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美英集团违反了联合国原则
叶夫琴也夫著 陈有为译
联合国宪章之实施，是在四年以前，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二十四日。
提出建立一个维护和平安全的新国际组织的意见的是苏联。早在一九四四年时，斯大林同志就曾指出需要“建立一个包括和平国家代表的特别组织，以便保卫和平维护安全。”联合国宪章之组成，苏联尽了他积极的责任，它是奠基于促进在今日现状下各国和平民主合作的原则之上的。
实施联合国宪章的这四个年头确实地证明了：联合国之成功是直接有赖于列强的外交政策的，它们被宪章确定了负维护和平的主要责任。战后国际政治上所形成的两条不同的路线，决定了对联合国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条路线表现了美国独占资本家们于急切地发动新战争与侵略的政策之下，强制建立他们的世界最高统治权，宪章的条文已成为美英集团热中侵略的阻碍，他们废弃了合作的政策，而进行把国际组织转为进行它们冒险计划的工具。美英集团这种违反宪章原则的活动是在联合国内部和联合国范围以外进行着的——组成了违反联合国之目的与宪章的各种形式的经济上、军事上与政治上的联盟。
另一条路线是各国友好、合作与和平的路线——这就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阵营中的国家所遵行的政策。这些国家无可非议地遵守了联合国宪章和他们其他的国际义务。他们不疲倦地为维护与达成宪章上的民主目标与原则而奋斗，并保障联合国的威信，以免为真诚国际合作的敌人之行为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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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机构与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所有会员国主权之平等。斯大林同志曾说过：
“假若联合国组织将来在维持平等的原则上是成功的话，那么，它在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上面，无疑地将要担任一个重大的积极的任务。”
宪章中所确定的联合国基本目的之一是：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并采取其他适当办法以增强普遍和平。”（第一条第二款）
第二条也指明了“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的。很显然地，宪章中所宣称的各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是不可能与美英集团为了建立华尔街的世界统治而奴役其他国家的政策相协调的。美国和英国的统治集团正侵犯并毁坏着这个原则。
否认若干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是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手段。在美、英外交政策中，这个路线表现在杜鲁门宣言中，在马歇尔计划中，在一连串的勒索性的不平等条约中，和在签订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约中，当然，参与这个公约的国家，除了美国，实际上都被剥夺了它们的主权。而美国专横地要求什么“机会均等”、“贸易自由”、“航海自由”、“内河自由”等等亦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的。这种要求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强有力的美国，企图在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去压服较弱的和经战争削弱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向美国听命，变它们为美国的附庸国家并跟从美国务院的政策。在联合国的实际活动中，这种附庸行为表现于某些国家代表的服从美国命令。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投票机器”的来源。
在另一方面，所有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是合理地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的，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也是根据这种民族自决的原则。
苏联在联合国中有力地支持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因为，如斯大林同志所曾经指出的，“国际组织的力量，存在于这样一件事实，就是它是建立在各国平等的原则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某些国家支配其他国家的原则的上面。”
国家主权的平等，与宪章上另一基本概念——即大国一致的概念是密切联系着的。对于除了程序问题以外之一切问题，安全理事会——即宪章上所谓负“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者——的决议，只有获得七理事国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之同意票后，才能生效（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同样的，由于大国的重要与权限，它们承担了保卫和平的主要责任，它们有权不准通过它们认为与保卫和平观点不符的决议。大国间基于平等原则的合作，是维护国际和平不缺少的条件。
当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斯大林同志对于国际组织，曾经说过：
“我们是否可以估计这个国际组织的活动会十分有效的呢？假使在反希特勒德国战争中担负主力的列强，在战后继续其一致协调的精神，它们是会生效的。如果这个主要条件被违反了，那么它们就不会有效。”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后，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一致协调的原则被美英集团代表们作为恶毒攻击的目标。他们称这为“不可容忍的否决权”，“不公正的否决权”等等。早在联合国的第一届大会时，美国的附庸们即提出一项决议修改宪章上一致协调的原则。这个对于组织基础的直接攻击，为苏联代表团在另一些代表团支持下所击退。在联大第二届会议时，一种侧击的战略在进行着。这时候，美国代表团已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公开地活动了。它提出了一项决议，主张在“附属机构”的伪装名义下，组织一个所谓为了在各届大会期间研究、调查、讨论各项问题的“临时委员会”。并且提议这个委员会的职权可以扩展到国际和平安全问题。不用说，大国协调的原则是不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实行的。这是想用临时委员会来代替安全理事会，以便在决议事项的时候有更多傀儡的帮助。美国代表团运用它的投票机器要强制通过这一决议，虽然，这决议是作了若干修改。但是，结果证明了，临时委员会是一个难产的东西，因为苏联和另一些国家，都拒绝参加那些明显抵触联合国宪章的组织。但不管这些，今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代表团的压力之下，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多数代表们决定向联大建议无限期地延长临时委员会的存在。
虽然所有破坏安全理事会的企图都失败了，但对于一致协调原则的攻击还继续到今天。提议“否决权自由化”，“取消否决权”和类似的事情正在很迅速地接二连三地进行着。
美国政治家们对于他们政府所付托的责任是非常健忘的。这种协调的规定原是由美国总统向苏英政府提议，于雅尔达经三国领袖赞同，而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由美国政府制订的。美国代表团在雅尔达提出的关于安理会中投票程序的文件，声称在这问题上有两个因素美国政府认为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常任理事国间的一致是很重要的。”
美国政府正在侵犯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即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对于这个原则的违反，甚至曾被宣称是美国外交政策行动纲领的一部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第二届联大的美国代表，曾宣称美国将“不会再退回到德黑兰、雅尔达与波茨坦的体系去”。
苏联在安理会中的代表们正在行使他们的权力以阻止反对国际合作的决议，这完全是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原则，并符合于人民与和平的利益。在另一方面，美英的代表们则应用否决权来挫折那些一如宪章所规定的旨在促进国际安全的决议的通过。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提一提一件事实，即美英集团曾运用否决权来打击苏联建议消除西班牙、叙利亚、黎巴嫩、印尼、巴勒斯坦、希借与埃及等地局势所引起的对和平的威胁。
苏联一贯努力遵守国家主权平等与列强协调的原则，以加强联合国的权力，没有这些，联合国组织是不可能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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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美国又进行了一项违反联合国原则的阴谋，它利用了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宪章规定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二年，每年联大选举三个非常任理事国。迄今为止，遵照宪章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与既定惯例，联大遵循两个原则：根据地域平等分配席位，新代表之提名须得各个有关地域国家之同意。
东欧国家提议由捷克来代替今年退出安理会的乌克兰。由于铁托集团与另一些国家的代表在幕后的协定，美国代表团强迫通过了选举对其他东欧国家具有敌意的完全依附于美国政策的南斯拉夫，当然，它是不可以代表，也不可能代表这个地理区域内各国的利益的。
这是很明显的，铁托人员出现在安理会中，只代表了他自己与他们在国务院中的主子，只是企图挑衅而不会对安理会有成就的工作有所贡献的。
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在十月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
“用这种粗野的破坏宪章和既定惯例的方法来选举非常任理事是既不可能承认其为合法，也不可能承认其为公正的……苏联与那些破坏宪章的行为，特别是与毁坏联合国基础的那些人们，从来没有妥协过，而且也永不会妥协。”
在这种状况之下，很显然地，南斯拉夫是不可能也不会被认为是在安理会中东欧国家的代表的。选举南斯拉夫等于是另一次更严重的毁坏了联合国的宪章，并破坏了国际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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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主权平等原则而产生了宪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许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宪章第二条第七款指出：
“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
这种原则对于美英战争贩子当然也是一个眼中钉。它们想以联合国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手段，并变它为扩张主义目标的工具。为了这个目的，美英集团和它在联大的喽罗们的帮助，成立了一些特别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存在对于宪章是不法的侵犯。这些就是巴尔干委员会，制造来为了干涉阿尔巴尼亚与保加利亚的内政，与朝鲜委员会，组成来阻止朝鲜人民统一国家并为美军非法驻留南朝鲜辩护。在目前第四届联大中，美英集团为了干涉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内政的目的而利用国际法庭。这些国家被诬控为“违反和约中有关人权与基本自由的规定”。这种控告的荒谬已完全为苏联代表团长维辛斯基所指出。
事实上美英集团所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变联合国为战贩们的辅助机构，并直接违反宪章，而宪章却是号召会员国严格遵守宪章规定的义务的。
与战贩斗争中特别重要的是宪章上规定“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的规定。
宪章并且不准许“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苏联代表团依照苏联政府的指示，完全遵守宪章的这种原则，在四届联大中（九月二十三日）提出谴责准备新战争，禁用原子武器并建议五强缔结巩固和平公约等。
严重的考虑促使提出这些提议。不顾一九四七年联大谴责宣传战争准备的决议，这些宣传一直到现在还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进行着，尤其显著的是在美国与英国。
我们可以引证许多这种宣传的例子。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八月号上发表了一篇论反苏侵略战争计划的文章，这篇文章根据勃莱德雷将军，范登堡将军，薛明顿和路易斯·约翰生等官员的声明而作。这些战贩们在国会的委员会上发言的时候，充分地透露出他们渴血的幻想。他们什么亦没有忽略，什么在苏联“突如其来”地扔原子弹，或者是由美国指挥的欧洲军队进攻苏联，或者是由美国军队来侵略欧洲。美国联合总参谋长与北大西洋联盟军事委员会常设小组会员的勃莱德雷将军，在十月十二日美国森林协会上演讲时，说明了即使国际共管原子能实现了，也不能阻止美国气势正盛地准备另一次战争。
美国与英国疯狂的堆集军火，军事预算的激增（这对于劳动人民是不能容忍的负担）。和对协议禁用原子武器的一种顽固的拒绝——所有这些，根本地讲来，是对于联合国宪章最基本条文的直接毁坏，并且，最后，那些大西洋联盟，西欧联盟，泛美联盟，欧洲会议与相似的为美国与英国组织起来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都是直接地公开地违犯了宪章。这些侵略集团，不单是毁坏了宪章，并且是千方百计地在破坏并想取消联合国。
美英集团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并不隐瞒联合国不受他们喜欢的事实，因为联合国是发动新战争的讨厌障碍。在九月二十六日联大全体会议上，贝文演讲时曾说：
“我在去年联大中曾很清楚地说过，我们对于联合国的进展是感到失望的……我不得不指出，存在于大国之间的明显的矛盾，是不可能产生世界和平机构的满意基础的。”
爱好和平的国家相信，这种满意的基础是存在的。它就是联合国宪章。但是，联合国的效能已被那些政客们的阴谋所破坏了。对于他们的帝国主义目标与侵略计划，联合国宪章是一个障碍。
苏联在本届联大的提议，将大大地有利于巩固联合国并增强它的权能、威信与效用。美英政治家们经常地企图转移负有直接保卫和平与国际安全责任的联合国的方向、和不断地对宪章原则的严重的侵犯，都是向所有国家人民大众的挑战，他们是渴爱和平并坚持保卫和平的。苏联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得到了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人民大众的支持。
美国与英国领袖们侵略政策的继续，将如斯大林同志英明地指出一样，只能“因煽动新战争的可耻失败而告终。”
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辅设了爱好和平国家有利合作的基础。争取这些原则的斗争是与民主阵营反对新战争的煽动者、争取持久和平国际安全的斗争分不开的。
（译自新时代四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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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法西斯化的美国
林墨卿
美国走上法西斯，已是战后几年来的一个总的趋势了。我们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吧。
先说集会的权利。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当旧金山中国工人互助协会召集会员四百人的大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南的胜利时，主要发言人还没有开始演讲，四十个暴徒突然撞进到会场里面来，用抛掷铅管、鸡蛋和装满蓝色染料的瓶子，殴打观众，并且捣毁了会场。
著名的美国黑人歌王罗伯逊一次出席美国纽约某地的音乐会时，挥动着棍棒的匪徒们冲进会场，音乐会为之停开。但值得人们注意的，却还不在于此，因为几天以后，罗伯逊在一些人的保护之下，又回到那个地方，重新举行一次音乐会了。为了这第二次音乐会，纽约州长杜威却不惮厌烦地，命令他的法官进行调查这一事件。法官的任务，不是调查暴徒如何捣乱会场，而是调查保护罗伯逊免受攻击的人们，是否将构成“非法的私人的民兵”。保护暴徒活动的自由与保护罗伯逊歌唱的自由这两件事，在杜威州长的眼里，只有前者是重要的。
再谈结社的权利吧。在乔治亚城的泰拉普萨，一个自愿担任产联纺织工人工会组织者的马丁夫人，在某一天遭遇到几个暴徒的（四男五女）绑架，手脚都被捆起来赶出城去，嘴里并且塞上物品，最后得到的警告是：不能够再回到城里去，“否则你就要被当场枪毙。”
然后让我们转来看看罢工的权利吧。伊里诺州东圣易斯地方美国锌公司的工人，已经举行历时十一个月之久的罢工了，在这冗长的罢工期间，公司方面公开雇用了很多破坏罢工的暴徒，来镇压工人。枪杀、爆炸和殴打是经常不断发生的，五月二十六号那天，就有两个工会工作人员，牺牲在这批暴徒的手里。几天以后，三百名罢工工人正在举行游行时，同一批暴徒又用武装冲散了这次游行，实弹射击的结果，两名罢工工人受到重伤。仅在舆论的压力下，地方警察最后才不得不被迫采取行动，主犯被捕并且监禁起来了，但是，几小时以后，他们又被他们的雇主用金钱保释出来。在华盛顿的塔柯玛地方，一群破坏罢工的匪徒，用垒球棒、铜铗和手枪等，殴打正在罢工的纠察队，当纠察队通知警察当局以后，警察耽搁了四十五分钟才来，那时，这批匪徒早已冲破纠察线，而远走高飞了。
最奇的，莫如不许悬挂罗斯福画像。旧金山的一个画家雷佛利哲，陈列一幅罗斯福总统在旧金山会议上的画像，几天以后，就接到命令要把画像移去，否则将遭受到失业的危险。因为美国官方认为罗斯福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太容易“惹起议论”的人物，不再是一位“极尊荣”的领袖了。
讲到信仰自由，则美国的公务员们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忠诚调查”，早在一九四三年，新共和杂志就曾披露联邦调查局的一系列问题，一直到今天，这些问题还是被援引着的。每个公务员都须在这些问题的考验中及格，它们包括：他是不是常与黑人在一起？他是不是支持合作社？他是不是曾经为工会进行宣传？他是否批评过非美委员会？他是否一直到深夜还不睡觉？他是否反对过人头税？他是否雇用犹太人？
从这些事情，可以窥见美国的法西斯化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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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波兰人民的新胜利
秋禾译
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业已获致了另外一桩重大的经济上的胜利。他们于十一月一日，即是在两年另十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国家经济复兴三年计划（一九四七—四九）。
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十一月十六日的官方公报表示：此期内波兰工业生产的价值达三百五十七亿土洛底（波币），比计划上的数字要多出二亿战前的土洛底。因此，三年计划，被提前两个月完成了百分之一○○．六。在冶铁和炼钢工业方面，计划的完成是百分之一○六，电器工程是一一三，重机械生产是一一三，纺织业是一○九，制革与制纸工业是一○○，白糖精炼业是一二八，木工品制造业是一一四，制烟业是一一六等等。
农业方面也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小麦收成已达计划所定数字之百分之一○六，裸麦为一一八，马铃薯为一○○，而甜菜则为一○八。至于牛马头数之增加，也超过了预定的目标。农产品的总植指出了较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八。较计划上的规定多出百分之六以上的拖拉机已供应到农业方面去了。
由于较原订时间提前完成了三年计划，波兰人民已沿着工业化的道路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本年度大规模工业及中型工业的产额，价值将达一百四十亿战前波币。这数值大约是一九四六年的二又四分之一倍，约比战前时期要多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至于每一人口的工业生产的价值，比战前时期要多出两倍半以上。同样显明的是人口中阶级成分的转化。城市的受薪者和工资工人的数目已由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一八．二增加到目前的三五．九，而从事于农业的人口数则由百分之六四．五降到百分之五一．六。
三年计划底完成，已可观地提高了生活水准。工人与机关职员底实际工资已增加一倍以上。波兰人民正过着优于战前的生活。目前每一人口的小麦与肉类的消费量，已较战前增加百分之十九以上，蛋类的消费量也增高了百分之五十，糖则增高了百分之六十四，而毛织品则增高了百分之五十五，还有其它的一系列消费品等等。
和其它已经稳步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人民民主国家中的经济一样，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内经济之进展，对马歇尔计划化的国家的地位，提供了一个鲜明的对照。英、法、意、比底统治者们有什么可以和这较量的呢？生产灭缩了，失业增加了，工资被削减了而物价则不停地腾涨着，消费量是减少了，在前所未有的大部分工人中，穷困与饥饿是在增长着。为独占资本家所御用的报纸，对于波兰和民主阵营内其他国家的经济成就，保持它缄默的鬼计，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底危机和厄运在和这一切的成就比较之下，是更加显明的了。
（译自新时代四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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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６２）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王学文
第四节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战斗性与实践性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它初期开始的时候，由于当时资本主义还在发展时期，它需要与束缚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制度斗争，在封建制度推翻以后还要与封建残余斗争，同时那时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尚不显著，阶级斗争还不尖锐，因此资产阶级还敢于多少面向实践，并从实践出发，敢于说些老实话，并指出社会经济的某些真理，所以还能有它一定限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具有某些进步的意义。但是终究由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狭隘的阶级性，限制了它这种科学性与革命性，只能够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且自从阶级斗争一旦展开，日益尖锐化的时候，这种一定限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与进步的意义便也消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烂性与反动性的滋长而发展它的寄生性、腐烂性、与反动性。资产阶级再也不敢面对现实，正视现实，而只能掩蔽事实，歪曲事实，甚至于捏造事实。他们不但不敢正视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与矛盾的发展，而且还痛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立与发展。因此，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只能起一种欺骗、麻痹群众的作用，变为反动的学说。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过去和封建主义斗争时候的那种进步性。这时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的基本矛盾只能进行欺骗、蒙蔽和辩护掩饰的工作，他们的理论距离社会经济实践的真相，距离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距离社会经济运动的实质，便也愈加日益辽远，因此它的战斗力便也愈益表现其脆弱无力。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须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斗争及其无力与失败
无庸置疑的，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他们的理论与阶级斗争也是分不开的，他们也需要时时刻刻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斗争，但是在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斗争过程中，往往表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无理与理论基础的薄弱，每次斗争的结果都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归于惨败。因此在这种失败以后，有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便丧失了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斗争的勇气，有的只有依靠造谣中伤，肆意谩骂来作为斗争的武器。他们的这种失败，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有凭恃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统治才能维持它理论的存在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者的生存。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巨轮，终于必然要粉碎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也失去依据，只成为历史的陈迹，这在今天许多国家里已是数见不鲜的事情了。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斗争中，资产阶级的理论所以表现得薄弱无力，就是因为这时候资产阶级早已不是一个进步的阶级，变为一个寄生性的腐烂性的没落反动的阶级，它们已不能发展生产力，相反地只能束缚与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这种情况是随着资本主义愈加高度发展，而愈益显得厉害的。即他们愈加高度的发展他们就愈加不能代表生产力，愈加表现其落后性，寄生性，腐烂性，与反动性。这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先进的国家里或在资本主义发展后进的国家里都是没有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各国庸俗派各派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便都是在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这种寄生性腐烂性没落性与反动性上建立滋长起来的。至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除了一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由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束缚破坏，他们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巨流推动下，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积极性，而从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整个领域说来，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中国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买办性，因此更不可能有独立的思想科学出现，而表现它科学文化上的依赖性与买办性，并与中国封建半封建思想结合的封建性与半封建性。构成着它买办性与封建性的特点。日本这个资本主义后进的国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充分表现了它薄弱无力的特点，譬如有名的福田德三博士，是著名的抄袭家，他反对马克思国家学说的见解，是抄袭德国克尔暂的著作的，他反对马克思再生产学说的主张，是剽窃俄国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所以当他反马克思的洋洋万言的大著发表出来，一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揭发反驳，便哑口无言，默不作声了。
所以中外各国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大师们，当他们开始叫嚣的时候，无不虚张声势，气焰汹汹，认为这一下可抓住了马克思的缺点，打中了马克思主义的要害，并给了马克思以致命的打击。他们发出轻佻的“胜利”的笑声，以为自己已经真正战胜了马克思，但是他们所攻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部分学说，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捏造出来或者断章取义的东西，他们绝对动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根毫毛，更谈不到对马克思学说给了什么致命的打击。高尔基说过：“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虽然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受尽了冷淡，辱骂，中伤，破坏，恐吓，威胁，删削，窜改，查禁，没收，封闭，监禁，销毁等无数罪刑与灾难，被阻遏其传播与发展，甚至在今天还有人在为没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叫出救命的呼声，恫吓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者。但胜利始终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劳动人民大众的。世界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建设的伟大胜利，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濒于最后死亡并加速着死亡，世界人民的普遍觉醒与有组织力量的发展壮大，已无可争辩地说明着这一事实。在所有一切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已经葬入了坟墓，或者正在葬入坟墓，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即使至今尚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它本身的反科学性与反动性，由于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大众力量的成长和觉悟的提高，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及其影响的扩大，从而虽然在资产阶级竭力护卫与叫卖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市场也是日益狭窄日益缩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