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文学·生活现象和生活本质
萧殷
一
在目前的报纸副刊上或刊物上，以工农兵为描写对象的作品逐渐多起来了，甚至有好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也从描写个人情调或歌唱个人忧郁的笼子里跳出来写工人、写农民、写战士了。这种改变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应该受到欢迎。首先，我们要肯定说，这个写作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沿着这方向努力下去，文学创作才可能与灿烂的前途。虽然现在有好些青年朋友认准了这个方向，而且热情的朝着这方面走去；但是不可否认的，在执行这方针时还存在着一些缺点，这些缺点不是写作技术上的，而是写作思想上的问题。现在提出来，大概不会是无益的吧？但我也想过：当许多文艺朋友还没有深入生活的时候，这问题是否提得过早些？可是问题既然存在，与其将来提出，不如现在就提出来。
有人发生这样的误解：以为只要写了工农兵就算是给工农兵“服务”了，这是把描写对象的改变，误解为立场的改变。从这错误的观点出发，他们很满足于照相式地记录工农兵的表面生活，而且以为这样记录生活，就是反映了工农兵的生活。至于是否正确的反映了生活，是否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质，是否在革命事业中起了配合作用，他们却很少想到。
由于满足表面生活的记录，所以在他们脑子的所谓“生活”就被简单化了；即把生活看作是表情、动作、衣饰、语言、相貌等等，认为只要熟悉了这些，就可以写出好作品来。因此，当他们与工农兵群众接触时，除了听取故事之外，就只有记录对方的表情、动作、声音等最表面的东西，而且以为这就是“体验生活”。至于对方内在的本质的性格—思想、感情怎样，却不大注意。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无怪尽是表面现象的罗列。有时他们也想歌唱几声，但除了热烈的形容词之外，没有多少真实的情感。象这类作品，你说它不好吧，又没有什么毒素，说它好吧，对群众实在不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
不错，劳动人民的表情、动作、声音等，固然需要描写，不然，人物就不能“活”起来，但是必须指出，仅只表情、动作等的描写是不够的，只有深一层描写了人物性格的本质，并说明产生这性格的社会原因之后，人物才会真正活起来，作品才有积极的意义。
二
文学不是照相，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的描绘。如果以为写得象和写得生动就是艺术，那末照相就尽够了，何必还要文学呢？
文学艺术最大的任务，应该说明生活，回答现实所提出来的问题。文艺写作者应当本质地理解生活，应当认清美好生活或丑恶生活的社会根源，并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只有这样，作品才可能帮助人们深一层的认识生活，诱导人们正确地去对付生活。那就是，使人们对那造成好生活的社会制度滋生出拥护保卫的意志，或对那造成丑恶的社会制度发生推翻的决心。鲁迅先生的“孔乙己”之所以不圬，不仅仅因为它成功地写出了一个旧知识分子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把隐藏在孔乙己悲惨命运背后的科举制度给以无情的揭露；“白毛女”之所以普遍地受到群众的欢迎，并不单只是因为它情节动人，而是因为它明白地指出了农民悲剧的根源，那根源就是封建主义的存在，作者不仅指出了它，而且以阶级斗争解决了它。……总之，凡是起过革命作用的作品都不是表面地记录生活，都是因为作者分析了生活现象，挖掘了生活本质。只有能说明生活本质或提出问题的作品，才具有高度的思想性，才能有教育群众的价值。
三
有人天天歌唱，歌唱生活中最表面的现象。但是，应该指出：仅仅用热烈的词句去歌颂生活现象或诅咒生活现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应该从生活的更深处去反映生活，去回答现实所提出来的问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时代是不断变化，不断前进的，人民的要求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着。如果说，在土地改革以前“白毛女”能回答老解放区人民的主要问题，那末，今天就不一定能回答那些地区人民的主要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实改变了，现实在人们脑子里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同了。这里所谓问题，就是矛盾。而运动发展的规律总是这样：一个矛盾克服了，运动就前进一步；只要事物不停止运动，矛盾就会不断产生。如果在土地改革以前，盘旋在农民脑子里的，是没有土地与需要土地，以及地主残酷的压榨和农民渴望翻身是主要矛盾的话，那末经过土地改革的地区的农民，这些主要矛盾就不再存在了。可是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也许是提高产量与落后农具发生了矛盾，也许是合作社的供应与农民的需要发生了矛盾等等。如果文艺工作者不顾这些，而仍然重复着前一阶段的主题，或模仿着前一阶段的主题，就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作品就会脱离群众。
譬如说，当人民痛苦不堪，但他们还以为是“命里注定”的时候，如果一个作家通过形象指出所有痛苦并非“命里注定”，而是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压榨的结果。那末，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一定能够帮助人们深一层的认识生活本质，一定能够引导人们去为合理的生活而战斗。很显然，象这样的作品是适时宜的，是解决了问题的。但是，如果当人们已经觉醒，已经认识了痛苦的社会根源，起来为解救自己而进入斗争的时候，而斗争又在各方面激烈展开，在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又急待解决的时候，作家们如果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的主题上面，仍然停留在否定“命里注定”的主题上面，那末，群众就会对这类作品表示冷淡。因为前阶段的主题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光荣地终结了，如果再去重复它，虽不是毫无教育意义，但至少已失去指导现实的作用。
也许有人会发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当一个新的运动开始之后，前一个运动就不要写呢？”不是的，我说的是主题，而不是题材。只要能提出了矛盾，解决了矛盾，而这矛盾在现阶段又还存在的时候，那末就是写前一阶段（甚至更远）的题材，也还是有指导现实意义的作品。
苏联作家科尔内楚克的名剧“前线”为什么普遍受到欢迎并获得史大林奖金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问题（矛盾），并解决了问题（矛盾）。在当时，苏联的军队在前线英勇作战，上下一心，但为什么还有一部分军队“打不好仗”呢？这里一定存在着问题（矛盾），值得艺术家深入去研究挖掘，而科尔内楚克终于找到了问题（矛盾）本质的关键，那就是个别将领固步自封、摆老资格，对新事物不感兴趣；因而产生了老一套的战略思想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这是“打不好仗”的基本原因，也是本质矛盾的关键。科尔内楚克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了这矛盾，并解决了它。因而这作品不仅对当时红军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即对于以后一般固步自封、摆老资格的人们也会引起严重的警惕。
很显然，只描写表面现象的作品，绝不可能起这么巨大的作用，也不可能有如此深厚的思想内容。
四
但是，要挖掘生活本质，要发现矛盾，又要正确地解决矛盾，这不是容易的事。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立场与方法的问题。如果没有科学（马列主义）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明确的人民（工农兵）的立场，如果不懂政策，那末，你就闹不清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你就无法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为什么马列主义的文艺工作者强调改造思想，强调学习政策，强调学习掌握正确的观点与方法呢？理由就在这里。
当然，真正的深入生活，慢慢也能够认识生活的本质，也能够发现问题。但也有例外情形：有人在农村里生活了两三年，仍然不能从本质上理解农村；要说农村里的各种现象，他可以给你缕述三天三夜，可是他仅仅知道现象而已，至于隐藏在现象背后的问题本质，他却茫然。原因在那里呢？就在于中了经验主义的毒。所以我们说：一个缺乏政治分析能力的人，即使到了农村，不一定就能理解农村，这种人除了只会记录表面现象之外，你能奢望他“挖掘”什么“伟大”的题材么？当然不能。
但是，我们也反对拿艺术语言来解说政策，或借人物来背诵政策条文，因为如此，结果势必是概念代替了形象，说教代替了艺术。
我们学习政治的目的，是为了直接对待生活，并不是直接对待创作。作品中的政策思想，不是作者在创作时加上去的，而是作者对事物（生活）认识的自然流露。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立场、方法、观点，那末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就能正确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并且容易对一切新生的发展着的事物发生兴趣，这就是“对新鲜事物的感觉”，有感觉才可能有感动，如果连感觉都没有，那里还会有感动呢？但是题材的受孕、发芽，却常常是由感动开始，经过扩大、融化，然后才慢慢形成题材。感动又是自发的，而不是因为想起政策才感动。所以我们认为：学习政治是为了理解生活，改进生活，只有当政策思想贯注在你的生活中时，政策才不再是条文，而又成为有血有肉的生活了。只有在这时候，“伟大”的题材才能被你发现，你的作品才可能饱和着政策思想。
总之，不谈为工农兵则已，倘要真正为工农兵服务，必须解决如何“为”法的问题。凡是热心写工农兵的人，其动机都是可嘉的，但只有好的动机还不够，必须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深入生活，研究生活，学习政策，多思想，多分析……只有这样，文艺才能真正在人民革命事业中起一定的配合作用。否则，所谓“为人民服务”，将变成一句空话。
一九三九、五、十一、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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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评
武训先生的故事
黄克靖
“义丐”是写贫民教育家武训先生一生行乞办贫童学校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清光绪年间，影片一开头便是一群孩子围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乞丐，要他“倒竖蜻蜓”，这个乞丐不是别人，正是武训先生。他老态龙钟的好容易支起几根僵硬的老骨头，不幸却摔了下来，弄得头破血流，孩子们笑了，朝他取乐。这不是那位乞丐和孩子们穷开心，却是为了换取几个钱，来给贫苦的孩子们办义务学校，他的宗旨是：“让穷孩子们读书识字，不再受读书人、有钱人的欺。”
一个年长者走来，他扶起了武训，同时给孩子们讲述这位“义丐”武训先生一生的事迹，武训的大半生，从幕中一幕幕显出来，我们开始看见一个骑在牛背上的小牧童了。
原来武训早年丧父，一直依靠着母亲度日，自幼就在穷苦中生活，白天与牛羊为伍，餐风饮露在山野草丛之中。每当途中看见别的孩子们念书时，便十分羡慕。问母亲自己为何不念书，母亲总是叹息着说：“穷”！在他幼小的心灵上始终想不开为什么要穷，穷为什么就不能念书，母亲却告诉他：穷是自己的命运。
母亲死后，他失去了唯一的依靠，哥哥把他送到地主家里去做童工，他虽年幼力弱，却做着和成人一样的苦工，不管是运粮、推磨…。一年复一年，他年长了，任何工作也不比人少作，却终年得不到一文报酬，和东家说说，反被辱骂和毒打，他痛苦气恼之余，幸得一位同病相怜的长工救了他，介绍到另一个地主家去。他开始听说有一点工钱，虽是少得可怜，却也高兴得不得了。谁知道地主心肠一样毒，他不但自己受到虐待，而且也见到更可怕的事：地主和他的封建爪牙虐待丫头、仆人、穷人的女儿在这儿被强奸而自杀，…他开始感到这是一个吃人的地方，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这样的狠毒，也不懂得穷人为什么这样受苦，而他周围的工人们也总是说，这是命运。
做牛做马的为人干活，还是拿不到钱，地主和走狗欺他不识字，在欺骗毒打之下，他失业了，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活。
半生经历使他有了些觉悟，他相信有钱人是压迫人的，不识字是永远要受苦受骗，他深深感到不识字的苦痛，他以为只有教育穷人的孩子识字，才能免除这痛苦，才不会永世的受人欺，他在讥讽和侮蔑下决心乞讨积蓄来办个义务学校。他打莲花落，竖蜻蜓……来要钱，讨得了白馒头也卖了来积畜，立志要办成这个学校。武训的时代环境，使他弄不清楚为什么读书人有钱人就要欺压、剥削穷人，他只知道教人逃避穷困和被压榨，教穷孩子们读书。
然而旧社会迫害穷人是无孔不入的，他讨得几个钱无处放，藏在石块下，泥沙中，却被人偷了，放债给人又被欺骗了，最后总算找到一个有良心的人才给他保存了起来。“积沙成塔”，他的义务学校终于开办了。可是叫化子办的学校教书先生竟也不肯来教，他磕头作揖的才请了来。可怜苦心的武训，在那个社会，他唯一的武器是磕头，他对于先生的旷课，对于学生的懒惰，都以磕头去请、劝。不少的穷孩子终于成了“贵人”，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武训却继续乞讨，并不受那些学生们的酬报，直到年老，还到处要他的小玩艺来讨钱，办他的义务学校。
这个影片表现了封建时代地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欺骗和压榨，也说明了武训先生虽然看到这个制度的不合理，但并没有找到一个革命的办法来改变这种制度。因此我们想到：一个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在旧社会要被埋没、被绞杀，只有在新社会里，人们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一九四九、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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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谣
冬池
（一）
小弟小妹
不要跑，
咱们来了
你顶好：
打蒋匪，
捉战犯
以后的日子过得好。
（二）
大哥大嫂
不要怕，
咱们穷人
是一家，
打蒋匪，
分土地，
有吃有喝
有办法。
（三）
也有地，
也有土，
也有牛马车辆
和房屋。
种棉花，
多织布；
种花生，
多榨油；
还种高粱和谷豆。
大囤尖，
小囤流
以后生活不发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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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西姣
张明权
天快上午的时候，我到了卫河南岸的一个小村子刘府砦。在村公所门口，村指导员正向我介绍情况，从村口上来了一个推着小土车的妇女。大概是刚送完粪回来，这妇女中等身材，脸黑黑的，长得很瘦气，一包包劲，看模样不过二十四五岁。
她过去以后，村指导员告诉我，这就是妇女委员姚西姣。关于姚西姣的事迹，在县里我已听到一些；县委书记说：“她自己已经参加农业生产好几年啦，去年春天在妇会里当了委员，今年上级提出发动百分之五十全劳力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刘府砦发动得特别快，姚西姣在这次发动中，起了不小作用。”我来的目的，主要的就是访问她。
太阳落山了，在村指导员家里，姚西姣一边编着草帽辫，一边谈起来：
“同志！说起我参加农业生产，已经五六年了。我十八岁上嫁到婆子家才两个月，小六顺他爹就发起疟子。一发个把月，六月天，家里又无别人能下地；地里草比苗高了，我不锄谁锄？三个月的新媳妇，背上锄下地，该不有些不好意思！有啥法？你不锄你不吃！？
“头几回都是找北院三婶子和我带伴去，我的锄也叫她替背上，后来我想：自己的锄为了叫人家背呢？这两天也没听见人说啥呀，就自己背起来了。
“在娘家当闺女时，忙时候也到地里去，年纪小，到地里也象玩一样，做会歇会。这才一正经做起活，还能不累，手打泡倒没啥，一回到家，这胳膊和腿，就不是自己的啦，躺在床上累得半夜睡不着。
“那年冬天，家家粮食不够吃，小六顺他爹，做小买卖去了，家里穷，喂不起牲口，喂猪吧，更没有粮食，地里没粪上，会打庄稼吗？我心里转了好几个圈子，才打定主意自己拾粪。
“早起好呢？晚起好呢？天明了去拾粪，怕人笑话；天不明就去呢，心里又胆胆缩缩的。第一回我记得很清，鸡叫两遍我就起来了，轻轻开了大门，先把粪箕子放在门里，探着头往外望了望，街上没有人，又听了听，也没有动静，主意一定，就上街了。
“拾到庄头上，心里不敢往庄外看，可是又想看看，一个黑椿子连一个黑椿子，怕的不行。我没敢到庄外去拾，就回家了；到家又纺了一穗子花，天才算明啦。
“在庄里拾了几天，我自己给自己说：那个黑椿子是棵树，那个黑椿子是个碑，怕个呢？自己吓自己。后来慢慢的我也敢到庄外汽车路上去拾了。
“有一天我从汽车路上拾粪回来，太阳已经冒红，对面远远的来了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娘家一个远门侄去赶集的。我当时心慌啦，恨不得钻到地里去，左边有个林子，我想：进去躲躲吧。正想岔路，人家招呼哩，羞得我的脸通红。慢慢的啥也惯了，碰见别人笑话两句，也当耳旁风啦。
“你问我怎么劝着妇女下了地？今年三八节，在区里开完了会，我和区上吴同志商量了商量；回把庄上六村七个常年参加劳动的妇女，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表扬鼓励了一下。她们心里很高兴，都把自己的事迹说了说，我就布置她们回去带别人。
“第二天群众大会上单讲这事，又叫常年劳动最好的玉成她娘讲了话，散会以后反映不错，东头刘二老头说：“共产党要把啥都变过来哩！”
“谁知道地主造谣啦，刘锡成撒风说：“八路军点子真多，妇女将来能下地了，男人好都当兵去”。小栓娘听了谣言一夜没睡觉，第二天来找我，给她开导了半天，又把造谣的狠狠揭了一下子，地主不敢再破坏了。
“阴历二月十五，县里为了迎接解放军路过，在汽车路上修桥。黄桥离这庄五路里，县政府号召俺庄上的人推砖，从家北窑上推到桥上，一个砖十块钱，我和干部们一商量，觉着这是发动的好机会；现实现利，比参加农业还好发动。回去分片一活动，来了三十多口子，推的推拉的拉，有的妇女一天推了三回，挣了一千三百块钱；推完砖我们把积极的又表扬了。
“接着该锄麦啦，首先干部起模范，常年劳动的和上回参加推砖的，差不多都动员下了地。家里有男人的妇女，却十个有九个不听劝，她们觉着，去年上级号召多种麦，留的春地不多，还不够男人种的哩，落得歇会为啥不歇会？二组长说：有个老胖嫂子，不但不识劝，还把她碰了一脸灰，老胖家说“俺吃俺我俺喝俺的，做不做用你管理。”我知道她的地和我的地离得不远，我就背上锄去找她了，我说：“老胖嫂子，我一个人去锄地，怪孤星的，你给我做做伴吧？”她说：“不，不，我家还有点事哩！”我说：“走吧就这一回。”拉拉扯扯的替她背上锄，说笑着到了地里，就这样一连带了几回，她自动锄起来了。
“后来，妇会里商量，到底怎样才能把那些不在会的有男人的妇女都发动起来，大家觉着，她们勤懒也不一样，挑了一个最勤的冯其福家里，就在妇女中宣传起来啦，这几天有些妇女帮她男人挑水种棉花了。
“前几天发动妇女开砦墙子，还出了一个事哩，有个地主媳妇小侯来家，也跟着大家参加了开荒，开了两天，不知道谁说她“自己的地都叫人家没收了，还开荒哩，开一年，能开一个鸡屁眼大。”小侯来家回去哭了半天，下午我才知道了，派了两个人开导她，第二天就又参加了，这会正调查破坏家是谁。
天黑了，又开了个妇女干部会，打算组织拉耧哩。
一九四九，四，二十六日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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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家里有了地
一个女人寄给丈夫的好音信
王芜
庄里开会分地，
咱得了六亩。
父老说给咱们好地，
先让军属自己挑，
挑完了再给旁人分。
孩子他爸，
我高兴，
从今以后，
我们不再过那掉顿的苦日子。
这块地，
属头等，
听说能多打下粮食好几斗。
——农会说：
先给咱们家耕，
如今
送粪代耕早齐全，
乐的我
抱着咱孩子，
每天到咱的地里去看苗——
看它出来没出来，
要是有草长出，
我就拔。
农会照顾真周到：
送米送柴，
挑水与代耕。
孩子他爸，
你放心，
虽有两个孩子坠我脚，
现今
前后院里的空地，
我全种上苞米和白菜；
——已经下来小白菜，
我娘三个
吃的甜又香，
——吃穿都不愁。
我们也有地啦，
我决心
来生产，
你在前线，
要当先！
要不是共产党来了，
我们千年万年，
也捞不着一块土拉疙！
于秦皇岛
第4版()
专栏：
布尔塞维克党性的伟大原则
苏联文学报社论
联共（布）中央关于文学与艺术的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对于苏维埃文学的新的高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党在方向上的正确领导，在我们艺术与文学的各种作用——散文、诗歌、戏剧和电影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党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定，明确地规定了杂志在布尔塞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思想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这一决定对我们文艺杂志有极大的裨益。各文艺杂志底编辑部改进了自己的工作，开始了更严格地审查出版物，进一步地关心已发表的作品底高度的思想质量与艺术价值。这就提高了杂志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事业上的作用及其在广大读者中的威信。
然而并不是所有一切杂志，都从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定中，吸取了应有的教训。联共（布）中央在检查此一决定的执行中，听取了“旗”杂志编辑部的总结报告，同时作出了决定，其中指出“旗”杂志编辑部没有完成它所担负的任务，并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错误。
一九四八年，“旗”杂志降低了已发表的作品底思想、艺术的质量，刊载了一系列的思想上有缺陷的，在艺术方面是劣等的作品。
杂志的最大错误，就是发表了麦尔尼科夫的中篇“编辑部”，该作歪曲了我前线新闻工作人员的面貌，表扬了战争罪犯的形象。在卡察克维奇的中篇“草原的伙伴”里，作者在感情上竟然替将部队引向灭亡的怕死鬼的严重罪恶辩护。雅诺夫斯基的短篇“医生的心”和“盲目的幸福”，失去了生活的真实性，纯粹建筑在从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样本中抄袭过来的穷途末路的哀思上。编辑部没有把诗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我们时代底战斗的题材上，反支持了一部份诗人走向个人主义的杂的狭小世界去了。
联共（布）中央指出，类似这些作品的发表，证明最近一个时期“旗”杂志编辑部所实行的路线是不正确的。“编辑部离开了文学底布尔塞维克党性底原则，忘记了文学乃是苏维埃人民思想教育底强大武器，忽视了生活的真实性，并让出了许多篇幅供某些作者在描写落后的与低能的人物时又将他们渲染成各式各样的英雄”。
在党中央决定中，特别指出了杂志上关于文学批评方面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水平很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常是错误的，因而混淆了作家的视线，并把他们引上了错误的道路。在科斯杰良茨论潘诺瓦的小说“克鲁热里哈”的文章里，嘲笑苏维埃读者的这一正确的与自然的愿望：看到我们文章里的主人公都是完美的、精神上是健康的人物。该文作者把小说里没有某些思想缺陷的主人公，轻蔑地戏谑为“熨得四平八稳的”人物。在鲁宁论科诺瓦洛夫的小说“大学”的文章里、小说里的主人公和先进的苏维埃科学代表们的思想上的坚忍精神，被非难为是他们的低能的标志。
杂志没有把我国社会与文学生活的迫切问题提出来，对于帮助揭露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工作做的非当不够，没有同文学上的形式主义与自然主义作积极的斗争。
党中央指出了编委会的工作作法本身也是不正确的。编辑部依靠一小批的批评家，削弱了对作者进行工作，污七八糟地校改手稿。在编辑部里，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高枕无忧与自满自足占了上风。关于在杂志上所发表的作品里许多严重的思想错误的一切警告，是被忽视了的。
“旗”杂志的错误，——决定里说道，——也是苏联苏维埃作家协会书记处对编辑部没有坚强领导的结果。
党中央承认一九四八年“旗”杂志编委会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作出了关于加强该杂志的决定，并责成编委会和苏维埃作家协会书记处来纠正杂志的缺点和错误。
联共（布）中共认为“旗”杂志编委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有能力纠正杂志路线的苏维埃著名的作家、文艺批评家和评论家团结到杂志的周围，提高杂志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积极地坚持创作上的布尔塞维克党性的原则。
杂志上应发表一些真实而明朗地在革命的发展道路上反映现实生活和发掘苏维埃人们——共产主义建设者底新的崇高品质的作品。
关于“旗”杂志的决定，又一次证明了党和斯大林同志不断关心苏维埃文学底命运及其崇高的使命。此一决定对于全体苏维埃文学家的创作，有着原则性的意义。“旗”杂志底错误的作法，显然说明：一经忘记了主要的方面——布尔塞维克党性，即会不可避免地引导到无原则性、闹小宗派，会使那些反动文学“派”的公开的和隐藏的护教者们积极地活动起来。
布尔塞维克党性的伟大原则，就是苏维埃文学创造力的源泉。忠实于这一列宁、斯大林的原则，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是我们的文学和艺术顺利发展的保证。
不久以前闭幕的苏维埃作家协会理事会议上的总结，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该会议上，讨论了阿尔明尼亚、拉脱维亚和高加索的文学以及戏剧与电影的状况。
这些方面成绩的获得，主要是由于先进的戏剧家、脚本作者、戏剧和电影工作者，在自己创作中认清了并自觉地遵守了党的指示。然而，如在大会的决议里指出的，目前戏剧的状况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而苏维埃电影上的成就更是远远不够。戏剧、电影的落后，是苏维埃戏剧文化和电影艺术继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戏剧和电影落后的最重要原因，首先是作家同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实际工作和日常劳动的联系不够。
大会号召我国作家为我们剧院创作有思想的、有高度艺术性的剧本和新的适合人民要求的电影脚本。
坚决遵守布尔塞维克党性的原则，勇敢地到生活中去，热烈拥护生活里的新的共产主义的事物，抛弃障碍前进的残余，在同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和在西方资产阶级面前的阿谀现象作坚决的斗争中，苏维埃作家、戏剧家、戏剧和电影工作者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作品，这些作品真实而明朗地在革命的发展道路上反映现实生活，发掘在列宁、斯大林党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苏维埃人们的新的崇高品质。
在苏维埃文学中，高高举起布尔塞维克党性的旗帜吧！
（允一译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苏联文学报）
【新华社北平十一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