虽然不需要那旧内容,但他们却喜欢这种形式,习惯这种形式,所以我们要从积极方面,从思想上改造这些人。帮助他们创作,使他们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
七、建立批评。我们的批评工作做得很少,许多文艺工作者须要指导,许多读者也需要批评来帮助他们学习。他们需要对文艺工作,对作品指出方向,明辨是非,评定高低,他们举起双手来欢迎,可是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建立起有领导的自由论争和正确的批评。这也可以说对创作关心不够,使作者读者长久是苦闷的处于被冷淡被忽视的情形中。假如缺少正确的批评作为指导,创作是要走许多弯路的。以后我们要展开和建立批评,开座谈会,搜集意见,应该有商量辩论,有较正确的结论。要认识这是寻求真理,领导文艺工作,向群众负责的态度,而非牵涉个人荣辱,宗派意气。一个真真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养成一种真真的,一切为工农兵的,冷静的,客观的忘我的大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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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哑叭
刘松涛
过去在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过的人,没有不认识高哑叭的。大家一谈起来,总是说咱们哑叭怎样怎样,有的同志,离开边区政府好几年,偶而回来的时候,也常常打问哑叭还在不在。哑叭是大伙房的炊事员,中流个,三十多岁,长瘦脸,整年价那么不自然的害臊似的微笑着。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地方,他之所以这样出名,被大家关心,原因是这样的:打日本的时候,晋察冀边区一级的后方机关,七八年的时间,都是住在阜平灵寿一带的山沟里,一年三百六十日,吃的大半都是小米,这地方,出产的小米很讨厌,沙子特别多,当地人有句俗话:“阜平行唐,一年吃座城墙”。好多机关的同志,都把吃有沙子的饭,当成一件苦事。可是只有边区政府的伙房里,大不一样,因为哑叭淘米淘得好,饭里从来就没有沙子,有时偶而一顿饭里发现了沙子,同志们就会断定哑叭去搞别的工作或是生了病,这样使得哑叭有了名。
可是哑叭这个人,有个怪脾气,不管是谁,只要对他露出看不起他的样子,他会马上把鼻子一翘,脸往下一沉,给你一个难看,甚至“啊啊”的大吵一顿,比如那一年在灵寿有一次,招待室里来了一位穿长袍的客人,吃饭的时候,因为自己不小心,把一个凳子腿坐折了,几乎把饭洒在身上,恰好这工夫,哑叭端菜进来,这位长袍客竟对他摔筷子拍桌子的发起火来,嫌哑叭不负责任,不该把不牢固的破凳子放在这里,那态度很象东家斥责他的下人一样。哑叭的脸沉下来了,马上大声“啊啊”着跟这位长袍客人吵起来。炊事班长老李进来拉也拉不走,他用手把那客人指了下,又指指凳子,接着又把客人和他自己指了一下,后两手向外一指,又猛的把手一甩,就很生气的啊啊起来。别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炊事班长老李出来翻译,他说:“哑吧指了凳子又指人,这是说凳子是他自己坐坏的,为什么还跟别人耍态度,他指客人和自己,又向外指,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干抗日工作的,工作不一样,人可是平等的,你为什么故意训唬人!……”这一说,那个客人才悄悄的不言语了。
哑叭的责任心很强,他搞工作细致,不愿让人挑眼子。比如有些挑皮的“小鬼”,在饭厅里,故意跟哑叭逗着玩,等他添菜来的时候,装出牙齿咬了沙子很难受的样子,一面用手指从嘴里捏出一点什么东西给大家看,说明淘的米不干净,哑叭看了觉得对他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侮辱,马上就“啊啊”的叫着,去追上那个“小鬼”,让他找出沙子来,常常把“小鬼”们追得唧唧喳喳的乱跑乱叫。
哑叭也许是过惯了穷光景的缘故,对公家的东西非常疼爱,他发现泔水缸里有人倒了剩饭或面条的时候,常常拉着管理员去看,叫他查出是谁倒的。有些吃饭好剩碗底的同志,一看哑叭过来,总是勉强吃了或是倒给别的同志,谁也怕给哑叭看见了惹得他“啊啊”的叫。有一次,是一九四二年春天,边区政府住在灵寿县祁林院村上,那工夫,敌人刚完成了冀西的第二道封锁沟,春荒很严重,老百姓生活都非常苦,每府的工作人员,平常政顿饭只能吃上三个玉茭面窝窝头和很少一点菜。一天,我忘记了是过什么节日,全体会餐,好久沾不到腥气的人们,吃得好不痛快。刚吃罢饭,哑叭就在饭厅里“啊啊”的嚷起来,许多人都跑过来看看,见哑叭正拿了一个小报纸包,往外走,炊事班的老白拦着不让他去,门口集了许多刚吃罢饭的同志在那里看热闹,哑叭的脸色变得很苍白,他用手向头上比划着,一边向下摸了一下,接着就气愤的把报纸里的东西给大家看,有几片猪肉皮从小报纸包里掉下来。人们都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亏得炊事班老白给大家当“翻译”,原来是两个新从敌占区来的留着两个小辫的女同志,吃肉太讲究,嫌肉皮不好吃,都丢在地上了,哑叭觉得这样糟踏东西太不应该,他把肉皮拾起来非让总务科王科长去看不可。因为那两位女同志就住在总务科院内的招待室里,所以老白坚决不让他去。哑叭用两手向头上比划,正是表示那两条小辫子呢。后来经过好几位同志打了一阵手势,哑叭才又洗碗去了。
一九四三年空前残酷的秋季大“扫荡”开始了。部队差不多都转移到外线,边区政府的“老弱队”,都分别隐蔽在附近村上的老乡家里,大部份工作同志也都分配到边缘区去帮助地方工作。只有几位负责的首长,带了一小部分身体较强的同志,和些警卫人员,五十来人,组成了一支短小精悍的队伍,这便成了保卫当时边区政权的领导核心。从第一天出发,哑叭就一直担了油桶和盐袋,紧紧跟在队伍的后面。天天在指定的几条山沟里和敌人捉迷藏。每天半夜,大明星刚在东山露头的工夫,队伍照例已经吃罢饭,顺着漆黑的山沟里转移了,将近黎明的时候,就在宿营地停下来,稍稍休息一下,便在僻静地方架起电台,和各行署专署来取联系。一般同志便把石头或膝盖当作桌子来答复各地的电报或由交通站转来的公文。工作不忙的同志,便帮着饲养员、炊事员割草、铡草、碾米、找锅、看房子……。当时最难完成的任务是找做饭用的大锅,因为山沟里人烟少,能作四五十个人饭的大锅很少,屡次“扫荡”又多半给鬼子砸了。村上又常常找不到人,有时在村上住下四五点钟,还寻不到一口做饭的大锅,有好几次正当大家没法的时候,见哑叭从山沟小道上背出一口大锅来,因为他每次一到宿营地,放下担子,马上去专门完成这个任务了。有时甚至跑出七八里地。负责带队的同志,有好几次当众伸出大拇指来表扬他。
情况越来越紧了,敌人在临时的据点阜平城西法华村的稻田里修起飞机场,每天总有两架飞机,顺着一条条的山沟来往侦察,到后来,连烟筒冒烟,都成了轰炸的目标。那天早晨,这支小队伍在阜平县最北面的高家庄住下来,大家打开被包,才躺下来,忽然飞机已飞到村子上空了。人们习惯了,都不在意,那知因为一家公营商店的几匹骡拴在打谷场上,暴露了目标,转了半个圈子,炸弹就扔下来了。因为村子很小,人们很快就离开村子,接着一连丢了五个炸弹。一颗炸弹,正落在临时伙房的门上,炊事员张开生被炸死了,另外还死了一个姓甄的通讯员和两个老乡,但是哑叭仍坚持做饭,当飞机去后大家回村的时候,哑叭已经做好了饭,他一个人正在搬着张开生的尸体,往门扇上移,眼里含满了泪水,白围裙上染了几片鲜血。因为哑叭听不见飞机响,怕再出乱子,领导上决定把他暂时“坚壁”在老乡家里,让他休息休息,可是哑叭坚决拒绝了,照旧在飞机扫射轰炸下坚持工作。后来为了避免损失,同志们都搬到离村子很远的山沟里去办公,他就和管理员老耿每天在村上做好饭,用罐子担到山沟里来给同志们吃。这样一直坚持到反“扫荡”胜利。
在一九四四年秋天,边区政府机关选举英雄模范的大会上,哑叭以百分之九十七的票数,当选了全机关的工作英雄,当他带了一朵大红花,在掌声里走到主席台上去的时候,他红着脸“啊啊”了几句,先伸出小手指来,接着又伸出了大拇指。长工出身的管理员老耿,是最了解哑叭的话的,他说:“哑叭这是告诉大家,在旧社会里,象我们这些人是一钱不值的,到那里都是‘孙子辈’!可是在新社会里却变成了主人,变成了人人尊敬的英雄模范了。”
因为哑叭还要参加边区级机关的群英会,需要把他们的传记写出来,这可使得许多人遭了难,因为哑叭来边区政府很早,谁对他的来历也不大清楚,打手势又不中用,问遍了总务科里的同志,也没有一个了解的,幸亏边区高等法院的一位老同志供给了下面一些材料:
那是一九三九年春天,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阜平刚成立不久,因为敌人九路围攻,边区政府搬到了五台山下的台露寺里,政府的警卫队,不知道从接敌区的什么地方,在敌人的据点里,救出三个老乡,其中的一个就是哑叭。另外两个,说清楚了住址,都把他们沿村传送回去。可是哑叭说不出自己的家乡住址,情况又紧,大家怕他再被敌人俘去,就一直让他跟了政府行动,后来就叫他到伙房里帮忙做饭,日子久了,政府搬了许多地方,他的家乡更无从考查了。
访问了几个警卫员同志,他们为这事曾引起了争辩:有的说,哑叭种地很内行,那时有一部份警卫队曾住在曲阳党城一带,常在曲阳城附近活动,因此哑叭可能是曲阳城附近的庄稼人。但另一位同志却反驳了他的说法说,大队部曾长时期住在五台南面,经常到阳曲附近活动,哑叭两手很有劲,因此断定他是阳曲附近挖煤的工人。曲阳人或阳曲人?庄稼人或煤矿工人,纠缠了半天,还是弄不清楚。没办法,当时只好在“英雄传”上写了“曲阳人或阳曲人”。关于哑叭的姓氏,也无从考查,在总务科的人员登记表上,写的是“高哑叭”,根据什么,谁也不知道。因此,只好这样写:“大家都叫他高哑叭,可是没有什么考证。…”
小灶的炊事员老钱同志要结婚了,全政府的同志,好多都送了礼物,首长们还亲自陪一对新婚的老夫妇喝喜酒。在结婚典礼大会上,大家特别让全机关的工作英雄讲话,高哑叭同志被推上主席台,他高兴的“啊啊”了一阵之后,接着就用手摸了一下耳坠,又用手比划着摸了一下脑后的小辩子,还用手平着比了三下。大家摸不着头脑,一阵掌声,人们又把最懂哑叭手势的翻译老耿推了出来,老耿笑着说:“哑叭看到老钱结婚,心里很高兴,可是他也想起家来了,他用手摸耳坠和髻子是说他家的妇女,用手比了三下,是说一个比一个高的孩子,……”那妇女是说他的母亲,或是他的女人,小孩子又是他的什么人,谁也无法判断。
一九四五年秋天,日本鬼子投降了,哑叭和边区政府的许多同志一块背了被包进了张家口,因为很多地区都解放了,多年没有回过家的人,都和家庭取上了联系。一天,秘书长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提出来要让八年来没有回过家的哑叭,去回家看看,特别准了他三个月的假。可是哑叭到底是那里人呢?同志们又争辩起来了。终于一位熟习曲阳城内情况的同志,找到了比较可靠的根据。理由是曲阳城内姓高的是大户,因此断定他是曲阳城里的人。
就这样决定了,秘书处特别多给了他一部分旅费,哑叭自己更把历年来参加农业生产存在机关合作社里的钱也取出来,买了一点布头和日用的东西,伙房里的同志们也给凑了一点钱,又给他饯了行,总务科更专派了一个人带了一匹母骡去送他。哑叭就这样回家了。
可是还不到半月,那张不自然的害臊似的笑脸又在饭厅里出现了。不过稍黑了些,后来才知道哑叭在曲阳城里住了三四天,走遍了那几条小街,不但没有找到家里的人,连房子也没找到,没办法,只好由原路回来了。
一九四九、三、十一。于平山孟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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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西曼遗诗
卅年革命为人民,
绝未投机背此心;
憾当今日新时代,
却被么魔断我生!
  (么魔指肺病)(附图片)
张西曼先生亲笔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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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旧剧界及曲艺界的改革
(文代大会通讯)
平剧、地方剧及各种曲艺,历来是中国城市和乡村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部分,对于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意识习俗风尚都有很大的影响。它的内容和形式,有的是老百姓喜闻乐见值得我们批判接受的,也有的是满含了封建迷信的毒素需要我们进行改造的。旧社会的士大夫对这些旧形式艺术,一方面是爱好,竭力提倡助长它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落后的东西,一方面是污辱,“说书唱戏”被视为下贱末流。到新社会,这些旧型艺术的艺人才算翻了身,人们喜爱他,更尊重他,同时又决心改造他,发展他,这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平剧、地方剧、曲艺各界都派有代表参加,就是很好的例证。
平剧界素负盛名的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麒麟童)都是大会上受到普遍欢迎的代表。梅兰芳在敌伪统治时期,十年蛰居上海,拒绝替敌伪演戏,子都留过,这次是因人民的胜利而归来。程砚秋也曾因耻事敌人而遁迹青龙桥乡下,北平解放后,并出国参加了布拉格世界和平大会。周信芳在日本占领上海时,演出“徽钦二帝”等剧,提倡了民族气节。其余旧艺人代表二三十位,都是来自各地稔熟各种戏曲技艺的代表人物,如李少春(北平)、尹日樵(哈尔滨),长于平剧创生,郭兰英长于山西梆子,王聪文长于上党(山西长治)落子,张阔时的评戏,连阔如(北平)的评书,董天民的游艺,也是一时的名选。
这些旧剧及曲艺界代表,每有发言都博得热烈的欢迎的掌声。他们自己也一致认为这次大会是新旧文艺界空前团结的盛举,参加这次大会是一生中稀有的光荣。梅兰芳发言句句倾吐着愉快的心情,他说他感到旧剧内容有改革的必要,希望人民政府和文艺领导机关指导协助,进行改革,使旧剧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下,真正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周信芳认为“大会是改革旧剧的千载一时的机会”,王聪文以洪亮有力的声调,叙述他由贫苦农民被生活所迫而下海唱戏时受嘲弄为:“戏子戏子王八弟子”,象牛马样被人压迫;等共产党来了分了地,弟弟当了区长,自己在太行被选为第一等模范文艺工作者,“旧艺人才算彻底翻了身了”。他说着,兴奋得在台上高高的跳了起来。具有这种心情的在他们中间并不是少数。七月六日在北平市国剧公会代表叶盛章(该会理事长,有名的武丑),叶盛兰(名小生),徐东明、徐东莱、萧盛萱等向大会献旗。叶盛章并代表讲话,叙述了往日的苦楚和今后的希望:
“旧剧本来是封建社会的遗产,所以内容大多是封建迷信的。在反动统治时代,我们一直遭受社会轻视,被看做了娱乐品,和有闲阶级的消遣品。我们虽然也有觉悟的同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也点点滴滴做了一些改造的工作,可是反对派的愚民政策,却随时对我们加以迫害。直到解放以后,我们有了更大的觉悟,深深的感到旧剧的艺术也要翻身了。必须脱离封建的范围与广大的人民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这样旧剧就必须积极的加以改造。可是我们同人大多是幼年失学,这样艰巨而繁重的工作,完全靠自己担负是不可能的,我们希望从事戏剧工作的同志们,从事新文艺的同志们,能够重视旧剧,能够尽量协助我们来做,使旧剧艺术得到新生,达到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我们决在毛主席的领导和他指示的方向和诸位先生各位同志的协助之下向前努力。”
七月十日北平市曲艺公会曹宝禄(该会理事长单弦名手)、侯宝林(有名的相声家)、花小宝(梅花调)、新岚云(京音大鼓)等也代表北平六百名曲艺会员向大会献了“我们为人民歌唱”的锦旗,并说了和国剧公会同样意思的话:“正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候,我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在北平胜利会师,来总结我们过去的经验,讨论我们文艺今后的方向和方法,是我们文艺工作的一个新纪元。……愿意遵循着大会对于改革旧艺术的决议和指示来努力,以期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上海越剧工作者袁雪芬因工作需要不能分身北上,特给大会来信说:“恶梦、黑暗已经过去了!今天面对着新的历史的展开,感到了无限欢欣而又悚惧我们未来责任之重大。我希望大会能够给我以正确的指示,领导我们……为人民戏剧艺术努力。”
话是真心话,翻身是活生生的事实,而新旧文艺工作者在正确的文艺方向之下紧密团结,互相帮助,人民的艺术定会开出灿烂的花朵。大会期间旧艺人已演出了具有新内容的平剧“野猪林”、评书“长征渡乌江”、平音大鼓“三勇士推破船”、梅花调“劳动女英雄”、新洋片“模范工人计根生”,代表们都以极大的关心来注意这些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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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儿女英雄传
孔厥 袁静
第二十回 胜利(续)

南门外的冲锋号一股劲的吹,四周围的枪声,夹着手榴弹的爆炸,打得热火朝天。
伪军们军心动摇,早就不想打了。南门的伪军首先开城投降,东门的伪军也放下了武器。城里大部分鬼子都给包围在南大街学堂里。从分区来的日本反战同盟支部几位同志,刚好就是米田和“初一加三郎”那一伙,跟着咱们的队伍来配合工作。这会儿,他们就用日本语喊话,争取日本兵投降。他们还唱了一个日本歌,唱得学堂里的日本兵都哭下了;不到一刻钟,就挂起了白旗。
城破的时候,何世雄和鬼子司令带着一部分敌伪军,急忙往西跑,想从西门突出去。可是西门着火了,烧得半边天通红。他们马上又往北门突。北门外的岗楼早缴了枪,城里何世雄叫两个机枪手,端着两挺轻机枪冲锋开道;他们猛的开开北门,机关枪在头里密密的扫射,一伙人拚命往外冲。
民兵们看机枪打得挺猛,退了一下,手榴弹就象雨点似的打过来。好些敌伪军都炸死了;头一个机枪手也炸飞了半个脑袋。敌人惊慌的乱跑。一阵混乱中间,何世雄顾不得他的小婆,用手枪指着第二个机枪手,喝叫:“快打!不打我毙了你!”他和鬼子司令,张金龙几个跟着机枪,拚死命从侧面往西冲出去了。
民兵们有的往城里奔,有的抓那些逃散的敌人。牛大水和高屯儿带了人,跟在何世雄他们的后面,紧紧追来。何世雄一伙跑到堤边,前面另有一部分民兵在把守,突然喊:“口令!”他们答不上,立时一阵排子枪打过来,几个人倒下了,机枪手也滚到了一边。鬼子司令右胳膊负了伤,枪也掉了。张金龙腿上中了一颗子弹;他咬着牙,跟龟板、何世雄慌忙往野地里跑。
天边的月亮照着,大水高屯儿他们看得分明,紧追着不放。张金龙左手打枪不得劲,又跑不动了,落在后面。几个人朝着他@@@一齐打过去,张金龙身上中了几颗子弹,立刻倒下了。
何世雄和龟板跑进一大片豆子地里,想藏可藏不住,慌慌张张的朝前面高粱地里奔。何世雄的帽子早跑掉了,鞋也只剩了一只,越想跑得快,越跑不动。龟板挎的一把东洋刀,老是绊腿绊脚的,也顾不得解下来。
眼看着追兵只隔几丈远了,枪子儿在他俩头上飞过。他两个再也跑不动,索性爬在豆子地里。大水他们四下里散开,弯着腰往这边搜索。
何世雄一眼瞧见牛大水走近了,就瞄着打了一枪,子弹从大水的身边擦过去,打中了高屯儿的肚子;高屯儿跌倒了。大水吃了一惊,忙去扶他。高屯儿肠子都流出来了,还睁着圆彪彪的眼睛,发怒的喊:“你管我什么?快消灭敌人!”
这当儿,又一颗子弹唰的飞过。大水发现了目标,连忙一枪打去,何世雄手里的枪就给打飞了。大水见他没了枪,忙奔上去捉活的。不提防那龟板藏在豆的里,左手早拔出了东洋刀,猛的一抡,砍在大水的腿上;大水跌倒了,枪也落在豆子地里。那龟板又照他头上砍了一刀;大水忍着痛,跳起来,一个扑虎儿压住那龟板,夺下他手里的刀乱砍,一面咬着牙说:“看你厉害!看你厉害!”柳喜儿魏大猛赶上来,打死了何世雄;瞧见牛大水脸上尽是血,急忙把他扶起来。
民兵和民夫们也都冲上来了,拿枪的,拿刀的,拿铁镐铁铣的,喊着骂着,一阵子就把这两个鬼子汉奸的大头儿,连砍带砸,剁成了肉泥……
月光里,牛大水成了血人儿,昏迷过去了。

牛大水醒来的时候,人们已经把他抬进城。屋里许多同志和老百姓,悄没声儿的围着他,一个医生和一个卫生员正在给他洗伤。灯光照着他脑门上斜斜的一条伤口,足有三寸长,露出了白的骨头。医生小心的上了药,刚用纱布给他缠好,秀女儿扶着杨小梅,李小珠抱着小胖,进来了。
前半夜伪军把杨小梅带到城隍庙后面,假装打了三枪,就带着她反正过来了。(李兰女和赵班长也给救了出来。)这会儿,小梅脸儿白沙沙的,左手勾着秀女儿的脖子,右手拄着一根棍儿,压过杠子的两条腿,很艰难的走过来;同志们忙闪在两边。
小梅一见大水,心坎里猛的一阵欢喜,她那眼泪可就撑不住了,泪珠儿扑扑扑的往下掉,忍不住哭出声来。旁的同志都跟着掉泪。小梅声音变了的说:“大水啊!想不到……这一辈子还能见你的面!”
大水硬撑着坐起来;他半个脸儿包在白纱布里,睁大了一只眼,望着小梅,一时喉咙里象堵住了个什么,哽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他心眼儿里挺痛快,胜利的笑显在脸上。他拉住小梅的手儿说:“哈,小梅!咱们总算熬过来了,这下子咱们胜利啦!”
小梅擦了擦眼泪,说:“老蔡说的对,咱们的胜利是用血换来的哟!刚才我瞧见屯儿了……唉,咱们牺牲了多少人啊!”大水眼里闪着泪花儿,激动的说:“屯儿死得真光荣!他临死的时候,还叫我们快消灭敌人。咱们得好好儿记住他的话!现在抗战胜利了,反动派可还没打倒;活着,咱们再干吧!”小梅兴奋的说:“只要有这口气,就跟反动派干到底!抗战这么些年,咱们什么苦都受过了,还怕什么!”秀女儿说:“毛主席领导咱们把鬼子都打败了,咱们跟着他,干什么不会胜利呀!”
大水想着很高兴,颤抖的手儿接过小胖,亲亲他的小脸儿说:“可不是!咱们吃点苦不要紧,只要革命成了功,这些孩子们,将来可享福啦!”正说着,黑老蔡柳喜儿魏大猛来看大水。老蔡喜冲冲的扬着一只手儿说:“报告你们好消息:咱们各地方都打了胜仗;光是冀中,就收复了雄县、霸县、安国、博野、蠡县……一共十三座县城!”满屋子的人都拍手叫好。
忽然,外面噼噼啪啪响起了鞭炮,象过年似的。一时锣鼓喧天,夹着人们的欢呼,声音越来越近。秀女儿快活的跳起来说:“老百姓庆祝胜利呢,咱们快去看!”人人脸上都兴奋的笑着,年轻人连忙奔出去……
天明了,城头上飘扬着鲜亮的红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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