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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审讯叛国犯第一二两日经过情形
第一日
【新华社讯】塔斯社索非亚十二月八日讯：保加利亚审讯叛国犯科斯托夫及其同谋犯一案的法庭七日开庭。
审讯科斯托夫
首先审讯科斯托夫。这个英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颠覆保加利亚人民政权的阴谋的参加者，恶化保加利亚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的罪犯，竟企图否认他的犯罪，他避开在调查时他亲笔写的供词，并避免答复正面提出的问题。科斯托夫十分惶恐，力图以新的虚假的供词洗刷自己。庭上讯及他与英国谍报机关的关系时，科斯托夫供称：他曾在盟国对保停战管制委员会英国代表团团长奥克斯莱将军所设的宴会上会晤拜雷上校。他形容这是很平常的会晤，这种说法是和他在初步调查时的供词直接矛盾的。讯及他如何在一九四二年五月被英国间谍招雇时，他否认他之得免于死是由于背叛，然而他不能提出为自己辩解的证据，而实际上却证实了对他提出的罪状。他承认他曾和后来被揭露的托洛斯基分子贝拉。铿和瓦列茨基联系，但还企图解救自己，后来便推翻了在调查时他亲笔写下的供词。
起诉人当要求法院宣读在初步调查时科斯托夫的供词，法庭允许并予以宣读。该项口供证明：在一九四二年五月保加利亚警察局政治厅主任杰什夫曾邀请被告科斯托夫为警察局工作，同时他还为英国谍报机关工作，一直工作到今年六月他被捕时为止。自一九四四年年底起，直到他被捕的那天止，科斯托夫一直和南斯拉夫的铁托及其最亲密的伙友卡德尔、德热拉斯与兰科维奇保持犯罪的联系。科斯托夫的供词称：“我们的共同活动是这样的：铁托在南斯拉夫，我在保加利亚，一同遵循着使我们的国家脱离苏联加入英美集团的政策。”供词又称，科斯托夫和拜雷会谈时，拜雷曾对他说，“英国人和杰什夫保有联系，而杰什夫一直长期地履行英国人交给他的任务。拜雷对科斯托夫说，杰什夫就是按照我们的训令在一九四二年雇用你的。”照拜雷所说，英国人远在一九四二年就已估计到德国将会战败，估计到由于国家民主化的结果，共产党将从地下站出来，并起领导作用，因而可能使保加利亚发生新的情况。因此，英国人便在共产党领导机构内获得了可靠的合作者。科斯托夫供称：“拜雷曾着重指出：英国谍报机关因考虑到我在党中的领导地位，对我期望甚殷。拜雷告诉我：甚至在战时，铁托与英国人之间便已在美国人同意下达成关于战后南斯拉夫所遵循的政策的协议。铁托担承了这样在的义务，那就是：使南斯拉夫离开苏联和苏联在东欧及东南欧的朋友，并奉行照顾到英美集团在巴尔干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利益之政策。一九四七年，我与美国那时新任驻保大使希斯会谈。从他的话中，我明白了希斯的来访是我与铁托协议之结果，铁托原答应过帮助我和美国人建立联系的。我回答说：我同意满足他的要求。希斯着重指出：我必须把从铁托及其心腹那儿获得的意见当作美国人的意见。
在法庭上宣读的科斯托夫的供词，完全揭露了他是叛卖保加利亚民族独立阴谋之组织者，是英、美及南斯拉夫谍报机关的走狗，是保加利亚人民与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利益的叛徒。供词宣读历时三小时始毕。法庭即中止对科斯托夫的审问，开始审问被告伊凡·斯捷法诺夫。
审讯斯捷法洛夫
斯捷法诺夫在庭上完全承认他曾从事于使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蒙受巨大损害的敌对活动。他供称：“我出身于富家，在柏林受大学教育，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亲戚，著名的托洛斯基分子拉科夫斯基。一九二五年我在巴黎遇见他，他说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将自党领导机构中被排除出去而代之以象伊斯科罗夫一类的人物。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保加利亚，就参加了‘左’倾宗派主义集团，同年我当代表赴柏林出席保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我在会上支持伊斯科罗夫和卡法吉耶夫对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的攻击。一九三二年末，我在索非亚与英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纳希姆逊律师建立了联系，他劝说我对英国使团所需要的保加利亚经济情况提供每月情报与每季汇报。我提交的第一份汇报是一九三三年第二季（四月到六月）的，一九三七年上半年间（那时我去斯佛索夫——按在罗保边境），我继续提供这些材料。每出卖一份汇报得到三千利瓦的报酬。一九三三年，有一次我会见纳希姆逊时，我和英国情报处主任布朗建立了联系。当我到斯佛索夫去时，布朗命令我必须以一切代价留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甚至我改变了我的信仰或与警察发生纠纷也还要那样，并且我必须在保加利亚进行我的托派活动。一九四五年，盟国管制委员会英国军事代表团经济部主任拜雷上校和他的助手戈陵少校来访问我。他们要求我提供英国政府所感到兴趣的关于我国经济情况的材料。我供给了他们以一九四五年保加利亚经济情况的全部重要材料。一九四五年九月，拜雷到我在人民银行的办公室里来看我，并声称他已知道我与布朗的关系，他表示希望在将来我还继续与英国谍报机关合作。拜雷说：现在交给我更复杂更重大的任务：必须为恶化保加利亚与苏联间的关系、帮助扩大保加利亚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工作。他并说保加利亚的发展，必须按照英国所认为更适合保国的方针进行。拜雷指出：为达成这些目的，已经招雇了我的同志。他劝我加入他们一伙，作一个英国谍报机关的合作者。”
斯捷法诺夫供出他和科斯托夫的合作，就揭露了科斯托夫推卸责任的企图。斯捷法诺夫供称：“科斯托夫常常表示：保加利亚与苏联之间更进一步的修好，‘将危害保加利亚之利益’；又说：‘为了加紧发展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应开始活动。’”斯捷法诺夫在他的供词中揭露了科斯托夫并破坏了科斯托夫推卸责任的企图。
科斯托夫认为保加利亚若加入南斯拉夫，将会解决许多经济问题。在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们的一次谈话中科斯托夫曾说：“南斯拉夫的领袖们甚至想和苏联断绝关系，而与他们所希望获得援助的西方国家密切合作。”科斯托夫宣称：假如没有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合作的话，保加利亚便不能迅速复兴它的经济，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奉行反苏政策，并且要“作得非常技巧”。我们曾煽起反苏情绪，并利用资产阶级集团所散播的谣言。科斯托夫曾对我说：“如果将来也这样干，你一定会比别人都做得好，因为你更精通经济政策。”为了这个目的，尼可拉·巴夫洛夫，彼特科·库宁，伊利亚·波雅吉耶夫，鲁尔科·吉尔温柯夫，还有国家保安机关的高级官员斯提芬·波格达诺夫，查德哥尔斯基及其他等人也被招雇了。科斯托夫还对我说过一九四四年末他与卡德尔的谈话。”
审讯至此结束，八日续审。
第二日
【新华社讯】塔斯社索非亚九日讯：保加利亚审讯科斯托夫及其同谋者一案的法庭于八日上午继续审讯被告伊凡·斯捷法诺夫。斯捷法诺夫详细地叙述他与南斯拉夫法西斯铁托集团领袖们的会晤，在这些会晤当中，被告斯捷法诺夫按照科斯托夫的训令，把保加利亚的情况向南斯拉夫人作报告，并从他们那里获得相应的指示。斯捷法诺夫说：“例如，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当我为了解决两国政府间某些问题而逗留在贝尔格莱德时，我曾与卡德尔会晤。在谈话当中，卡德尔告诉我，南斯拉夫的领袖正开始实行恶化对苏关系的政策。我与卡德尔的第二次会晤系在布列德（在南斯拉夫）保南谈判的时候举行。我遵照科斯托夫的训令，向卡德尔报告我们一伙如何执行铁托和他的同伙的指示。卡德尔告诉我，由于铁托的训令，南斯拉夫境内正在发动反苏宣传。苏联被指述为南斯拉夫利益的敌人，说它企图将南斯拉夫变为它的经济附庸。卡德尔告诉我，必须将季米特洛夫及其他领袖自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中排除出去，甚至采取肉体上消玫氖侄我嘣谒??惜。在这一会谈当中，我们同意，已在匈牙利证实了是能干的‘活跃的兹奇米尔’将被任命为南斯拉夫驻保加利亚的大使。我和德热拉斯的会谈，系于一九四七年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拜访保加利亚时，在埃夫克西诺格勒皇宫的花园中举行。德热拉斯要求我们招雇在役军人到我们的组织中。我向科斯托夫转达德热拉斯的要求，科斯托夫告诉我说，他已经招雇了军事谍报机关的首脑彼特·伏兰切夫和边防部队副参谋列夫·格拉文切夫。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我应兹奇米尔的午餐邀请与他会晤。餐后我们即举行密谈，他告诉我，贝尔格莱德现在正进行着非常紧张的工作，并且正在积极地准备人物和计划以实现铁托应允我们的援助。铁托亲自监督这些计划的实现，至其执行则委托与兰科维奇。兹奇米尔答复我提出的关于苏南关系发展的前景的问题，他告诉我说，这个关系很快就会象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在法国驻索非亚公使馆的招待会上，我遇到了代替兹奇米尔继任南斯拉夫大使的泽尔杰，他立刻开始对我谈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内现在对南斯拉夫和铁托说些什么，又写些什么等等。他又说：‘南斯拉夫的领袖们将依旧遵循他们自己的道路。’”
斯捷法诺夫供词的第二部分系关于他与反对派的连系。他说：“早在一九四六年四月，我和科斯托夫的一次会晤当中，我的内心即发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对反对派，特别是对尼古拉·彼特科夫（按：此人已于一九四七年服刑）的农民联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科斯托夫即强调称：反对派，特别是彼特科夫的农民联盟，为英美所支持，并且对我们很有利害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和它们保持联系。我赞同了这个意见。科斯托夫和我决定必须和彼特科夫商谈各种事情。其后，在一九四六年十月，科斯托夫告诉我他与彼特科夫的谈判情形。如科斯托夫所说，后者声称反对派将对祖国阵线和共产党进行公开的斗争，并将单独地进行。”
斯捷法诺夫又供出为了扩大破坏活动，他招雇了尼可拉·纳切夫和乔吉·彼特罗夫，彼特罗夫曾屡次表现对苏联的敌视态度。斯捷法诺夫说：“我晓得他可以被拉进来参加破坏活动，后来是成功了。在他的帮助下，我指导了财政部中的颠覆性工作。”斯捷法诺夫在财政部中进行达年的破坏活动主要是冻结基本建设的款项，不寻求不利用积累建设基金的可能，而开支则保持不断地增加。另一个巨大的破坏活动，是故意拖延对计划经济至为重要的单一的国家预算的编制。社会保险机关、保加利亚红十字会和其他等预算没有包括在一九四八年的预算里面。颠覆活动亦扩及所得税的征收方面。对于征收富农分子的赋税并没有加以控制。首席推事问斯捷法诺夫，他是否曾将这些破坏活动的情形通知科斯托夫，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据斯捷法诺夫供认，一般所得税的征收使用不公平的办法，以引起劳动人民的不满。斯捷法诺夫在敌视祖国阵线的专家的协助下，继续进行他的破坏活动。例如，在保加利亚人民银行，他委任他的表兄弟钟切夫为该银行经理，因后者的协助他得以进行破坏活动，斯捷法诺夫说：“在一九四七年初，由于我的此举，钟切夫被任命为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保加利亚贸易代表团的副团长。我指示他在谈判当中遵循反苏的路线。我向他解释说，科斯托夫在这些问题上持同样的意见。因为没有可能公开倡言这些观点，我们必须寻求一些方法激起人民对我党外交政策路线的不满。”斯捷法诺夫继续承认在财政和经济方面在他指导之下进行的破坏工作，完全暴露了科斯托夫违反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叛逆活动。斯捷法诺夫说：“按照科斯托夫的训令，我在钟切夫的协助下，在财政方面再进行了一个颠覆行动。在一九四七年兑换旧纸币的时候，因为制定了复杂和纠缠不清的手续，引起人们极大的不满。为了引起人民的不满，交换清算的法律也制定得具有破坏性。我使国家没有货币的储备，我们的政府曾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困难。因为小额纸币的缺乏也引起了人民强烈的不满。在出卖黄金给瑞士银行的时候，我故意激励对西方国家大量扩张贸易，这是和党与政府力求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扩张贸易的政策相悖的。”
一九四七年出卖保加利亚小麦给罗马尼亚的时候，斯捷法诺夫要求罗马尼亚把黄金存到瑞士银行里去作为担保，这种做法对于两个兄弟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有不利影响的。
斯捷法诺夫说：“前国家烟草专卖处处长安吉尔·梯米夫是我把他拉到我们这一伙里来的，由他经手我们在烟草工业中做了不少破坏行动。在工业部里的破坏工作是由前部长彼特科·库宁指导的，在建设项下的资产投资数目是夸张了的。所有全国经济两年和五年计划的目标都是没有计划和估计的。我们罗致并起用了鲍里斯·亚莫夫和杰拉斯莫夫教授来在工业部作破坏工作，他们在莫斯科贸易谈判期间是走反苏路线的。科斯托夫曾告诉我波纽·彼特罗夫斯基是英国情报处的代理人，又说他以莫斯科保加利亚贸易代表团代表的身份对谈判怠工，他所建议的价格把苏联的货价弄得过低，把保加利亚的货价定得过高。科斯托夫屡次告诉我广泛的破坏工作正在国内贸易中进行，首先是在供给城市居民农业产物和供给农村居民制造品方面。科斯托夫曾告诉过我，不过我忘了是在一九四五年底，还是一九四六年初，保加利亚铁路局前局长（后来他做了运输部副部长）华西尔·马尔科夫也被招雇到我们这一伙里来。
在建设部门的破坏工作是由前建设与公路部长马诺尔·萨喀拉罗夫执行的。
“一九四八年十月，我、科斯托夫和巴夫洛夫曾碰头以便总结我们的破坏活动。我们肯定了我们混到党里的自己人底势力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破坏活动都是不够的。科斯托夫作结论说：由于此种情况，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目的设法利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五届代表大会。科斯托夫解释说：我们不能在大会上提出我们的任何纲领。科斯托夫继续说：只有出席的代表大多数站在我们这一面时，我们才能利用第五届党代表大会。如遇这种情况，我们便可以这样做：选举代表大会里我们的领导机构，把科斯托夫的报告列入议程，通过我们所需要的决议，其后集中注意于建立一个适合于实现我们目的的党领导机关。然后我们就可以取得党的控制权而仍保留它的老称呼。在我们两年胜利的工作之后，我们就可以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在会上我们就可以通过新的纲领和改变党的路线。科斯托夫提醒说：我们这一面还没有代表的多数，因此，我们应该伪装我们是支持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的。此后不久，随即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部分地暴露了科斯托夫，再后他便被捕了。于是，我就断绝了与我们的支持者的一切连系，此后不久我也被捕了。”
斯捷法诺夫最后说：“在英国情报处及其在我国的代理人帮助下，在与铁托集团全面接触下所准备的阴谋企图就这样结束了。任凭我们用尽了一切力量，但是我们想使保加利亚和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互相斗殴的努力是失败了。终究我们受到了保加利亚人民法庭的审判。”
审讯纳切夫
法庭继进行对部长会议所属财经委员会前任副主席被告尼可拉·纳切夫·彼特科夫的审问。纳切夫供称：“我完全承认我对祖国和人民之敌对活动。在初步调查时的供词中，我已详细叙述了我在参加反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犯罪阴谋中所作过的每一件事。我生在一个中农的家庭，职业为农学家。在一九三二年，我便成为工人党（共产党）员。一九三三年在受了高等教育之后，由于我的岳父斯巴斯·查德哥尔斯基之助，我在大制造商基里尔·斯拉沃夫处工作，渐渐和他以及他的左右接近。”
一九四一年秋，斯拉沃夫向尼可拉·纳切夫索取关于谷物收获的情报。纳切夫便在农业部（他当时在该部工作）里收集这种情报，并把它交给斯拉沃夫，获得了五万利瓦的报酬。
纳切夫说：“尽管我从斯拉沃夫那儿晓得这情报是为英国情报处收集的，然而，这笔巨款却引诱了我。我同意将来也供给他详细情报。”一九四二年，纳切夫交给斯拉沃夫关于那年谷物收支情况的情报。
一九四三年二月，他被保国利亚警察局政治部主任杰什夫傅见，杰什夫向他索取关于他与共产党人的联系之情报。尼可拉·纳切夫曾作保证为警察机关工作。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后他在农业部工作，后来又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中委会经济部工作，当时该部的部长为彼特科·库宁。
纳切夫说：“一九四五年春斯拉沃夫到中委会来看我，并且说，我之就职中委会要归功于科斯托夫。斯拉沃夫要求我布置他和科斯托夫的私人会晤。纳切夫说，这次会晤举行了，我吃惊于斯拉沃夫与科斯托夫之间的友好关系。”
一九四六年四月科斯托夫命令纳切夫通知斯拉沃夫：尼古拉·彼特科夫的农民联盟与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之间获致协议的机会在不断减少。同年斯拉沃夫要求纳切夫供给关于谷物收成的情报。纳切夫答应了这个要求。一九四七年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九四六年初，由于斯拉沃夫的帮助，纳切夫被委任到国家财经委员会工作，科斯托夫那时是该委员会的主席。
纳切夫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科斯托夫不再隐瞒其对党中央和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政府的政策之敌视态度了，而且说这个政策是片面的，因为它没有规定扩大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科斯托夫认为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就不能恢复我们的国民经济。他认为：保加利亚毫无目的地被剥夺了原可从英国和美国获得的帮助。按科斯托夫的意思，要是鼓励与巩固私人经济部分那就会好一些了。这就会使保加利亚能够建立象西方国家一样的政权了，会使我们的国家更向英美集团国家靠拢了，那就是说：每一件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情就都会在保加利亚发生了。科斯托夫对于早在一九四五年即由南斯拉夫领袖们将其草案提出的保南联邦未能实现的这一事实，曾不只一次表示遗憾。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仍必须要继续和南斯拉夫亲睦的政策，并且一定要和铁托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把保加利亚并入南斯拉夫联邦中去。”由于斯拉沃夫的要求，我搜集了关于农民联盟反对派领袖彼得·康夫一案调查进展的情报，而关于尼古拉·彼特科夫一案之调查经过，在一九四八年春季按照斯拉沃夫的指令，我经由查德哥尔斯基获得了关于国家保安机关各部门的材料。我必须补充一句：当斯拉沃夫第一次送我到尼可拉·查德哥尔斯基那里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和查德哥尔斯基坦白无隐地谈一谈，因为他早就和英国谍报机关有了联系了。
一九四七年末，继铁托访问保加利亚之后，斯拉沃夫要求纳切夫给他安排与科斯托夫的会晤。会晤在部长会议大厦举行，纳切夫亦曾参加。科斯托夫称他曾与铁托坦白地交谈，铁托曾要求采取坚决的步骤以使保加利亚与苏联分离。 纳切夫说：“我从会谈中明白了：斯拉沃夫以前便已知道铁托与科斯托夫的联系，而在铁托方面则深知科斯托夫所指使的保加利亚的一切颠覆性活动。科斯托夫曾告诉斯拉沃夫，铁托曾责成科斯托夫加速夺取国家和党的机构的控制权，以使他们自己那些能在保加利亚进行铁托和科斯托夫的政策的人盘据领导职位。尤有进者，科斯托夫曾告知斯拉沃夫，已与铁托取得协议，将彼林地区并入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科斯托夫称我们可以完全同意这一点。”
纳切夫进一步供称：“例如科契米多夫，哥维达尔斯基和斯托比诺夫已被安插在负责的经济职位上。他们充当进行阻扰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以及在农业、工业、国内贸易等部中进行破坏行动的媒介。假若计算一下我的活动和科斯托夫与斯捷法诺夫以及那些执行他们的指示的人们的活动，就可以明白我们使保加利亚国民经济受到多么巨大的损害。由于阴谋的终极目的实现的结果，怀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亲睦的政策、与苏联破裂而在保加利亚培植铁托主义的政策的科斯托夫政府就要当政了。”
审讯克里斯托夫
法庭继审问鲍里斯·克里斯托夫，前保加利亚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克里斯托夫对他的罪行直认不讳，且详尽招供。他告诉法庭他如何变成警察代理人和奸细及如何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之后在彼特科·库宁的提议下开始了在党中央委员会经济部的工作。
克里斯托夫供称：“十一月下半月中委会书记科斯托夫召我去，他告诉我说，要派我到莫斯科任保加利亚商务参事。科斯托夫告诉我在莫斯科的工作，他说我在莫斯科的任务有二：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我听了大吃一惊。科斯托夫告诉我，关于我的公开任务将从季米特洛夫那里获得指示，当时季米特洛夫还在莫斯科。至于我的任务的非公开的一面，科斯托夫说他想同我私人谈谈。我惶恐不安。注意到这点，科斯托夫使叫我坐下，他特别注意我，而且对我有所企图，要我和他开诚布公地谈。他说：尽管民主阵营与法西斯德国之间的战争尚未结束，然而新的武装冲突——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武装冲突正在形成中。科斯托夫认为：此次战争的结局如何尚未揭晓，因此保加利亚至此仍应保持超然的态度以免遭受军事败北。他强调称：在这方面，我国一定要开始遵循与苏联友好政策，而逐渐但是要决然分离的路线。他说：对保加利亚来说，使它解除了和苏联单方面的联系而和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建立联系，这是必要的。他说：“正是在这方面，你这位保加利亚驻莫斯科贸易参事的合作是可以有用处的。”我被科斯托夫这种说法吓住了。科斯托夫注意到我的不安神情，于是紧接着对我说：他所以决定这样地来和我说就因为他了解我在党中委会的工作并且他已经知道了一些——用科斯托夫的话就是“我过去的难以开口的情节”。科斯托夫告诉我说：他知道我是间谍代理人和奸细并且我那时已为法西斯警察服务。当科斯托夫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为之激动了。我是又惊讶、又害怕、又奇怪、又慌乱不知所措，那就是说，党的中委会书记已经知道了存在于我和前法西斯警察简朝·萨瓦可夫（他曾正式让我签字充当间谍代理人，此人已在九月九日死去）间的秘密。科斯托夫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不得不接受他的建议，在摆在我面前的这些事情上一起合作。我感到我正走着危险的路，但是我无力拒绝。我答应去履行他指派给我的工作。于是科斯托夫具体地规划出我的任务。科斯托夫告诉我说：作为一个驻莫斯科的贸易参事，我的主要任务在于分裂保苏间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应该在这些关系中打入楔子，而我应该朝着使保加利亚和苏联分裂这一目的来工作。
“在我到莫斯科后，我去看季米特洛夫并告诉他以科斯托夫授与我的任务。自然，我只告诉他以关于的我官方的使命。季米特洛夫在我与他会见的时候着重指出：现在保加利亚处于一种剧烈的情况下，并且需要苏联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和全面的援助。他列举我们的经济要求并且说：现在苏联能给保加利亚以巨大的援助，并且苏联在将来也会给我们以这种大量的无私的援助的，而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能给我国以这种大公无私的援助。
“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保加利亚贸易代表团抵莫斯科。如所周知，当时保加利亚在经济上是完全孤立的，并且只有苏联才给我们以兄弟般的援助之手。谈判系在保加利亚贸易部长奈科夫和代表团团员伊凡·斯捷法诺夫，鲍里斯·西莫夫及其他等人到达后开始。
“当前此与我谈到我们贸易代表团的组成时，科斯托夫说伊凡·斯捷法诺夫定要作为代表团团员之一，我应对他完全信任。斯捷法诺夫抵达后便告诉我说：按照与科斯托夫的协议，我们要尽力阻挠及妨碍谈判之进展，要在讨论到货物的价格时，制造重大的困难。斯捷法诺夫教授在一个统计学家帮助之下，着手来盘算物价。谈判进展得非常缓慢，我们所制造的困难生效了。
“就在这时，季米特洛夫出而干涉谈判，并使我们所遵循的与苏联敌对的方针遇到挫折。
“为了不叫保加利亚得不到货物，苏联便训令其对外贸易部及其他有关机构先行运货给保加利亚，当我们正在破坏及阻挠谈判时，苏联的船只却把货物运到了我们的国家来了。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对双方都有利而尤其是对保加利亚有利的贸易协定便签字了。
“我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回到保加利亚之后，曾往访科斯托夫，他在党中央委员会他的私人书斋里接见我。我想告诉他贸易谈判的过程及其收获，然而他打断了我的话说：这是多余的，因为斯捷法诺夫教授早就详细对他说过在莫斯科谈判时的气氛和进程，以及所达成的协议了。科斯托夫开始谈论国际情势，他再度着重指出苏联与英美的矛盾正日益加深，又指出我们必须采取更明确的路线，和苏联分道扬镳。他告诉我说：南斯拉夫也遵循着同样的方针，不过它在这方面比我们更加成功。我答应科斯托夫在这方面尽力而为。在我离开他的书斋之前，科斯托夫命令我说：回到莫斯科之后，我应与南斯拉夫贸易参事维克托·齐别尔纳联系，并在有关我们与苏联的经济及贸易关系问题上与他合作。
“一九四六年初在莫斯科时，托多罗维奇博士打电话给我，并通知我说：南斯拉夫贸易参事齐别尔纳已经抵达，并邀我去大使馆看他。我由我国大使馆人员伏拉多夫作伴前去南斯拉夫大使馆，并在那儿与齐别尔纳作了简短而融洽的、完全是官方性质的会谈。
托多罗维奇请伏拉多夫到他的屋子里去，剩下我和齐别尔纳。我对齐别尔纳说，我愿意和他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在对苏联的贸易与经济关系问题上合作。齐别尔纳说，这就更好了。他声言，南斯拉夫在坚决执行脱离苏联的政策。我告诉齐别尔纳，我也有同样的意见，而且我曾经接受了同一精神的相应的训令，并且将遵从这些训令。齐别尔纳提议，要我供给他以有关保苏经济关系之发展的情报。”
克里斯托夫进而供称：“制造保苏两国间经济关系之困难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苏联代表作了让步，而且都是在仅仅有利于保加利亚的方式来逐一解决问题。季米特洛夫密切注意谈判的进行，干预我们的工作，因而有助于创造了实际有效的、健全而友好的气氛。这么一来，我们一切敌对的计划都给季米特洛夫破坏了。尽管科斯托夫充当代表团团长替代了当时染病的贸易部长奈科夫，但是，被认为十分有利于我国的一九四六年贸易协定却胜利地缔结了。
“谈判结束之后，齐别尔纳就来看我，且要求我供给他以有关各种货物的数量、种类、质量及其价格的情报，我就把这些情报交给他。一九四七年初，波纽·彼特罗夫斯基和约尔丹·波热落夫（当时他是贸易部部长）又和贸易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贸易谈判。彼特罗夫斯基说，科斯托夫训令他要循着两个方针进行敌对的活动：要求苏联供给较我国的工业与农业实际所需为多的货物，保持一九四六年贸易协定的旧有价格，虽然世界市场上的行情已经改变而有利于工业品了。这时候谈判也被拖延着，但是我们却预先获得了苏联的货物，我们的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已经从危机和停滞中得救了。就在这个时候，齐别尔纳又来看我。他赞同我们的政策，并且劝告我们要更坚定，更强硬，他说：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那时已到莫斯科）也在遵循着同样的政策。在谈判正紧张的时候，代表团团长波热洛夫病倒了，科斯托夫又到莫斯科，而且还是固执地坚持我们——波纽·彼特罗夫斯基、波热洛夫和我——曾经坚持的方针，即阻挠和挫保加利亚与苏联之间的谈判。科斯托夫表示愿意结识南斯拉夫的商业参事齐别尔纳，我便在“国民旅馆”一个房间里使他们认识了。科斯托夫当时和南斯拉夫对外贸易部长彼特罗维奇（当时他在莫斯科）会晤，他设宴招待科斯托夫，波纽·彼特罗夫斯基也在座，因为后者和他的南斯拉夫同事——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有密切的联系。后来南斯拉夫驻苏大使乌拉第米尔·波波维奇便和科斯托夫会晤。
“在这些会谈后，在我看来似乎科斯托夫执行着很顽固和坚决的敌对政策，而这种政策是我们在谈判时所墨守的。但在一九四七年，我们的努力也同样失败了，很有利于我国的贸易协定缔结了。”
起诉人乌拉第米尔·第姆切夫在此时插进来说：“但是延迟了很久。”
克里斯托夫回答道：“是的，贸易协定签订前就迟延了一个时候，并且要是苏联不预先供给我们货物，我们的工业将仍然缺乏原料，而这就会给我国的国民经济造成困难。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敌对活动在一九四八年也在继续着。当谈判在进行时，我再度访问了齐别尔纳，供给他以他所要的情报，对于贸易谈判再次拖延我们是要负责的。在这时，由总理季米特洛夫率领的保加利亚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他采取了每一种足以使贸易谈判尽快完成和极有利于我国的步骤。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一九四八年贸易协定便在莫斯科签字了，与其他处理保加利亚和苏联间的经济与贸易关系的协定一起，一九四八年贸易协定构成了恢复和进一步发展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广泛基础。那时齐别尔纳来看我，告诉我说南斯拉夫期望由美国和英国获得更廉价的和更好的援助。在我国的贸易代表团离去后，一九四八年六月，当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已公布时，我会到了齐别尔纳。齐别尔纳在那时把铁托和基德利区（南斯拉夫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报告递给我，我懂得塞尔维亚文并且我读了这些报告，它们给我以很坏的印象。这些报告上有若干矛盾之点，铁托在他的报告中所写的与实际上南斯拉夫所做的两者之间是不相符合的，铁托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南斯拉夫与苏联间的密切联系，而同时铁托和南斯拉夫政府及其一切机构却在断绝这种联系。铁托在他的报告中谈到南斯拉夫的阶级斗争，并且特别是反对富农的斗争，而在实际上，全世界早就知道富农已成为铁托政权的主要支柱。
“一九四九年我国代表团与苏联签订了贸易协定，根据该项协定，两国间的贸易额将较上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在代表团离去后，齐别尔纳又来看我。他说南斯拉夫已坚决地走上与苏联断绝关系的道路，保加利亚也必须追随同样的道路。一九四九年三月，我奉召回索非亚述职。在我到达后，我打电话给科斯托夫。他邀我到他的尼雅热沃的别墅去看他。当我看到科斯托夫的时候，他处在一种抑压的和忧郁的神情中，他告诉我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已知道他的全部罪行。”
克里斯托夫最后服罪，承认他曾被保加利亚人民公敌科斯托夫拉进敌意的间谍集团，曾从事破坏保加利亚和苏联间的正常关系的工作，以及曾按照科斯托夫的训令供给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馆职员以间谍情报。
审讯巴夫洛夫
法庭下午审讯前保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行政秘书（其后充任建设部副部长），被告尼可拉·巴夫洛夫。
被告已经服罪。他供称：在一九四二年地下中央委员会委员被捕时，他向保加利亚警察局政治部主任杰什夫签定了停止一切政治活动的誓约并保证和警察局合作。当他和科斯托夫一起被关在普列文监狱中时，科斯托夫说他已从杰什夫那里得知巴夫洛夫投降的事。科斯托夫又说：“我们应该团结在一起并且遵循我们自己的路线。”巴夫洛夫说：“由此我了解到科斯托夫奉行着并且企图在将来也奉行他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
巴夫洛夫继供称：“在我和科斯托夫坦白谈过以后，科斯托夫在我们此后几次谈话中向我透露出在普列文监狱他拉我参加的工作的任务和目的。科斯托夫不只一次地着重说：在他心目中存在有这样的目的：当党将来再变为合法政党和统治党的时候，他就要夺取党的统治权，然后又接收整个国家行政的控制权。”
按照巴夫洛夫的供词，科斯托夫在普列文监狱中还和伊凡·马斯拉罗夫，斯提芬·波格达诺夫及乔吉·加涅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后，科斯托夫任命波格达诺夫和加涅夫担任国家保安机关的重要职位；任命巴夫洛夫在中央委员会任要职。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至十月间，科斯托夫指令巴夫洛夫找出他的警察局的事件纪录来，并把它交给科斯托夫。
科斯托夫又要求巴夫洛夫搜集识别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文件。巴夫洛夫搜集了牵连到伊凡·马斯拉罗夫，彼特科·库宁和波纽·彼特罗夫斯基的材料并且把它们交给了科斯托夫。自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后，科斯托夫为实现他的目的开始大举罗致人手。他帮助巴夫洛夫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彼特科·库宁成为政治局委员。伊凡·马斯拉罗夫被派到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工作。
巴夫洛夫说：“这样，科斯托夫在党中央委员会中把自己的人围在身边。这些人是奉行有利于科斯托夫的政策的。这种政策的性质，在一九四五年初我们在中央委员会他的私人办公室的某次谈话中，已由科斯托夫解释给我听了。科斯托夫说：‘现在我们俩人是永远联合在一起了’。而他并不打算把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对我隐瞒起来，那就是他已经同意‘经由英国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拜雷上校和英国人建立联系。’科斯托夫又说：拜雷告诉他英国意欲借杰米托的帮助分裂祖国阵线，此外要在保加利亚创立公开的反对派。在说到这方面时，科斯托夫又称：我们必须算计到英国这些计划，不要对杰米托（科斯托夫相信他不久将返回保加利亚）引起任何妨碍和困难。而事实上杰米托回到保加利亚之后，便在国内和祖国阵线内大事展开敌对活动。这样很快就妨害了他的声名，而他也就被全国农民联盟领导机构除名。杰米托的后继者是尼古拉·彼特科夫，他继续了分裂祖国阵线的政策，此后又担任领导我们国内公开的反对派。我从科斯托夫那儿晓得他已和尼古拉·彼特科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因为彼特科夫也是奉英国人之命而作事，并以英国人的利益为依归的。”
巴夫洛夫更进一步详细供述他在国家经济生活上的敌对活动，这种活动早已被其他被告供出来了，在这种活动中特别活跃的是斯捷法诺夫，库宁，科契米多夫，哥维达尔斯基等人。巴夫洛夫供称：科斯托夫曾对他讲述过自己与英、美间谍及与南斯拉夫领袖们的会谈。科斯托夫也对他讲过使保加利亚并入南斯拉夫的计划。
审讯吐捷夫
法庭继审讯前对外贸易部对外贸易司司长伊凡·乔吉也夫·吐捷夫。吐捷夫对他的一切罪行直认不讳。
吐捷夫供称：一九四六年在保加利亚驻德国杜塞尔多夫贸易代表办事处工作时，我便和充当英国间谍的一个名叫尼米根的荷兰人联系，把有关保加利亚出入口情况的情报交给他。一九四○年，英国谍报机关命令我回保加利亚，并继续我的间谍活动。我在索非亚与尽人皆知的英国间谍苏尔塔瓦·拉卓·彼特罗娃联系，继续把有关保加利亚经济情况的情报交给她。因此，彼特罗娃给了我五十万利瓦的报酬。一九四三年，英国情报处建议我加入共产党。我从彼特罗娃那儿晓得英国政客们认为：即使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并会在巴尔干建立影响。英国人已决定要阻止苏联在巴尔干，特别是在保加利亚扩大其影响，他们认为保加利亚是他们重要的战略地区。为了执行英国情报处的命令，我加入了党，并赢得了巨大的信任，因此，我便被任命为对外贸易司司长。
一九四七年，英国驻索非亚使团秘书豪斯来访并对我说：他晓得我与英国情报机关合作，并要我收集有关保加利亚货物流通情形的文件，首先是收集保加利亚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货物流通的文件。我收集了这类情报，并把它交给豪斯。按照豪斯和科斯托夫的命令，我把保匈贸易谈判延搁了四个月。奉科斯托夫之命，我也拖延了保捷贸易谈判，那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就开始的，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并且知道科斯托夫的命令，要把保加利亚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时所依据的价格与条款瞒过苏联代表。
审讯钟切夫
前任保加利亚人民银行经理，被告钟切夫继受审，他对他在财政方面颠覆性的活动直认不讳，这是他和他的亲戚伊凡·斯捷法诺夫一块儿作的。
一九三六年，他在索非亚统计专科学校工作，该校校长是美国间谍安德逊。钟切夫在该校工作，每月每年都编纂有关国内经济情况的报告。安德逊便把这些报告交给他的美国头目。
钟切夫供称：我在一九三九年前往美国，在美国我认识了美国情报处的间谍詹姆士·克拉克和西里尔·布莱克。一九四五年十月，我被任命为索非亚统计专科学校校长。伊凡·斯捷法诺夫早已任该校董事会主席。在这时期，美国驻索非亚使团要我把有关该校的情报按期交给它。我和斯捷法诺夫商量这件事，他觉得需要把这类情报交给该使团。这种情报无疑的是属于间谍性质，并且是对美国有用的。一九四六年，西里尔·布莱克（那时他在索非亚）不止一次地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暗示美国有干涉保加利亚内政的意图。我在索非亚会见詹姆士·克拉克三次。这是在一九四六年。在我与布莱克及克拉克相会时，我便把为美国情报处所准备的情报交给他们。我也常常和美国使团的武官雅切维奇等会面。我把关于保加利亚货币流通和银行存款额的情报，和有关保加利亚经济的其他情报交给他们。
钟切夫进一步承认说：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当他在苏联参加保加利亚贸易代表团之工作时，曾帮助破坏并阻滞与苏联贸易谈判。伊凡·斯捷法诺夫曾命令他与苏联日益增长的影响进行全力斗争。钟切夫说：“有一次，斯捷法诺夫告诉我：‘有一些显赫的保共党员认为在某些问题上必需和苏联争辩，并与之斗争。’斯捷法诺夫提醒我说：科斯托夫也在这类党员当中。斯捷法诺夫在回答我问及以科斯托夫为首的谋叛中心的目的时曾说：必须这样作，以便拖延我国社会主义之建设。”
法庭审讯至此宣告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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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货币牌价
昨日起调整
【山海关讯】中国人民银行、东北银行山海关联合办事处自昨（十二）日起牌价改为人民券一元兑东北券二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