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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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富农降为中农不能说成“漏网户”
观城纠正硬找“漏网户”的错误
【冀鲁豫讯】本报记者肖航报导:观城正按照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几个问题的报告精神,纠正对待由地富下降来的中农的左倾错误。十二月上半月,观城全县二百二十个村中,除九、十月份确定地权的六个村外,有七十六个村进行结束土改与整党工作。在划阶级中,一、三、四区后山谷等五个村,均将地主旧富农下降来的中农定为地主富农成份,而加以“漏网”的帽子。一区李山谷村李中堂,自一九四零年民主政府成立以来,即停止剥削,今已八年,仍定为富农成份。后山谷划出的四户地主富农,实际全已改变成份。对于这些地主富农下降户,全是按漏网地富待遇的。李中堂,十一口人,卅六亩地,每人合三亩,恰合全村平均数,本不应征收,结果征收了十二亩;每人留了二亩;共三处院子,征收了两处,两头牛,给他留下了一个牛犊,衣服也征收了一部分;粮食则全家每日按二升半(每升二斤半)留,余者全部征收。征收的方式;李山谷是先动员,后斗争,再到被征收户的家里搬东西。征收李中堂的浮财时,搜查两次。三区张村没收了四家地主富农下降中农的财产。对自一九四零年即参加劳动而又表现好的,每人留二亩半地,劳动不好的,留二亩。而全村平均数则是三亩半左右。目前已经发生左倾偏向的村子虽只五个,但其影响却是相当大的。据十二月十七、八日各区区委书记汇报,在尚未进行结束土改工作的村子已引起波动。蒋店村的中农闻风不安,有几户开始卖玉菱买肉吃。有几个老百姓找县委组织干事史景云同志“摸底”,说:“你是咱本县人,说个实话吧。”有的群众拾粪,有的人就说:“斗争啦,还拾粪哩。”在一区若干村子里,群众说:“又兴斗啦”,“过了筛子又过箩”。县委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结合区党委十二月十四日对纠正这一偏向的口头意见,作了研究。认为发生偏向的村子虽还不多,但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将形成重大错误。其所以发生这一偏向,从领导上看,主要是县委思想有不明确之处。观城在去年土改中,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虽有而不大;另一方面,县委在九、十月进行结束土改的六个村子,发现各村都有个别地主富农下降中农,由于他们被某些党员包庇,至今还保有比一般农民稍多的土地财产。对于这些户,没有很好分析,笼统地看成漏网的地主富农,于是在全县范围内强调了查漏网户(如已是土改完成地区,这样提法就是错误的,即便要查,也应该根据任弼时同志报告中,关于新区老区地主富农下降的年限为标准,硬找乱划成份更是错误——编者)。此外,县委认为反左纠偏是对的,只是思想上又模糊觉得左倾已成事实,纠正时,贫农不易打通思想,于是遇到抵抗,就在个别问题上犹豫起来。经过检查,县委确定按照任弼时同志的报告,应该改变成份的必须改变,并根据已吗经发生的偏向,向干部进行教育,同时肯定如有漏网户,其土地财产又高出农民水平,则必须使之交出。在已经发生偏向的村子,征收的东西尚未分配,要讲明政策,启发群众自觉,改正错误。规定凡由地主旧富农下降来的中农,其土地与一般农民悬殊不大者不动,已经征收的浮财要根据情况退回一部。今后如按正确政策需要征收时,一定由中贫农共同讨论,划清界限,防止中农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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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沁阳某些村庄纠偏形成倒算
 县委予以严格批判
对倒算果实还应正式宣布无效
【太行电】沁阳召开县区村扩大干部会议,检查该县秋前结束土改工作。该县经过纠偏,群众生产情绪已有提高,全县增加牲口约两千头,城关增加工商业八十二家。但也有若干地区产生了不少右倾错误,助长了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的气焰,打击了一部分好的干部,夺取了部分翻身群众已获得的果实,致造成相当普遍的新的混乱现象。从全县看,一、四、七区(均为半老区)地主反攻的村较多,特别是七区严重。据初步了解,七区地主富农在土改后本来没有不能生活的户,但在纠偏中也不分具体对象的进行安置,退回好多东西。因为这类地区过去并未充分发动群众,此次检查,暴露出不少村只进行过假斗争,现在还有暗中保存地主财物和租种地主土地伙分粮食的。这次九十个村统计,二十五个村是在干部右倾思想支持下让翻身群众退了果实;少数坏干部并帮助地富去夺取翻身农民已得果实,有三十个村是群众不了解政策,地主富农和坏分子直接威胁群众退果实。据三个村八户地主富农统计,即以威胁方式要回土地九十四亩,房子九间,牲口三头。言庄地主富农甚至公开威吓一个积极分子说:“谁不退还就打谁的黑枪!过去你们斗争积极,现在非叫一刀一刀剐你不行!”六区张庄一街抽了七户贫雇的园地,安置地主富农补偿错斗中农,这几户贫雇农在未翻身前每人平均土地一亩六分,翻身后增至每人二亩半,纠偏后又减至每人一亩七分了。有的村干部去问区干部,区干部却说:“你们还敢左冒?”意思是说,这是霉你们左倾的结果。这样造成积极干部孤立,翻身群众不敢要地,以前分下的地也偷偷退回。群众说:“以前叫斗争,现在又说错了,以后有钱就自己买地,没钱就只好受压迫。”经过检查,该县县委决定:一、正确宣传生产纠偏政策,肯定纠偏是正确的。同时严格批判反攻倒算与报复行为。二、决定秋后结束土改开始前,全县先深入调查与总结纠偏中的经验教训,提高干部对纠偏的认识,统一政策思想,以便结束土改中正确领导纠偏。三、确实属于伤害农民利益的错退果实与土地、牲口,应给予具体解决。(编者按:如果真是地主富农威胁农民退了果实,应正式宣布无效,并领导农民坚决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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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个人特长组织副业
 南庄全村每日赚米九石
【太岳电】晋城县三区下村行政村南庄自然村,自十一月十八号将秋地刹完后,干部即组织群众转入冬季生产。按照本村的生产条件,发扬各种技艺的特长,进行副业生产。干部亲自到工厂领了二万新币,组织一部分牲口往工厂运沙,每辆车一次赚洋卅五元。又组织一部分牲口往炉上送炭,每天送四趟,每辆车也赚洋三十五元。共组织九十三个牲口,每天可赚洋三千二百元,可买米四石六斗五升。其次方炉工人十四个,每人每天赚洋三十五元,共可赚洋四百九十元,可买米七斗。煤窑工人十七个,每人每天赚米五升,可共赚米八斗五升。铁匠炉三座,工人九个,每人每天可赚米一斗,共可赚米九斗。编篮工人十八个,每人每天平均赚米五升,共可赚米九斗。木匠工人五个,有的做零工,有的给工厂做箱,每人每天赚米五升,共可赚米二斗五升。担挑运输十八人,每人每日平均赚米五升,共可赚米九斗。织席工人二个,每人每日平均赚米三升,共赚米六升。另外有油坊一座、粉坊二座,共十一个人,做豆腐二个人,织毛巾工人三个,共十六个人,每人每日平均赚米三升,共赚米四斗八升。每日全村共可赚米九石六斗四升。除每日九十三个牲口料(每个牲口一升)和赶车及工人一百九十二个人的伙食(每人每日一升米计)米三石八斗一升外,尚余米五石八斗三升,每人每天按一升米计还可养活五百八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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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晋中三专署召开生产会议
 解决生产支前矛盾
【晋中电】晋中三专署于本月初召集各县建设科长、县联社长会议,研究推进冬季生产工作。根据会议反映,自十月行署生产建设会议以来,各县在兴修水利上已引起重视,并与支前相结合。平遥对旧河渠开始了勘测和修浚。平遥、祁县、介休沿汾河群众正修筑坝口,准备明春大量灌溉土地。但对工矿业以及其他群众性的冬季生产,则未能与支前适当结合进行。领导松懈,陷于自流。为了加强冬季生产的组织领导,解决支前与生产上的矛盾,会议上特作了如下的具体规定:(一)村建立生产支前互助组织,经过群众民主讨论,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定出民主纪律。领导上应精确计算,通盘调剂,克服战勤上灾重区与一般区及村与村、户与户的平均使用民力现象,科学的使用民畜力,纠正某些地区在后方因听候支差而放弃生产,或单纯生产而耽误支前的偏向。县区必须掌握贯彻定期替换前方民工,使战勤作到公平合理。(二)结算第一阶段战勤工帐,应注意区别前方战勤工与后方义务工,勿将后方一般零星差务与前方差混同计算。前方差以日计工,后方半劳力帮助生产者,以活计工。村与村、户与户进行调剂。对支前铁木匠,应适当贴米赚工。(三)对无人区、灾区以及城市工商业贫民,在战勤负担上,应予以适当照顾。(四)组织半劳力进行冬季生产,特别应注意领导妇女、儿童生产。(五)合作社方面:老区主要是恢复整顿,在现有的力量上,组织群众生产;新区暂不组织,但群众已组织者,应注意领导。此外,县区应设专人领导冬季生产。各级经济部门,应以冬季生产为中心,并加强对灾区生产领导,予以贷款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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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察北各地贸易线路打通
 农民打破冬闲习惯
 积极进行冬季生产
【冀热察电】察北地区农民向来没有冬季生产习惯。今年经过各级领导机关说服教育和帮助群众具体组织,冬季生产已初步展开。主要内容是运销和作坊生产。现坝上坝下和草地的贸易路线开始打通,宝源等县群众跑草地、拉大青盐、到赤城、大阁等地换回布匹或其他工业品到草地。仅宝源五十四村,即有二百五十五户合股或单独跑运销的。张北大囫囵镇原只有五十八辆车跑运销,最近已增加到一百廿多辆。他们把白面运到多伦转销草地,换回牲口来,再转销坝下各地。由于运销的开展,也带动起油坊、磨坊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的普遍开展。多伦六区新增铁匠炉、钉马掌的、开店的、掌鞋的、豆腐坊、药铺等共七十五家;张北大囫囵原先只有各种作坊二十八家,现在增至四十余家。因磨坊业的开展,打磨的石匠也由三户增加到十七户。在发展运销与作坊生产中,群众新添牲口牛车的即有四十三户。由于该镇的繁荣,也带动了周围二三十里村庄的群众积极打柴拾粪(坝外地区常以牲口粪代替柴火烧),到大囫囵来换日用品。为了解决生产与支前的矛盾,各地在自愿两利的原则下,组织起三五户的小型变工组。张北一区头号村魏与等七户组成一个组,七个劳动力,开一座磨坊,连带跑运销,两个担架队员在家磨面,两个运销员跑运销,另外三个运输员在家买麦子、打闲杂和负担平时勤务。支前任务一来,两个担架队员上前方,另外的人还可以进行生产。到分红的时候,按工分红,大家都很满意。多伦六区瓦×村干部为了要作到生产和工作结合,大家自愿组织起来,轮流跑运销,互相捎车,具体规定谁赶一天车记一个工,该他值班那一天,在家的干部替他值班,也记一个工。出外的干部推一天碾子,或是打一天柴火,也记一个工(编者按:这样记工是否等价,尚需考虑),回来齐工算帐。这样将工作和生产的矛盾解决了。现在察北各地,运销业和作坊等仍在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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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与建议

  大康庄有人破坏漳河堤
 请魏县领导上派人检查
人民日报社编辑同志:
大名县城西南十五里有一道漳河故道,这条河在大康庄村北,杨未城村南。满清年间曾修了两道河堤(河南北两岸各有一道)以防水灾。
自从这两道河堤修起后,河北岸的堤,因大名城在北岸,当时的官府还比较关心,注意修理,所以堤身比较完整。而南岸河堤则年久失修,已几乎成了平地。
大康庄过去也是大名县属,自从一九四零年咱们民主政府建立后,才划归漳河县四区。日本投降前一年,漳(河)魏(县)两县合并,又成了魏县四区。
杨未城自一九四零年也划归漳河二区,漳、魏两县合并后划为魏县七区。日本投降后又划归大名县三区。
大康庄与杨未城这两个村子,因为大康庄挖堤,杨未城修堤,历史上打过不少的官司;也打过不少架。在一九三七年八月漳河水发时,大康庄反挖开河堤,使漳河决口,淹坏杨未城以东及东北一百零八个村子,淹坏田苗一千五、六百顷(约数)。当时因国民党政府正忙于逃跑,人民也是慌慌不安,故没有起了祸乱。一九四三年大康庄又以武装掩护挖堤,而被杨未城村民告发到漳河四区区公所,当时区长是连德修,对杨未城告状的群众说:“你们那里是敌区,淹了没关系!不管!”就这样,杨未城的村民就败兴的回来了。一九四五年大康庄又挖开了河堤,咱们的四区区政府又没有管(这时大名城已解放了)。当时的区长是张长江。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没有发水,今年一九四八年漳河水发时,杨未城村民去修堤,而被大康庄村的民兵用枪打散,后来魏县县委组织部长孔空亲眼看着大康庄的民兵挖堤,也不管。
后来杨未城村民告到大名县府,县府派县大队镇压,监视修堤,结果大康庄竟召集十几村民兵武装挖堤,致使杨未城下游百零八村又受洪水之灾,田苗大部被淹坏。而事后仅是叫大康庄修了修堤了事。“苗子已淹坏了,再修堤有何用!”这是堤北岸老百姓的怨声!
我要求:魏县县委会应认真的调查大康庄挖堤的主谋人究竟是谁?原因是什么,迅速加以解决。
以上这些情况免不了有些小出入,因为我没有时间作调查,但大的出入是没有的。          
               读者 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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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匠礼村初步整党的经过与经验
太岳新华分社
 一、匠礼支部的历史特点
匠礼支部是在抗日战争中——一九四四年五月建立,在反奸清算(大运动)、土地改革等反封建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三十二个党员中,工人一个、雇农一个、贫农二十三个、中农七个,没有地主和富农(秋顺的成份可能是富农、待查);没有流氓。
匠礼支部一般说是在抗日战争中、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受过锻炼和考验的。四六年参军,在杨冠鼎、杨逢喜等同志带头号召下,四十七个青年一次踊跃参军,其中有党员十一人;去年八月在支部领导下,三十七个青年参军,其中有党员八人。支部曾培养出有名的民兵夜明珠。现在的三十二个党员中,有十七个是民兵或当过民兵,四个是退伍军人,七个是参战功臣,七个是作战功臣,两个是生产模范,一个是互助模范,有两个是功上加功。但支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背着功臣包袱,表现高傲自大。
匠礼支部基本上是团结的;但他们的团结夹杂着一些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与亲属关系。他们作了许多侵犯人民利益的事情,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群众把他们叫做“一伙子、一圪串。”
二、匠礼党群关系的情况和整党的障碍
在进行初步整党前,今年五六月间,匠礼曾作过一般纠偏工作,当初发动群众时,有些误斗户及一些不满分子,和别有用心分子,把几年以来积下的各种各样的对党员的不满,都一泻而出,对党员提了许多意见,揭发了许多领导上没有发现或没有引起领导上注意的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为解决这些问题,当时领导上曾督促党员进行反省,准备向群众承认错误。
但那时没有发动贫雇农自觉起来纠偏,也没有发动支部领导纠偏、整党,而是踢开支部去干。党员思想上没有准备,群众的压力就来了,并夹杂着某些偏激报复行为,要打干部。这样就使党员与群众之间、党员与领导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党员一律躺倒不干,说:“当干部倒了八辈子!”
两个月后,今年十月四号工作组到匠礼村时,上述党员与群众对立、与领导对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消极悲观,基本上没有变,党员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说话没人听,一切工作都推不动。但他们不懂得这是自己在工作中违犯群众利益、脱离群众必然的结果,应该检讨自己,来改善党群关系;相反,他们埋怨纠偏,说:“纠了偏,群众民主了,自由了,没办法!”因此,他们继续采取了与群众对立的态度,对整党采取消极应付或对抗的态度。有些党员计划:“秋后到西面搞运输吧!”企图躲避整党。
三、传达整党方针,检查党与群众关系,引起警惕,提高觉悟
为了转变党员与群众对立的态度,使党员回头检讨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组在党员中,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耐心的工作。
第一步,个别谈,开会讲。主要的内容是:(一)肯定支部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与错误,党群关系很不好,党必须整,说明上级整党的决心,批评了对整党消极应付的态度。(二)传达整党方针,着重传达整党方法中的几个原则,强调党员自觉整党,强调全面的历史,弄清是非、功过。(三)根据支部党员的思想情况,讲解共产党员的标准,并指出革命的前途,批判了党员中的消极悲观、走下坡路的思想,指出农民过去跟着共产党翻了身,离开共产党就无法摆脱穷困。
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很久以来党员思想上的凝固状态开始有了启发,有的党员说:“听了报告,就觉得自己不象共产党员,人家讲的毛病,咱身上都有。”有的逐渐感觉到:过去躺倒不干吃了亏,群众离咱越远了。一般党员对整党认识开始转变,对工作组冷淡的应付态度,也开始好转了,开会也容易召集了。但这个时期党员对于党脱离群众的严重性,还没有觉悟到。还没有认识到群众对党的不满,是由于党员侵犯群众利益的结果,没有认识到今天整党首先应该检讨自己。
因此,第二步,工作组就号召着重检查党与群众关系。工作组提出:匠礼党群关系很不好。支部书记马上说:“对干部不满意的,也是少数的几家被斗户,一般的群众没啥。”党员邢福宽说:“不要说没啥,我看群众脱离了一多半!”石得荣说:“到底脱离了多少,这好办,咱从牌楼根起一户一户往后数,看看没意见的有几户。”这样一数,问题出来了:全村除十二户地主、农富外,共农民二百九十八户,对党员、干部的态度,可分三类:提意见和积极反对的,共一百六十二户,占全体农民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三。不表示态度的八十五户,占农民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五。拥护干部的五十一户,占农民的百分之十七点一。对干部提出意见和积极反对的原因是:(一)历年运动中,由于执行政策的某些错误与私人报复而被侵犯的共五十七户,占不满户百分之三十五(编者按:私人报复不应计算在此项内,而应计算在(三)项内)。(二)历年运动中,由于干部多占果实、办事不公,而引起群众不满的计四十四户,占百分之二十七。(三)由于干部作风生硬与私人成见,而被打击过的,计三十二户,占百分之十九。(四)由于在运动中干部没照顾到、或因私见没翻身的十六户,占百分之十。(五)与干部有私人纠纷而不满的十三户,占百分之七。不表示态度的八十五户:多半是老平气人、小娃不懂事的、女人不管事的。拥护干部的五十一户:(一)党员本人家庭或亲戚三十四户。(二)运动中受干部特别照顾翻透身的十三户。(三)历年运动中从未伤害过的富裕中农与老中农,计六户。(编者按:为何比原户数多了二户?)
这样检查党群关系的结果,党员的思想被震动了,眼睛也瞪大了。支部书记说:“啊呀!事情怕人着哩!怪不得群众见了咱理都不理,原来都有意见。”合作社理事邢福宽说:“我看现在不整党,再过上半年,群众就把咱当成蒋介石了!”石得荣说:“以前咱只顾生产,不想工作。现在想:把群众也丢啦,赚上三万两万有啥意思!”
在这种觉悟的基础上,接着又检讨了抗日时期,杨小东带领的民兵打敌人,为啥群众反对(放哨不负责任,搜腰包)?以后夜明珠(党员)领导了民兵,群众为啥拥护(能保护群众,纪律也较好)?刘致乐领导的农会,为啥群众要改组它(不代表贫苦人利益)?原志中领导了农会,群众为什么拥护等问题。使党员把亲身体验到的事实,加以讨论、回忆,使党员认识到:匠礼支部并不是一开始就脱离群众,在打日本与反奸清算的前一段,群众对党员是拥护的。这样,使他们认识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讲道理的,谁办好事就拥护谁,谁办坏事就反对谁;什么时候为群众,群众就什么时候拥护;什么时候侵害群众,群众就什么时候反对。这样引导党员认识党群关系,引导党员检讨工作、检讨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就一步一步展开了。
四、检查工作深入,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运动提高了一步
随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展开,每个党员的态度,逐渐明确;在检讨工作的后期,支部党员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如刘雪庚等七同志,他们能积极的、主动的揭发问题,他们为人正派,错误很少或较少,觉悟较高;纠偏中群众对他没意见或很少;他们能反映群众的思想情绪,代表群众的要求。第二类、如原存柱(支书)、许玉轩(支宣、农会主席)、杨小林(妇会秘书)第二十三个同志,他们自己错不大,对自己的错误也不包藏。但对于别的同志的错误不愿揭发、追究,实质上是宗派情绪。第三类、村长、副支书等四同志,他们错误很大或较大,群众对他们意见也最多。但对检讨工作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常是先给自己戴上大帽子:“我包庇了对象”,“我多占了群众的果实,这回一定要退出”、“我错误很大,对不起群众”,但他们犯错误的过程、思想实质,却一点也不揭露,他们品质不好,思想顽固、觉悟很慢。
态度不同,立场不同,反映在检讨工作中一个问题的认识,也常常对立。例如:党员刘全庆在大运动时买果实(茅厕)的问题,有的党员说:“这个茅厕离全庆远,离全喜(非党员)近,两家都想买,实际全庆有了茅厕,全喜买下最合适,结果是全庆与副村长串通,只出了几百元,把茅厕买下,群众反映不好。”有的党员说:“出钱买茅厕有啥错?全庆不当干部还是个老百姓,买下就没有意见了。”又例如:指导员与合作社换了一头驴,结果合作社赔了四万元。对这问题,有的党员认为:“指导员要换驴,合作社是圪脑上穿套裤,摸不下脸气。”有的说:“合作社赔钱不怪指导员,当时换驴价钱作的公道。”又例如:中农杨西井因偷了党员杨随朝的被子和村长的一付水桶,因而拉到冬学斗争了一顿,村长得好地一亩半,随朝得三间房、随朝哥得地二亩。讨论这个问题时,有的党员说:“不怪干部:当时群众热烈的很,干部也掌握不住,这是干部当了群众的尾巴。”有的说:“不要说群众吧,群众什时也是看干部,斗西井,干部掌握不住,为啥斗杨秋顺(武委会主任,副村长的连襟)时群众斗争了三次,干部就掌握住斗不了!”有的说:“村长得下地,又开明给甄家了,这也不是为自己。”有的说:“村长把地开明给甄家,又叫甄家娃娃给他担了半年水,这是为谁!?”
问题是很明显的,两种立场:一种是反映群众思想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与要求的群众立场;另一种是反映利己主义的思想情绪,“一伙伙”立场。这时候,“一伙伙”的立场就成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提高一步的唯一障碍。不从思想上拆散“一伙伙”立场,运动就不能前进。为此,工作组把上述检讨工作中由于两种立场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对立的问题,都提出来让大家讨论:“为什么一个问题有两种看法?”并提出:这是个人立场与群众立场问题。
经过一番讨论,使一些党员的眼睛更加明亮了,认识问题的能力也提高了。许多同志都检查出:自己的屁股坐歪了。杨随朝说:“昨天讨论天成(前支书)买房问题,当时想着:天成把自家的地卖了、牛卖了,买下这几间好房子(果实),这有啥问题?今天一想:自己的屁股坐歪了。天成买房,虽然卖了地、卖了牛,可是他接着又在斗争中得了更多的地,得到驴,这是支部书记应干的事?”
中间状态的党员开始转变,也卷入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支书好几天沉默不言、情绪不高,一直爬在桌上作记录;但检讨到立场,他感觉不说话不行了(中立不住),于是在检讨支委组织,副书记和村长的工作时,他都作了较深刻的批判。
党员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更加严肃了,对问题的追究更加认真了。因而少数坚持“一伙伙”立场的落后分子,感到自己孤立,感受到党员群众的压力、开始低头了。例如:支部组织委员,开始大家几次对他批评,他都以开玩笑的态度应付;到了这时,他的玩笑也就开不下去了。他检讨自己包庇本家哥杨林超(富农)的错误。大家问他:“为什么包庇?”他答:“因为是本家,要照顾。”有的说:“不光因为是本家哥,还因为林超给了你一块圪垛地,把你收买了。”他答:“林超的地是他嫌负担重,我典种的。”大家说:“林超以前就不嫌负担重,恰好在大运动时你当了积极分子,就把地给你了?这是啥道理!?”大家揭发他更多的坏事实,他低头了。又例如李保全,他是劳武结合英雄,十分骄傲,过去不管怎样批评他,老不在乎,还要退党。现在检讨他与杨小丑等报复打击杨老八的问题。他以“记不清”三个字来抵抗,激起党员公愤,一致起来批评他,他理屈词穷,大哭起来。
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积极分子问题
积极分子的出现,是随着检讨工作的展开与深入、随着党员思想的重新分化与结合而出现的,不能由领导上主观规定;但也不能等待现成的积极分子,必须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发现培养。培养积极分子,首先是选择对整党态度端正、表现积极的党员,进行个别教育,叫他们了解自己周围一些同志的思想情绪,并帮助别的同志认识错误。
其次,是在检讨工作中、特别是检讨工作的开始阶段,领导上应随时启发、提高党员认识问题的能力,适时的扶植正确的意见,批评错误的意见。肯定积极分子的立场,这样就能使中间分子认识提高,态度转变;坚持错误立场的少数人陷于孤立,只好低头。
第三、积极分子最后形成是调整领导成份。领导上提出新支委应具备的起码条件是:(一)分清地主与农民的界线,不包庇、不私人报复。(二)办事公正。(三)斗争在先,分果实在后。(四)热心群众事业。这时,党员们以严肃负责的态度提出候选人,选举了新支委。当时参加选举的党员,分三个小组提候选人,规定每组提六人,结果三个组仅提出七个人,正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涌现出来的较好分子与积极分子。最后当选的三个新支委,刘雪庚以三十一票当选,这说明他是广大党员群众拥护的积极分子。
在积极分子没有明确形成之前,不应特殊的召开积极分子大会,这样容易使积极分子在党员群众中孤立;但党员思想阵营已经分化,中间分子转变,坚持错误分子孤立低头之后,对积极分子即应有组织的放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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