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文化人们，你们站在哪一边？
（高尔基答美国通讯者问）
荒芜译
你们写道：
“你接到大洋对岸的，陌生的人们寄来的这封信，大约很吃惊的。”
不，你们的信，并不使我吃惊。我时常收到这样的信，你们说，你们的信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不对的，因为最近两三年来，知识分子们底惶恐的呼吁，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了。知识分子们底功能，大体上，不外乎装点资产阶级的存在，安慰富人们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小烦恼。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底女护士，它的绝大部分，向来都忙于以白色的针脚，补缀资产阶级底玄学的、宗教的外衣——那件涂满了劳苦人民底血迹的，早就磨破了穿脏了的衣裳。他们继续这桩吃力而不可贵，并且绝对无益的工作，直至如今，表现出对于行将到来的事件底一种未卜先知的洞察力。举例来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分割中国以前，那位德国人司潘格勒，便在他的“人与技术”一书中宣称说，欧洲人在十九世纪中，铸成了一个大错，他们把他们的知识和技术经验，传授了“有色人种”。在这方面，司潘格勒受到了你们美国的历史家房龙的支持，房龙也认为，用欧洲文化的经验去武装黑种和黄种人，是欧洲资产阶级所犯下的“七件致命的历史错误”之一。
现在我们便看见了要矫正这种错误的意图：欧美的资本家们正以金钱和军火供给日本和中国，帮助两国互相消灭；同时他们派遣他们的海军到东方去，以便在日本帝国主义眼前晃晃他们的铁拳，等到大熊被害之后，他们便可以在最适当的时机，瓜分它的皮，也分给勇敢的兔子一份。我个人认为，大熊不会被害，因为司潘格勒们，房龙们以及资产阶级底这类安慰者们，谈了一大堆关于威胁着欧洲和美国“文化”的危机的话，却忘了提到一些事情。他们忘记了，印度、中国、日本和黑人们不是一个一致的社会整体，而是分成了许多阶级的。他们还忘记了，与欧美庸人们底自私思想的毒药相对，有一种消毒剂也配好了，而且服用起来，甚有灵效——那就是马列主义。也许，他们并未真正忘掉这个，不过是为了战略的动机，才没有声张的，那么，他们关于欧洲文化绝灭之惶恐的呼喊，从他们底毒药无效，消毒剂有灵的自觉中，得到解释了。
痛喊文明沦亡的人们，越来越多了。他们的叫喊，也越来越响。三个月前，在法国，前内阁阁员开敖，公开地尖叫着文化的停滞。
他尖叫道：
“全世界正生活在一种丰饶和猜疑的悲剧之中。当成千成万的人们缺乏食物的时候，却不得不把麦子烧掉，把一袋袋的咖啡投入海中，难道这不是一个悲剧么？至于说到猜疑——它已经酿成了够多的罪恶。它挑起了战争，强行订下和平条约，那种条约只有在猜疑祛除时，才能得到修正。如果我们不能重新建立信心，全部的文明就要遭受危害，因为人民既把所有的灾难都归罪于经济制度，他们会去所它推翻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强盗们是那么明目张胆地互相张牙舞爪，只有一个极端天真的人，或者一个透顶的伪善者，才能谈起在他们之间，建立信心的可能性来。如果“人民”指的是劳动人民，每一个诚实的人必须承认，工人们把他们的灾难“归罪”于冥顽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个制度就是以灾难去报酬他们的创造价值的工作的。无产阶级日益看得明白，现代的资本主义世界，正以一种可怕的正确性，证明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话：
资产阶级
“不配统治，因为它无力向它的奴隶保证一种奴隶范围之内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使他沉沦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它不仅得不到他的供养，反而必须去供养他。社会无法再生存于资产阶级支配之下，换句话说，资产阶级底生存已为社会所不容了。”
开敖就是那些老朽昏庸的人们之一，他们仍在设法证明，他们资产阶级底愚蠢，永远是人类的一种智慧，人类永远不会发明更好的东西，永远不会超越那个范围。并不太久以前，安慰资产阶级的人们，在试图证明他们的经济智慧和经济的稳定性时，还在用他们的科学作为他们的根据。
可是现在，他们却把科学从他们的龌龊把戏中，驱逐出去了。同一位开敖，于二月二十三日，在巴黎向内阁阁员们，如米留柯夫及其他的“过时的人们”，发表演说时，他顺着司潘格勒的口气说：
“技术在许多情况中，造成失业，把遣散的工人底薪水，变成股东们的额外红利。‘没有良心’的、‘没有被良心温暖过的’科学，对于人类是有害的。人类必须‘控制’科学。目前的危机是人类智力的一种失败。有时，一个伟人对于科学，有莫大的害处。他提出了理论，那些理论在它们被制定的时候，是有其意义和重要性的。它们是正确的。比如，马克思的理论，在一八四八年或一八七○年，是正确的，但就一九三二年来说，便完全错误了。如果马克思活到今天，他就不那么写了。”
从这几句话里，资产阶级承认，他的阶级底智力萎靡了，破产了。他劝人“控制科学”，他忘记了科学曾经赋予他的阶级以多大的权力，去加强它对劳苦大众的统治。“控制科学”——这是什么意思呢？禁止科学有探讨的自由么？过去有过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很英勇地，成功地击破了教会干涉科学自由的企图。在我们的时代里，资产阶级底哲学，慢慢地变成为中世纪最黑暗时代的哲学——神学的仆役了。开敖说对了，欧洲有还原为野蛮主义的危险，这正如马克思所预告的，虽然开敖对于马克思的教义，一无所知。是的，不容争辩，欧美的资产阶级，现时世界的女主人，一年比一年越愚昧，在智力上越衰弱，并且也越野蛮了。它通过你们，开始明白这件事实的本身。
可能还原到野蛮时代的思想，目前，在现代资产阶级中间，是“十分时髦”的。司潘格勒们，开敖们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思想家们，反映了成千成万的庸人们的感觉——由于阶级的没落，由于全世界劳苦大众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增长，而引起的惶恐的感觉。资产阶级宁愿不去相信工人们正在经历着的革命文化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看到它，并且感到它。这种发展是得到充分的，很好的保证的，它是人类全部劳动经验底逻辑地必然的发展，而关于那种发展的经验，资产阶级的历史家们也是言之谆谆的。不过历史既然也是一种科学，它也就必须受到“控制”，或者，更简单一点，必须忘却它的存在。忘却历史便是法国诗人兼院士梵乐希，在他的“现代评论”中所提倡的。他十分郑重其事地谴责历史，认为人民的全部不幸，均应由历史负责。他说，由于缅怀过去，历史唤起无益的梦想，剥夺了人们的安静与和平。他所谓的人们，我们自然是理解作资产阶级的。梵乐希大约不会注意到地面上的任何别的人们。这便是他说的关于历史的话（直到现在为止，历史这门科学，是资产阶级引为自傲而且写得最巧妙的）：
“历史是我们思想的化验室中，最险危的产品。它刺激梦想，它陶醉各种民族，它在他们心中造成虚伪的记忆，夸大他们的反射作用，戳烂他们的旧创伤，剥夺他们的宁静，驱使他们去发自大狂和迫害狂。”
你瞧，他以一种非常积极的精神，去执行帮闲的职责。他知道资产阶级希望一种安静的生活，而且为了安静的生活，它认为，它理应毁灭成千成万的人命。自然，它能容容易易地消毁成千成万本的图书，因为图书，和别的东西一样，是在它的手中的。历史干犯了安静的生活么？那么打倒历史。不许所有的历史著作流传。学校里停止教授历史。宣布研究过去在社会上是一种危险的，甚至犯罪的职业。倾心于研究历史的人们，应当被宣布为反常的人，并且应当被放逐到荒岛上去。
主要的事情是宁静！资产阶级底所有的帮闲者们所关心的，也就是这个。可是按照开敖的意见，要宁静，就需要在各国资本家匪帮之间，建立信心；为了建立这种信心，某些别的国家——譬如，中国——底门户就必须开放，以便欧洲的冒险家们和商人们去劫掠，而日本的冒险家们和商人们却要这个国家的大门只对他们自己开放：他们正在这么作，其理由是中国离他们，比离欧洲更近，而且他们掠夺中国人，比掠夺印度人更方便些，因为印度人是英国的“绅士们”掠夺惯了的。从掠夺的竞争中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正以一种新的世界屠杀的危机，威胁着我们。此外，用巴黎的“文萃”杂志的话来说，“欧洲失掉了一个作为正常而又安全的市场的俄罗斯帝国。”文萃在这里看出了“罪恶的根源”，于是它和许多新闻记者们，政客们，主教们，公爵们，冒险家和骗子们沆瀣一气，坚持全欧洲必须来一个对苏联的全面干涉。随后，欧洲的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着，无产者底革命的阶级意识也日益增长着。实在没有建立“宁静”的机会；甚至好象连它的存在余地都没有了。但我并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由于我知道资产阶级的犬儒主义是漫无限制的，我敢推断，资产阶级为了替一种安静生活肃清道路，可能利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在二月十九日由种族主义者的代表柏格尔在科隆暗示过了。他在讲演中说：
“如果在希特勒秉政之后，法国企图侵占德国领土，我们便要杀尽一切犹太人。”
德国政府听见了柏格尔的告白后，便禁止他公开讲话。这种禁令在希特勒集团中引起了憎恨。一个种族主义者的报纸写道：
“不能责备柏格尔，说他煽动非法行为；我们将来要根据一种法律来杀戮犹太人，这种法律，等我们执政之后，就要把它通过。”
这种宣告不能当做一种笑话看，当作一种德国人的“机智”看；欧洲的资产阶级，就其目前的精神状态来看，十分可能“通过一条法律”，不仅为了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并且为了消灭所有的和它的想法不尽相同的人们，首先，就要消灭所有的不替它的不人道的利益而服务的人们。
局限在这种“毒圈”中的，来自知识分子间的帮闲者之流，逐渐地丧失着他们的安慰的技术，现在连他们自己也需要安慰了。他们甚至向在原则上反对行善的人们要求安慰——因为去行善，就等于去确定有权要求行善。他们的主要才干，“诱骗”的才干，不能再掩饰布尔乔亚现实底龌龊的犬儒主义了。于是其中有些人们开始觉得，要去安慰那些疲于劫掠世界的人们——那些担心无产者日益激烈地反抗着他们的可耻的计划的人们，那些渴求利润，而那种狂烈的渴求已在他们的内心中采取了狂暴的破坏性的形式的人们——要去安慰这样的人们，不仅是无益的，并且对于安慰者本身甚至也是危险的了。
要指出为强盗和凶手消愁解闷，乃是多么罪过的事，是不会犯错误的，但是我知道这不会影响任何人，因为这是一种德行，就是说，由于它的无用，给排斥到真实生活之外的某种东西。更要紧的是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中，以帮闲为事的知识分子已经变成了“第三种因素”，它的存在给逻辑否定了。
就出身来说是资产阶级，就社会地位来说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好象明白，他替一个注定要灭亡的，而且完全应该灭亡的阶级服务时，他演的是怎样堕落的一个角色。他的角色，一如任何以强盗与凶手为业的人。他开始明白这一点，是由于资产阶级日渐不需要他的服务了。他时常听见，象他自己这类的人们，如何试图以大喊知识分子的生产过剩，来讨好资产阶级。他看见资产阶级，掉过头去，向那些声言未卜先知的骗子们，而不向哲学家和“思想家”去要求“安慰”了。欧洲的报纸上满是看相底、占卜底、托钵僧人底、预言家底、笔迹算命者底、精神学家底以及其他的比资产阶级本身更愚笨的骗子们底广告。照相机和电影机正在杀害绘画的艺术，画家们为了避免挨饿，正用他们的画去交换白薯、面包和小资产阶级的旧衣服。下列的一条可喜的消息是出现在巴黎的报纸上的：
“柏林的画家们非常穷困；看不出一丝希望。传说画家之间要组织互助，可是一文莫名而且谋生无望的人们，又能组织什么互助呢？因此，柏林的艺术界人士，以高度的热情接受女画家甲柯毕的新颖的意见，她倡议以物易物。煤炭商人供给画家们燃料，用以交换雕像和绘画。时代会变的，煤炭商人不会后悔他们的交换。牙医们会给画家们治病。一张好的绘画，在一个牙医的候诊室中，不会是多余的。卖肉的和卖牛奶的会赶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一件好事，同时又无须付现，便可获得艺术作品。柏林已经组织了一个特别的交易局，来推行甲柯毕的理想。”
在说到这种物物交易的时候，那家报纸忘记提起，物物交易在巴黎早就实行了。
电影正在逐渐地消灭高度的戏剧艺术。资产阶级的电影底腐败的影响，不必赘述。事实是很明白的。用尽了一切感伤的主题之后，现在，它进而表现身体上的畸形怪状了。
“好来坞的米高梅摄影厂，集合了一个奇特的班子，来拍摄影片‘怪物’。其中包括‘布谷’——一个极象一只老鹳的女孩子；骨瘦如柴的罗宾逊；生来只有一只手臂的马尔达，她是一个用两脚织编花边的专家；一个绰号叫做‘针头’的女人，苏尔兹，她有正常的身体，可是头异常之小，象一枚针尖；鄂尔格，象男人一样的，有一部大胡子的一个女人；半男半女的约瑟芬约瑟；暹罗的双生古尔登姊妹们；矮子和侏儒们。”
现在没有巴奈，波沙，穆乃苏里这类艺术家们的地位了。代替了他们的，是以单调地感伤的和悲观的卓别灵为首的范朋克们，路易们和其他的狡徒们。同样地，古典音乐被爵士音乐代替了，而司汤达，巴尔札克，狄更斯和福楼拜则被各种各样的爱德加·华雷斯们排挤出去，这些华雷斯们知道如何去唠叨警探们逮捕小偷和杀人犯，借以保护大强盗和大屠杀的组织者们的故事。在艺术的领域里，资产阶级十分满意于搜集邮票和电车票，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搜集伪造的古代名家的绘画。在科学这方面、资产阶级最感兴趣的，是剥削劳工阶级底体力的最廉价最方便的方法和手段；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科学只在它能够满足资产阶级底发财的目标时，调节他的肠胃的活动时，增加他的作为一个登徒子的性的机能时，才存在的。科学的基本问题：智力的发展，被资本家底桎梏所压倒的人类健康的进步，把带有惰性的事物变成为能动力，探索那支配人体结构和生长的法则——这一切资产阶级全不理解；对于这，资产者并不比菲洲中部的野人更感兴趣。
看见了这一切，于是有些知识分子们开始懂得，所谓“文化的创造”，他们一向认为是他们的事情，是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意志”的结果，现在不再是他们的事情了，并且那种文化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必需品。中国的事件，使他们记起了，一九一四年鲁文大学和鲁文图书馆的毁灭。昨天他们听到了日本的大炮，怎样破坏了上海的同济大学、商船学校、渔业学校、中国公学、上海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和劳动大学。这种野蛮的举动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愤怒，正如谁也不担心文化事业经费底减削一样，文化事业经费的减削是和军备的不断增加互为消长的。
当然，不用说，只有一部分不为人所注意的知识分子们，感觉到必须服从“排中律”，他们正在考虑往哪条路上走。他们跟着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象他们素来那样——还是象荣誉所要求的，跟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呢？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们，仍旧以替资本主义服务的工作为满足，但资本主义这一位主人，却熟知他的奴仆兼帮闲者，在思想上的软弱性，一面又看见他的奴仆兼帮闲者和解工作之无力与无益，于是便公开鄙薄他的奴仆兼帮闲者，并且已经在怀疑这样一种奴仆的存在，是不是还有必要了。
我时常收到人们的来信，这些人们在抚慰庸人的艺术方面，是有专长的。我这里引证一封这样的信件，那是爱福司达德写给我的：“亲爱的高尔基先生：
由于震撼着世界各国的，可怕的经济危机，濒于绝望的一种可怖的困惑，现在弥漫着各地。这种世界悲剧，使我在挪威的销路最广的报纸、蒂登达根上，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提高和鼓舞这个可怕的灾难底无数牺牲者底希望。在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以为应该请求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各界的代表人物，请求他们对于最近两年期间，各民族的可悲的情形发表意见。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碰到这个问题：在残酷命运底沉重打击下死亡呢，还是继续奋斗，以便希望从危机之中获得一个幸福的后果。从目前阴郁的局势中，如能得出这种有利的希望，这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必要的；如果被大家向来信服和尊重的人，表示了一种乐观的意见，那么希望便会在凡是读了这一意见的人们底内心中，灼亮起来。因此我敢于请求你，把你对目前局势的意见寄给我。这种意见也许不至超出三四行，但无疑地，它会使无数的人们免于失望，并且会给予他们以瞻望未来的勇气。
你的忠实的朋友，
爱福司达德。”
象这封信的作者，就是仍然天真地信服“三两行”或者一句话的药力的人们——这样的人们，还能找到很多。他们底信心是那么天真，很难使人相信它是真挚的。不是两三句话，也不是两百三百句话，就能够把生气注入朽腐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每天在世界各国的国会里，在国联里，有千万句话被说出来，但是它们不能安慰任何人，也不能引起任何希望，去拖住资产阶级文明底自发的危机。卸任的部长们和其他的游手好闲的人们，从这个城市旅行到那个城市，想说服庸人们，去“控制”科学，去用“纪律”约束它。这些家伙的饶舌立时给新闻记者们抓住了，所谓新闻记者，就是对“什么事都不在乎，而对一切又早就厌倦了”的人们，其中之一，艾弥尔·鲁德威西，在腐臭的“每日快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要求把“专家们一脚踢开”。小资产阶级则倾听着这一切无聊琐事；它读着这种胡说白道，从中取得结论。如果欧洲的庸人们觉得必须关闭大学，那也是毫不足怪的事。在德国，每年需要大学毕业生去补充的公务人员的缺额是六千个，而每年从大学毕业的学生是四万名，这一事实，是可以提一提的。
史密斯和莫理逊两位先生，你们错了，你们不应该把“文化界意见底组织者”底作用归之于资产阶级的文学和报纸。这种“组织者”是一种寄生的植物，它想遮掩现实底肮脏混乱，但是遮掩得并不成功，比如说，远不及藤萝和野草，它们倒能遮掩一所残破建筑物底颓垣断壁。至于说到你们报纸的文化重要性，你们，先生们，受了蒙蔽，你们的报纸一致宣称“一个美国人首先得是一个美国人”，然后他才是一个人。德国底种族主义者的报纸宣扬说，一个人首先得是一个亚利安种，然后他才是一个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或者一个哲学家；法国的新闻记者则声言，一个法国人首先得是一个胜利者，所以他应该比任何其他的人有更好的武装——这当然不是武装头脑的问题，而只是武装拳头的问题。
若说欧美的报纸专为降低读者底文化水平——那种水平不用它们费力，已经够低的了——而忙碌着，一点都不夸张。为老板们，资本家们底利益服务的新闻记者们，吹牛大家们，无意于抑制猪猡，虽然他们不能不看见那只猪猡发了疯，正在横冲直闯。
你们写道：“当我们在欧洲时，我们痛感欧洲人憎恨我们。”这是很“主观的”说法，而主观主义在使你们看见了某些细节之后，却模糊了你们对于一般真理的视线。你们没有看出，在欧洲，整个资产阶级都是生活在互相仇视之中的。被掠夺的德国人仇恨法国，而被财富胀得发昏的法国却仇恨英国，正如意大利人仇恨法国一样，同时，所有的资产阶级一致仇恨苏联。三万万印度人仇恨着英国贵族和商人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仇恨着日本人和所有的欧洲人，而这些掠夺中国惯了的欧洲人本身却又仇恨日本，因为日本把掠夺中国视为她的特权。这种相互间的仇恨日益浓重而酷烈。它象一些有毒的脓疮，在资产阶级的机体中肿胀着，自然，这些脓疮终于要绽裂的，于是全球上各民族底最好、最健康的血又要流溢成河了。战争不仅会消灭成千成万的健康的人，并且会消灭无数量的价值以及造成那些价值的物资，其结果便造成人类在健康，金属和燃料方面的匮乏。用不着说，战争是不会抹去各种不同的资产阶级集团之间的仇恨的。你们以为“你们能够为人类的共同文化服务”，并且“应当保卫它，使其不流于野蛮”。这是很好的。但是问问你自己这个简单的问题：你在今天或明天，能作些什么事，来保卫这种文化，顺便地说，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对于劳苦人民是不负任何责任的，当它们还存在，当它们挑拨各种民族互相对立的时候，那种文化就从来不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而且绝不会是那样的文化。
很好，问问你自己吧：失业，工人阶级底饥饿困乏，童娼的盛行正在毁灭着文化，你们将怎样去反对这种事实呢？你们知道吗？群众的困乏，便是生养文化的土壤的困乏。你们一定知道，所谓“文化阶层”总是从群众中间产生出来的。你们应当知道得很清楚，因为美国人惯于向人吹嘘，在美国，一个卖报的孩子也许会高升到大总统底地位。
在提醒你们注意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指出的只是卖报的孩子们底聪明，而不是总统们底天才——关于他们的天才，凑巧，我是毫无所知的。
另外一个问题，你们应该记在脑子里：三万万印度人已经开始明白，给英国充当奴隶的这种职分，并非是天神们给他们预定的，在这样的一个时候，要想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变成欧美资本的奴隶，你们以为是可能的吗？想想看：成千成万的强盗们和冒险家们，凭借着亿万工人的劳动永，远宁静地生活下去。难道这是正常的事情么？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但是你敢断言，将来的事情一定会象现在这样吗？在中世纪，瘟疫几乎是常有的事，但是现在瘟疫几乎绝迹了；它的职分现在由资产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毒害了全体有色人种，使他们深恶痛绝全体白人。文化的保卫者们，你们想到过吗？资本主义正在煽动着种族战争。
你们责备我“宣传仇恨”，劝告我“传播仁爱”。好象你们以为我能够向工人们宣传说：爱资本家们，因为他们正在吸吮你们的精力；爱他们，因为他们正在胡乱毁灭大地的宝藏；爱那些糟踢你们的钢铁，去造枪炮来消灭你们的人们；爱那些居心要饿死你们子女的流氓们；爱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宁静和饱满而毁灭你们的人们；爱资本家们，因为他的教堂正把你拖入昏庸和愚昧之中。
福音书宣传过这样的东西，你们想起这件事来，于是把“基督教”说成一种“文化的ｄｉāｎ＠①杆”。你们是太落伍了。诚实的人们，早就不谈“仁爱和温顺的教义”之文化的力量了。今天，要谈这种力量是不合时宜的，而且确实是不可能的了，信基督教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在殖民地正在宣传温顺，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运用着“火与剑”的手段，去强迫奴隶们去爱它，因为象你们知道得很清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剑已经由炸弹和机枪，甚至由“上天传来的上帝的声音”代替了。巴黎的一家报纸记载道：
“英国人和亚弗莱迪人作战时，想出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他们占了极大的便宜。一队乱徒们正隐藏在难以接近的群山中的要塞里。忽然一架巨型飞机高高地出现在他们的上方了。亚弗莱迪人抓起了他们的枪。但是飞机并未投下任何炸弹，相反的它却投下了话来。天上发出一个声音，用土语敦劝乱徒们放下他们的武器，并停止他们对大英帝国的无意义的抵抗。在多数情形之下，乱徒们受了天上声音的动摇，真的停止了斗争。
“上帝的声音在米兰又试验了一次，在那儿，在法西斯军校成立纪念的那一天，全城都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他向法西斯主义致了简短的颂辞。曾经听见过巴尔波将军说话的米兰的市民们，从上天的声音中认出了他的男中音。”
就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被找了出来，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来利用他的声音去奴役野蛮人。也许我们不久便能听见上帝的声音，在旧金山或华盛顿上空说话，说的是带有日本口音的英语。
你们向我举出“伟大的人们，教会的传道师们”作为例证。你们竟热心地说起这个来，实在滑稽之至。我们现在不去讨论教会的这些伟人是怎样造出来的，用什么造的，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造的等等问题。只让我说，在你们去相信这些４人们之前，你们应该首先考验他们的可靠性。在推论“宗教的起因”时，你们表现了，只有在完全愚昧无知的土壤里，才能产生的那种“美国的理想主义”。关于基督教会史这方面，你们的无知也许可以用这种事实来解释，即美国的居民们，在他们自己的居住地上，从来没有体验过教会的实际意义。他们还不认识，它是支配人类心智的一种暴力的组织。他们从来没有象欧洲居民那样，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你们首先应该熟知，在教会的全体会议上，由于“教会的伟大的传道师们”底野心，疯狂与自私而发生的血腥的斗争。你们研究研究伊费苏斯会议的骗局，你们就会得到很大的教益。你们应该读读异教史，那么你们便会知道基督教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的消灭“异教徒”，屠杀犹太人，消灭亚比耿斯人和达包锐提斯人，以及基督教的血腥的政策了。宗教裁判史对于稍识之无的人们也是有益的，但是，当然不象贵国人士利亚所讲授的那样，他的叙述是由宗教裁判的组织者，梵蒂冈的检查处批准的。熟悉了上述的一切之后，你们很可能会相信教会的那些神父们正在鞠躬尽瘁，去加强少数统治多数的权力，如果他们反对异教，那是因为异教是从劳苦的人民大众中间兴起的，劳苦的人民大众本能地感觉到教士们底虚伪性，这些宣传奴隶宗教的人们底虚伪性，这一宗教，除了由于某种误解，或者由于对奴隶的极度恐惧之外，从不为主子们所接受。你们的历史家房龙，在他的“论历史的大错”一文中，断言宗教不该为福音的教义而斗争，倒应该为反对它们而斗争。他说：
“蒂特斯（译者按：系罗马皇帝（三九—七九），曾于七○年陷耶路撒冷。）在当时破坏了耶路撒冷，他犯了一个大错。犹太人被逐出巴力士坦，散布到全世界。就在他们所发起的社团中，发展了并且成熟了基督教的理想，这种理想对于罗马帝国的害处，并不弱于马列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害处。”
事情确是如此，今天仍然未变。基督教会一直在反对着福音书上天真的共产主义，这便是它的全部“历史”的意义。
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干什么呢？当然，他们的第一要事，是在祈祷。约克大主教和坎特布里大主教，也就是宣传反苏“十字军”的那一位，已经合制了一个新的祷文，在这个祷文中，英国的假道学和英国的幽默优美地搀杂了起来。这是一篇巨构，形式一如主祷文。两位主教是这样向上帝呼吁的：
“愿你的意志，体现在我们政府底恢复信誉与繁荣的政策里面。愿你的意志，体现在为了决定印度未来政府而作的一切工作中。愿你的意志，体现在未来的军缩会议中，体现在为了增进世界上的和平而作的一切计划中。由于商业，信用和相互间善意的恢复一一请恩赐我们以每日的食粮。由于各阶级通力合作，为共同的利益而劳动一一请恩赐我们以每日的食粮。如果我们的国家犯了妄自尊大的罪过，在统治别的国家时感到更大的满足，而没有尽其在我，帮助它们的话，请饶恕我们的罪过。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行事中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利益和自己阶级的利益放在别人的利益之上，请饶恕我们的罪过。”
这是一个典型的，被吓慌了的商人们底祈祷！在全部的祷文中，他们恳求上帝“饶恕”他们的“罪过”，约有十次之多，可是他们一次也没有提到，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不犯罪过。只在一个地方，他们恳求了上帝的“饶恕”：
“因为我们妄自尊大，只在统治别人的权力中，而不在尽力为别人服务中寻求满足，请饶恕我们，啊，上帝。”
饶恕我们的这种罪过，但是我们不能停止犯罪——这就是他们说的话。但是大多数的英国教士们拒绝采用这个求饶的祷文；大约他们觉得难乎其为情吧。
这个祷文本来决定要在正月二号，在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里“呈献”给英国的上帝。坎特布里的大主教却允许了对于这篇祷文不感兴味的教士们把它取消。
所以，你们可以看见，基督教会堕落到多么愚蠢的，无聊的喜剧的地步，以及多么可笑地，那些教士们把他们的上帝降到全欧洲最大商业中的高级商人和伙友的地位。然而单讲英国的教士们，不提别国的，那是不公平的，意大利的教师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圣灵银行，在法国的麦劳斯镇，二月十五日发生了，象巴黎白俄报上所记载的，如下的事件：
“在当局的命令下，以僧正艾杰为首脑的，天主教的‘联合’出版社底经理和店员已被逮捕。该店发售春宫以及由德国运来的书籍。‘存货’已被没收。有些书籍的内容不仅猥亵，并对宗教横加污渎。”
同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事例全都证明一样事情：教会，它是它的老板和教师，资本家的奴仆，也沾染上了正在毁灭着资本家的恶疾。如果我们承认，曾经有过一个时候，资产阶级“对教会的道德权力存过几分敬畏之心”，那么我们也得承认，那是“精神警察”的权力，那也是一种组织的权力，它是为压迫劳苦人民而服务的。教会能“安慰人”吗？我不否认这个。但是安慰也就是扑灭理智的一种方法。
不，向穷人宣传他们应当爱护富人，向工人宣传他应该爱护雇主，不是我的特长。我不会安慰人。我早就知道并且知道得很清楚，全世界正生活在一种仇恨的气氛中，而且我能看得出来，这种气氛日益浓厚，活跃，“卫生”了。
你们“想讲求实际的博爱主义者们”，你们早就应该懂得了，世界上有两种正在起着作用的仇恨：一种是从劫掠者之间生出来的，原因是由于互相间的竞争，也由于他们对未来的疑惧，那种疑惧以不可避免的毁灭威胁着他们；另外一种是无产者底仇恨，这种仇恨起于对现状的憎恶，慢慢地越来越变得明确了，因为无产者明白它有统治的权利。这两种仇恨现在变得那么强烈，除了这两个阶级的代表者底不可避免的肉搏外，谁都无法调和它们，只有无产者的胜利才能使这个世界摆脱掉仇恨。
你们写道：
“象许多别的人们一样，我们相信，在你的国家里，工人专政的结果便是对农人行使暴力。”
我劝你们努力去想想看，象少数的那几个人那样，象部分的知识分子们，虽然现在他们为数还是很少，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明白，马克思和列宁的教义是科学思想所达到的最高点，真诚地考察了一切社会现象，只有从这种教义的高峰上，才能清楚地看见，通向社会正义和新型文化的康庄大道。作一种精神上的努力吧，试法去忘记，那怕是暂时地，你们和那个阶级底亲属关系，它的全部历史一直是，并且仍旧是对农人、工人和劳苦大众施行不断的肉体和精神压迫的一部历史。作了这种努力之后，你们就会明白，你们的阶级即是你们的仇敌。马克思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不应该想象，他到世界上来，如同米涅伐一样，是从朱比特的脑袋里跳将出来的。不，他的学说是集科学经验之大成的天才的又一例证，也正如牛顿和达尔文在他们那个时代一样。比起马克思来，列宁是容易理解一些，但作为一个教师，列宁是同样聪明的。他们会显示给你们看，你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起初是声势煊赫的。他们会给你们指明，这个阶级怎样用不人道的强暴的手段，在血液欺诈的基础上，建立了最适合于它的意愿的“文化”。随后他们便会明示你们，这种文化没落的过程；至于它以后的和目前的解体程序，你们自己可以亲眼看见。你们在给我信中表现了惊慌，使你们惊慌的就是这种过程。
让我们谈谈“暴力”这个题目吧。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为了重新教育先前替自然，替资产阶级国家作奴隶的亿万人民，并使他们成为他们的国家及其一切财富的唯一的主人翁，那是必需的。等到全体劳动人民，在社会的和经济的意义上，都立足在同一水平上时，等到社会的每一分子都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时，无产阶级专政便不再成为一种必要了。“暴力”，象你和“其他的许多人们”所理解的，表示一种误解，但是更常常是对于苏联工人阶级和它的党底一种胡说和诽谤。
工人阶级的敌人，把“暴力”一词，用于现在发生在苏联的社会过程上，其目的在于诬蔑它的文化活动，这种活动关联到国家的新生以及其中的新型经济的构成。
我以为，要说它是强迫，是可以的。强迫和暴力大不相同，因为教授孩子们去念书写字，你绝不会用任何暴力。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它的党，正在教授农人们社会政治学ＡＢＣ。你们，知识分子们也为某些人或事所迫，感受到“置身于铁锤与铁砧之间”的生活悲剧；有人正在教着你以社会政治学ＡＢＣ的基本知识，这个人当然不是我。
在所有的国家中，农民们，成千成万的小有产者，给劫掠者或寄生者准备下生长的土壤。卑鄙到透顶的资本主义便是从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农民的全部力量，秉赋和才能，全用在他对那个可怜的农场的苦心经营上了。一个小有产者在文化上的愚昧，和一个百万富翁完全一样。你们知识分子们应该清清楚楚地看见过和感到过这种事实。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农民的生活条件是十七世纪的条件。这是事实，就连仇视苏维埃政权已经到了可笑、荒谬的程度的俄国流亡者们，也不敢加以否认的。
农民们不应该生活得象低级的半开化的野人们；他们不应该成为狡黠的富农、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对象；他们不应该象一个作苦工的囚犯，生活在划分得零零碎碎的枯瘠的土地上，那土地养活不了它的可怜的愚昧的主人，因为他既没有使用肥料的机会，又没有使用机器发展农业的机会。农民底生活条件不应该证实马尔萨斯底阴森的学说，我以为，那种学说的基本论点里，潜伏着宗教狂。如果农民大众现在还不能明白他们的实际地位和屈辱的情形，工人阶级有使他们感受那种意识的责任，甚至用强迫的手段也可以。然而，对于一个苏联农民来说，这是不必要的了，因为受过了一九一四到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杀底一切痛苦，又被十月革命唤醒之后，他不再是一个盲目的动物，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实事求是地去思想。政府正供给他以机器和肥料；一切学校的大门都对他敞开；每年数以万计的农民子女开始过着工程师的、农业家的、医师的新生活。农民们开始明白，由党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正在苏联努力创造一个主人——一个有一亿六千万个头，三亿二千万只手的主人，这是必须要明白的主要事情。农人们能看见，在他们的国家里，凡事都是为了大家作的，而不是只为了一小帮富人作的；农人们能看见，在苏联，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全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全国二十六所“科学研究机关”正忙着设法来增加土地的生产力，减轻他们的劳动。
农民们不想住在他们住了几世纪的肮脏的乡村里，他们想住在农业城市中，那里有为了他们的子女们设立的，好的学校和托儿所，有为他们自己设立的剧院、俱乐部、图书馆和电影院。对知识的渴求，对文化生活的兴趣，正在农民中生长起来。如果农民们不曾理解这一切，那么苏联的工作在这十五年中就不会得这样光辉的成就，如工人农民共同努力所达成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构成一种机械力量，它不大明白它的劳动的文化重要性。你们的国家被操纵在托拉斯手中，被操纵在有组织的人们的手中，他们掠夺国家力量，寄生在劳苦人民身上。他们互相争夺，用金钱赌博，努力互相残杀，在交易所里上演欺诈的把戏，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现在终于把一种空前危机带给了国家。数百万工人们饿得发肿，人们的健康胡乱地ｚāｏ＠②蹋了，儿童的死亡率高得可怕，自杀的数目正在增加，文化的主要泉源，可贵的人的精力，在枯竭中。尽然如此，你们的参院否决了拉福立特——科斯提甘法案，拒绝拨款三亿七千五百万去直接协助失业者。“纽约美国人”杂志刊布了如下的数字，表明失业者及其家庭，因为无力交付房租，而被驱逐的，在一九三零年中为一五三，七三一起，在一九三一年中为一九八，七三八起。本年正月间，在纽约，每天都有几百个失业者底家庭被赶出来。
在苏联，经济和立法都掌握在工人们和一部分农人们底手中，那一部分的农人已经明白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田地里劳动社会化和机械化的必要，他们已经明白了，必须从心理上改变，变成和工厂中的工人们一样的工人，就是说，国家底真正的、唯一的主人翁。集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农民分子的数目逐渐增多。在新的一代摆脱农奴制度底残余和古老的奴隶制度底迷信的过程中，那数目会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增加的。
在苏联，法律是创自下层，来自劳苦大众的底层。它们从大众底生活活动里流溢出来。只有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过程中已经成熟了的东西，苏维埃政权和党才准予订为法律，因为劳动的主要目的是要造成一个平等的社会。党是一个发号施令者，只就它是一个组织的核心，勤劳大众的神经中枢这方面来说的。党的目的是要在可能的最短期间，把最大数量的体力转化为智力，以便尽量发展每个男人和女人以及全民的聪明才智。
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把一切都押在个人主义上面，孜孜不倦地以它自己的利益和传统的精神，去训练它的青年们。这勿宁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见，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主要地便是从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中产生出来，并且继续产生着。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证明了一种反常的、不健康的氛围，窒息在这种氛围中的人们，为了个人的无限自由，开始梦想整个社会的毁灭。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的青年们不仅沉溺于梦想中，并且沉溺于盲动中。欧洲报纸揭载的，关于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青年底“胡闹”还有你们青年们的，带有犯罪性质的胡闹底报导，越来越多。这种罪恶并不是贫穷的结果，而是由于“生活的厌倦”好奇心，追求“强烈”的刺激，而所有这一切罪恶之基因，则是对于人格与人生之极端卑视。资产阶级把工农群众中的最有才干的人们，吸收到它的行列中去，使他们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它并且以“安闲”自夸，认为一个人可以安闲地得到“一定程度的个人的飞黄腾达”——一个方便的洞，一个安乐的窠。不过你们一定不会否认，你们的社会中，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在追求这种无谓的飞黄腾达的途程中，倒毙在路旁，因为克服不了资产阶级生活条件安置在路上的困难。欧美文学里描写的才智之士白白被ｚāｏ＠②蹋了的事，多极了。资产阶级底历史，即是它的精神贫乏的历史。在目前，它有什么天才可以夸耀呢？除了形形色色的希特勒们，除了各种各样的，患有自大狂的侏儒们，它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苏联的人民正在进入一种文艺复兴的时代。十月革命唤起了成千成万的有天才的男女，去作重要的活动，但是他们之中，能明白工人阶级全部目的的人，现在还不太多。在苏联，失业的人是没有的，凡是能运用人力的领域中，都感力量的缺乏，虽然这种力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增加着。
你们知识分子们，“文化人们”，应该懂得工人阶级一掌握政权之后，就会给你开辟广大的机会，去作创造的文化活动。
瞧瞧，历史给了俄国知识分子一个多严厉的教训。他们没有和他们自己的劳动人民走在一起，现在他们在无力的愤恨中，在流亡中腐朽了。不久他们便都要死去，将来在别人的记忆中，他们只是许多叛国者。
资产阶级是仇恨文化的，而现在更不得不仇视它。这是事实，已经由资产阶级各国中的事实证明了，已经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证明了。资产阶级拒绝了苏联的普遍裁军的计划，就单是这一件事，也十足地说明了，资本家在社会上是危险的，而且他们还正在准备一个新的世界大屠杀。他们迫使苏联处于一种紧张的防御状态中，迫使工人阶级用大量的宝贵时间和原料，去生产防御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器。他们正集中他们的力量来进攻苏联，想把这个大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市场。苏联的人民正用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防御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来目卫，这种人力和物力当然可以更有利地用来复兴人类文化。苏联的建设工作对于全人类都具有重要性。
因为仇恨，因为对未来的惊惧而疯狂的、腐烂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内部里，制造出来一批更多似一批的白痴们，他们完全不理解，他们底大呼小叫是什么意思。有一位用这种话向“欧洲的绅士统治者们和外交家们”呼吁说：“目前，欧洲应该利用黄种人的力量，作为消灭第三国际的一种手段。”很可能地，这位白痴冲口说出了，和他本人一样的“那些绅士外交家们和统治者们”底梦想和意图。欧洲和美国是由不负责任的“绅士们”统治着的。印度，中国，安南发生的事件，很足以增加反对欧洲人和一般的“白种人”底种族仇恨。这是第三种仇恨，你们博爱主义者们应该想想，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女们是不是需要这种仇恨。至于说从“纯洁的血统”的宣传中，即从德国种族仇恨的宣传中，你们能获得什么益处。这里有一个例子。
“特令吉亚的纳粹头目莎克尔，训令魏玛的国社党的团体抗议托玛斯曼（德国小说家，曾获诺贝尔奖金。译者注），霍普特曼（德国诗人兼剧作家。译者注），莫洛和巴黎大学教授李西腾柏格出席即将到来的歌德逝世百年的庄严纪念会。莎克尔挑剔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亚利安种。”
是你们决定这个简单问题的时候了：你们，“文化人们”，站在哪一边？你们赞成劳动的文化力量，赞成创造新的生活方式，还是反对这种力量，赞成保存不负责任的掠夺者底阶级，从头到尾都在腐烂的，现在仅仅由于一种惰性，而继续活动着的阶级。
一九三二年
第5版()
专栏：
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４）
王学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第一章 生产方式
第一节 生产力
劳动手段，有简单的一件东西造成的，也有复杂的，即由几件以至内十、几百、几千件东西复合组成的，所以马克思说它是“一物或诸物的复合体。”（同上）简单的劳动手段，例如刀、杈、棒、棍、犁、锄、锤、钻等等，都是一件或两件物件制成或组成的，它们一般就叫做工具。后者，如纺车、弹花机、以及各种机器，就都比较复杂了。
使用劳动手段进行劳动，是人类劳动的特征
人类使用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工具，即使用劳动手段来进行劳动，是人类劳动的特点，是人类劳动与动物活动的根本区别。劳动手段的使用与创造，在其他某些动物中已见其萌芽，例如猩猩能拿棍子，猴子能用石头砸硬壳，它们甚至还有某些制造或加工，例如猩猩把树枝除去叶子等。但是根本上，劳动手段的使用和创造，毕竟是人类劳动的特点，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手段的使用与创造，虽在萌芽状态已成为某种动物的属性，但特为人类劳动过程的特征。”（同上）
工具是人身自然器官的延长、扩大、增加、加强和尖锐化
制造工具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人们的劳动如果不借助于劳动手段，往往是无法进行，或者即使进行而不发生大的效率，或者进行得不完全。故人们只有使用他所制造的工具，才能进行劳动，才能使生产力提高。工具依其原始状态说来，是人类驱体上生长的自然器官的延长、扩大、增加、加强和尖锐化。例如人的手短，想摘取树上的果子达不到，须用棍棒把它打下来，或用摘钩钩下来，这便是人类自然器官的延长。又如人们钉钉子，必须要用斧子打，拔钉子必须要用钳子钳，锥东西用锥子，如果只用手就不行，或者不发生效率，这就是人类自然器官的加强，尖锐化。原始狩猎用的棍子弓箭和投枪等，也已不只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它的扩大、加强，甚至于尖锐化了。有的工具，其体积比起人身自然器官的体积来要大得多，其结构也要复杂得多。如纺线使用的工具，原始时代人们都用手捻，进一步用锤子捻，以后发明木制手摇纺车，其构造就比较复杂，其体积也比较庞大了。同时生产力也大为提高了。
既如上述，工具依其原始状态言，是人身自然器官的延长、扩大、增加、加强和尖锐化。然而人身自然器官这一天然的工具虽然也是能够变化发展的（如劳动者的手、脚、筋肉都比不劳动者为发达），可是自然器官的发展是受着生理的限制，它们发展到一定限度也就不可能再发展下去了。例如蚂蚁中有一种兵蚁，头特别大，牙也特别大而锐利，战斗时很凶猛，但它头的发展只能达到它躯体所能搬运的程度，再大也就不可能了。又如马用它的尾巴打苍蝇，因此尾巴相当发达，但如要再长一些，就会拖到地下妨碍行动了。因此，这种能作工具使用的自然器官的发展——延长、扩大、增加、加强、尖锐化是有限度的。但使用劳动手段进行劳动时，与劳动手段的创造改良与发展，那就没有这种限制，或不受这种限制了。
劳动手段的使用改良都是为了适合人类劳动的需要便利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
劳动手段，首先是工具的创造使用，都是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工具如果能够经常不断地改进改良，对于提高生产力也是有大的作用的。工具不断地创造改进，生产力亦随着不断地提高发展。例如抗战时期延安的手摇纺车一天能纺六两到半斤的棉线，但瓦窑堡的小轮纺车一小时只能纺三钱六，一天才能纺三四两线。涉县一带原始的手捻线，一天最多能捻二两，而太行区的改良工具——脚蹬纺纱机，每天一人却能纺一斤到二斤，手摇纺机能摇动八个至十二个以上纺缍的。加速的纺车较诸旧式手摇纺车的生产力也大为提高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