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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字改革的基本问题和推进文盲教育儿童教育两问题的联系
唐兰
汉字是需要改革的，每个人，只要关心到目前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对于文化的需要，和汉字的难学，太费时间，就会要求改革的。但是改革汉字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如其在事前，没有精密的计划，是很难推进的。
文字改革的原则
改革汉字的主要目的是容易学习，那就是要容易认识、了解、记忆、表达和书写。至于印刷、打字、打电报的方便，以及写出来好看等，比较起来，总还是次要的。
另一方面，改革文字必须注意到中国具体环境。怎样的改革，能使最大多数的群众——包括幼童到成人，文盲到知识分子，都能接受；怎样能顺利地改革，改革后没有很大的流弊；怎样可以使改革的计划不断的发展，而不至于略为改革，就停滞在某一阶段上。
因此，改革汉字，必须先了解汉字的历史，中国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接受过去一切经验，针对目前情况，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去研讨这个问题。这里不需要创造太理想的计划，或死守什么教条，而需要和实际联系起来。
新文字的性质——综合文字
从技术方面来说，第一得先决定新文字的性质。声符文字呢？符号文字呢？还是两者兼用的综合文字呢？汉字本来是综合文字，由一小部分的符号文字和大部分的形声文字混合起来的。由于长期的演化，许多形声字变得和符号文字一样，所以现代的汉字，几乎完全要靠记忆。
如其单从容易认识或记忆等观点来说，当然最好是直截痛快地改为拼音文字。不过，要改革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且在这样广大的地域里曾经通用过的文字，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容许这样操切的办法的。我们首先要考虑到中国语言的本质，同音字这样多，现在立刻改用纯粹的拼音文字，能不能容易了解和表达的问题。也还得考虑过去的历史文化，完全建筑在旧汉字上面，一般人无论文化程度的深浅，对于旧汉字的印象，一时不能改变。所以，突然的改变，完全废弃汉字，一定要引起一种混乱，至少在目前是行不通的。
但是一个人记忆的力量是有限的，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旧汉字在学习上太费时间，当然要妨碍其他的工作。完全废弃汉字虽不可能，但是我们总可以把它限制一下，把最常用的最简单的文字，选出几百个，最多到一千个，作为人人必须学习的基本文字。假定一天学两三个字，最多一年也可以学会，比原来要学四五千汉字，费上四五年，六七年，就容易多了。
这些少数汉字，当然是不够用的。过去有人提创过基本汉字，机械地限定了只用一千多字，以致把“媳妇”写成“儿子的老婆”，这是不能表达一切语言的。惟一的办法，是接受汉字本来的组织，除了这些少数的符号字外，我们完全可以用新的声符字来代替，这样，就又回复到综合文字的形式，可以表达出任何的语言了。
这样的新形式，把旧汉字减到最少的数量，大大地减少了学习和记忆的困难。但由于这些汉字都是最常见，最通用的，在书籍或文件中普通占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百，此外，就用声符文字来补充，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也是能够表达一切的。所以，改革时，不会觉得突兀，改革的工作，将可以顺利地进行。
这样的新形式，虽则还是综合文字，但和旧形式已完全不同。旧汉字既然大部分得到解放，改为声符，新的声符文字又可以把旧汉字所不能代表的语言都写了出来，这样演化下去，新的发展，将是不可限量的。
新声符字母的形式——民族形式
改易汉字的声符，如其仍旧用旧形声字的方法，或者不要偏旁，只写别字，总是换汤不换药。由于时代的不同，地域的不同，此时此地认为是同音的字，异时异地，就完全不同，所以往往是不确切的。并且需要声符太多，仍旧是不便记忆与学习的。
在容易学习的原则下，我们赞成用字母来拼缀。不过各种新文字方案的字母形式是很复杂的，主要可为四类：
（１）用汉字系统的字母，
（２）用拉丁字母，
（３）用速记术代表拼音的字母，
（４）用意义符号的字母。除了第四类以外，拼音的效果是同样的。
在目前，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还主张用拉丁字母，这是不必要的。当一九二三年以后，赵元任等创制了过于复杂，民众不能接受的国语罗马字后，一九三○年，中共瞿秋白同志制定了简单易学的拉丁化新文字，这在当时，完全是必要的，进步的。他毅然地放弃了声调，在文字改革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在革命工作里，这种新文字运动，也曾起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到了现在，全中国已将完全解放，经济建设，文化复兴，都是当前的重要任务，骤然改为一种和人民习惯脱离很远的新文字，就不很适宜。在群众里面，民族形式化较容易接受，所以我们只有采用民族形式，才可以打破一部分的习惯。在目前固执外来的旧形式，只用拉丁字母，而不去创造适合于这个环境，这个民族的新形式，这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
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由于明朝的传教士就用罗马字拼音，养成了学者间只承认拉丁字母是最便利的，和“既然罗马字母在西方完成了一个空前的工作，它必须也在东方完成同样的工作”这种出自美国传教师的夸大的想法。（见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概论）许多歌颂拉丁字母者，最大的理由，只是国际化。其实中国新文字即使用拉丁字母，所代表的还是中国的语音，那末，所谓国际化，也只是二十几个字母的形式。可是在先进的苏联，就只用俄文字母而不用拉丁形式。我们无论用哪一套字母，都可以拼音，又何必一定要用拉丁字母的形式呢？
目前改革文字主要是为的实用。汉字是不能一下就废弃的，假使单单学会一套拉丁化新文字，依然不会汉字，依然没有大批书报来阅读，是没有用的。如果要用综合文字，还保留一小部分的汉字，那末，所有大部分的新文字，只有用汉字系统的字母，才能配合。假定拉丁化新文字用ＺＨ两个字母来代表“知”的声母，我们却只用“之”字来代表；拉丁化用ＢＡ来代表“巴”字，我们却写做“北Ｙ”；这有什么两样呢？从学过外国语文的人看来，当然容易觉得ＡＢＣＤ比较通行，但在初学的人是一样的。因为从字母所代表的语音来说，汉字字母和拉丁字母，完全是一样的。
有人以为拉丁化新文字用的是中国语言，就是民族形式，这完全是错误的。用中国的牛肉，做出美国式的半生不熟，血淋淋的牛排，难道不是番菜？难道能使中国人民大众都爱吃吗？
用外来形式的拉丁字母，和用民族形式的汉字系统字母，粗看起来，所差只在形式，但是发展下去，整个系统就不同了。用拉丁字母就和汉字对立起来，汉字不消灭，新文字就很难发展，就讲不到代替汉字。如其用汉字系统字母，就可以和一部分旧汉字结合起来，这种新文字将完全代替旧汉字，一切矛盾就完全统一了。
新文字的拼法—两合音
一个字的拼法，在原则上是越简单越好。中国语言的音素，有许多是很难分析的，例如：“之”，“尺”，“尸”，“日”，语音学家固然可以把它们分出一个韵母来，国语罗马字就是这样做，但这是语音学家的事情，一般民众是完全不需要的。
在这一点上，注音字母因为采用汉字系统的字母，就比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简单；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简字，因为用的是几千年来惯用的反切形式，所以更比注音字母简单。注音字母受了音韵学家的影响，要分出四等，因而有介音字母，因而某些字要用三个字母来拼成。这种三合音的办法，对于民众是不习惯的，不容易学习的。王劳两家把介音字母“乙”、“五”、“于”，包括在声母里面，因之字母要多些，但每一个字的拼法，只有两个字母。这种世界上最简单的拼法，如“不用”两个字，可以读做“甭”，是人人都会的，是最合于中国语言特质的。
中国旧式的反切，很不容易学习。现在的两合音，形式相同，但是本质上完全两样了。这是简单易学而又十分确切的。这是中国两千年来音韵学的结晶和近代科学结合起来的产物，再有了拉丁字母或国际音标作对照，这种拼法尽管简单，决不怕有错乱的危险了。
对于声调的处理
汉字本就不注声调，只有在特殊需要时注一下，或用圈号表示出来。王照劳乃宣和注音字母才注上了声调符号。国语罗马字因为用的是外来形式，装不上国产的声调符号，就只好在拼法里出花样，一个字构成的字母，有些是字音，有些是声调。一个字母，忽而是字音，忽而是声调。例如“使用法”三个字，写成ＳＨＹＹＹＯＮＱＦＡＡ，这里有三个Ｙ，两头都是字音，（是两个字的）中间乃是声调。这种混淆不清的笨拙的写法，是如何的难学啊！
拉丁化新文字放弃了声调（只在几个特殊例子上是有分别的，）无论在学习的方面，在写法的方面，都是高明的，英果的办法。当然它本身有缺点，但就由于它的简单，才能在普及的一点上获有成效。
语言和文字是有距离的，说话时的神气态度，以及语音的高低轻重快慢，在文字里都是写不出来的。语言的声调，虽然普遍地存在着，但是各地方都不一样，把声调严格地规定在文字里面，要人去学，是做不到的。从王照以来，一直到国语罗马字，都走了这一条错路，要人学北京语的声调，所以就变成统一国语而不是改革文字了。
汉字不注声调，同是这个上字，上楼的上是上声，楼上的上是去声，一念出来自然有分别。王照以来，因为要离开汉字的形式，全仗拼音，才不能不注声调来避免同音字太多的难关，也因此就走上了一条歧路。
综合文字保留了一部分的汉字，因之，它可以采取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长处，对于补充进去的新文字，只有拼音，不管声调。由于汉字还是骨干，所以不怕同音字的混淆。这种新文字的形式，将是最简单的。但是，在必需时，它依然可以特别注上一些符号的。
新文字的两种形式—基本形式与完全形式
初期的拉丁化新文字是有缺点的。由于中国语言的同音字太多，在谈话时，有时间和环境的限制，所说的主题，大家都可以了解，说话的神气态度，又都可以帮助了解，所以除了一部分特殊名词或专门知识外，就不会发生多少困难。等到写在纸上，对于一个陌生生的读者，地隔千里万里，时过十年百年，如其只拼出一些声符，而这种声符有时要代表几十个同音字，那就一定要莫明其妙了。固然有些地方是可以揣测出来的，但是读者的时间是宝贵的，要他去东猜西想，就不如干干脆脆读一目了然的另一种文字。
所以拉丁化新文字只在普及时是有显著成绩的，一到提高文化，就遇到许多实际的困难了。有些新文字工作者要补救这个缺点，把文字分化的例子扩大起来，主张定形化，主张变体字，这样把初期的简单的长处破坏了，又从新变成复杂。国语罗马字是完全根据语音的，虽是复杂，还有条例可寻。到了新拉丁化，只是人工的分化同音字，字母的增加或改变，没有条例，没有意义，那就等于是新的符号，就全靠学者去死记了。
徐特立同志说：
新文字推行的困难，由于知识分子有汉字作工具，又知道外国语文。因此，赞成新文字者就企图定形化，以便代替汉字，把新文字加上一些符号，增加文盲学习的困难。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新文字本身有许多缺点，专用自己知识去找新文字的缺点来反对新文字。他们并不注意失学的贫民，只有不周密的文字才易学，才易普及。——张雁中国新文字概论
这一段话，从普及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在目前中国环境里，也不能只普及而不顾到提高。初期新文字不可讳言是有缺点的。新拉丁化尽管加上符号，增加文盲学习的困难，但也还不能完全代替汉字。
其实，旧汉字既然不容易废除，就可以设法少学，用最经济的时间，学一部分最简单的汉字，而在汉字不够用时，再加上了一套简单的拼音文字，那就成为前面所说的综合文字了。这样的拼音文字，就不一定要代替汉字。只要把新文字的形式跟汉字取得一致，由拉丁字母改为汉字系统字母就行了。这样的综合文字，很有些象日本文字，汉字和假名混合在一起。近年来，日本人已经把汉字逐渐限制和减少，我们一方面保留一部分汉字，一方面发展拼音文字，正可以接受这一项经验。
这种综合文字，对于初学文字的人是十分便利的。学几百个汉字，再学一套拼音，就可以读一切用综合文字来写印的书报了。在自已要用文字来表达时，有汉字就写汉字，写不出就写拼音。总之，只有要学一部分汉字是比较要费时间的，此外就和初期拉丁化一样的简单，一样的容易学习了。
这是这种新文字的基本形式，虽则有了一部分汉字做骨干，比较已经容易了解，但是单用拼音的部分，仍旧有同音字的困难，有些时候，仍旧不能一目了然，不过比初期拉丁化完全靠拼音好一些吧了。在普及一点上，这已经是很好的工具，如果要提高文化，当然还是不够的。
为了要配合高深的文化，这种基本形式，随时可以改为完全形式。旧汉字对于同音字的分化，本来全仗形符（即义符）的区别，“桐”是梧桐，“铜”是金属，“筒”是竹筒，一见偏旁就可以明了字的意义，这是新拉丁化的变体字，随意变换字母所不及的。我们的完全形式，就可以接受这种旧形式，并且接受了大部分旧形符，（当然有些不合理的形符是可以撤换的，）只是声符部分改用了新的拼法。这样的完全形式，几乎分化了所有的同音字，也几乎可以完全替代旧汉字。一切高度的文化学术，都可以用这种文字来发表，一切用旧汉字，写的著作文件，都可以用这种文字来转译。拉丁化新文字所有的缺点，在这里几乎完全取消了。但是它的拼法，依然是这样简单，这样容易学习，丝毫不用变动。普及和提高，在这里是完全统一了。（这种文字的详细计划，见我所著的“中国文字改革的理论和方案”，开明书店代售）。
文字配合语言的问题——全国性的标准文字和方言文字
中国文字过去受封建社会文化停滞性的影响，和文人偏重古典的束缚，所写的都是早已死亡了的语言，一般说起来，文字和语言好象是分离的。其实文字脱离语言，只是一部分的现象，鸡还是鸡，鱼还是鱼，肉还是肉；食字普通语言已不用，只说吃，但是鸟吃的东西，还叫食；作字普通已不用，但是泥水作，木作的作还通用。有些文字，如“厥”，如“矣”，已因语言的死亡而跟着僵化；有些文字，如“吧”，如“吗”，也因语言的进化而产生。所以过去有些作品，（象语录，诗歌，戏曲，小说等，）未当不能代表活生生的语言。语文分家，只是文学家的过失，而不是作为工具的文字本身的缺点。不过语言不断的进化，文字往往赶不上，方言文学没有发展，许多方言还没有创造出文字来，有些原来有文字的，急切间也想不出怎么写，这些缺点是由于文字变成了符号的缘故，只要有了拼音文字，这种情形就完全可以改善的。
但是文字配合语言，决不能完全密切的。语言是容易变化的，容易受地域的限制，文字和语言配合得越密切，它的流行地域越窄隘；反之，越是能统一歧异语言的文字，从每一种方言来说，就距离更远。旧汉字跟现代方言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是它能统一了广大的区域，一个福州或广州人，跟一个北京人，说话几乎完全听不懂，写出字来是一样的。自从改革汉字的运动盛行以后，文字配合语言的问题，就特别提出来了。拼音文字将选择哪一种活语言作标准呢？还是从若干方言里综合出一种标准呢？还是随着纷歧的语言制定不同的方言文字呢？
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是采用第一种办法的。它有客观的事实的根据，就是北京二百万人的语言。但是太客观了，配合得太密切了，要从声调语气各方面都讲究起来，都合标准，就不仅是改革文字而先要人工的统一语言了，这是做不到的，是走上歧路了。拉丁化新文字主张在全国划分几个区域，把每个区域里几百种不同的方言综合起来，制定方案，用文字来促进语言的统一。将来再把各区域的文字再融合成一种文字。（也有人主张先有全国统一的标准文字的。）这是第二种的办法。这种文字和每种方言都不密切，因之，它是人工的，没有语言根据的。读起来，每个小区域的人，就有懂有不懂，因之，对于选择的基础，就很容易起争论。各种方言由于政治经济和交通上的密切关系，将自然而然地谐合起来，但在一切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先主观地创造出某种标准语言，往往是有偏向的，或者是四不象。要把这种文字让群众学习，也是搞不通的。
汉字原来是统一的，它虽只是文字的统一，而没有统一了语言，但是若干文字的读音，（和语音是分歧的）往往是接近的。这种接近，和政治经济交通等的关系是切不开的，因之，从宋元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官话区域一天一天地在扩大。这种历史的事实，证明了用北京话做根据来统一文字读音的运动是正确的。
现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依然存在：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北京；由于北京话的语音成分比别种方言简单，比较容易学习；由于几十年来的统一国语运动的成果；因利乘便，用北京话来做新文字拼法的标准，总比没有标准好，也总比创造出一个标准好。
但是我们不要要求严格的语音标准。文字终究只是文字，只要读得差不多就行了。北京近郊就有些人把“安”念做“囡”，尽可以你写你的ＡＮ他说他的ＮＡＮ，这样，文字和语言，依然会有某些距离。恩格斯曾经讲到英文的写法对于读音的适合性，引一个法国人说：“你写的是伦敦，但你读的是君士但丁堡”；我们可以看见同样一个字，伦敦人，苏格兰人，美国人所念的是不一样的；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念的更不一样；中国人念英文，北京人跟广东人也不会一样；所以要用一种方言来强迫人人学习得完全合标准，是不可能的。对于文字，只是规定了拼法，规定了每个字母所代表的音素，念的人不妨有一些参差，因为，这是无碍文字的统一，也就是写法（拼法）的统一的。
过去汉字是统一的，目前，我们还要要求文字的统一，并且要强调这一点。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主张任何方言，或少数民族的语言，都可以自由的发展，写定为文字，而不加以人工的统一。这里是没有矛盾的，只有技术上的问题。假如采用北京话作为全国性的标准文字，它的字母将是最少的。有些官话区域能分尖团音，就要增加一些字母，吴语区域更要增加一些，闽语或粤语再增加一些，这样可以制定一套包括全国各地方言的字母，在任何一个区域里，都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言字母拼写出文字来了。
文字是可以学习的，但是由于有些地域方言的显著不同，用方言文字来作普及的工具，是十分需要的。在有些文学作品里把方言的特征描写出来，读的人将会觉得分外亲切。但是完全用方言写出来的作品，是要受地域的限制的，全国性的法令文件以及著作，依然只能用全国性的标准文字。
这样，全国性的标准文字和方言文字可以同时发展，语言的分歧，也不会妨碍文字的统一。学会了方言文字，再去学习标准文字是很容易的，而由于标准文字是统一的文字，将通行到全国每一个角落里去，所以更容易促进语言的统一。
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将有高度的发展，交通的联系，将要十分密切，各种方言将会很快地融合起来。作为文化交通的文字工具，一定要十分灵活地配合这一个时代。发展新的，不要把旧的一脚踢开；发展最广大地域可以流行的普通语言，也不要忘记了最小区域里少数人的特殊语言；这样，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才能真正地密切联系起来。
文字改革和实际联系起来——文盲教育和儿童教育的改进问题
改革文字是要行得通才行。徐特立同志说过，新文字“只有在文盲中有广泛的基础，才能巩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目前改革文字的目的，仅仅限于失学贫民，还是不够的，我们更得注意到儿童识字的问题，也还得照顾到已经有汉字作工具的知识分子改造学习的问题，这才是更广泛的基础，才能使这种新文字更能巩固。
所以改革文字，固然要为的普及，却同时要注意到从这个普及的基础上去提高，而不是普及完了就撒手不管。学会了新文字，仍旧不能读一切书报，不能在任何地方广泛的运用，以致于普及是一事，提高是一事，把问题孤立起来，就是一种偏向了。
假如这种新文字是综合文字，将会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一面改革旧汉字，一面创造新文字，而新旧之间又可以融合起来。它所用的完全是民族形式，所以是任何人所能接受的，但是它经过了科学的改造，所以又是容易学习，容易普及的。它是最简单的，合乎大众需要的，也是最完善，最周密的，可以担任起发展最高度的文化的。
这样的新文字，将不是纸上谈兵，而立刻可以和教育问题联系起来。将用不着穷年累月地争论那些对于语音声调等等学究式的琐碎问题，而可以立刻去实践，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了。
教育问题很多，文盲教育和儿童教育是最基本的。目前的汉字，学习时十分困难，提倡简字，没有解决这个困难，只选择出一些常用汉字，限定用字数目，而不能配合语言，也不是彻底的办法。离开汉字而用拉丁字母的新文字，又和汉字对立起来。学了新文字还得学汉字，嫌于叠床架屋，白费精力；学了新文字，不学汉字，又苦于没有许多书报可读，用处太少。只有利用综合文字，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使文字学习时间，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如果能够有步骤的推行，最多不过十多年，可以把文字改革的计划彻底完成。
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是选择基本文字。首先是调查工人，农民，以及其他人民所最需要的是那些文字，再统计书报文件上所常见的是那些文字，再从教育家的立场来决定那些文字是人人必需要学习的。再由文字学家来选择，那些常用文字是最简单的，不可分析的，就把原来文字保留下来；有些常用的十分重要的字，而本字太复杂的，可以设法简化，或原来简化过的，就把简字保留下来；这两种就定为人人必学的基本文字。这种字不宜过多，以免多费学习时间，所以限定至多不能过一千个。此外文字尽管简单到不能分析，但不是日常必用的，可以放到字典里去。还有常用的文字而太复杂，又无法简化的，就改用拼音文字。当然拼音文字的字母，和文字的写法，是要经过详细讨论的。标准文字所代表的语言，以及方言字母的规定，也要经过精密的研究和讨论的。
经过这些整备工作后，就可以着手编辑教科书和一切读物了。用综合文字来编辑教科书，首先要注意的，是把所有的基本文字由浅入深，完全包括进去，每个基本文字应该把各种用法尽量的用到了。在另一方面，对于教育的对象，例如：小学生，工人，农人等各部分需要的知识，以及政治，经济，科学，历史等，必需都能照顾到，在基本文字外，可以尽量利用拼音文字，那就不会受到文字的拘束了。
当然，字典是必须要预备的。此外还得逐渐出版各种读物，一直提高到讨论专门知识的书籍。也需要小型报纸，逐渐发展到大型报纸和期刊。
在实行之前，对于各级教育人员，当然要加以技术上的训练的。在实行以后，也一定要收集各方面的意见，和工作经验，随时随地来改进这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在华北地区里面实验，先组织一个机构去整备这个工作，整备完成后，从小学校和文盲补习学校开始，第一期小学完成后，立即在中学里推行，到中学教育完成以后，就可以在全区里全面推行，再进一步，就可以推行到全国了。在实行时必须有整个的计划，即从最简单的到最高深复杂的读物，都得逐渐地预备好了，不致于到某一个时候，无书可读，成为文化断流的现象。那末，最多有十几年时间，旧汉字就一定可以推翻，新的综合文字一定可以成功，这种文字将解决了识字的困难，推进在新民主主义下发展出来的新文化，也一定会配合着语言的发展而孕育出更进步的新文字。
改革文字和教育问题，需要联系起来。文字工具的改进，可以替教育工作者解决了一部分困难，使工作推进一步，但改革文字，又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践。目前，改革文字者应该认清实际的需要，不要太偏重理想，拘守教条，而提出一些不能立刻实行的办法。教育工作者也不应该面对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去设法解决。大家团结起来吧！创造出一种新文字，要一定能行得通，要一定能实践，要一定能成功！年青的一代正期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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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１）
王学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前记：著者为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现试编一个广义政治经济学的课本，目前因为人民日报的需要，先将初稿公之于世。
著者希望以现在所能了解的马列主义水平，编一比较详细，比较通俗，多少能够联系实际的东西。但著者的能力与知识有限，这本书的观点，方法与材料等等方面，均恐难免错误和缺欠。著者恳切地希望一般读者，政治经济学者与财经工作者，多多批评与提出意见。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
内容提要
第一章 生产方式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生产方式
第一节 生产力
生产的必要——生产要素与其重要性——劳动力——生产手段——生产力的两要素——生产力两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自然的情况与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人类依靠自身合目的性劳动改造自然使自然供给人类以物质生活资料——自然力必须经过人类的劳动才能成为劳动之自然的生产力——劳动对象有两部分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劳动手段的意义——使用劳动手段进行劳动是人类劳动的特征——工具是人身自然器官的延长、扩大、增加、加强、和尖锐化——劳动手段的使用改良都是为了适合人类劳动的需要便利，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生产的变更发展首先从劳动手段开始——劳动手段是社会经济时代划分的标志——工具发展到机器，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土地本身也是一种劳动手段——劳动对象与劳动手段合起来叫做生产手段——决定劳动力的因素——劳动力的量——劳动的熟练程度决定着劳动力的质——劳动强度与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组织，协力与分工，也可以提高生产力——集团劳动及其好处——协力的史的发展—分工、复杂的协力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分工的史的发展——分工的好处——协力与分工必须组织得好，才能提高生产力——劳动手段的发展也能引起劳动力的发展——劳动力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的——生产力的大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生产力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存在和发展着的。
第二节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关系——在自足自给经济下生产与分配消费的关系——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分配消费——广义的生产关系，生产诸关系——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划分人类社会的历史时代——生产关系分为没有阶级的和有阶级的两种——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是由领导的与被领导的各种生产关系组成的——广义的过渡经济与狭义的过渡经济的特点。
第三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方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统一成为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人们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首先基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的变更发展是要经过斗争经过革命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革命的阶级本身是一个伟大的生产力——革命的政权对生产力的提高发展有决定的意义与作用——人民解放军对新民主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建立发展，是起了重大的作用的——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小结。
第一章 生产方式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第一节 生产力
生产的必要
我们人类生存在社会里，非有物质生活资料不能生活下去，所谓物质生活资料，就是如象吃的、穿的、用的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人们生产出来的。通俗一点说：这些东西都是人们获得来的，或制造出来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是人们没有的，就要由人们获得来，如果是不适用的，则要由人们加以改造才能适用，才能成为人类的物质生活资料。
生产要素与其重要性
但是怎样生产？依靠什么来生产？要生产就必须具有劳动力与生产手段二者。
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是生产所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两个要素。不论现在、过去、以及将来，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持续下去，人类就要生活，要生活，就必须从事生产，要生产，就必须具备这两个生产的要素。同时：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不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或者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劳动力与生产手段都是生产上两个基本的必要不可缺少的要素。（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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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民间版画一页
祜曼（胡蛮）
这里，有一页苏联民间版画，是我十几年以前在莫斯科收集到的，我非常珍视它，我把它带到延安，当我提倡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时候，常以此画示范，它在中国解放区改造年画工作上是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和启发作用的。这是俄罗斯的一种通俗的民族的民间的木刻版画，俄文叫作“鲁包刻”（ＬＵＢＯＫ），类似中国年画。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在人民艺术上大为发展，如漆画、刺绣、及其它工艺图案，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深为劳动人民所欢迎。我们要改造中国的民族形式、民间形式的美术，是应该学习苏联的。
这一页民间版画，为Ｎ·特鲁宾斯基（Ｎ．ＴＬＵＢＥＮＳＫＩＩ）所作，描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新旧光景，在农村里有一些妇女在过去贫苦生活时代（沙皇时代），受过辛劳的丈夫打骂，也和中国一样，当男人为穷所逼，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时候，竟然拿他自己的妻子出气。十月革命以后就大不相同了，苏联的妇女获得了男女平等的权利。作者用一种抒情的笔调，轻描淡写的把新旧家庭生活的片断反映出来。画法是单线平涂，色调单纯，用的是红黄蓝三原色，三色套版木刻。形象朴实。构图平衡，在一页画面上把两个时代的生活对比起来，意趣隽永。版画作者在画面下边写了四句小诗，用的是妇女口气，那意思是：
“有过，有过那时候呀，
挨过丈夫的打，
可是现在殷勤啦，
害怕不要他。”（附图片）N·特鲁宾斯基作：民间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