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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回顾与前瞻
俞平伯
“三十年为一世”,从民八五四到现在,时间不为不久,但我们住在北京的人觉得人民无恙,城郭依然,回想起来仿佛如同昨日。每逢“五四”,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总来要我写点纪念文字,但我往往推托着,延宕着不写,因为我虽曾参加了一点儿的五四,却不过一名马前小卒,实在不配谈这光荣的故事。况且过去的已过去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今年却不然了。大大的不同了,非但三十年为一世值得纪念,大时代的确已到了。马前小卒还是马前小卒,或者更小了一些,但挨着这大时代的边缘,仿佛亦很有光彩的,老话所谓“与有荣焉”,这“五四”的精神也在突变的,雄伟无前的革命中发扬光大起来。这是从民八以来最可纪念,最促人反省的一回。我虽不懂什么,也不得不就想到的说一点儿。
民国八年的五月四日,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从表面上看,因为抗争辱国的外交以直接行动打击北府的官僚们,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广泛,是社会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新,思想的解放等,……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不过在尖端上作一个政治性的爆发而已。所以这个运动发生在北京以后,立刻风靡全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阵容,在今年全国大解放以前,这三十年中很少有过这种伟大令人感动的场面,就是民十七的北伐成功,也还差一点。
再说一句,这两个划时代的转变,实只是一桩事情的延长引申,不妨当作一本戏看。这很有点象做截搭题的文章,但我的确如此想的。例如共产思想已在那时萌芽,李守常先生一面作“五四”的斗士,一面又是共产主义的先觉和殉道者。鲁迅先生的“呐喊”也大部分在那时候写的。科学和民主可不是还是那科学和民主?就思想的轮廓上看,新民主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和三十年前的“五四”那时所倡导的没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在它的实行。“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坚苦卓绝地给做成了。这大时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实行上,思想领导的正确性当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开了一张支票,当时看来很象空头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象我在北京约略住了半辈子不曾移动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来,自然很象奇迹。
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如“内除国贼”不就是“反封建”“惩办战犯”吗?如“外抗强权”不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吗?可有一层,这三十年中却几度迷了路途。尤其在这古城的大学里,虽亦年年纪念“五四”,但很象官样文章,有些朋友逐渐冷却了当时的热情,老实说,我也不免如此。甚于有时候并不能公开热烈地纪念它。新来的同学们对这佳节,想一例感到欣悦和怀慕罢,但既不曾身历其境,总不太亲切,亦是难免的。再说句老实话,近年来各校同学们这些反抗强力,争取光明的活动,已迈过了“五四”的成绩还甚,只是民八的五月正当时代转捩的关键而已。北大的精神只有一个,何必“五四”,又何必不是“五四”。
旧路虽迷,忽然找着了,前景更有新开展,惊喜惭愧的心情如何可言,我们总应当好好的走着罢。也正剩得这“开步走”的问题。革命的前途,犹艰难而遥远。俗语不说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惟其艰难,惟其遥远,那才更有意思哩。最所欣幸的,光明在前,咱们从今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三十八年五月北平北京大学


第6版()
专栏:

从“五四”看知识分子
宋云彬
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领导作用。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很多,起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对革命认识不够,不能和工农大众结合起来也是原因之一。五四运动由青年学生发动,接着大都市的产业工人都参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大众就开始结合起来。工人运动渐渐开展,工人们纷纷组织团体,参加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斗争,而知识分子经过这一次政治斗争,思想亟变,认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知道只有工农大众才是可靠的同盟者。从此以后,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而知识分子则在联合战线中尽它的做先锋与做桥梁的任务。从此以后,中国的革命渐渐走上成功的道路。
但是,知识分子有它的先天的弱点,当它没有能够与工农大众结合起来,没有能够与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没有能够下决心为人民服务,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群众化的时候,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知识分子又往往有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的自大性,如果不能加以克服,到了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们会脱离群众,而采取一种独往独来的消极态度。甚至于感到日暮途远,索性走回头路,去接近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并为他们服务而反对群众了。五四运动到今年三十周年。我们看,在这三十年漫长的岁月中,不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当年以新文化运动的战士姿态出现,后来慢慢地退婴、落伍、甚至于反动了吗?
不过退婴、落伍的究竟还是少数人,至于反动的更加是少数中的少数了。而且前一辈的、少数的虽然退婴、落伍或者甚至于反动了,但多数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又赶上前面来了。所以中国的革命始终在向前进,没有因了少数知识分子的退婴、落伍或反动而受到阻碍。
“革命力量的组织与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五四运动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发动,并且起领导作用的。现在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年长一辈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儿自省一番,自己的思想和生活还配得上称作“革命的知识分子”吗?年青一辈的,也应该自己检讨一下,是不是还留有一些知识分子所常有的弱点而没有能力克服?因为我们在革命事业的建设上是负着重大的责任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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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断的进步
叶圣陶
“五四”是我国现代史上青年运动开始的标帜。这个运动所号召的,积极方面是科学跟民主,消极方面是反帝反封建。如果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决不能够发动这么一个运动。必然由于客观情势上有它的必需,才会一经号召,就展开成为广泛的运动。所谓必需,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中国人民必需生活得好,物质上精神上都好,而且好没有止境,今天要比昨天好,明年要比今年好。这个必需带来了另外一个必需,就是中国必需成为独立自主繁荣康乐的国家。实现这两个必需是目标,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是途径或方案。“五四”以后历次的社会运动,以及学术研究、文艺创作种种方面的表现,虽然不见得完全一致,可是大体说来,都顺着一道主流在那里进行,就是遵从上面所说的途径或方案来达到上面所说的目标。谁不顺着这一道主流甚至阻挡住这一道主流,大家就说他反动或者反革命。反动反革命分子是人民跟国家的敌人,因为他不让人民生活得好,不要国家独立自主繁荣康乐。
若问谁是这一道主流中的主力,那必得推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科学的哲学作为思想的根据,实事求是,土生土长,制定了种种的纲领跟政策,而且即知即行,行中求知,把理论跟实践搅和成浑然的整体。到今天为止,你看,大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全解放了,大江以南正在逐渐解放。人民翻了身,建立了民主政权。生产跟建设成为人民热狂的中心问题,尽量的利用科学,期望得到最大的成果。在解放了的广大地区以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势力已经一扫而空。所以,“五四”当时所号召的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跟努力,经广大人民的拥护跟奋斗,才彻底化为有血有肉的现实:这样说法是最为确切公平的。
三十年的时间,在历史上说起来,真是短短的一段儿,可是进步就有这么多:我们怎得不非常之兴奋?再想想未来,全中国的解放在最近期间就将实现,在全国人民的勤劳跟热忱之下,生产跟建设必将先于预期而逐步完成,人民的生活没有止境的好起来,新民民主义的新中国强固的站定在东亚:那进步比今天更多了。进步,不断的进步,是咱们该拿来自勉并且自傲的。


第6版()
专栏:

唯一的真理
何家槐
在“五四”时候,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起了带头的作用,可以说是最先觉悟的运动先锋,他们的英勇奋斗,使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无疑地是很光荣的一页。可是,“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为当时革命的根本力量——工农阶级还没有强大,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也还不够密切和巩固。
“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之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这一段毛主席论“五四运动”中所说的话,固然适用于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可是,我认为对于解放区的同学们和朋友们,却更有意义,更应该引为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和学习工作的指南。
我所以要特别强调解放区的缘故,无非是因为在蒋管区,压迫之沉重,环境之黑暗,的确使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容易接近人民,要深入工农群众,与之密切联系和结合,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尤为困难。国民党反动派所最顾忌的,也就是这点,不惜用最毒辣的手段来防止,来阻挠,加以各种限制和束缚,屠戮和摧残。(直到最后覆灭的前夕,蒋匪帮还在疯狂地逮捕和杀害青年)可是,现在我们已经解放了,不但一切桎梏和威胁,都已一笔勾消,不复存在,而且相反地,随时随地都能得到党政军当局的指示,鼓励,和帮助。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只要真正愿意,真正有决心和工农兵结合,和广大的人民结合,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那末他的志愿一定可以实现,他的决心一定不会落空;怕只怕我们自己没有决心和勇气,不能立刻放下旧包袱,放下因袭的重担,拂去陈腐的灰尘,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各解放区,到处都可听到缺少干部的呼声,很多事情都没有人做,只好暂时搁置。在新解放区,这种干部荒的情形尤其严重。即在部队里面,也有这种现象。据一位在河南军区政治部工作的同志说,战士们,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学习热情大大的提高,很多士兵都节省仅有的钱购置钢笔、铅笔、笔记簿和纸张,学习写作。在艰苦的行军中,他们把这些文具保护得特别小心,用洗干净的破袜子或油布油纸等包裹起来,放在背囊里随身携带,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应用;其真诚的学习态度,的确是很令人感动的。可是,指导他们学习的干部却异常缺少,有时偌大的一个部队,只有寥寥几个文艺干事或教育干事,实在应付不过来。对于稍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简直看成了宝贝,大家抢着要。当然也有少数文艺工作者进部队去,但他们的目的似乎只限于搜集材料,往往只住一个短时期就走,而且生活和感情,始终不能和一般战士们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甚至和下级干部也有合不来的地方,因此,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客人和旁观者的身份,弄得战斗越激烈,工作越紧张,而越感孤单,越感寂寞,或发生其他病态的思想和感情。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身于解放运动,真正能够深入工农后的人还不多,还有待于大家的努力。
现在大军早已过江,解放了南京,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经打垮,归于消灭,全国范围以内的胜利,指日可待;因此我们的责任也特别重大了。所有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特别是在解放区的同学们和朋友们,都应该认清目前的形势,把握有利的时机,毫不踌躇地深入农村、工厂、和部队,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与工农兵结合起来,与广大群众结合起来,把我们所有的本领和我们的生命一道,贡献给这一空前伟大的民主革命,我认为这样才无愧于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也才经得起时代的考验而不致落伍,变成废料和残渣。
“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实在是一个唯一的真理。希望每一个知识分子,每一个青年学生,都能够把这话牢牢的记在心头。


第6版()
专栏:

几个“五四”时代的人物访问记
柏生
在“五四”运动发祥地的北平,纪念“五四”三十周年的前夕,记者特走访了几个“五四”运动时代的人物
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于力副院长,愉快的告诉记者:“五四”运动当时,他正在北平高等师范(师大)国文系四年级读书。那时学校里有一种叫工学会的进步团体,参加者都是些半工半读的学生,于也是其中的一个。当巴黎和会解决山东问题的消息传到北平后,全国舆论大哗,北平学生的反应尤为强烈。“五四”那天,高师四分之三的同学都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大会,会后以北大为首向曹汝霖宅奔去,演成历史上有名的火烧赵家楼的一幕。以后高师学生继续到街头进行宣传,曾被捕了许多人。现在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杨秀峰也是当时师大参加“五四”运动的一个史地系的学生,当时师大附中的赵世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牺牲)和夏亢农(夏康农)等,许多中学生也参加了这个运动。
于力先生摸着胡子愉快的说,三十年了,这一切还都在我的记忆中。过去我们只是空想,表现的都完全是小布尔乔亚的思想,行动是愚昧的,没有阶级的意识,而是超阶级的。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切都具体化了,青年也有了指针,有了方向,整个的中国已得到了新的发展。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这位年高的民主老前辈今年已经六十五岁了,当他着重的谈着“五四”时代的事迹时,他说,那时我正在北大哲学系教书,“五四”运动发生后,学生们被捕的很多。这时校中没有主持人,教职员感到非组织起来不可,于是首先成立了北大的教职员联合会,后来又联系了北平其他大学及中小学的教职员组成了北平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马先生便是联合会的书记)当时这个组织主要的是做保护学生的工作。马先生他说“五四”是划时代的一天,从这次运动开始后,科学民主运动本身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发祥地的北平也成了全国各地学运的一个主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中国革命更推动起来。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务委员谭平山,这位白须长长的老先生,今年也已经六十四岁了。他告诉记者,“五四”运动时,他还是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一个老学生,年纪比一般同学都大,可是思想并不老。当时北大学生主办的“新潮”杂志,他也是社员之一。他说,“五四”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近代化的社会运动,是从“五四”开始的,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后起来了,把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那时北平各校就有马克斯小组的学习活动。今天,我们公开郑重的承认,中国今后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前进展的。
北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说,三十年前的“五四”,我正在清华高等学堂四年级读书,“五四”运动我是参加了,火烧赵家楼是五月四日下午的事,我们清华同学五五才进城的,贴标语与北平学生会联系。整个的五月都是在动荡中,五四运动当时在北平有两个高潮,六月三日清华学生全体进城游行宣传,这次被捕的人很多,光清华就有二十多人,被关在北大理科大楼里,后来又一起关到北大法科大楼(现在的三院)被监禁的一共有一千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直到八号我们才由清华全体同学迎接回校。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北平也派代表许德珩等出席。
最后,钱先生说,三十年来,就青年知识分子比较,五四时领导人太看重自己,因此当时学生运动搞的不够普遍,今天的学生运动要比较坚实多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杨振声说,五四运动时,我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即将毕业,当时的中国文学系闹的很热烈,有些先进的先生们办“新青年”,我们学生我、俞平伯等办新潮,投稿的人很多。“五四”那天,我记得的情形是这样的,当天,北大有先生学生二百余人,在现今的民主广场集合后,大家便到天安门开会,会后大家到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送递关于巴黎和会的抗议书,结果为警察阻止住了,大家乃折回到赵家楼曹汝霖宅,可是大门紧紧的闭上了,一个同学首先跳进墙去,门打开了,但曹从后门跑走了,同学们气愤之下发现了章宗祥,把他打了一顿,并把屋子里的东西碎了许多,后来在房里找到一桶火油,大家便立刻点了起来,造成了火烧赵家楼。当场有二十九个同学被捕,学校马上罢课了。
杨先生并就五四运动与当时的新文学运动谈到三十年来文学的演变,他说当时文学中所表现的人生观多是调和派的,以个人为出发的,不是彻底的文学革命,而今天已经演变到以工农兵生活为主要内容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杨先生并感慨的说,他从解放后才逐渐了解人民文学的重要和力量,今天是一个阶级的转变,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重要的,他说他愿意自己能学习些新的东西。
北大中文系教授俞平伯听了记者是来访问他关于五四的事情,他含笑的说他已作了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五四爆发时,俞先生正在北大读书,他也是新潮社社员之一。他说,那时自己自由主义的思想很浓,对政治弄不清楚,但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很大。他认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尖锐的革命,但后来这个革命运动的力量分散了,许多五四时代的人物都变了质。然而今天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共产党已经实际实现了五四的精神。
北大中文系教授罗长培,他和杨振声、俞平伯,还有许德珩,他们都是“五四”时代同班的学生。当记者和他谈到“五四”运动情形时,他说他很不幸,当时是个走读生,对于学校的活动参加的很少,但对那时班里的情形他也知道一些,如班里办了三个不同性质的杂志,新潮、国民、国故,在当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罗先生说,我感到“五四”时代各方面思想都只是一个萌芽,而今天三十年了,说句俗语,正是成年时,一切也都有了发展,因此今年在解放了的北平来纪念五四也特别有他的意义的。
记者又访问了北大法学院教授周炳琳。周先生说,我记得“五四”头一天晚上,我们各校代表到北大三院礼堂开会,讨论示威的准备,决定了五四的游行,北大同学利用当时各校国民杂志社员的组织连络了各院校,五四早晨在天安门集会后,预备到使馆区游行,结果被阻,大家便决定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处(就是现在东总布胡同中的赵家楼),将门打开后,没找到曹,在花园里把章宗祥大打了一顿,后来因房屋冒烟,大家便都跑了出来,这时有的同学就在房里被警察逮捕,我和许德珩先生走出后,许先生又在街上被捕走了。当晚回校的同学立刻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同学,蔡校长也出席讲了话。第二天各校都罢了课这事到六月三日又发生了一次高潮,大批学生被捕直到各地响应罢课、罢工、罢市才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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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四”哺育了我
王亚平
当五四运动波及到各地的时候,我正在故乡高级小学里读书。同学们跟着老师,到大街上游行,高呼“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使我幼稚的思想里,第一次感到中国出了卖国贼,帝国主义者欺侮中国人。
不久,我考进了省立师范学校,校长虽说是个老封建,但由于大部分同学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都喜欢订阅新书、新刊物,对于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都有一个新鲜与热烈的憧憬。
当时的“新青年”“向导”“现代中国”以及后来鲁迅先生等编的“语丝”,都是同学们爱读的。从这些代表着新思潮的杂志中,了解与初步地认识了新与旧的斗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斗争,科学与玄学的斗争。
年青的学生,最容易受新思想的感染,而且要见诸于行动。同学们组成了文艺研究社、革命剧团,上演了“宝珠小组”及“农家”,前者是反对封建的压迫,要求妇女解放;后者是描写人力车夫的痛苦、受辱打、以及他对统治者的反抗。通过这些新剧的演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上有压迫人的,有受压迫的,受压迫的要起来反抗压迫人的。
学校里来了一位教国文(白话文)及注音字母的新先生,他的名字叫王新邦。穿的很土气,人很热情,欢喜和校内进步的同学接近。在他的鼓励与帮助下,出了一个小刊物——心声。这个小刊物团结了全校的进步同学,都用白话写新诗、散文、短论等。它成了同学讨论问题、抒发新思想、情感的一个新园地。自己爱好新文艺、学写新诗是从那时开始的。
随着同学们思想的进步,对于学校的腐败、封建的教学、管理感到极大的不满,就爆发了一次学潮,贴标语、发宣言,要求把学校革新。结果,叫当时的军阀王承斌把全体同学解散了,那位王新邦老师也走开了,后来听说给他硬按了一个赤化帽子,永远没有了下落。
回到故乡,跟着父亲学种地,抽空和几个朋友在村里办了一个平民学校,出了一份油印刊物“友声”,因为上面有一篇“赤化欤奴化欤”的文章,被封建豪绅误捏为“宣传赤化、蛊惑青年”,两个朋友被捕入狱,我开始做了流亡者。
统治者的残害与压迫,我没有屈服;流浪饥寒的生活,使我仍有决心去战斗;主要原因是五四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它象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了我。当我每感到生活的贫困,环境的里劣的时候,那种追求新的反抗旧的、永远不向患难低头的五四影响给我的力量就在我思想新增强了。记得在“自己的话”一首小诗里曾这样说“思想象待发的一只火箭,对准患难去残酷的猛穿”!
自然,那时的思想、情感、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的,和工农大众相隔十万八千里。但这一连串的事实,以及在都市里看到了许多不平的现象、统治者的罪恶,使我对于反帝反封建的认识逐渐明确了,加深了。“九一八”的时候,我正在塘沽,看见由东北开来的难民车,车顶上爬满了人,过天桥时,一个人突然站起来,头碰到钢铁的桥梁上,脑浆迸了出来。不久,塘沽车站上有日本兵站岗,在塘沽车站专车上签订了卖国协定,大喝香槟酒。这些眼见身触的事实,使我进一步认识了统治者的嘴脸,帝国主义的可恨。此后,开始有意识地写些诗,来暴露统治者的罪恶,反抗日帝的压迫。虽然,写的很浮浅,但正可以代表那时我的思想从五四影响下更向前发展了一步。
以后,在都市里过了十几年,也到日帝侵略者大本营的东京读过书。一方面听到看到的都是腐败、黑暗、罪恶,不断增加着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另一面我接触了不少的进步者、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帮助、教育下,慢慢地使我认识学到一点点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屁股却始终坐在小资产阶级那一面的。
直到一九四六年来到解放区,在故乡一带的农村里,和象我父母一样劳动的农夫、农妇在一起生活、工作、学习,在新的革命的环境里,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于是,那些爱名位、爱面子、为个人打算、形式主义、以及文艺创作上的不正确观点,才逐渐转变了、改正了!蹲在小资产阶级上面的屁股,也慢慢地移到无产阶级这一边。
如果说我是被五四哺育起来的一个孩子,那末,真正教育我,培养我,使我得到改造的正是共产党。今日的北平,将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一切的建设工作,旧的、腐败的、黑暗的封建统治势力永远地消灭了!新的、民主的、人民的力量要不断地发扬起来,光大起来!因此,纪念今年的五四,将比任何过去的一年更有它伟大而深刻的意义!
一九四九、五、三日


第6版()
专栏:

会师
臧克家
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是极为恰当的,这是青年们政治意识大觉醒的一天,也是以血肉作代价,给后来的青年运动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一个光荣传统的一天。但是在蒋管区里,反动政府却是不敢承认它。硬把“青年节”拉到三月二十九去。因为他怕这个革命的日子,他们本身恰好就是革命的对象—在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的封建官僚集团。后来“文艺节”也规定在“五四”,记得郭沫若先生在重庆的“文艺节”大会上说过:“我们来接‘青年节’的阵地,使我们的文艺永远年青”。其实,虽是“青年节”没有被反动政府“批准”,而青年们却忘不了自己的这个日子。每到这一天,总是开会纪念,情势再不允许,至少也有个晚会:请人讲演,朗诵诗,演剧,歌咏,游艺一番。所请的人,所朗诵的诗,所演的戏,所唱的歌,全是反动政府所反对,所讨厌,所头痛的。这样的会本身就既是纪念,又是反抗。记得去年“五四”上海“同济大学”,“戏剧学校”………的晚会上,演了一出同学们自己编的活报,剧名叫做“天下为此公”,一个人扮成蒋介石的样子,满口阿拉阿拉的念“政协”的协定。后来被特务报告上去,几乎出了大乱子。
今年在“五四”的策源地来纪念“五四”的三十周年,真是叫人高兴,也太富于历史意义了。赵家楼的一把火,燃烧起革命的热情,照亮了革命的道路,三十年来的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真是象一把火。它锻炼出来无数的战士,也把多少经受不住火炼的烧化成了灰烬。
北平——这个“帝王之都”,封建势力的大本营,因为解放而新生了。城头上高悬着毛主席的画像,它已经是人民自己的城了。就在纪念这个伟大日子的不久之前,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一大片土地,一个个名城,全被解放了——特别是南京,反动集团的巢穴,也不得不仓皇舍弃,作鸟兽散了。三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快要胜利的完成它的任务,英美帝国主义任它怎样叫嚣,怎样企图干涉中国的革命力量,结果如不知难而退,就得自食苦果。今日中国人民的力量雄伟得可以打击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成为全世界和平阵线里有力的一根支柱。反帝反封建,“五四”当年所提出来的口号,经过了将近三十年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已经快要完全实现了。
我们热烈的纪念这个日子,就是因为它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五四”,欢迎呵,你来得真是时候!“五四”,欢迎呵,正是“八面风雨会北平”!各党派的民主人士、文化人、作家、艺术家、从各方面汇聚了来,这里边就有“五四”当年的前辈。青年们,原处在黑暗区域的,和新从光明地带来的会师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在战斗的“五四”的号召之下,会师了。
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我们应该对过去的战斗结一笔总帐,看看我们收获了多少;而最重要的还是检阅一下自己的队伍,向着被革命的形势所充实,所提高了的“五四”精神前进。一个队伍,现在是更加扩大了。今天意义的“青年运动”,已经冲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它冲进了农村,农村青年加入进来了;他冲进了工厂,冲进了部队,无数的工人,战士,加入进来了,它的队伍越长,它的力量和阵容也就越壮大了。
目下革命的大浪潮把许多的知识青年从学校里冲了出来。满街都是大学生,中学生,男的,女的,高高兴兴的走着,便衣上别着一个白符号,他(她)们热情,兴奋,勇敢的那种情绪与心境,我可以用“一九二七”个人跑到武汉去从军那个感觉印证出来。当然,时代不同了,后来者一定是居上的。
这成千上万的青年参加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是一个好现象,这表示:他(她)们要随着时代动起来了。我觉得,无论走出学校的,或留在学校的青年同学,能够同来自老解放区的青年干部会聚,是意义重大的。即便同样是知识分子,因为所受到锻炼不同,也就显出强弱来了。在解放区斗争过来的,大部已久炼成钢,而原在反动政权之下的,虽然也是强硬,但大多数恐怕仍然是块铁。身上带着的一些知识分子的标志,会在比照之下显现出来。譬如说吧,反抗运动时代,能够轰轰烈烈,因为那是革命的,同时又是浪漫的;今天需要你进农村,下工厂,切切实实,不声不响蚂蚁般的工作了,你也许会觉得死板了、干燥了。
大家都听过“战斗英雄”、“妇女代表”、“农民代表”们的有声有色的演讲,他(她)不大识字,但是听他(她)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把这些年青人和学校里的知识青年一比,差得更远了。我觉得,应当把他(她)——从解放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农、工、兵、妇女——当做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把露出的缺点,象点去脸上的斑痣一般下决心除掉它,在旧的死去的地方,新的才能够生长出来。
纪念“五四”,这个光荣的日子,我们必须用一个崭新的自我实现这个伟大的传所统加在我们肩头上的责任,去给自己,给这个日子增加上一份光荣去。


第6版()
专栏:

五四以来中国主要的革命青年团体介绍
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
“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有几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于一九二○年八月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五月,团的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纲领,并决定加入少共国际。当时出有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由恽代英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的。一九二五年五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一九二七年六月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团员发展到五千余人。青年团积极地参加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并在一九二七年首先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土地革命时期,青年团在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分配土地和进行查田,组织少年儿童等工作中,都起了积极的先锋作用。当时团的机关刊物叫做“青年实话”。在残酷的内战中,青年团是一支英勇的支持力量。著名的少共国际师,全部是团员组织起来的。但在土地革命后期,由于领导上发生了“左”的偏向,青年团的工作作风也发生了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以致使青年团在组织上的群众性不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改造青年团的组织及其工作方式,使团成为广大群众的、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非党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的结果,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及后来武汉、徐州等地的青年救国团和广东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产生了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组织。
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是抗战的序幕。“一二九”运动中,平津学生到农村中去向农民宣传,并提高了自己的觉悟。一九三六年春,即以南下宣传团为基础,并结合了原有的民族武装自卫会等地下革命小团体,组成先进青年的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民先队成立后,即迅速向各方面发展,平津、武汉、成都、郑州、广东以至巴黎、伦敦等地都有了民先队的组织。一九三六年冬天,召开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民先队总队部,到抗战爆发时,已发展到了两万余人。民先队员大批走上抗日战线,参加各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国民党区的民先队则受到疯狂的迫害,终于在一九三八年被迫解散。
三、青年救国团、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武汉青年建立青年救国团,很快发展到宜昌、沙市及河南、江西一带,主要成份为学生及一部分工人,单武汉就有五千多人,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亦有团员近万人。武汉失守后,武汉青年救国团的大批团员到大洪山打游击,参加开辟中原解放区的工作。徐州一带的青救团员也有很多参加了鲁南一带的武装斗争。在广东,“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团体结合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后来发展到全省。抗先队在广州失陷后,号召下乡,组织武装,东江纵队中就有很多是抗先队员。
四、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先锋队
共产主义青年团改造后,在延安成立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青救会在一九三八年秋,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代表大会,全国各地青年团体均派有代表参加。一九三七年,西北青救会在陕北创办了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大批招收抗日青年,加以短期训练,分配到解放区各地工作。这对开展各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随后在各解放区都成立了青年救国会。青年救国会是包括一切抗日青年群众的广泛的组织,主要是在农村中参加参军、生产、支援前线、减租、识字班等工作。至一九四○年时,各解放区的会员有百余万人。
一九四○年以后,晋察冀、山东、晋东南等解放区的青救会成立了基干的青年武装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配合军队和日寇进行武装斗争。
青救会是有极大成绩的,但在抗战中期,有些地方的青救会过分的强调青年的特殊利益,如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中,单独建立青年农场等,以致与整个人民的利益脱节,形成青年主义与先锋主义的偏向,但不久这种偏向即被纠正。青救会的组织本身也是有缺点的。它是广泛的群众性的组织,缺少先进青年有组织的推动,因而抗战后期就不能满足先进青年的需要,青年救国会本身也就松懈无力。至一九四六年,中共中央便提议建立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在一九四九年元旦发出建立青年团的决议。
参加一九三八年秋西北青年代表大会的全国各地青年团体的代表,共同决定成立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成为领导全国青年工作的组织。当时的机关刊物是“中国青年”。一九四五年秋,各地青救会的负责干部在延安集会,认为有成立解放区青年统一领导机构的必要,于是选出了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在一九四七年夏,就成立了解放区青年联合会。
五、民主青年同盟和民主青年联盟
一九四五年抗战后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了一个以新民主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先进青年的地下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盟员的成份主要是学生及一部份职业青年。一九四七年“五、二○”运动以后,在平津学校里也成立了几个先进青年组织,如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
在连续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如“一二、一”“一二、卅”“五、二○”及一九四八年的四月和六月的运动中,民青和民联起了核心作用,团结全体同学一道斗争,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北平解放时,民青、民联在北平共约有四千五百余盟员,解放后,他们大部公开并转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六、东北民主青年同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哈尔滨建立了群众性的进步青年的组织——东北民主青年联盟,以后并发展到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北安、海拉尔等北满各城市,民主青年联盟在东北学生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团结进步同学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和各种社会务服中,都起了积极的骨干作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哈尔滨的民主青年联盟即在原有基础上正式建立了哈市的青年团,绝大部分盟员均转入了青年团。当时共有盟员三千五百人。
七、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
日本投降后不久,内蒙古的先进青年组织了内蒙古青年同盟,后又改名为人民革命青年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组织从先进的知识青年发展到工厂、部队、农村、草地等劳动青年,现在约有一万二千多团员。从这些盟员中已培养了很多共产党员。这个组织曾对内蒙古的反动分子作了英勇坚决的斗争。最近在三月二十五日人民革命青年团召开了代表大会,决定改为内蒙古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新华社】


第6版()
专栏:

华北区中小学教育概况
一、中等教育
(一)华北区的中等教育,从抗日战争初期,就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不断的创设与发展。至日本投降时,全区共有中等学校三十四处,学生共六千三百三十九人。日本投降后,中等教育有显著发展。据一九四六年一月统计,原晋察冀边区中学师范即增至五十六处,原晋冀鲁豫边区只省立中等学校,就发展到五十处。两三年来,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华北全境解放,广大农村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劳动人民子弟,大量涌入学校学习,中等教育又得到空前的发展。据目前统计:全区八个行政区及北平、天津、石家庄三个市共有省市立中学七十九处,职业学校十处,师范二十三处,总计省市立中等学校一百一十二处,九百四十二班,学生四万五千三百一十九人。县立师范一百二十七处,二百五十六班,学生一万一千七百四二十人。县立中学二十处,一百二十五班,学生六千二百九十六人(县立中学只包括晋中、冀东、冀鲁豫三区)。又北平、天津、晋中、冀东共有私立中等学校一百四十处,一千零八十六班,学生六万五千余人,总计全华北区共有中等学校三百九十余处,二千四百余班,学生十二万八千五百余人,与抗日战争胜利相较,学校约增加十二倍,学生约增加二十倍之多。三年以来,为了适应生产建设的急需,采取了短期中学或训练班的方式,以经济有效的办法,训练培养了三六、二六八名知识青年参加到政府、财政、文教、军事、交通、邮电各部门去工作。他们对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及各项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为了解决贫苦青年入学的困难,政府虽在战时财政困难的条件下,仍尽最大可能补助贫苦青年就学。去年晋察冀二十八处中学,六千八百三十九名学生的统计,公费即达三千三百四十七名。一九四九年经费预算中,规定中学公费生名额,乡村百分之五十五,中等城市百分之三十五,师范生百分之七十,按学生家庭经济情况适当运用,可使在校学生贫穷者之学习完全获得保障。就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处中学统计七千八百一十一名学生中,贫农子弟二千四百七十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七;中农子弟四千零四十六人,占百分之五十二;富农子弟四百六十三人,占百分之五点三;地主子弟二百九十八人,仅占百分之四。其他的约百分之七。和农村各阶层人口比例差不多。可以证明华北区的中等学校已成为人民大众的学校,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了。在新解放城市,也根据同样精神,凡是真正贫苦的或与家庭失掉联系的,都予适当补助,不使失学。
(三)为了争取男女教育机会均等,所有中等学校注意给女子入学以方便,在程度及年龄限制上,都予以照顾。现在全华北老区,中等学校女生,约占学生总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现象。
(四)随着华北形势的变化,适应巩固与建设华北,支援解放战争的需要,去秋以来,全区中等学校,普遍进行了整顿建设工作。统一了学制、课程,加强了文化学习、改进了政治思想教育。修建校舍,充实教学设备,添购图书仪器。在老区半老区中等学校预算中除四百七十万余斤小米的经常公杂费外,另增图书仪器购置费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余斤。平津解放后,太行、冀中、石家庄等处购置了大批图书仪器。因而教职员工作更加积极,组织各种业务研究小组,改进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情绪高涨,教学效果有显著提高。逐步走向正规化。
(五)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相继解放,大量中等学校从敌伪统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学生不失学,教师不失业的原则下,一般维持了原校。教职员只要不是首恶份子,且愿为人民服务继续留任者,一般原职不动。学校中特务@①迹,废除了反动的教育制度,取消了反动的军训及公民课程,代之以科学民主的教育制度与革命的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多数教师为参加民主政治活动与加强自己的学习,自动参加了教师联合会。各校学生都组织了学生会,领导学生进行各种学习及文娱活动。行政上正在根据学生需要,用自报公义行政上批准的方法,民主评定对贫苦学生的补助金。各校添置了大批新书报,许多学校,每班有一份报纸,每校都增购了进步书籍。解放前大批流亡平津学生,流离失学,人民政府都已给予妥善安置,北平市流亡学生共一万二千七百零二人,遣送回籍复学者五千八百五十四人,报考华大及其他学校者三千三百九十人,在平就学或就业者三千余人。至于平津等市各大中学校报考华大、革大、军大、及南下工作团的数万青年尚未计在内。
平津解放以来三、二月中,中等教育在迅速进步着,并在继续求改进提高。对经费、公费生待遇、学制、课程标准等问题,正在研究进一步改进办法,教职员正在为改造自己展开革命理论与业务的学习。学生在端正着学习观点与方法。新解放城市中等教育已呈现出新的气象。
二、小学教育
(一)华北区的小学教育,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计有高小一千四百一十处,学生十三万零二百八十五人;初小六万零八百四十九处,学生三百二十六万七千二百八十八人。至一九四六年七月,蒋匪发动反人民内战,侵占我一些城市和乡村,烧杀抢掠捕人抓丁,不仅直接破坏了许多小学,也间接的影响了治儿童求学机会,以至小学及学生大大减少。至一九四八年秋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及华北全区亦基本上进入和平环境,广大农村基本结束了土改,群众在经济上政上得到了翻身,迫切的要求文化。华北全区自七月即普遍地进行了调整干部、健全各级行政领导机构、召开小学教育会议、制订计划、方案、动员在乡知识分子,参加教育工作,训练与检定小学教师,适当的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截至年底全区小学均进行了恢复与整顿,约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小学逐步的走向正规。小学及学生人数均有增加。如:冀中去年麦假后,四十一县统计:共有高小六百七十三处,学生五万七千一百八十一人,初小七千一百九十处,学生四十四万三千九百六十四人,较麦假前增加小学一千三百五十三处,学生一万八千一百一十六人。太岳冬季共有高小九十二处,学生一万一千二百八十人;初小五千二百零七处,学生二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五十。较秋前增加小学一百六十一处,学生一万三千四百二人四人。察哈尔三专区较土改前增加小学一百零七处,学生三千四百九十四人。今春因财政统筹统支及整顿小学,个别地区小学有些减少。目前老区半老区,据不完全的统计(缺冀东七个县市、绥蒙全区、冀中十专区、太行新区、冀鲁豫五县、察哈尔新区。)华北共有高小二千二百八十二处,初小四万七千八百六十二处,合计五万零一百四十四处。高小学生二十九万一千一百五十三人,初小学生二百五十八万八千七百八十六人,合计二百八十七万九千九百三十九人。
(二)在恢复整顿中普遍的进行了编班测验,便利了正规教学,建立了请假、测验等制度,以及生活公约。勤于学习,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大有进步。有的举行了敬师爱生运动,加强了师生的团结。教师们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埋头工作,并积极的学习文化、加紧业务的研究,许多地方的小学教员不仅提出了“不上无准备的课”,而且组织参观、研究新的复式教学法。
由于加强学习文化,重视课堂教学,儿童学习格外紧张。太行太岳夜宿生大大增加,学习成绩获得飞跃的进步,学生家长见到自己孩子学习成绩的通知,或者参观了学生成绩展览会,都惊欢的说:“想不到有这样好的成绩”。有的得意的说:“没白吃小米!”给孩子买套新衣帽,嘱咐他“可更要好好学习!”有的家长自动的一气动员六个儿童入学,有的村干部每天要到校去一遭说:“不看看孩子们总觉过意不去。”有的自己贴工修理学校院墙炉灶门窗,借给棹椅板凳。
各级的领导上也加强了视导工作,有的组织教育科长督学小学校长教员,进行群众性的检查,并派专人深入一点进行典型调查研究工作,给予小学教育以有力的推动。
(三)新解放城市的小学,和中等学校同样由于正确执行了新解放区文教政策的结果,解放后均迅速的恢复上课,学校且有增加,如北平市现共有公私立小学三六六处(公立二百三十五处,私立一百三十一处)较解放前增加十三处,学生共有十万零九千四百六十人。天津市共有公私立小学三百二十五处(公立一百二十处,私立二百零五处)较解放前增加六处,学生共有十万零二千三百三十六人。教师们迫切的要求进步,加紧政治学习并努力研究改进业务,在工作上不但做好课堂教学,且能辅导学生课外活动,都说:“不好好工作,对不起人民!”在学生方面,也展开了“三爱”,(爱国家、爱学习、爱劳动)运动,利用黑板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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