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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讯往来各分社、各办公室、各地通讯员同志：
立春已过，各地即将开始春耕，请即迅速抓紧季节进行报导各地今年及春耕时期农业生产计划、农民春季生产活动的情况。如春耕工作：修理土地，购置牲口、农具，调配种子，增积肥料，组织劳畜力进行春耕等情形；防治水患工作：修河复堤，植树造林等情形；新区及春荒地区：群众生产自救，领导渡荒情形。尤其已结束土地改革民主整党地区，注意反映农民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各阶层团结生产，组织起来（合作、互助）发家致富，农村支部，村干领导群众生产情形。特别是在老区土地改革已经结束，今年均将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各地除报导一般进行的情况外，望更能提意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并依据季节进行连续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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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社论
评国民党对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横蛮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
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战甫经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协商、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的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某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的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呵！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甯唯是，而且“全国人民”，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捱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卢舍悉遭摧毁荒废和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及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么？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沂蒙山区的，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里“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么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战”，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战犯之应当惩办，这是“浩劫”的逻辑结论。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张胆，是有原因的。当蒋介石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介石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当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张君劢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的时候，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劢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复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我们的行政院长说：“吾人试观中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遗敌人分化谋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之后，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土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要求惩办更多的更不是全体的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国民党“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我们的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这些话和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对于战犯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张胆提出反对，较之李宗仁敢于承认以惩办战犯为谈判基础条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孙院长仍旧有可爱的地方，这即是他说共产党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现在“迟迟不指派代表”和“拒绝先行停战”这两点上，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夫“迟迟不指派代表”者，是因为确定战犯名单是一件大事，要是“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实际，“全国人”（但不包括战犯及其帮凶）不能接受，故须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孙科之流颇为不快。但是这也不能一口断定即为“亦正迷信武力”。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孙院长就不能说我们“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总统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态度。蒋总统元旦文告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一个违反蒋介石上述文告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发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给了这个不通的决议以严正的批评。不料该院长充耳不闻，又于二月七日乱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介石那样的战争罪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介石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象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捱板子。
（新华社陕北十八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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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地解放军学习毛主席声明
认清不松懈战斗努力
真正的和平才有保证
【新华社陕北十八日电】名地解放军正热烈地学习毛主席一月十四日的声明，并一致认为：只有如毛主席所号召的那样，不松懈战斗努力，真正的和平才有保证。平津地区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在庆祝平津解放的欢乐声中，仍积极进行学习。他们用讨论、辩论、回忆、诉苦等方式，深入领会八项和平条件的意义。一位战士回想起一九四六年蒋贼在发动内战前也曾耍假和平的把戏时说：“国民党反动派这次和平新阴谋，其实就是过去的旧花样。”某部士兵对二排长赵书云说：“我革命十年啦！想当年打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军队，饿一顿，饱一顿，衣裳补钉叠补钉，才打出今天的胜利来。反动派又要什么‘和平’，咱们一不小心，上了他妈的当，十年的命就白革了！我的意见是坚决实行毛主席的八条，把革命进行到底。”兵团司令员杨成将军，六日在兵团直属队庆祝平津解放大会上，号召全军指战员加紧习文练武，进一步正规化，用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太原前线解放军连同晋中各界人士二万余人，六日在榆次城举行的庆祝平津解放的大会上，发出通电拥护毛主席声明，反对国民党卖国贼“政府”的假和平。副司令员周士第在大会上指出了阎匪仍在作无效的顽抗种种事实后，肯定地说：“我们一定要而且不久就要解放太原。阎匪及其所属官兵要在北平与天津的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敌人如果不接受毛主席八项条件，就只有等着被歼灭的命运。”
陕中前线解放军某部在学习时，各连先以两三天时间分别举小行型座谈，然后召集全连军人大会自由讨论。很多同志都能从历史上及自己切身的经历中认识八项条件的正确性和国民党求和的虚伪性。战士张茂全叙述他过去在绥协卓资山的时候，他说：“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第一天下了停战令，第二天国民党就派两个师来进攻我们了。”特务连战士张福义并联系检讨自己的思想说：“一九四六年在卓资山讨论和平时，我以为真正能够和平，结果是假的。现在经过两年半的血战，国民党被打败了，他又来耍这一套流氓手段，这次我算真正认清楚这些坏家伙了。”
在双堆集起义的前国民党一一零师全体官兵也热烈地学习了毛主席声明，廖运周师长又根据他过去的亲身经历，详尽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要和平是假的。他说：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即停战协定前几天）蒋介石就给所有国民党部队下秘密攻击令。那时和我在一起的整编旅长每人都发一份密令。
华北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经过学习以后，大家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们表示：蒋介石或其他反动分子的和平阴谋，是迷惑不了全国人民的眼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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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伪“地方政府”正在分崩离析
刘文辉部西康军队进入成都
【新华社陕北十八日电】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分崩离析正由它的“中央”政府扩展到地方政府。据路透社南京十五日电讯称：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西康军队今日（十五日）进入成都，川康两省敌对军阀间的纠纷迅即达于顶点”。此项消息已由国民党中央社成都十五日电所间接证实。该电称：张群十四日自重庆飞成都，十五日分别访问了到达成都的刘文辉与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并要求他们“团结”。张匪群是蒋匪介石在“引还”前安排到四川任重庆绥靖主任的，但至今尚未正式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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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硬派失去“全面”号召力量
潘公展又能揽几个顾客！？
伪机关人员不愿跟战犯走
【新华社陕北十八日电】在“全面和平”的招牌下呼吁战争的国民党死硬派，在他们自己党内还有多少“全面”的号召力呢？伪行政院长孙科在广州所能号召的伪立法委员共有五十多名，不足总额七百五十名的十分之一，这是一个答案。另一个答案，见于上海伪参议会“议长”集团首领之一潘公展在十二日至十四日所召集的所谓“全国和平促进会”。该会由一月八日筹备起，筹备了一个多月，邀请了四十几个省市的伪参议会，结果派代表参加的伪省市参议会，连潘匪自己的伪上海市参议会在内，却只有十六个单位。尤其滑稽的是，在这十六个单位中竟有一半是山东、山西、北平、沈阳、辽宁、热河等地的流亡“议长”。在出席八日该会“筹备会议”的九个伪省市参议会代表中，这些流亡“议长”竟占了六个。湖南和台湾的伪参议会公开拒绝派代表出席，说是因为“交通关系”和“接到通知过迟”。但是交通最便利、接到通知最早的江苏、南京、安徽等伪省市参议会也没有派议长来，而只是派了一两个参议员。
潘公展的卖座如此悲惨，其原因之一是当他的戏台还在布置的时候，白崇禧已于七日至九日在武昌抢先开了一个“八省市人民和平促进会”。所谓八省市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广西、福建、安徽、汉口。这个会议宣布成立了一个所谓“各省市人民和平促进会驻鄂联合会”。潘公展曾要求武昌的“八省市和平促进会”派代表出席上海会议“共商整个和平方案”，但武昌方面的回答是“因交通关系，本会不能派代表出席”。伪江西省参议会把议长派到武昌参加会议，而把副议长派到上海出席会议。伪重庆市参议会则以“路远”为辞，宣布对两方均不参加。
【新华社陕北十八日电】国民党反动派死硬集团不但早已在人民群众中完全孤立，而且现在在其统治机构内部也已经完全孤立。在南京、上海、广州、青岛，情形都是如此。据美国帝国主义的美联社上海十五日电讯称：青岛的国民党市长和警察局长都逃跑了，但所有他们的下属都已经留下来。国民党市长及警察局长“预料他们的下属将为共产党所接受”。该社四日南京电称：“前政府官员纷纷讨论逃避共产党好呢？还是留在南京好。这已经给中国语言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即“白华人”。这个名词流行在南京、上海，用以描绘为逃避共产党而离开祖国的政治流亡者。当那些害怕共产党的人们讨论他们的困难局面时，通常听到这样的语句：“我不愿意当白华人——我就留在这里”。在死硬主战的孙科的“逃难内阁”宣布在广州开始办公的一天，该地许多国民党官员却表示了和孙科们相反的态度。据法新社广州五日电称：“法新社所能晤见的人士，都表示希望内战不久就停止。看来他们谁也不把共产党人认为敌人，大多数人已厌战和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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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平开始呈现新气象
物价稳定公用事业全部恢复
我入城军政人员工作严肃认真
【新华社北平十八日电】北平解放刚刚两周，全市已开始呈现新气象。继四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布接管伪北平市政府之后，二十个区政府即告建立。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受到广大市民的赞扬。自解放军入城后，物价日趋稳定，日用必需品的供应亦极为充裕。煤、粮、油、盐均源源运到，仅十日一天就运到粮食七十余万斤，白油二十万斤，食盐三百吨，煤炭一千三百吨。市内公用事业已全部恢复，现自来水每日可供水三万二千吨。两万部电话机都已通话。电力供应极为充足，城内每日受电量为两万三千基罗瓦特、市内所需动力与照明都已足用。解放前，城内每日受电三万余基罗瓦特，但市民每隔一日，仍受分区停电之苦，因那时国民党的军政机关和特务机关大量偷窃和霸占电力，煮饭用电，烧水也用电，而且都不缴电费，这种现重现在已完全消灭了。电车已有七条路线恢复，每日乘客均在两万五千人左右。过去国民党军人和特务都是不买车票，他们每天至少占全部乘客的一半，市民常常被挤得不能登车，电车公司也赔累不堪。现在这种“无票乘客”已完全绝迹了。平汉北段、平张、北宁、平门（头沟）、平密（云）等铁路都已通车，乘客成称方便。许多市民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坐上人民的火车，愉快地去看望在老解放区的家人和亲友。从十日开始，北平与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五大解放区已开始通邮。仅十三日一天，从北平发出的平信即达二万六千八百一十一件，收进平信一万一千四百八十四件。城内各交通要道上，都贴满了革命的标语和漫画，成天吸引着大量的观众。解放军卫戍部队和各大中学的宣传队连日在街头宣传、他们表演秧歌和街头剧，举行着讲演会。市民们成群地从家庭走上街头，和宣传队一起欢乐，一起歌唱，庆祝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