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你好好儿想一想！”
张志民
星期日来了，机关里是休息，早饭后，我和几个同志一块儿出去转了许多地方，没有坐车，我们是走来走去的，虽说觉着时间并不太长，可是冬季的白天是那么短，在我们从西边向回走的时候，月亮的影子就紧跟在我们背后了。
跑了一天已经把我这带病的身体累得骨头都象是要散了，回到家里就倒在床上。正在这个时候，门房的老头在院子里喊着：“张志民！门口有人找！”
已经有人来找了，我不能再躺下去，我猛的从床上坐起来，连帽子也没有戴就走了出去，这会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了，走路的脚步声还是和以前那么响。
我是住在紧后面的院子里，要穿过三个院子才能走到大门口，我怕等的人着急，外面又那么冷，就加快了几步，一直跑到了门口。
天刚黑，门口的电灯显得还不明亮，我迷迷糊糊的看去，是一个穿着深绿色军服的人，走近时，他向我来握手，我才看清原来是李进财。他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小伙子，宛平人，跟我是乡亲，虽不能说是老战友吧，也在一块工作过，一个炕上睡过觉，一个锅里碰过马勺；他哥哥李进忠和我也是老同事，他哥哥在四三年就牺牲了，因为有这一层，我跟李进财也就特别熟悉。
他推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什么牌子的我看不清，看样子是个西洋货，我只是看到这车前一只雪明的磨电灯，虽说没有亮，但那块玻璃已经够亮的了；浮条、车轮都是雪明的，瓦圈是天蓝色的，是有些什么零碎的装置，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是一辆很漂亮的车子吧。
我先说：“你这辆车子好漂亮呀，真是什么人骑什么车。”他像是对这车子的事，还有很多不满，而又不能在门口一气向我说出来，就只说了几句：“好是好，老妈抱孩子，人家的。”
“谁的？”
“公家买的，一个师傅一个令，听说有的机关把车子发给个人，我们那不同，只是叫骑！”
我说：“车子就是骑的吗，叫骑就行，发不发给个人又有什么关系，我看你们那儿的规矩就挺好。”
他嘴叨念着：“话可是那么说，倒是自己有一辆骑着方便。”顺手把车子上的钥匙一拔，车子上的锁就“咔”一下自动锁上了，我俩说着，走着，到了我的房子门前。
我住的房子很矮小，墙壁是用席子夹成的，这是一个大房间隔成了三个小房间，我住在靠东面的一间里；怕冷，我在席子上不整齐的糊了些废报纸，看来就越觉着不美观，灯泡是二十五烛的，显得不很亮，生着一个小煤炉，屋子里既烟又不热。我先打开了门，请他进去，他第一声惊讶的说：“这还像话呀！这屋子怎么能过冬呢？住在这首都北京城，又是堂堂的大机关，住这样的房子？你就不觉着憋气？这个房子要拿到北京来说，就像是东单市场的‘经济理发馆’，要拿到咱们乡下来说，简直就是‘看瓜棚子’，这，这不像话呀！”
因为他是久不见的客人，我不能马上严厉的斥责他这种说法，我只是笑嘻嘻的反驳了几句：“我对我这房子挺满意，小，暖和，除去光线不太好就没毛病，机关多，人多，都住好的，那里有那么多。”
因为是多年不见的老同事来了，我应该好好的招待招待，说着我从抽屉里就取出一盒纸烟，抽出一支递给他，这纸烟是新发下的“七一”烟，烟丝是金黄的，抽起来很香，以前在解放区这算是上等烟哩！那时候人们都是拿着烟斗抽大叶，有时候一根纸烟几个人吸，像这样“七一”烟，不是每天都能抽到的，所以我一边给他递着烟一边说：“这是老边区‘七一’烟，一抽这烟就可以想到老边区啦！”他瞟了一眼，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摆了摆手，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粉红色带花纹的烟盒，烟盒上面还装置着个小巧的打火机，他打开取出来一支先递给了我说：“这个好，你尝尝吧！”我毫没客气：“好！就来你的吧！”我毫没客气：“好！就来你的！不过‘七一’烟就挺香！”他给我打着自来火，我使劲的吸了一口，还没有容得我说：“这个烟的确香！”他就先问了：“怎么样？好抽吧？”我说：“我这个烟瘾不大，冒烟就行。”说完我从箱子里取出我的烟斗来问他：“你还认得它吧？”他拿过去细细的端详着，这个烟斗是很粗劣的，假使把它抛在烂劈柴堆里，也许有人就认为它是块烂木头，连拾也不拾，可是谁又知道它还有一段光荣历史呢？在一九四四年，我们上山开荒种荞麦的时候，李进财＠出来一块枣木疙疸，这块木头长的就挺像个烟斗，一个大头，还带着一个尾巴，他把它送给了我，我拿回去花了几个游戏的时间，用小刀就把它挖成个烟斗的样子，又拿铁丝烫了一个孔，外面我还拿核桃油擦了个精亮，几年来，它帮助我作了不少的工作，当我工作疲倦了的时候，把它掏出来，不管是大叶、黄花、芝麻梗，都能过瘾，一连来上几锅子，马上精神就来啦，不过这几年磕磕碰碰，弄的它满身伤疤，可没以前那么漂亮了，特别这几天有了纸烟，我把它搁起来，上面还似乎有许多尘土。
他端详完了说：“你这人真够保守，这玩艺还不扔它干嘛！是不是想拿到古玩店去当古玩呀？”我说：“倒不是想当古玩，可是我舍不得扔它，丢了几次，我都又把它找回来了，这会也不是没有，拿它抽烟头挺好，没有纸烟的时候还是它亲。”
坐了一会，我开始问他是来干什么的，现在在哪儿住？作什么工作？
我们还是由张家口出来以后分手的，至今才又见面，那时间他在团里当侦察参谋，年青，聪明，外号叫“机灵鬼”，虽说只是上过几天高小，可是入伍以后学习的知识很多，在团里的几个参谋里，他还是个能干的，这人就是爱出风头。那年他们团打王庄，他立了一大功，立功倒是好，可是他见人就说，总要表示他在侦察工作上如何的有办法，说他侦察的好是打下王庄的唯一条件，生怕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立了功。这样使得人家都讨厌他，再加上他生活上不检点，总是那么爱漂亮，跟人家一样发的衣裳，他要改成马裤，钢笔不管能使不能使，小口袋上一带就是两三支，怀表上的钢练子总是外面露着半尺多长，在胸脯上晃来晃去，像小娃带的银锁一样，他自己觉着挺美，可是别人一见就撇嘴，他又爱聊天，一聊起来除了他的“过五关斩六将”，就是吃吃喝喝的事，那个酒铺有新到的好白干呀，那个饭馆里有熏鸡呀，因为他好这些，所以他看别人的时候，也是特别着重这些事，谁谁谁凭什么多领了一床被子！谁谁谁有病，上级就给他批大米？这个机关的房子好，那个单位吃的细粮多，这些消息他最灵通，他一说这些话，别人就说他：“勿怪你是个侦察参谋呀？”我们分手的头几天，因为他把公家发的棉衣拆成了夹衣，参谋长批评了他一顿，他撅着嘴背地里说：“这么点小事又是制度啦！又是节约啦！不想想打王庄是谁侦察的，没有我，你参谋长再指挥的高明也是干瞪眼，里面缴获那么多的枪炮子弹，大米白面，值钱的东西没数，我用这点破棉花又成了制度啦！”从那以后，听说还受到处分。总也没有入党。填了几次表，支部都没有通过。
我问：“你怎么穿起这样的衣裳啦？”
他很得意的说：“咱这会是干公安局的差事，前方跑了这么几年腿，也该到后方歇歇啦！”
我说：“说该也不该，我们好几个野战军，不是还在进军吗？你不一定是这么简单，想到那就到那儿吧？”
这他才告诉我，他在天津养病，身体很坏，上级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就介绍他在天津地方工作。
我正准备打听一下天津那里的情形，可是他先来问我了：“你们现在是什么制呀？每月能拿多少钱？”
我说：“还是跟过去一样的‘制’，到什么时候发什么，每月拿几个钱可以买烟抽。”
他继续说：“说起来我们比你们强点，我们是‘包干制’，除了吃，每月可以剩几十斤米，可是这口气也挺难平，一个机关里就分好几等，有的比咱差事小，可是人家‘薪津制’，一到发钱的时候，眼看着人家一拿多少万，咱他妈剩几个钱，连一件成样的东西也买不了，可是要论工作，咱就得作模范，上班的时候人家来啦，下班的时候人家走啦，咱一天住在机关里，半夜里有了事，你也不能不起来办呀，看起来咱这老革命还不如新革命？”
我觉得他的思想大成问题，我马上反问他道：“你说什么不如？是说不如人家地位高，不如人家挣钱多，不如人家吃的好吗？咱参加革命难道是为了个人地位，为了个人的物质享受吗？”
“那当然不是，”他说，“可是出的力大，得的报酬就该多，难道咱这老革命还没有他们新革命贡献大吗？我看就不合理。”
“老李”我说：“咱们过去一块儿工作过，彼此相熟，不妨直说吧！我觉得动不动就夸耀自己什么功绩是错误的。咱们今天能够不糊里糊涂过日子，还不是在革命的教育下才有了今天吗？怎么能自己居起功来？我们革命的队伍愈扩大，参加建设的人才愈多，不是更加有利于人民国家建设的发展吗？”
我看了进财一眼，又耐心的说：“你好好儿想一想！你这个想法是从什么利益出发”
李进财不作声。我又接着说：“咱们战争还没有结束，生产建设决不是十天八天的事，咱们还谈不到享受，还要艰苦节约，渡过这个难关。咱们要坚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的作风，不计较地位和物质待遇，全心全意献身革命……”
李进财低头沉思着。
我真觉得他这种错误思想很危险，我又想起他到底是来北京作什么呢？决不会是为来看我的，一定还有别的缘故，我就问了他一下：“来这还办别的事吗？”
他很不高兴的说：“别提啦，提起来气的慌，我是来送我老婆跟小孩的。”我听说老婆小孩也来了，外边又那么冷，就急速的问他：“她们呢？怎么不叫她们进来呢？”他说：“我是送到家又回来了，在家呆了三天，真把人恶心死，老婆是个封建娘们，还有个孩子；叫她出来工作吧？斗大的字识不了半升，离了婚吧，组织上又不准。”
我说：“怎么能想到离婚呢？孩子都有了，我见过，你那个媳妇不错，地道的庄稼妇女，老实，勤劳，挺好。”
他并没有管我这些话，而是照他要说的次序说下去：“一月以前她就去天津找我了，那个狼狈劲呀，真像个逃难的，咱怎么敢叫她见人呀，那个土气就别提，连沙发也不敢坐，出街转一个圈，就找不回大门来，他可给我眼皮子底下潦了块病，局长还说：‘来一次不容易，多住几天吧，领着她逛逛，要不是咱们胜利了，咱穷人家谁进的起城呀！’他也不想想，这么块宝贝怎么叫我拿得出去，我怎么能领着她到街上逛逛呢？我还要面子哩！我嫌丢人，这回算把她安置到家里啦，没有希望离婚，我也不希望再见她，我告诉她在家修行着吧！”
这一片话使我愤恨了，我感到李进财变得好可怕！他这样无情的对待他的妻子，污辱谩骂这个善良的劳动妇女，简直有些堕落到丧失立场的地步！我这时虽然还照顾他是个客人的情面，但我愤慨的心使我的声音急燥了：“那你以前为什么跟人家结婚呢？不是人家找你的吧？那时候你们是自由恋爱的，这会你又看着人家不顺眼啦！将来你还想怎么着呢？”
“那时候是那时候呀！当然那时候是看着她好，不过那也是比较的，没有朱砂，红土子就为贵，在乡村里来比，她还算可以，可是这会……”
我抢着说：“这会怎么，这会你又看见大摩登啦！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离婚是可以，那得有正当理由，想不干了就散伙那不行，再说你不能过河拆桥，坚持这几年的战斗的，不是就是咱这些土里土气的农民吗？土就技丢人吗？你是说一天打扮得跟妖怪似的，光吃不做的人光荣吗？”
“我倒不是说她丢人，是我觉着怪不好意思，看她不顺眼。”
“那是你变了，你有毛病，人家并没有变，你觉着不满足啦，我看你这个媳妇很好，没有什么理由离婚！”
炉子里的火熊熊的燃烧着，红绿火苗交织成一朵鲜红的牡丹花，我们虽不是吵嘴，因为谁也没有脸红，但对这问题的认识上，意见是分歧的，所以许多应该问的话也忘记了问，两个人都沉默起来了。
正在这个时候，门房老头又来喊了：“张志民！又有人找，去看看吧！”我知道星期日是会有朋友们来玩的，这就使我想到一定不是公事，所以就请李进财同志等我，回来再谈。
边走我边问门房老头：“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呀？”他告诉我：“是个架着拐子的”，我心里“扑通”一跳！我不能一时想到我的朋友谁拐了，就急忙的加快脚步赶到门口去。
门口的电灯明起来了，明得那么耀眼，我老远的看去，就像我八九年前的老战友王强，我们是五六年不见了，我亲热的抢上去抱住他，因为他两条拐子没有吃力，差一点儿给摔倒，当时，我什么也想不起来问他，我只是惊讶的指着他的腿说：“这，怎么啦？”他的神色平静极了，他说：“这没什么，快好啦！”我又问，这也是我一定要连续问到的：“这不会……？”他急忙说：“不会残废的！”我要扶着他走进去，他不叫，并且叫我走在前面，他还是那么乐观的说：“这几个月在医院里把武艺练好了，架着这对拐子能追自行车。”我笑了觉得他这种夸大了的说法很有趣不过他三窜两蹦就跑到我前面去了，也的确是快！
进屋，我还没有介绍，他们两个早已认识。王强当教导员的时候，李进财在他的营里当副连长，说来还是个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李进财忙的站起来让了个坐，看来像有几分拘束的样子，我把凳子倒放下，上面放了块棉垫，这样可以使他坐得舒服点，他熟练的把两条拐子向凳子上一靠，一条左腿笔直的平放在拐子上，就又取笑的告诉我们：“这个动作也是新学的。”
笑了，我们都笑了！笑着使我开始了回忆，王强跟他的名子一样，就是挺坚强，三十王六岁，知识分子出身，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出校以后始终作部队工作，政治工作搞的好，打仗也是个好将，平汉线战役时，他当教导员，营长牺牲了，他指挥一营人消灭了敌人完成任务，战士们没有不说王教导员是文武双全的。要说生活作风，也是很艰苦的，行军有马总是给病号骑，就那个枣红白蹄小马，战士们都挺熟悉它的脾气，你要说这马是王教导员的，他们就会给你校正过来：“这马是病号的。”战士们给他写了稿子表扬他，报纸上发表的晚了点，可把战士们急坏了，都说：“我们的搞子登不登倒没啥，教导员的好处不能不表扬呀！”王强给战士们解释说：“咱们好好的工作是应该尽的责任，还要什么表扬呢？要作不好了是你负的责任不好，那就对革命有影响，就应该受到批评。”这些旧印象又呈现在我的回忆里。
在电灯下，我仔细的看他的样子是不是变了？是变了，他老了，眼角上深深的刻着像鸡爪子一样的一堆皱纹，这已经告诉了我，他这几年战斗的日子，我又更细心的看去，在他嘴角下添了一块杏核大的疤，这块疤的颜色是紫黑色的，我两眼死盯盯的看着，恨不得去用手摸摸，问问他现在还疼不疼？这时他说话了，他问：“你看这块疤吗？腿上还有，这是四五年的成绩，别处还好说，嘴上这块疤脸肿成了个油葫芦，嘴小的刚伸进筷子去，多少日子不能吃东西，就是看护员拿小勺灌点牛奶我算知道了，人这玩艺跟表一样，那个零件不好使了也不行。”
又笑了，他逗得我们哄笑，我给他点支烟，他开始问李进财在哪工作？作什么？现在进步怎样？问完就告诉我们：“这次带花是在太原，下来以后在石家庄休养，腿上是炮弹炸伤，大小有七八处，因为负伤时泥土炸进伤口，伤口总也不好，动过五次手术，每次都要疼个半死，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长严，不过不太要紧了，因为快好了，这才来北京看看，到了表兄家住，街上碰见熟人才知道你在这。”
我为他来而高兴，也不知怎么来招待他了，只是他说到每一个情节时，我都像亲眼看到一样，我看到他负伤了，他痛得浑身哆嗦，但他又很倔强，他在医院里来休养了，动手术的刀子、剪子、血布，都在我眼里闪见了，我望望李进财的神色，有些害怕的样子，我想要是犯在他身上可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取过暖壶，倒了一杯热水，递给王强，他小心的端着这个杯子，像是看得这水是多么珍贵呀！他指着暖壶说：“有这么个玩艺喝开水就方便多了，你这个能保温多少时间呀？”我说：“这是三元牌的，听说是保二十四小时，可是没有专意试过。”他又说：“水这东西就是宝贝，你别瞧大河里流着那么多，到了缺的时候，比香水精还贵，打太原多少日子喝不上开水，嗓子里干的冒烟，那时候想水一定比蜜还甜，多少日子摸不着洗脸，睡觉起来用唾沫湿湿眼角，擦擦眼屎污就行了。在庆功会上给功臣们庆功，不是敬酒，而是敬水，敬水还得有限制，不是：‘请你来杯吧！’而是：‘请你喝一口！’这会有暖壶使，真天堂，天堂！”
我没有参加打太原，但当他说到这里时，使我想到抗战中反“扫荡”的时候，几天喝不上水，嘴里咽着唾沫，可是唾沫也不能管够的咽呀！咽完了也没有处找去，我们在一个山上石洞里，上面像珍珠的滴着水点，我把小碗接到下面，半天滴了一碗水，混的像咖啡一样颜色，就这碗“咖啡”，还是要发扬互助友爱，大家分着喝下去。
这个身上还带着没有痊愈的伤的人，他说起话来可一点也不像有伤在身上，声音是那么响亮有力。他问道：“你认识刘云吧？”
我说：“认识，小个，胖子，以前当连长。”
“他比我早挂花一个月，很重，腿上穿了三颗机枪子弹，骨头断了，刚抬下来，医生说给他锯腿，他不叫锯，他说：‘死也要落下个全尸首。’后来伤口化脓，肉都变黑了，不锯性命就危险，这才劝着他锯了。这会伤口好了，缺了一条左腿，我来的时候，他到荣军学校去了。”
我神经紧张了，脊背有点发凉，我恨，我知道我这个战友的左腿，是叫蒋介石这匪贼夺去了，他还夺了千千万万人的腿哩！
他又说：“还有，还有贾中林，你知道吧?”
我说：“知道，知道，咱们挺熟悉的，他怎么啦？”
“他壮烈牺牲了！”
他的声音变低了，嗓子有些嘶哑，在他那坚毅的眼里滚起了泪珠，我的眼睛一阵发酸，泪就“扑扑”的下来了，李进财也在抹眼睛，这时除去炉子上的小水壶在“嘶嘶”的响着，全屋子是寂静无声的。
过了一会，王强又睁大他那眼睛，眼珠上不是黑白分明，而是橙红色的，他拍起大腿说：“全营战士听说营长贾中林牺牲了，肺都要气炸了，一致提出‘为贾营长复仇，打进太原去！’我带的是突击连，这腿就是在攻一个碉堡的时候负伤的。”
李进财心里像是有什么事在折腾，他坐不稳了，在地下来去的踱着，有时皱一皱眉头，有时把头低下来。王强的话不就像是专门对他讲的吗？
这时王强要走，我们都站起来了，我又问：“老王以后准备到那儿去工作？”
他说：“我伤好利落了，还是找部队去，继续追击蒋匪彻底消灭敌人。这点伤算什么？掉了几块肉不是还能‘填平补齐’吗？”
他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我打开箱子取出来一个陈旧的日记本，急速的翻了几页，递给王强说：“你看，这是你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和我临别时给我写下的，同志，”我转向李进财：“你也看看！”李进财夺过去念着：“当你对于物质上享受感到不满足时，你应该回味过去的艰苦作风，当你为个人的利益而烦恼时，你应该提醒自己，我们献身革命，决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我们只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谁要是为个人打算，谁就会被人民抛弃！”李进财念完就把头低下了，像是在这两句话面前表示着惭愧。
我送王强出去，李进财也要一块去，因为要赶火车去天津，所以我们三人就一块出去了，在我的前面，一个是年青的小伙子推着车，低着头，像是边走边想什么，他不像刚来时候那么浮燥了；另一个是架着双拐的伤员，他一跳一跳是那么有劲，在月光下看着他四条腿的影子在摇晃，我望着他们走得很远很远了。
回到了我的房子里，火炉依然是熊熊的烧着，炉上的水壶还在“嘶嘶”的叫着，茶杯里是王强喝剩下的半杯水，地下掷着几个李进财吸了的烟头，一切都象客人刚走的样子。
我闭上眼躺下了，并没有睡，这星期日晚上的情景，清楚的印在我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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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糯米粑
蒋牧良
听说人民解放军到了便水，塘底湾的人就有些乱糟糟起来了。
太五阿公在骂人，说大家没有见共产党的影子，怎么知道共产党要抢东西？可是有的人却说他老糊涂了，上一次芷江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派人来到村里收自卫捐，那几个戴黑眼镜的人就明明说：“如果来了共产党，连小孩的尿布也要给抢走的！”怎么能不躲一躲？
急促的喊声一阵紧似一阵了，留在公路旁边那小店子里卖白糖糯米粑的和三嫂，更加心慌，她抱起了床头几件烂衣服，拖着孩子，三脚两步跑出了门，就和一些被谣言受骗的人跑到塘底湾的后山里。
太五阿公没有躲走，他躺在床上想：“听说共产党从麻阳来的，如果他们真的连尿布都要抢，麻阳人又怎么不躲一躲？”公路上有了一阵一阵的马蹄响，又有炮车拖过小桥的声音，太五阿公起来点过两次灯，想到村外看看，可是他有些不敢。不管从城里来的戴黑眼镜的流氓把共产党说得那样凶，可是依往例，过兵从来就不是回好事，咱们庄稼人一定要遭殃；还是不要去找苦头吃吧。但是另外一件事又把他弄迷糊了，怎么没有兵进村里来抓夫，连狗也睡得稳稳的，真是怪事！
天明以后，太五阿公再也熬不住了，他躲到公路上面的稻草堆里，要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些什么人物。草堆正对着和三嫂的小店，这女人大概走得太慌，门也没关，连那些雪白的糯米粑也还摊在桌上。
西头来了一队兵，戴着大斗笠，穿着双梁鞋，拉成两大长串，只管向芷江奔去，没有一个人停下。过了一会，又来了四个，一个深眉毛扶着一矮子走，另外两个跛着脚（一个拄着棍子）都拖在后面。“好了好了，这儿有了粑粑买，吃点儿东西，保你病都好些。”那深眉毛喊。
来到店子旁边，接连叫了几声“老板”，没人答应，那三个病兵坐在公路上，没有进店，深眉毛站在屋子里发急说：“怎么办？看着东西要挨饿，老板不在家。”拄棍子的说：“管他在不在家，只要留下买粑粑的钱就行。”可是谁也没有理他。大家又嘀咕了一会，便从带来的米袋子里倒出米来熬稀饭，没有再提买粑粑。雪白的糯米粑引动了拄棍子的食欲，几次来到桌子前看看，但没有动手，只搭讪着的说：“唔，这粑粑大概很甜，搁了白糖哩。”
在吃着稀饭的时候，矮子忽然想起了什么样的说：“咱们烧了这屋子里的柴火怎么办？”深眉毛抬一下头：“给钱，还有怎么办？又不够一张柴票。”拄棍子的笑起来了，他说：“你找鬼给钱去，老板不在家。”这可难倒了深眉毛，停停才说：“留了钱在这儿，写个字条。”“那么为什么先又不买粑粑？耽搁了咱们许多工夫。”
话中断了，等到吃完稀饭掏出一张票子，想搁在桌上，忽又觉得不安，怕的别人拿了去。接着，那深眉毛就到处找人，一发现了大五阿公，他很欢喜的把票子交给他说：“老公公，对不起，咱们在这里熬稀饭烧了些柴火，这是一百块柴钱，请你交给老板，咱们是人民解放军。”这一来，太五阿公像吃了一大惊，等到把话完全听懂了，他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嘴巴老是那么张动，只是发不出声音。那捏着票子的两手也拼命抖着；伸长勃子，看着那四个兵走了，然后才自言自说：“这就是共产党的兵嘛？连烧几根柴也要把钱，这是怪事，今年我也活到七十七岁，从来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兵……他们真是共产党的兵嘛？怪道他们这样找胜仗哩！
这一天下午，塘底湾那村子里又热闹起来，躲出去的人又很快回到家里，和三嫂一样在那小店子里卖粑粑，生意很好。太五阿公骂她昨天晚上就不该躲，这样的军队到了芷江，那是天开眼，咱们吃苦的日子已到了尽头。他叫她以后不要再听谣言，咱们受苦人有好日子过了。和三嫂也笑着自己骂自己：“昨天晚上，我真是鬼摸了头罗，跟他们乱走，倒耽搁了我一上午的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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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伊萨柯夫斯基的诗
巴甫洛维支作 荒芜译
伊萨柯夫斯基的作为诗人的道路和他自身的历史是密切联系着的。沿着那条斗争的道路，他必须克服贫困、失学和疾病。由于目力不济，有好多年，他都不能看书。爱国战争期间，虽然他一心盼望上前线去，可是疾病迫使他撤到后方。但诗人总能在内心中找到精神力量，去为人民服务，而且他的天才总能发现适当的服务形式。在苏联国土上，诗人的歌无远弗届，甚至随红军，胜利地跨越了国境。
诗人的诗，有许多都变成民歌，同时它们的基础和灵感的来源也就是民间歌谣。相互作用是圆满的，显著的。
战争期间，他写了“我的故居被抢掠了，被破坏了”，诗中说到“复仇”这个字：我高举这个字眼，一面燃烧的旗帜，孕育在我的内心里的，一个活的字眼。
苏维埃人对敌人憎恨只是他对祖国的热爱的另一方面。所有的伊萨柯夫斯基的抒情诗，全都是一首真正的热爱国家歌，那是一种深刻的，亲身的，因而也就绝不是抽象的一种爱。所以出现于伊氏诗中的一般形态的俄国姑娘们，在伊氏诗中乃浮现为显著的性格。所以卡秋莎是那么风行于群众之间，因为每一个战士，每一个青年士兵都在他自己的爱人身上，认出了“走上陡峭的河岸”的这个俄国姑娘。如果不是作者注入那么多的社会的和个人的情感到他的人物中去，那么这种事情就不可能。难怪士兵们把他们的漂亮的臼炮叫做“卡秋莎”了，他们从这里领受了伊氏诗歌中所吐露的胜利精神。
关于伊萨柯夫斯基，我们可以说，他真正知道，看见和听见他的诗歌中这些姑娘们，正如他知道和钟爱他的国家，大如伟大苏维埃全部国土，小至斯摩棱斯克区的他的故乡，故乡反映全部生活正如一滴水反映海洋。
虽然他不再住在乡下，他的诗的根芽依然和它深相连结，而他的心与思想也是寄托在那里的。一片土地，一把犁和一张耙——我现在想起，那就是我的家。在如今的广阔的天空下面，多少次啊，我的神思飞向儿时的家园！
“我们时代的高爽的天空”和革命以前贫穷乡村的愁云惨雾之间的对比，便是历史的透视，没有这种透视，深刻的，严肃的诗内容便不可能。诗人的诗，尽管有着情绪上的温煦，却是睿知的，因而它的感召是普遍的。他的歌曲是他的最受欢迎的作品，是他的创作努力的顶点，它们给诗人带来声誉，它们给诗人以自由驰骋其心灵的样式。但是伊氏的诗并不只限于歌曲。
诗人描绘了在革命的幸福光芒照射之下的俄国乡村的转变，他关切这一块宝贵的土地的护卫工作，他的作品的思想性与感召力就存在于这种关切之中；所以，很自然地，诗人甚至在和平时期中，就把他的许多诗章献给守卫边境的战士们，海军和空军们，而在战时，他就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保卫国土。
标志着他的作品最初阶段的，是描写他的生活的熟悉场景的意图，以及那些场景在革命之后所经历的变化。他描画过一个场面，这个场面，乍看起来，似乎具有叶赛宁的风韵：穿过牧场和沟壑流着琥珀色的恬静的溪流，斑驳的阳光在那里闪烁，杨柳也投影在里头。
（伊萨柯夫斯基）琥珀色的云织成的锦带，在森林上空飘起；睡意朦胧的日午的静寂里，松树在窃窃私语。
（叶赛宁）
这些诗句可能出于同一诗人之手，特别是因为音律和均匀的节奏之相象。但这只是最初的印象。二者诗中的意象的综合则完全不同。在叶诗中，修道院和教堂的尖塔是景色中必备的风物，还有“草樱把它们的香气送过草原”……而在伊诗中：一片微笑的光，点亮了乡村学校的窗；一只乌鸦昂然地走过池塘，仿照着拖拉机司机的模样。
在伊萨柯夫斯基诗中，学校是常见的。他的最好的最动人的一首诗，“冬日的黄昏”，就是献给一位乡村教师的。现在风暴正有加无已，包裹着田野的是雪和阴霾，而你在光明而欢愉的屋子里，劳作得更加勤快。
该诗是以这种深刻的，高度抒情的诗句结尾的：风雪埋没了所有的途径，抹去了一切的疆界，而你的孤寂的窗口的灯，把光芒远远地投入深夜。
伊萨柯夫斯基讲的是学校的光，作为他的乡村之特征的对于知识的渴求，但这一切，在叶赛宁的诗中不起任何作用。也许两位诗人都有与乡村生活隔绝之感。但在伊氏：丧失了一个农人的所有权利，我依然是一个村童。
而叶赛宁是觉得这里不再需要诗，正如不再需要我自己。
这样的一种自白，绝不会出于伊氏之口。他看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生活意义以及他的诗的需要。叶氏把他自己叫做“乡村诗人的最末一个”，他不能理解或者接受乡村在其发展中所采取的道路，但是伊氏却有充分的资格去把自己叫做第一位集体农庄诗人。因此，在情调和语气上，两人的诗便有了差别。伊氏的诗是勇敢的，有目标的，乐观的，它的视线对着未来：前面的路向前伸延穿过闹嚷的麦田，不管你的愿望是在哪里，你不久总会达到目的。
一九三一年国家出版局印行了他的诗选，他在序言中解释说：
“我努力提高并传播革命带给乡村的新的一切，而不牺牲我的艺术。”这种目标要求新的艺术方法。具体的题材帮助他把意象弄得清楚明白。在同一篇序言中，伊氏说：“我觉得，要使一首诗能够被人理解，被人把握得住，它就必须说出一个故事来。也许那是最简单的，最明显的故事，但一定得有一个。”
战争爆发了，诗人把他的字句炼成一种武器。他的眼光四射：跟着从斯摩棱斯克撤退的难民，跟着被毁灭的村镇，跟着在奴役中憔悴的姑娘们，跟着森林中的游击队，跟着在战斗和休息中的红军们。他明白各处的人们需要那种歌，借以倾吐他们的悲哀，承受战争的艰苦；需要这种作家，他带着信心和良知来帮助人民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历史任务。
人们委托诗人代他们发言，于是伊萨柯夫斯基把人民的苦恼以及他们的求胜的意志注入他们的诗中：就让这些辛酸的眼泪变成一条炙人的火流吧。国家通过母亲的嘴问战士说：爱儿啊，你的妻子呢？…………………………我的孩子，你的妈妈被剥夺了面包，土地，家。
诗人找到了难以形容的温柔和悲哀的语调，但却以同样的声音号召人们起来战斗：听我说，我的儿，你要第一个加入战斗。
一九四一年，敌人侵入腹地，诗人肯定地说：我们的国家坚强而有力；胜利是一定的。
他在苏维埃国家和集体农场的制度的难以战胜的力量中看见了这种胜利的现实性。我们把我们集体农庄的食粮给了我们的可爱的国家。
“为每一间茅屋而战！”他激动说。他描绘了英雄主义，不仅是战线上那些人们的，而且是单纯的集体农民的，老人们的英雄主义。一个老女人决心要把她自己的茅屋烧掉，因为敌兵正在屋里睡觉。这个决心并不是容易下的。精神上，她要求她的当兵的儿子的原谅，因为她不能替他保卫他爸爸的家宅。
既然战争来了，那么每人都得作战。
伊萨柯夫斯基透露了全民战争的意义。以前，诗人看见过在斯大林的理想的光辉烛照之下和平时期的努力的道路，和以前一样，诗人现在看见，胜利之路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向苏维埃国家的这位伟大的领袖，伊氏说出这样挚爱的感情：我们感谢你，为了多样的成就，为了费尽心力而完成的工作。当逼近的敌人宣称我们业已失败，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的稳妥的扶助。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们相信你，更甚于相信我们自己。
写于一九四五的这几句诗应和了一九三六年他写的“斯大林之歌”：他带给我力量和光荣，还有未来的长年的青春，一个美丽的黎明的红晕横陈在我们的天空。那么扬起我们的声音，向着我们热爱的人唱一支歌向正义，向太阳，向斯大林歌唱。
尽管伊氏的诗看起来好象十分单纯清楚，但实际并不简单。那是他的善于掌握方法和辛勤的工作的结果。用以连串诗句的那些线络在诗人的作品中是看不见的，捶炼的功力也是觉察不出来的。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所达到的完美的程度来揣测他的功夫。伊氏诗歌的简明和真正通俗的性质不是一下子就得到的。他工作得很努力，有时一首诗写了许多年，或者同一个主题写出许多首不同的诗。“四愿”的写作时期是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五，而“在大路上”则完全是“大路之歌”的改写。伊氏的创作方法，很清楚地反映在他的改写中。“大路之歌”有十三节，“在大路上”只有十一节，可是质变胜过了量变。“在大路上”的第二节修正本里，意象更鲜明了，空泛的地方都被删去。在“大路之歌”里，我们看见：离开车站，走过果园，山谷便出现在眼前，我走着，满怀欣喜，走向我一度熟悉的村子。
这里“果园”不是重要的。在诗里它不起什么作用。修正本是这样的：一个青色晶莹的早晨，满怀着怡然自得的心情，我离开车站慢慢吞吞走向我一度熟悉的乡村。
分析这首诗的语言，我们可以看见第一次版本中有许多采自新的乡村词汇的特殊用语。其中有些是具有活力的，而且已被纳入一般用语和文学中，但有很多以后都被淘汰……伊萨柯夫斯基常常使用叠句或者民歌中以及革命歌曲中的句子。如“四愿”中的“我用眼泪拌饭吃”，献给西班牙妇女的“母亲”中“翻山越岭”等等。然而他借自别人的句子绝不是机械地搀进他自己的诗中。当他说：翻山，越岭师团向前推进。
我们强烈地意识到和西班牙共和党人之间的革命的血肉关系。同样地，一首古老的革命歌曲规定了他写给列宁夫人的“告别之歌”的格调。别了，亲爱的同志，你忠实地走过了光辉的荣誉的道路。
虽然歌曲是伊氏艺术的最高成就，但它们并没有使他立时就获致一个卓越的地位。他的“地球的主人”是根据平常说话的口语和朗诵诗的原则写成的。这是伊氏的最差的一本，充满了抽象的词句，缺乏意象，而作者在措词遣字上，有时又不忠实于他的本来的情趣和感情。后来，伊氏对自己要求得更苛刻，更严厉了，特别是在他发现歌曲的写作是他的真正事业之后。他的歌曲的风格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以模拟民歌开始，譬如“送你回家”：放一个手风琴在我的手里，让音乐滚滚地流。小伙子送他的情人回家；他们作了一次甜蜜的漫游。
但伊萨柯夫斯基的最好的歌，“柳蒲西卡”，“卡秋莎”，“边境的守卫”等则是优秀的，不可模拟的。它们只借用旧民歌中的某些结构的原则，比如，排句，而内容与意象则是新的。这些歌的感动力，存在于它们的优异的俄国性质。读者觉得，一个俄国人不能再用别的什么方法说出那件事来。伊氏的语言是从俄国古典文学的熔炉里铸炼出来的，但却保存了天真的新鲜和通俗的成语。诗句带有那么多的音乐性，你不是要读它们，而是要唱它们。而且这些歌所述说的东西，绝不是革命的以前，我们祖父时代的那种古老的俄国民歌所能表现的，因为古老民歌所具有的生活概念，和苏维埃人民如今体验的生活概念完全不同了。
人民已经接受了这些歌，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诗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荣誉与褒奖。 （一九四九，十一，一·译自ＶＯＫ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