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苏联文化建设
法捷耶夫在北京大学的讲演词
亲爱的朋友们，我代表苏联文化工作者向你们致兄弟的敬礼，并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胜利，因为它给中国人们开辟了无限制地发扬民族文化的道路。
大家要我来讲一讲苏联文化建设的性质。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谈谈它的最主要的几个特点。
苏联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逐渐广泛地吸收着苏维埃一切民族的最广大的千百万的群众。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就是由人民创造的。
我们文化发展的基础就是普遍初级教育，也就是所有儿童的初级教育。而从本年起我们已开始实行普通七年制教育，就是每一个苏联儿童都应当在获得职业以前，经过七年级的学校。
除此以外，一方面有儿童宫及幼稚园等的广泛学校教育前的设施，另一方面高级学校又逐渐广泛地发展，由大学起到技术、医科、教育等专科学校止。
更有许许多多工人俱乐部，各机关附设的俱乐部，乡村中成万的阅览室，即使在最小的企业与机关也有红色小型俱乐部。
本年我们国家在文化上的支出有六百一十亿卢布。
这就是苏联教育的全民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文化的最高果实——科学、艺术、文学。毫不足怪，在普通入学受教育的基础上，苏联有成万的学者，数千作家。而国家内每一个城市都有剧院，另外还有巡回于各乡村的活动剧院。
苏联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多民族性。甚至于那些特别受沙皇政府压迫的以往没有自己文字的小民族，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也有了他们的文字，学校中用本族文字教学，并且现在已经和苏联最前进的民族并列了。正如伟大的斯大林所指出的苏联的伟大的多民族的文化——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的文化，不用说，这种文化发展的道路就是这样形成的，远超过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努力使被压迫的民族愚昧无知，牵制和阻止他们文化的发展，而想着用这种方法来使人类整个文化的宝库日趋贫乏。而社会主义则协助每一民族的文化的一切民族特点的发展，而由此来丰富整个人类的文化。
现在把喀萨克斯坦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例子来说，它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接靠着中国。革命前喀萨克斯坦只有极少数的人识字，现在喀萨克斯坦则不仅是一个人民普遍识字的国家，在那里有自己的科学院，不但在共和国首都阿尔本图有歌剧院及剧院，而且在各省中心也有。喀萨克斯坦的文学是闻名于全苏联的。喀萨克斯坦的作家，穆何塔拉·阿马耶作夫的小说“阿别依”是一部纪念喀萨克斯坦人民的伟大古典作家及人民歌手的作品，得到全苏联斯大林奖金。
这种文化发展的例子，也可以从其他较小的苏联民族——巴什基尔，莫尔多夫，马里也兹，奥依洛特等的生活中找出来，这些民族非常之小，恐怕你们可能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伟大的苏联能够在兄弟般友谊中团结六十个以上的大小民族。而其中每一个民族都能完成它对于苏联整个文化发展的供献。
苏联文化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继承着延续着，并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着，旧的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中一切最优良的前进的东西，我们由列宁的原则出发，就是在以往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一种是假的文化，经常有创造这种文化的，剥削阶级的临时的，偶然的，易于消失的特点，另一种是真正的文化，虽然往往也是由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所创造，但是在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中长成的，利用了人民宝贵的创造，抱有一种大的人道主义的目的，苏维埃文化就正是继承着这种真正的文化。所有以往的最好的东西，我们都以主人翁的地位，小心地拿在自己的手里，作成人民的财富，我们就依靠以往文化的这种宝藏来建设新社会的文化。
苏联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它深切地富有爱国主义，富有民族自尊的感觉，它的这种爱国主义与那些假的爱国主义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后者更正确地应当叫作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甚至想把自己文化中的一切落后的东西，强加到其他民族的身上，这是因为他不尊重和蔑视其他民族，和追求物质的利益，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真正的爱国主义，是进步的爱国主义，它由人类最崇高的愿望出发的，这种愿望就是要和其他民族共享人民在自己文化发展上，所创造的最进步的和最优秀的成果。
因此，苏维埃人们在他们文化发展方面的民族骄傲，是从这样一种高尚认识出发的，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是首先能够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消灭民族歧视，实行普及教育，男女平等的国家，苏维埃人们感到，这是人类生活中更为公平的制度，世界上其他民族也会经由自己的途径走向这种生活制度，而这个也就是苏联人民民族骄傲的原因。
最后，苏联文化的第五个特点是它贯彻了党性，在我们文化的党性之下，我们恰恰体会到，它是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并且自觉地提出共产主义教育人民的目标。
伟大的列宁与斯大林指示我们，文化从来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无党性的，如果常认为文学无党性，那末这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对于统治阶级的奴性，这正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有爱恶，人们所创造出的文化也有它的爱恶，它拥护某一种东西，而又反对另外一种东西，我们的文化拥护苏维埃人民和它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它的目的是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人民，既然是这样，那末就要日日地，时时地，在人民面前，来揭发帝国主义者的假文化，揭发奴役各民族的文化，战争的文化，憎恶人类的文化，所以苏联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就是在这和它的敌人作斗争的旗帜下，来发展着的，领导苏联新文化建设全部过程的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党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党，每天都在指导着苏维埃文化工作者的活动，党最关心的是我们能够正确地看到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能够适时揭发敌人的阴谋和诡计，在两种文化——共产主义高度的文化和吃人的帝国主义者的假文化——的每天的斗争中，党教育着我们和文化创造者——人民的密切联系，并明显地觉悟到文化发展的高度共产主义的目的，这都是苏维埃文化工作者，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工作者的重要条件，他们是和金钱势力，个别出版家，政府官吏，大的资本家老板是毫不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就是他们在精神上优越于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工作者的。
我现在再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和它的文化工作者，热烈的致敬礼，我们确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在文化方面，将要焕然一新，人民革命的胜利，将使中国人民，列入指示全人类道路的世界最进步的民族之中。
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新文化万岁！
中国知识青年和他们的前途万岁！
（北大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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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副团长
西蒙诺夫广播演讲词
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副团长西蒙诺夫十月八日晚应邀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广播词全文如下：
自由、统一、人民民主新中国的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无线电听众同志们，我代表来到自由中国的首都——北京，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以及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的苏联文化界代表团，向你们致友好的、兄弟的衷心敬意。
我们来到这里的代表团，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大民族伟大的友谊的。它代表千百万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学者和作家演员和工程师、教师和医生，代表先进的苏维埃知识分子最广泛的阶层，向你们致敬意。
差不多二十五年以前，中国伟大的活动家孙中山，在他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著名的信里，预言地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决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这种预言式的预见是实现了。它的实现，是由于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多年来进行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美国帝国主义者，反对人民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的奋不顾身的斗争。
现在这个日子已经来到了，我们苏联人，在强大的自由的中国祝贺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为了争取全人类美满的未来而斗争。
我们在举行庆祝中国人民伟大斗争和伟大胜利的盛典的日子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会成立的日子里来到中国，这对我们苏联代表团，是莫大的荣幸。
我们很荣幸地能够在十月一号在北京来渡过中华全国人民伟大的节日。我们有机会听到中华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有历史意义的宣言。
我们亲眼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部队的盛大的检阅，这个部队在长征的困难日子里，在与日本强盗进行无情的斗争的日子里，在摧毁及俘掳反动的国民党军队的胜利日子里获得了无上的光荣。我们看到中国人民自由与独立的保卫者，他们乘着坦克车和装甲车，配备着自动步枪和机关枪，拥有着炮兵和空军。
在我们眼前经过的军队，不仅是摧毁了中国反动派的军队，而且也是带给美国帝国主义以残酷失败的军队。我们看到了美国制造的自动枪，迫击炮，机关枪和大炮，这些东西曾由美国的战争煽动者们为着消灭人民解放军和绞杀中国人民而送到这里来的，这些东西在战斗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夺取过来，并在解放军手里变为反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的武器。
我们看到了极盛大的示威游行，有几十万北京的市民参加，在天津也有过同样盛大的群众大会。我们看到胜利了的人民的凯旋，而我们苏联人，深知为自己的胜利而觉得荣幸和骄矜的那种优越的情感。这种胜利是中国人民经历那么长久和困难的道路才达到的。我们苏维埃的代表们，恰在最激动的时刻来参加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登上会议的讲坛，在他开始讲演之前，宣布伟大的苏联在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人民民主中国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全场对这一消息欢声雷动，我们的中国朋友以及中国的朋友的我们苏联人，同样欢喜地参加这种欢呼。在这一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因为能够代表全体苏联人和中国的同志们握手并致衷心祝贺而感到骄傲。
我们苏联代表团参加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也参加了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我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和盛大的事件。各民族间和平的问题以及与领导和平阵营的国家——苏联的友好问题，是相互密切关联的问题。苏联的朋友——永远是全世界和平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全世界和平的拥护者就是苏联的朋友，是它在各民族间推行彻底的，不屈不挠的和平政策的朋友。反之，宣布自己是苏联敌人的人们及政府，事实上永远是新战争的公开或暗藏的挑拨者，也就是包括他们自己民族在内的一切民族的敌人。
进步的、中国最有才智者之一，伟大作家鲁迅，远在十七年前，在他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就已写过：“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己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途，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吗？”（这一段话见鲁迅著“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
是的，中国的人民和苏联的人民是朋友。而我们两个民族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者。如果说这些帝国主义者们在三十二年中色厉内荏地仇恨苏联，那么，无疑的，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也将极端狂暴地反对这一共和国，这一共和国的政府，已经宣布人民民主，各民族平等及民族之间和平的原则。
是的，应当想一想，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挑拨者的狂暴，吓不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也如三十二年来它不能吓倒由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所领导的苏联人民一样。
我们两大民族将鄙视我们共同的敌人，和平的敌人的凶恶的阴谋。我们两个伟大民族在生活及文化一切领域内，将安静地从事巩固自己友好的工作。我们苏联人深切地关怀：如何使苏联全国广泛阶层能够更完全地和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人民古代的伟大文化，认识他们的英勇的解放斗争的历史，认识他们在生活各领域中的现代的成就，认识他们现代的文化和艺术。
我们向中国的同志们作一种诺言，在我们回到苏联之后，将尽我们自己的一切力量，使我们苏联的读者们和无线电听众们认识人民民主中国的一切成就。在我们访问中国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这些成就，同时，苏维埃社会的广泛阶层对这些成就也将感到极大的兴趣。我们，苏维埃文化的活动家们，在自己方面也很乐意把我们自己在建设着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国家中，在文化、文学、艺术和国民教育领域内所获得的各种成就，介绍给先进的中国社会的广泛阶层。
亲爱的同志们，无线电听众们，我的简短的讲演要结束了，让我代表苏联文化工作者，再一次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最友好的敬意，并祝你们各位在人民民主中国的伟大建设中的成功，祝各位在农村、在工厂、在机关、在学校、在大学、在军队里工作的成功。
具有伟大传统的中苏两大民族巩固的牢不可破的、永恒的友谊万岁！
世界上任何力量不能破坏和动摇的我们伟大的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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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团员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
杜伯罗维娜广播演讲词
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团员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伯罗维娜十月九日晚应邀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中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广播词全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
让我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民族，代表苏维埃的知识分子和千百万的苏联的儿童，向你们——伟大的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致最热烈的友谊的敬礼。
全苏联的人民，全世界进步的人类，曾以欢喜欲狂的心情，注视中国人民及人民解放军多年来为反对日本侵略者，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者及卑鄙无耻的人民叛徒蒋介石，而进行的英勇的斗争。
全苏联人民，所有进步的人类，都以十二万分高兴的心情亲眼看到这些最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是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为了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为了使中国成为统一的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获得的。现在，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已经开始了新的时代——解放了的中国的时代。
在胜利地结束了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力量，将用于创造和建设工作，以大力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科学及艺术。
我们，苏联人，衷心地热望中国人民在他们当前为了他们的福利而进行的建设工作中将获得胜利。苏联人民热爱中国人民，并以和中国人民的友好而感到骄傲。苏联人民诚心诚意地，准备和我们中国同志们，交换我们苏维埃政权三十二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如果我们在经济建设及文化方面的经验，可以帮助中国人民更快地克服那些由于吸血的帝国主义多年剥削中国的结果所造成的困难的话，我们是非常高兴的，帝国主义曾使广大的中国人民陷入黑暗和愚昧的境地。
在我们国内的共产党，一向对国民教育问题特别重视，我们认为，为了使广大的群众受到教育和就学而进行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刚一胜利，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国民教育事业的根本改组，当时就实施了很多措施“目的在如何能更迅速地把本国精神生活充实光大起来”。这在列宁签署的人民委员会议关于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命令里记载得很明白。革命前的俄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按着阶级和身份的原则组织的。教育成了富有阶级的特权，为了使每个苏维埃国家的公民，只要他有才能，而不论他的家庭经济情况怎样，都可以毫无阻碍地从低的教育阶段，进入高的教育阶段，苏维埃政权提出单一的学校的原则，作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苏联宣布并保证一切公民，不分性别、民族、种族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成为真正的人民的学校了，在学校中的学习，是用学生自己的语言进行的。
学校教育的内容，根本地改变了。在旧的革命以前的学校中，真正的科学的讲授，是没有保障的。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的学校伪造科学，并且用迷信的毒物来毒害学生的意识，培养宗教的狭隘观。
在苏联的学校，保证了真正的科学讲授。学校是普通的学校。苏维埃国家一成立，学校就与教堂分离了。在学校中不讲授宗教教义，学校给学生们灌输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
列宁代表共产党，向全世界公开地、清楚地宣布，学校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与政治家所宣布的教育的“超阶级性”及“有教无类”是伪善和欺骗。列宁说：“学校脱离生活脱离政治，这是谎言和伪善”。
革命前，沙皇政府把人民陷于黑暗和愚昧无知之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文盲。居住在前沙皇俄国的许多民族，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五分之四的儿童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国民教育费在国家预算中只能占很小的一部分。
苏联经济的发展，在实施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化的工作中，得到了普遍的成功，这就是给广泛发展教育，建设和推广小学、中学、大学以及学术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造成了优越的条件。在列宁斯大林党的领导下，我国已实现了真正的文化革命。斯大林宪法第一二一条，确定了人民的受教育权。在苏联，已推行了扫除文盲的巨大工作，设立了许多学校和讲习班，来扫除文盲和半文盲，当时曾提出“每一个识字的教会一个不识字的”的口号。
现在，苏联已成为人民普遍识字的国家了。只有在五、六十岁以上老年人中间，才能偶然遇到不识字的人。
在苏联已实施了对儿童的普遍强迫教育，这是重要措施之一。最初是在城市和工人住宅区，推行七年制的强迫教育，在农村推行四年制的强迫教育。同时，在城市和乡镇中又广泛地扩充中等教育。自今年这个教育年度起，七年制普遍强迫教育，已经推广到农村去了。
为了保证所有儿童都能入学，曾展开了广大的校舍建设。这些年来苏维埃政权，建筑了两万余所宽大的、敞亮的、设备优美的新校舍。苏联政府为了满足学校与国民教育的需要，支付巨大的费用。俄罗斯联邦的总预算中，文化费用占百分之七十一。用于苏联全国的文化的总支出，本年度达到了六百一十万万卢布。
为了不仅使儿童有受教育的机会，并且要使成年人、工人和农民也有受教育的机会，在苏联为工人农村青年和成年的工人农民，特设了许多普通学校，凡是愿意受普通教育的，都可以在不脱离他们的主要工作的条件下，得到读书的机会。现在，在我们工厂的车床旁边，可以遇到很多工人，在田地里的拖拉机上，或其他农业用的汽车上，遇见很多农人，他们不只受过小学教育，而且受过中等普通教育或中等专门教育。
高等教育，在苏联也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在大学校里，在高等专科学校里，以及他们所附设的函授科里，学习的人有一百多万。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号召，在苏联，已宣布了青年向科学进军。成千成万的青年男女们，用心地不倦地努力学习掌握各种知识，取得了各种极其不同的科学，技术，艺术等部门的专门知识。
因此，在苏联，在苏维埃政权的这些年份，从工人农民中间涌出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
民族加盟共和国的文化，已达到了从所未见的发展。这些共和国，过去都是属于沙皇俄国的落后边区。学校网的大规模的建设，教学采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招收的学生不分男女（女子过去是不能入学的），高等学校网的发达，这一切，使加盟共和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本民族知识分子干部的栽培，都受到了很大的帮助。
在苏联，教师这门工作深受全国人民的崇敬。教师们都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优秀的教师被选为地方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对于教师的长期而卓越的工作，高级政府常以勋章和奖章奖励他们。仅仅去年一年，就有十万零二千教师受过奖。
苏联政府对苏联的科学发展非常注意，苏联科学院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最进步的科学机关。
因此我们有权说，苏联已变成了世界上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变成了先进的进步人类的明灯，变成了世界所有平凡人们的和平幸福的堡垒。
苏联人民深切地热爱中国人民，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自豪，祝贺中国人民在建设工作上，在文化、科学、艺术的发展上，获得新的成就。我们苏联人民很高兴，很愿意帮助中国人民，帮助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换工作经验。
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他的领袖和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万岁！
中苏友好巩固万岁！
进步人类的领袖、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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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君主立宪派
刘大年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这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所指出的重要教训之一。只须稍微熟悉一下君主立宪派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革命的敌人，也向来懂得这一点，而且还很熟练。
一九○五年以后，反动黑暗的满清政府，想拿“准备立宪”作为诺言，来和缓一下已经十分迫近的革命危机。使一部分对满清专制落后不满而又对革命害怕的人们，起来要求把“君主立宪政体”赶快见诸实行。他们建立各种组织，到处宣传号召，在一定社会阶层里形成一个小小运动。而参加这个运动的人们在政治上也就单独成为一个派别——君主立宪派。身为大资产阶级与“开明”地主新式官僚代表的张謇、汤寿潜、熊希龄、伍廷芳、汤化龙、谭延＠等等，就是这个派别前后出名的领袖人物。
比立宪派更早形成的，还有两个政党性质的团体，一个是领导革命的同盟会，另一个就是反对革命的保皇党。立宪派与两党不同，一开始就以“中间”面貌出现。他们反对同盟会，也拒绝与保皇党公开合作。特别是在“实行立宪政体”这个中心问题上，同盟会认为要“共和立宪”，即先用革命手段推翻满清，然后实行民主宪政。立宪派坚决反对，说这是“太阿倒持”，未免过左。与此同时，保皇党认为只能“以开明专制为立宪制之预备”，因为“人民程度未及格”的缘故。立宪派也不赞成，说这将“隐忍终古”，又未免太右。因此，他们自己就作出结论：“要之政体不一，而欲求有利无弊，首推立宪君主之制”——此外附加一点：立即实行。可是，满清政府却衰弱得连这么一个温和政策也不敢坚决采取。自一九○六年下诏“仿行宪政”后，直到一九一一年各地争路风潮已起，还在一味敷衍搪塞，使立宪派在各种热诚努力之后，大失所望，不得不考虑要改变方式，来继续维持它们这个阶级的统治利益。
同年十月十日，同盟会影响下的新军在武昌起义，很快形成一个起义群众向清朝统治武装进攻的汹涌浪潮。但起义领导上的许多缺点，又从各方面迅速暴露出来，于是，君主立宪派们所要重新采取的方式就找到了。
武昌起义的第四天，君主立宪派首领之一，湖北咨议局长汤化龙首先变成了武汉军政府的民政部长，十月二十二日湖南咨议局长谭延＠又变成了湘军都督，不久四川的咨议局长蒲殿俊，浙江的汤寿潜也相继取得都督名号，一时君主立宪派的许多重要脚色都挂起“革命”旗帜，并自称一向就是“拥护”革命的“中心人物”，开始把他们的一只脚插在革命阵营中。
就在汤化龙参加“革命”的同一天，立宪派另外一位重要首领张謇急忙从湖北赶到南京，往见满清“将军”铁良，要他马上派援兵赴鄂，同时；向清室奏请“速颁决行宪法之论”，铁良不肯作主，二十五日张謇往见两江总督张人骏，说“武昌地据上游，若敌顺流而下，安庆又有应之者，江宁危矣”。张人骏不听，张謇又于第二天跑到苏州找江苏巡抚程德全，重申他的“请速颁宪法开国会之议”，程德全同意，张立刻同另外两位立宪派分子雷奋、杨廷栋替程德全起草奏折。到十一月一日江苏咨议局又直接致电清政府：“请宣布立宪开国会”。把他们的另一只脚仍然站在满清朝廷里。
到十一月中、各地起义，独立还在继续发展，满清中央政府在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的驻华代表朱尔典等严厉督责下，只得重新起用“隐居”在彰德的袁世凯，由他组织内阁，正式向民军提出“一、下罪已诏，二、实行立宪，三、开除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四个条件求和。派唐绍仪为代表到汉口谈判。朱尔典更训令汉口英领事出来介绍和议。而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与战地指挥官们，在起义军面前也都莫展一筹，相率逃走。君主立宪派遂一面进一步、强调“共和”的完全必要，劝告清室马上退位。十一月间张謇单独致清内阁一信说：“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惟北方少数官吏恋一身之私计，忘全国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宪耳，然，此种谬论，全国非之。”好象已经完全忘记了，只有他们自己，才是“此种谬论”的坚决倡导者与执行人。同月十四日，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更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要它们也“赞成共和”。同一天，张謇又干脆拒绝清政府委他做什么“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的拉拢。其他立宪派分子则从上海跑到汉口，又从汉口跑到南京。选举了黄兴为“大元帅”，还准备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
但同时，另外一面，立宪派把满清政府放到一边，开始了秘密和袁世凯谈判如何私相授受总统的问题。在张謇给袁世凯的许多秘密电报中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公声名俱泰无穷之利。”
在北方当时的立宪派首领杨度更拉着同盟会内叛卖分子汪精卫于十一月十五日在北京打出“国事匡济会”的名义，让汪暗中从同盟会内部为袁世凯效力。这时袁世凯还装腔作势，也确实没有把握就答应下来，张謇接到的许多袁世凯回电中，其一有云：“凯衰病断无非分之想……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困难万分”。但立宪派并不怕这些困难，还是一直为袁世凯努力下去。
这就是君主立宪派从武昌起义到南京政府成立期间活动的主要手段。领导起义的同盟会，对此不但没有提起警惕，加以揭穿，而且还通过他们去和袁世凯打交涉，让他们的阴谋更得到了发展。等到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从美国回抵上海，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组成南京政府，立宪派已在假革命面具掩盖下，把自己的势力培植得非常牢固，成为同盟会在南京政府中所不可战胜的反对派了。
南京政府除孙中山与黎元洪分任正副总统外，国务院的阵容是：陆军黄兴，教育蔡元培，海军黄钟英——同盟会。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司法伍廷芳——立宪派。外交王宠惠，内务程德全，财政陈锦涛——官僚政客，不属两党，但又分别与两党有联系。很明显，这是一个同盟会与君主立宪派的临时联合政府。同盟会表面上有兵权，但实际上它没有多少可靠的武装。立宪派表面上没有财权，但是实际上它有足以影响政府前途的财力。最初同盟会会内定张謇为财政总长，想借重他筹划一笔经费。孙中山回到上海时曾经宣布，他是两袖清风，一钱不名，只有经过黄兴向张謇再三要求，才由张出具“保证书”向日本三井洋行借得三十万银元的政府开办费。正在这时，张謇发表了一个“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意见书”，说每年有八千万两这个惊人数目的款额无处可筹，因此，他“不能担任财政”。这是立宪派作为反对派的第一着。
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后，立宪派在名义上担任了几个“总长”，但是，他们从来不出席国务会议，更谈不到执行任何职务。这是他们作为反对派的再一着。
政府可靠武装既很少，就委任许多实力不大名义不小的杂色军队，由陆军部负责军饷，弄得孙中山与黄兴被形容为“罗掘俱穷”。黄兴几次恳求张謇：“望公有以助我”。张表示无能为力。后来孙、黄竟向日本人抵押汉冶萍公司去直接借款，张謇说他“忝任实业，对此负有全责”，又坚持反对。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再三解释，他提出辞职不干。孙中山竭诚挽留，并说“时危拂衣，想非所忍”，但他坚决拂衣而去。这是他们作为反对派的又一着。
原属同盟会而只单纯反满的章太炎等，在孙中山回国前后，就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立宪派中张謇等也曾向孙中山提议“销除党名”。现在张謇与章太炎、程德全、赵凤昌等组成“统一党”，实行用新的组织在政府内外与同盟会对抗。这是立宪派作为南京政府反对派的再又一着。
君主立宪派这许多反对活动，不但与它们拥戴袁世凯的阴谋分不开，而且与帝国主义瓦解南京政府的政策也完全一致。当孙中山还对美政府存有幻想，由王宠惠以外交总长资格两次请求美政府对南京政府加以承认时，美政府一概不理，反同英国一起，在中国国内制造出“非袁则亡”、“非袁莫属”、“非袁则不承认”的空气，对南京政府施以压力。在上述情形下，孙中山只好以落得“共和”两个字的空名，经过“南北议和”形式，发誓把政权向袁世凯交出去。到一月中旬南方立宪派伍廷芳与唐绍仪之间的公开交涉，及北方立宪派杨度与汪精卫之间的秘密交涉，把满清退位，孙中山也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方案谈判成熟。这时，张謇就在上海赶紧起草一个满清退位“诏书”，电达袁世凯替清廷宣布，最重要的一段是：
“袁世凯前经咨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这不仅用清室名义给了袁世凯一个接收南北两政权的公开把柄，而且也明白规定了袁世凯政权的性质不是起义政府的继续，而是满清统治的一脉相承。君主立宪派们把所有这些重要过程一步步完成之后，孙中山遂被迫于满清退位的次日——二月十三日宣布辞职，由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集中代表袁世凯坐上了临时大总统的位子。
原来君主立宪派附和起义，冒牌革命，又半路拆伙，让起义阵营垮台，这样翻云复雨，就为的是把政权从革命派手里拿过来，再交到反革命派手里去。袁世凯夺取总统地位成功后，君主立宪派参加“革命”的任务也就胜利完成了。
到了一九一三年，原来同盟会中一部分人发动“二次革命”，立宪派把所有“中间”、“革命”、“联合”的幌子一律抛到九霄云外，由熊希龄、张謇、孙宝琦出来与保皇党梁启超打成一片，组织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把袁世凯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再过几天，跟在美帝国主义论客古德诺后面，君主立宪派中的杨度、严复等联合几个同盟会叛徒发起“筹安会”，从一九一六年八月到同年十一月的三个月中，就把一个“今大总统袁世凯”变成了“中华帝国皇帝”。这就是君主立宪派的大功告成。
没有疑问，只有由于领导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同盟会缺乏群众力量的基础，君主立宪派才能够发生了作用。现在，历史早已走进一个新的阶段，革命的一切主客观条件，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了，但是这一段历史教训，却仍然值得我们的温习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