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苏联是怎样确立国家监察制度的
梅赫里斯 著 何歌 译
一
社会主义的国家监察（一）的历史，清楚说明了列宁——斯大林党是如何灵活地领导着国家管理机构，估计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一阶段的不同环境与特点。
俄国工人阶级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而掌握政权后，摧毁了剥削性的国家机构，旧的资产阶级官僚机构被根本推翻和肃清了。年青的苏维埃国家面临着新的任务——要在与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本不同的基础上组织国家的经济，在生产和分配方面树立新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没收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而造成的。
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在管理国家和领导国民经济各部门方面经验丰富的干部。而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实际上掌握执行机关，使它民主化，要教导国家机关，灵活地领导它，从而真正的统治国家。
在这样的条件下，斯大林同志特别重视通过监察机构来积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便把这些经验有系统地介绍给青年干部们，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党中央和国防会议给列宁的关于贝尔姆城陷落原因的报告中，斯大林和捷尔静斯基都注意到，大批绝对正直的、忠诚的、坚定的工作人员所以在工作中放任错误，是由于缺乏经验的缘故。“如果苏维埃政权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积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把他（经验）介绍给那些年青的、热望协助无产阶级的工作人员，那末，社会主义俄国的建设将快得多和稳得多”。
组织社会主义监察的问题，成为急不待缓的了。然而，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却正被那批腐旧的、大多数是反动的沙皇官吏们掌握着，这种监察是与沸腾的革命生活脱节的，带着浮而不实的、完全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性质。因此，当然不能指导任何人，也指导不出什么。在内战和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这样的监察只是制造出一堆堆的废纸，脱离了迫切的实际问题，并且事实上阻挠了一切革命的计划。这样的监察机构在人民大众间没有获得，也不能获得任何信任，更不必说威信了。斯大林同志说过：“这是唯一至今还没有受到那种其他一切机关都经过的整肃与改革的机关。为了要做到真正的、切实的、而非纸上的监察，必需用注入新生力量的方法来改组现有的国家监察机构。”
苏维埃共和国的监察工作情况，是第八届俄国共产党（布）大会的讨论对象，这次大会在决议中要求“建立真正的、切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监察制度。”问题发生了——谁来担负这桩艰巨的工作，谁能够在复杂的军事环境中，在经济混乱的条件中解决监察与组织苏维埃工作的任务，谁能够领导整肃苏维埃机关的工作，革除官僚主义，从而帮助党坚定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伟大的领袖和苏维埃国家的创立者列宁，认为没有比斯大林同志更好的人选了，应该把改组和领导国家监察部的重任交给他。这时，斯大林同志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委员，一直留在内战的前线。当后来，在第十一届党大会上托洛茨基分子企图削弱党手中的最重要的监察武器，而提出所 谓斯大林同志难以一身兼管两部工作时，列宁说道：“我们需要一个人，使任何民族的代表都可以去找他详细讲述事情的原委。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呢？”列宁接着回答道：“除了斯大林同志，没有别人。”对于斯大林在国家监察方面的工作，列宁也给以同样的答复：“工作是艰巨的。但是要好好处理检查的工作，就必须一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将陷入卑劣的阴谋中。”
在一九一九年四月三日列宁主持的人民委员长会议上，讨论了斯大林同志所拟的“国家监察法”草案。这是摧毁纸上的、官僚的监察，使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计划。列宁对这草案提出了许多补充意见，还可以从列宁和斯大林在人民委员长会议席上交换的字条中看出来。在给斯大林的字条上列宁写道，应该建立工人参加的监察机构，有计划地让无产阶级中的觉悟分子和三分之二的妇女来参加这项工作。首先，要根据各民的控告来实行迅速的检查，采取革命的措施来和浪费及呆滞斗争。特别需要注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量。
在这张字条的下端，斯大林答列宁道：“这是改组后的国家监察部的政策问题，我对这几点毫无异议，相反，它们是必要的。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大会上根据斯大林的报告讨论了并且一致通过了“国家监察法”，由列宁、斯大林、加里宁签署。在这会议上，斯大林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改组国家监察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它民主化以及与工农群众接近。使国家监察部成为人民的、广大工农群众所能接近的机构，通过监察，把他们吸收到新生活建设工作里来——这就是国家监察机构要解决的任务。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这一列宁和斯大林的命令奠定了组织真正人民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监察部的基础。
组织社会主义的监察，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斯大林展开了紧张的活动，以根本改造国家监察机构，并使他工人化。新鲜的、布尔什维克党性和原则性的气息渗入了监察工作。旧时的沙皇监察的作风——麻木的形式主义，对上级的奴颜和恐惧，对强者的吹拍和谄媚——从根铲除了。国家监察部成了党和苏维埃政府使管理机构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中的工具。国家监察部的人事组织经过了彻底的整肃。工人和农民，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进入了新生的国家监察部。
当时国家监察部做了如何巨大的工作以及斯大林同志带来的新作风的深度，是不容易说明的。我们且引述一个意义深刻的文件吧，这文件是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距通过改组国家监察部的法令不到一个月）给希格雷城的特别监察员的：
“希格雷城国家监察部特别监察员：
在研究农民骚动的发生原因时，除研究本县农民群众的一致政治情绪外，请注意：
（１）土地局和国营农场管理处在组织苏维埃农业时的政策：是否有不正当的征用农民土地来组织苏维埃农业的行为；是否有其他严重影响农民经济状况的强迫行为。
（２）组织集体农业时土地局的政策：在组织农业共营团、农业组合、共耕组等工作中，是否有强迫的因素；组织集体农业时，是否有破坏当地农民利益的事情发生。
（３）制糖总管理处在将甜菜种植场的土地收归国有时的政策：实施国有化时，是否有破坏农民基本利益的情形；收归国有的田地是否造成农民使用土地的困难；有无其他足以引起农民不满行为（例如，制糖厂占据了远超过它实际需要的土地面积；把以前没有种过甜菜的土地收归国有等）。
（４）以及下列诸问题：农民骚动是否为本区土地太少的结果；不劳动分子的土地是否划归农民使用，条件如何；本县土地局或其个别代表的活动中，或各村土地局的活动中，是否有不遵照中央命令而引起农民不满的行为，当局是否有无能或滥用的倾向。
收到电报，请将采取方策电复国家监察部。
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长 斯大林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
这样的文件使国家监察部的工作人员获得了政治上的指南，学会了站在党的立场上解决政治问题，在列宁——斯大林的关心人民的精神中受到了教育。在组织集体农业时，是否破坏农民的利益，是否有强迫的因素，制糖总管理处的政策如何，收归国有的土地是否造成农民使用土地的困难等等——这些尖锐的政治问题都非常清楚明白地向国家监察员提了出来。
在这小小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为党内的列宁路线而斗争的完整的政治纲领。斯大林同志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断地提出正确执行党对农民的政策问题。当你读着斯大林同志的这个电报时，你自然而然会想起布尔什维克党为改造个体的农民经济使它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艰苦斗争的阶段，会想起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的理论。
一年后——一九二○年二月——国家监察部改组为工农监察部。在更广泛地吸收工农参加监察和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监察的统一机构。改组后的监察部的任务，是加强与官僚主义斗争、与呆滞、报销、麻木的倾向斗争，检查和研究苏维埃政权各机构在行政管理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监察工作具有了真正全民的性质，工人和农民通过了监察部学会了管理国家的工作。在关于工农监察部的任务的信中，列宁写到：“工农监察部的任务——不但是，或与其是‘破获’，‘追捕’，毋宁说是善于纠正。”
必需使工农监察部的工作人员认识新的立场，认识自己的任务。在这方面，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在斯大林同志支持下召开了全俄工农监察部负责工作者会议。
斯大林同志在这会议上的演说，深刻分析了国家机构的状况和国家面临的任务，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监察工作方法。斯大林向工农监察部的工作人员提出两项基本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监察工作者要协助中央和地方的执政同志们确立最适当的统计国家财产的方式，确立适当的会计方式，协助整顿供应机构、平时和战时的机构、经济机构。
“第二个基本任务是工农监察部在其工作过程中要从工农中间培养出足以掌握整个国家机构的指导者。”
监察部的改组方针是：以新的力量来积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协助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农干部。这就要求进一步改变监察和检查工作的方法与形式，要求坚决加强我们各机关的监察机能。
斯大林深知监察人员工作中的困难，深知个别旧官吏对工农监察部的忠诚工作人员的仇视，深知官僚主义者为隐瞒他们所领导的各机关工作中的错误而造成的种种困难。对于监察人员的这些困难和危险，斯大林说道：“但是工农监察部不必害怕这些。它应该牢记着一条基本规则：不要怜惜个人，不论他们占据怎样的地位，只怜惜事情，怜惜工作的利益。”
斯大林主持的这次全俄会议是工农监察部工作人员的一个大规模的政治教育的学校。斯大林同志的演说，至今还被监察工作者仔细研究和学习着。国家监察人员应该是怎样的，他应该具备哪些品质——这个迫切的问题，在这篇政纲性的演说中，我们可以找的答案：一个国家监察员应该有巨大的耐心，无瑕的纯洁、忠诚、公正，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性。斯大林同志一再指出，工农监察部的工作人员“应该是纯洁的、无可非难的、公正无私的。所以需要这样，是因为他们不但有形式上的、而且有精神上的监察别人，教导别人的权利。”
斯大林同志任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三年，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依照列宁的提议，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为止。在这期间，社会主义的监察是党的忠实助手，在检查国民经济各部门方面，在对资料的不经济及浪费，尤其是粮食的浪费斗争方面，在改善政权机构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变成了积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心，同时应该指出，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另一重要功绩是它成了一个实践的学校，在那里面工人和农民一方面参加监察和检查的工作，一方面学习了怎样工作得更好和怎样治理国家。
二
内战结束后，布尔什维克党立刻从事复兴被破坏的国民经济，战时共产主义的转变为新经济政策，迅速地、大大地提高了农业。但同时，新经济政策的曲解和投机的倾向摇撼了部分国家机构。列宁集中力量来改善国家管理机构，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机构，减缩支出，与各种浪费和滥用斗争，严厉节约，以发展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和国家电气化。当时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要求改组国内监察机构，改变它的工作方法，增加新生力量。这一监察机构的工作必须十分灵活，要渗入每一角落，过问一切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列宁把我们的工作的一般计划，党的政策及其战略战术计划，与改组合并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工农监察部的任务联系起来了。在第十二届党大会开幕前夕，当他缠绵病床时，他还写了两篇文章：“我们应该如何改组工农监察部”及“宁可少些，但要好些”。
列宁要求把最好的人材集中在工农监察部里，不求人多，但要质精，要挑选特别熟练的、受过特别考验的人，使他们能获得普遍的信任。
在第十二届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斯大林同志完全赞同列宁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部合并的建议。在说明党和国家机构的问题时，斯大林特别指出，这部分报告是与前述列宁的两篇著名文章直接有关的，党要使国家机构成为服务人民的有效工具，而非虚设。“政策是正确的，”报告中指出道，“司机是卓越的，机器的型式是很好的，是苏维埃式的，而这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即国家机构中的个别工作人员却不好，不是我们自己人。”因此，正确的政治路线给歪曲了。改组后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部必须确保党内的团结，并成为改造国家机构的一切组成部分的重要工具。斯大林指出，这一改组，是为了“使我们国家里不再存留一个被老百姓指为不讲理的官吏，即使是最高级的官吏。”
大会要求把工农监察部变成一个模范的、与党密切联系的机构。在工农监察部的任务中，提出了要根据预定计划来调查经济和管理机构的领导工作，设法防止个别经济部门的贪污。大会特别注意改善那些与人民直接有关的经济机构和管理机构。大会要求对“自大和轻视工农要求的苏维埃官吏”严厉处罚。
于是，党进入了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紧张阶段。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列宁格勒党大会上，斯大林同志严厉指责了那些随便违法和慷国家之慨的领导者。他特别郑重的提出严守经济原则的任务，并要求“不白化一文人民的财产”，使每一文钱都用在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上。在这篇演说之后，斯大林和库壁希夫又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各级党组织和经济工作人员与浪费及不经济作斗争，要求把这类事实，看作对工人阶级犯罪的行为。
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部的联合机构，获得了极大的威信，在国内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成了党的强大武器。先后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部的有这些杰出的领袖：库壁希夫、奥尔宗尼基泽、安德烈夫等。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部的联合机构，协助了党与官僚主义，与呆滞、夸张，以及一切浪费和工作重叠斗争，清除了苏维埃机构中的一切不适宜的人员，奥尔宗尼基泽在第十五届党大会上并非毫无根据地回答诽谤者道：“苏维埃机构在我们的手中，它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而服务，它——是我们的机构了。”
三
斯大林五年计划在国家工业化的事业中起着特别重大的作用。一九一三年的工业水准早已超过，并且远远超过了。出现了新的重工业部门，在荒芜之地建立了新的工业中心。到第十七届党大会时期——一九三四年，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势根本改变了。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份占着统治地位。党内分裂的危机早已过去。反列宁的敌对集团——外国间谍的代理人，被粉碎了。象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监察部这样的联合机构，不需要了。由一个中心来监察整个国家管理机构和经济机构的阶段，已不适合更新的任务了。现在，在职人员对他们的工作部门个别负责的问题，以及检查党和政府的决议的执行情形，被提到第一位了。斯大林在十七届党大会上指出，“现在我们需要的已不是监察，而是检查中央决议的执行情形——现在我们需要监督中央决议的执行。”
按照大会决议而建立的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把自己的主要目标集中于检查政府决议的执行上，这一任务顺利地完成了。然而我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显示出，这种监察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国家资金和材料的计算与支用的监察，特别显得落后。
一九四○年根据斯大林同志的建议，在苏维埃监察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苏联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其任务是监察国家资金和物资的支用与计算，以及检查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形。国家监察部的主要工作方法是对各企业、各组织、各部的经济与财政活动的公文上的检查。
卫国战争期间，国家监察部的工作集中于对军需供应和国防工业的行动上的检查。卷入苏维埃人民的普遍爱国热情中的监察人员，都忘我地劳动着，以保证战胜法西斯敌人。
战争和战后时期一次又一次地显示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巨大优点。当那些受到轻微战争损害的资本主义国家呆滞不前时，苏联到战后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年底却已经超过了战前的工业生产水准。在这几年，社会主义农业也达到了巨大的成就。斯大林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二月竞选大会上描述了今后更长期间我们的巨大工作计划。斯大林说，在最近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要做到使苏联的工业能每年生产五千万吨铁、六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六千万吨石油。这真正是一个空前伟大的计划，它将保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使苏联可以避免一切意外。国家监察部将用特殊的、它所特有的方法来争取这一次伟大计划的实现。
社会主义的国家监督部在它成立的三十年间，经历过不同的组织上的变化，但它始终是党和政府检查它们的决议执行的有力武器。
在为共产主义社会斗争的条件中，国家的作用及其经济组织的机能不断增长着。巩固和改善国家机构，提高各环节中的政治纪律，提高每一个工作人员对自己的工作的责任心——这就是苏维埃监察工作人员的任务。
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必需节省人民的每一文钱以进一步发展经济，厉行节约，取消一切浪费和滥用国家钱财的问题，以新的力量提出来了。
足以迅速发展我国经济的后备力量，很多还没有发现。个别企业的领导者还常常隐瞒生产力，在拟定计划时要花巧，并不特别努力去完成和超过计划，揭发这类奸计——是国家监察人员的光荣工作。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还很落后。
在生产中节省材料、不扔弃物资——这也能够迅速提高我国的经济。但是我们检查企业的结果，发现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监察人员必须学会不但用大数目——吨，而且用小数目——格兰姆，来计算物资。
为真正减低生产成本，为精确的核算制度而斗争——这是不能离开监察人员的议事日程的。生产成本的人为的增高，使得某些企业的领导者很容易完成减低成本的计划，而不必去动员群众改善工作的质素。
为保护人民的财产，各企业中的会计制度必需健全起来，会计机构不应该专门为经济领导人员编造数字。监察人员必须特别注意这部门工作。
党和政府要求提高各种产品的质素。我们的工业能够生产世界上最好的货物，最好的机器。问题就在对工作的忠诚态度，就在对货物的品质负责。国家监察部应该更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说过：“对执行工作的卓越的审查——这就是一盏探照灯，它帮助我们了解任何时期的机关工作的情况，并且把官僚主义者和事务主义者都暴露无遗。”党中央和政府今天正努力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努力在生产中增加最新的技术，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经常的、深入地检查政府决议的执行情形——这是国家监察部的直接义务。
国家监察机构，现在能够对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复杂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深入的检查。在监察人员中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专家，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经验丰富的人材。
国家监察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跟一切解决政治问题时的官僚主义倾向斗争。国家监察部首先要以合法性、适当性的观点，从整个国家的立场来评价各种事实与现象。对于监察人员，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监察工作者不论在什么工作部门，他绝不能站在地方性的立场上，他必须不受任何部会或个人的影响。在检查和审查的时候与党机构密切联系，可以免除监察人员的这类错误。
整个国家监察机构和每一个监察人员，必须随时随地推行党的路线，绝对公正，在总结检查工作时百分之百地客观和诚实，不得有偏向，虚伪和不诚实。监察人员应该去除任何偏见，时时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某种偏见下去追查数字，这是犯了刑事罪。”
我们必须大大提高监察人员的一般文化水准和政治水准，在列宁斯大林的精神中教育他们。监察工作的繁复，要求我们郑重地培养监察工作者，使他们避免工作中的错误。我们必须做到，象列宁斯大林所要求的，使监察人员都由有教养的，可以信托的人们组成，“他们一个字都不失信，一个字都不违背良心。”国家把审察苏维埃机构，审察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重任交托给国家监察部。这大大加重了监察人员的责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不辜负人民的信托、党中央和政府的信托、斯大林同志的信托。
注（一） 国家监察，原是对国家资金支出的正当与否的一种检查。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国家监察机构仅限于检查支出的形式上的正确性和它们的公文报销。苏联十月革命初期，国家监察机构也多半带有着这种性质，直到一九二○年，国家监察部改组为工农监察部后，才有了彻底的改变。现在，在苏联，形式上的监察机能，即对于支出的合法性和正确性的检查，由财政人民委员部负责，而对于经济的适当和支出的合理，乃至对整个国家机构工作的监察，都交由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负责。
（转载“时代”第九年第二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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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２）
王学文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特点
第一章 生产方式
第一节 生产力
劳动力
生产第一个要素是劳动力，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也就是劳动者能做活的力量。照马克思的说法：“我们所说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指存在于人的身体中，即存在于活的人格中，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肉体的及精神的诸种能力的总体。”（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第四章第三节）
生产手段
所谓生产手段，就是包括土地、矿山、河流、森林、鸟兽、果木、鱼、鳖、虾、蟹等等。在广义的自然中，如象太阳、空气等人们也都可以利用，但是以土地为主。除土地与土地所包藏的东西以外，还有原料、辅助材料（或称辅料）、工具，以及发展到今天的机器，这些东西总起来都叫做生产手段。总之，生产手段就是指土地、房屋、工具、机器、原料等这些东西而言的。（有人把它叫做生产工具，有人叫做生产资料，其实都是由同一外国语来的不同译语。）
生产力的两要素
生产手段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手段二者。劳动对象是指自然，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包括土地下面蕴藏的和土地上面所生长的，成为我们劳动对象的一切；也就是劳动所加的对象，我们工作的对象。劳动手段是指工具、机器等而言。其中生产手段的两要素——劳动对象与劳动手段，是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劳动力是生产力的人的要素。这二者就构成着生产力的两个要素。（如果把生产手段中两要素——劳动对象与劳动手段分开来，再加上劳动力，就成为生产的三要素。）
生产力两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
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因其所具有的条件不同，其双方或其中的一方面如果有变动，都会影响生产力。
自然的情况与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
自然是供给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天然大仓库，这个大仓库，如果所具备的条件丰富，供给我们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也就丰富，否则就相反。例如：假若水产丰富，土地肥沃，矿山埋藏量丰饶，可以成为我们劳动对象的东西就多就好，因此，供给我们的物质生活资料也就要多而且好。例如中国沿海一带与南方河流纵横，鱼类多，产鱼丰富；蒙古水草多的地方，畜牧也就发达。又如：东北土地肥沃不用施肥土地收获量也大；山西、东北煤藏丰富煤层厚，产煤也就丰富。同时自然具备的条件本身也是时常有变动的，例如土地上的河流，有时断流，有时水量减少，不但影响水产物的产量，同时，对于农业的灌溉与水上交通运输等等方面也会发生影响。有时泛滥成灾，破坏生产与财富。而埃及尼罗河，则一年泛滥一次，从上游带来肥沃的泥土，水退后，两岸土地特别肥沃，长的庄稼特别好。这种变化历史上也是有的，中国古时有所谓沧海变为桑田，沃野变成赤土之说。中国的黄河自古以来，一直到现在，就不知道有过多少次的河道变迁（即黄河改道），每次都给黄河沿岸的人民带来悲惨的灾祸。这种自然条件本身的变化，只有人类社会生产力次第发展，科学技术次第提高的时候，才能次第为人类所控制。
生产力的物的要素除了自身的变动以外，还有由于人类加工的变动，即人类运用自己的劳动力加到自然上去，变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能为人类所控制所利用，使自然服务于人类。例如：我们浚修河道，以防水灾；开渠筑池，以流通和贮蓄水量；土地贫瘠可以加土施肥，改良土质土壤；施肥灌溉，可以改变土质；植林可以调节气候雨量，保护土壤，防旱防潦防风。各种质量不同的耕地产量各不相同，单以水地、旱地来看，就有很大的差别，根据各种调查，旱地变水地，一般可增加一倍至二倍以上。此外农业上的选种，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方法，例如：农民选择种籽，选用耐寒抗旱的，或防虫的不多生病的与产量多的各种优良品种。又如林业也同样可以改良，例如：植树、插木、接木等；关于植物的改造，苏联米邱林的科学研究与实验是有名的。不但土壤与植物可以改造，动物也可以改良，例如牛、马、羊、猪、以及鸡、鸭、鹅等都是如此，主要办法是靠选种、配种与平时饲养管理得法。苏联的猪可以长到八百斤。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