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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众黑板
咱们解放军二十号在山东胶济路攻克了淄川县城，歼灭蒋匪万把人，活捉了两个旅长。十九号早晨，在苏北攻克商业重镇益林，消灭蒋匪六千多，也活捉住了一个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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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著
这是毛主席过去在“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党刊）上所写的文章。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到对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分析，毛主席深刻明确的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转变。毛主席说：“这是中国的‘国情’，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
一切革命工作者，参加完成中国革命基本任务——土地改革的同志，均须仔细研读毛主席这部著作。
华北新华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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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胶济西段我军连捷
攻克淄川歼敌近万
苏北打下益林歼敌六千多
【新华社华东前线二十三日电】解放军于二十日午夜，攻克战略要地胶济铁路张（店）博（山）支路中心点淄川城，歼敌近万人。前线指挥部顷发表第四号公报称：“我军一部于十九日黄昏前向淄川蒋匪发动攻击，激战三十二小时，至二十日二十四时战斗胜利结束，守匪淄博警备旅旅部与其第二团、第三团，整三十二师新三十六旅之一○六团，铁路团（原交警第一总队改编），保安第三团及其他土顽等近万人全部就歼，无一漏网。匪警备旅正副旅长均被活捉，详细战果正清查中。按淄川城为解放军向胶济西段发动攻势以来所收复之第十一座城市。
【新华社华东前线二十三日电】解放军攻克苏北第一商业重镇益林，歼匪六千余名。与胶济线胜利攻势同时，解放军苏北兵团在两淮以东，沭河、运盐河、六塘河及射阳河之间地区，发起强大攻势，十六日晚围攻阜宁逃敌于益林（阜宁西南七十里）。匪彻夜焚烧工事周边房屋，依托宽深水沟，企图顽抗。我军于攻占敌外围工事后，十七日将匪全部压缩至东南角，十八日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强渡水沟，自北、西、东三面突入圩内，残匪虽三次施放毒气挣扎，亦终难逃其覆灭命运，十九日晨三时战斗结束，蒋匪整五十一师一一三旅全部（缺三三九团）就歼，益林镇当被收复。同时另部我军在阜（宁）淮（安）公路上阻击由淮安等地出援之蒋匪整七十二师、整四十四师、整五十一师等各一部，毙伤俘匪千余名，余匪慌忙回窜。初步战果统计共歼匪六千余名，其中活捉一一三旅旅长王匡以下四千余名，另毙伤其两千余名。缴获迫击炮十六门、六○炮三十门、掷弹筒五个、枪榴弹筒三十九个、重机枪三十一挺、轻机枪一百五十六挺、步枪一千余支、冲锋枪三十余支，其他弹药军用品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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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王村抓住群众迫切要求
整党民主形成高潮
【本报消息】三王村是武安九区模范村，根据这次划阶级的结果：在一百六十八户中（被斗户不在内）中农占全户数百分之八十，其中以新中农占优势，贫雇农不及总户数百分之十五，封建早已消灭，地主富农已改变成份，土地基本填平，每人平均亩数约三亩，平均产量两石八斗。这一简单轮廓大体符合于中央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所提的第一类村。
坏党员结成小宗派为非作歹压制群众
该村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是民主。几年来，他们被支部几个主要的坏党员压迫得喘不出气，单是为了报复诬陷他人而戴上的特务帽子就有八十顶之多（有人连戴几次），被吊打过的有四十人，全村人人自危，彼此不敢相互交谈，要求搬家的有七八户。老中农极度恐慌，他们之中被错斗了的就有二十余户，没斗的也害怕不知道在哪一天会斗到自己头上。新中农认为自己翻身得的果实不保险，说不定哪一天被人戴上特务帽子又拿走，贫雇是被干部认为“落后”“没出息”的人，他们一发牢骚，便被指为特务说破坏话。在这样恐怖的少数人专权下发展了一个街宗派关系：前街干部多、党员多。后街仅有两个党员（他们被坏党员排斥着），现在没有一个当权干部，绝大多数人被戴上了“特务”帽。后街群众不少人把少数坏干部统治看作是前街压迫后街，少数坏干部也利用这种群众盲目情绪来制造对立，缓和群众情绪，转移目标。其实这一切错误的根子都是支部里几个反人民的小宗派：其中有以李兴贵（李现在武安永茂昌工作，前为村武委会主任）为首的兄弟党（兄弟三人系党员为非作歹），有以支部书记杨守安为首的本家党（本家兄弟均系党员）。这些小宗派以李兴贵、杨守安为首四面八方地压制了群众。
三王村工作组，在赵庄取得必需根据群众要求来进行工作的经验，到村后了解该村这一基本情况，确定工作的入手处是满足人民民主要求，关键则在于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整党。十天来三王村形成了一次整党民主运动的高潮，初步发动了群众。
公开党员接受审查划清阶级农民当家
从运动表现来看，大体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思想上组织上给运动做系统的准备工作：这里包括有：公开全部党员，区分委书记区长均做了自我检讨，打破洗脸擦黑以后群众的“怕报复”思想，工作组强调指出：三王村党的支部，要接受三王村人民的监督，二十五个党员，要经群众审查，对有错误的，予以纠正错误改过自新的机会。其次是划阶级，这同样是结合民主要求的。当时提出：“划好阶级找到位置站队当家”，对中农是宣传毛主席巩固团结中农五项具体政策，打破“怕斗思想”，对贫雇及新中农强调他们是领导骨干。群众情绪极高。他们说：“过去谁知道谁是啥阶级，干部说啥就是啥”，“谁要有一点法儿，就是地主”。划阶级使全体农民取得了当家的合法权力，每当一个农民自报公议阶级成份后，工作员便拿起划阶级标准向大家宣读，说明只依据每个人对于生产资料占有和生产关系来评定阶级成份，不能有其他任何标准，立刻便起来一阵愉快的笑声。他们说：“这个办法真细”。一个老中农说：“这是毛主席‘全方面的’给老百姓找光明大道。”也正由于划阶级结合了群众民主当家的要求，大家都表现得异常严肃，不劳动专吃斗争饭的人是被检举出来了。自报不实际的被纠正了。某些群众中的“内情”（如一户吃数户的绝户地或代耕地等）也被揭穿了。经过一场划阶级初步整顿了群众队伍，群众有了组织起来的进一步要求，于是依据划阶级后的阵营，向群众提出了一个政治标准，即：长年劳动，为人正派，大公无私，热心给群众办事，进行分组讨论，从贫雇到老中农都作了一次审查，群众称之为“澄底”。澄出了将近二十名合乎四个标准的农民，其中贫农新中农占最多数。此外，把真正劳动正派农民也澄出来了，大多数是合乎两个条件，三个条件的农民。这一次政治审查提高了农民阶级觉悟，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张刘堂同一个有夫之妇相好，影响农民内部团结，被人评为三个半条件，他表示决心改过。这样既使农民内部纯洁，又产生了他们衷心爱戴的领头人，这些人凡是为各组一致通过的，便成了新农会的发起人。
经济上的查阶级，政治上的查条件给全体农民民主当家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以后工作发展的顺利基础。
群众眼睛雪亮 党员好坏分明
严格规定民主秩序不吊不打不乱追根
第二阶段是由小到大的形成运动，在审查通过发起人的全体大会上，审查了两个党员：一个为群众拥戴的党员邢正国被顺利的通过了，让他给群众站在一起整那些坏的，但群众仍然对他保持着严格的批评，说他“是个好人，但不够一个好党员”，“你在党内斗争不强，就是为人民服务精神不够”。鼓励他提高斗争性当人民好长工。另一个是一个没有大毛病的党员王玉祯却没有被通过，群众问他：“你入党几年了？”他说是“四年。”群众说：“邢正国参加党半年，不摸底细，情有可原，你是老党员，怎么这样马虎？坏党员这样乱七八糟，你为什么一句不吭？”审查这两个党员的结果：在群众方面是提高了整党的原则性和自觉性，懂得党是真正好的，要求党员的标准是高的，整党员正是为了爱护党，纠正了少数人“好人不在党，在党没好人”的错觉。在党员方面引起巨大波动，错误大的看到群众力量更加虚心反省，自己以为“心地亮亮的”，没有大过错的党员也发现自己思想上有毛病，党内斗争激烈展开。在这样基础上，村长李文祥的反省和讨论便成了运动高潮的跳板。当时，动员一切对他有意见有冤屈的人都到支部会上来尽情发泄，又由群众选举廿余名没有切身利害关连的公正人士作为代表参加评理。这些人的态度是：“人家也没吊过我，也没打过我，可是坏事我看着就是不平”，“错了七分，咱不说他八分，也不减他一分”。这一整党会议由群众代表及工作组同志共同组成主席团，由群众代表当主席，主持会议，严格的规定了民主秩序：不打、不吊、不骂、不扣、不乱追根、不强迫坦白、允许辩护作证等。贫农出身村长李文祥的错误，主要是跟上坏干部不自觉的作了尾巴，他说：“打人时，我不是主谋，也没有报复，可是我在旁边看着，我是有‘打人思想’的”。他反省了四十条错误，都比较具体、实际，且有批判性。内容多系工作中的作风问题，谈到最后，他说：“我是贫农，过去同穷兄弟一块下窑，现在当了党员干部反过来压迫自己人”，说着便痛哭起来。谈完后，党员间相互展开批评，非常尖锐细致，给群众的印象很好，证明仍然是一个有战斗力的支部。此时有意见的人气愤已减消大半，他们说：“你这年青人耳根子软，光听坏人话，当村长不当家。”然后把自己受冤枉的经过作了陈述。其中大半是涉及了几个主要坏党员的问题。公正人士最后起来评理，由主席团确定：“李文祥反省较好，但不能通过，他的问题要留在几个坏党员事情弄清后再处理。”会后群众认为“党真是把改造党员的责任交在自己手上”，因而极其慎重。他们说：“李文祥反省的好，咱不能冤枉他”，同时他们的目标已经转到几个主要坏党员身上了。
摘掉特务帽群众情绪高
从十五日开始的两天整党会议是三王村整党民主运动的一个高潮，会议的中心是解决三王村人民最关心的五大“特务”案，计：王如林案，割苗案，偷布案，杀贫农孙世午案，打手榴弹案。全案牵涉八十余人，是三王村党群关系中最大的疙瘩。会前在党内外进行深入动员，“真是特务一个也不能放过，不是特务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特别教育党员更要坚持原则，党员情绪很好，大家说：“这样就可以分出好坏人”。十五日召开会议，仍由前二天选出的主席团主持，按案情分作五组，先把当事人和证人集合在一个屋里，作初步审查。审查方法是凡没有参加站队的，给划一次阶级，再辨别案情真伪，看是否能确立反革命分子或破坏分子成份。划过阶级的就单辨别案情。审查后再把他们送到另一个屋里去，那里有主席团和代表在主持，作正式的辩论，男女老小群众来旁听的川流不息。第一宗案子是王如林、王树棠、李培德三人，起根是冶陶村牵连过来的，虽然他们在村里没有显然的反革命行为，但别村的证据一时无法得到，辩论结果，决定继续审查。第二宗是孙同柱等二十人。孙同柱是民兵，出发安阳轮战时，无故打过一颗手榴弹，又在什里店无故打过一响手枪，前武委会主任李兴贵便以破坏武器，说他是特务，把他捆吊起来，毒打数次迫他咬出许多人，别人又再咬出一些，有的是指名叫咬的，有的是自己乱咬的，株连二十多人。辩论开始，孙同柱起初很害怕，说他打枪是失手把枪跌落自行走火的，别人说：“这枪现在还在，并不滑机，怎么会走火？”党员们都说：“当民兵乱打枪浪费子弹是不对，我们都打过，但也不能指这件事就说是特务，问李兴贵有什么证据”。追来追去，李兴贵只得承认他和王玉奎有仇，想陷害他又找不着他的错，便借这机会屈孙同柱来咬他，目的在搞王玉奎，特务的事完全是自己无中生有。案情辨明后，这二十多顶特务帽子便都揭掉。第三宗是王成柱等十三人，也是李兴贵为了私人仇恨给人乱加的，起头是因为洗脸擦黑时候，王成柱给他提过意见，说他贱价买过一座房子（斗争果实），于是他衔恨在心，便借村里掉了两捆公家布的题目说是成柱偷的，把他吊打数次。他受刑不过，又在李兴贵和别的干部授意与指名之下，咬出他们各所痛恨的人物十三人。这事虽不属“特务”范围，但事情辨明之后，也把偷布罪名给去了。第四宗是一九四二年搞了一次反奸。由于干部的幼稚和领导的薄弱，看见谁“落后”便指谁是特务，开了四十几人的名单，传到村公所叫他们六人编一组，选个组长当“特务头”，每人写张悔过书，当时虽没有吊打，但特务帽子却一直戴到今天，辨明之后给洗刷了。第五宗是割苗案。因为村公所扣了一个王玉奎跑了，这人扣在李三宽的院里，门上的锁又和李兴宽的一样，干部怀疑他们把他放跑，即把他们扣起来。支部副书记杨占云和李勉贵有仇，就指名叫他们二人咬李勉贵，恰巧前几天有人割掉地里的青苗，于是又把这事牵扯到割苗去，辨明之后也给他们把罪名去了。十六日接受退伍军人孙世良控告状，因为他哥（贫农）孙世午身蒙特务罪名被村里处死，死刑是经县政府批准的，村里没有充分证据，案情一时不能辨白。但孙世良是贫农又是退伍军人，不能因为他哥的事也取消他的公民权，所以先给他把公民权恢复了。他们所曾写过的悔过书，统于十八日成立农会时当众烧掉。
所有上述事件的审查，完全贯串查事实，明责任，辨真伪的精神，群众把它叫作“斗真会”。真象一辨明，群众对党员的谁好谁坏谁是主谋谁是胁从都明明白白，把支部当作一窝蜂的看法立刻风消云散。党员方面也因功过分清，没有错误和错误小的、为群众所谅解的都活泼愉快。
随着运动的发展，两天之间，党群关系迅速改善，以前对党抱有浓厚不满情绪的人也变了。他们去参加会议以前还是一肚子不满，别人举个党员当农会委员候选人他们还说二话，到晚上开罢会便喜眉笑眼的说：“以后不‘蹩劲’了（指闹别扭），不起矛盾了”。不少人在会前是抱着观望态度的，他们说：“地主不打不吊都说不出来，这怎能行？”现在也改变了语调说：“毛主席的办法好，我算信服了。”群众普遍的说：“分清了好坏人，咱以后就敢当家作主，头上有了青天”。“不为庄子不为地，也不要他偿命；黑白只要分明，咱生产就有劲了”。
成立新农会改选村政府
第三阶段是把握这一民主运动高潮迅速扩大战果，以他们受压迫的具体事实说明只有起来当家才能巩固已得胜利，贫农、新中农格外活跃，他们联合老中农大家一齐参加农会，入会前进行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入会后立即反复讨论和酝酿如何当家？找出了各组一致拥护的候选人，正式成立了农会，贫农党员邢正国被选为农会主席，包括有贫农小组的农会，第一次成为三王村农民最高权力机关。同日又审查了李炳兰、李奎玉、李文相等十二个党员，他们大体把错误也都说了，但还不十分彻底，所以群众叫他们回到群众队伍中间继续审查。十九日，农会领导改选了村政权，建立了村政委员会，办理接收，再划阶级，并立即开始着手填补工作。在整党方面群众原则性是大大提高了，他们静心地听了李兴贵长时间的反省报告，大家说：“这个反省是坦白的，可是象你这样的人，光听说话是不行的，你好比一个臭茅坑，臭气是一下子放不完的，千万不可放盖，你的臭气出完了，我们再替你打扫”。在一个谈心晚会上，每个人都把过去同现在作了对比，有的说：“老百姓不当家，好干部也要变坏，李文祥是好成份，看他落得这样下场！”“人家说我大吃二喝，有今天没明天，我省吃俭用有啥意思？现在你别看天天开会，我天不亮还要生产一小会哩！”在民主运动中群众更加懂得了民主权利之可贵，整个工作重点顺利地转入建立民主制度，加强小组生活。这样，新干部眼睛是看到群众，他们的“没办法”的思想逐渐消失了。
概括以上三个工作阶段，可以看出整党民主运动必须从群众最大的切身利益和要求出发。党内与党外结合一致，有系统的一步一步引导运动走向高潮。然后扩展到建立人民基本的民主生活方面去，这在象三王村这样一个土地分配比较彻底、民主成了主要要求的老区，是十分必要的。从工作组领导来检查，最大的缺点是在群众轰轰烈烈行动之后，我们的思想领导和细密的组织工作均感到不够有力，不够主动；我们没有在运动中很好的做细密的研究工作。因为运动发展的快，大多数同志对于如何掌握变化异常迅速的群众朴素而正确的思想，提高到具体的阶级教育和政策的教育是做得不够的。也有的同志满足群众的喜悦和歌颂，不去冷静的引导群众运动走向深入，从思想上也让群众冷静下来，担负起更艰巨的责任，也做得十分不够。
现在，这个村已开始了深入巩固工作，工作转入填补，这基本上要从健全贫农小组农民小组来着手进行，真正树立新的民主制度和作风。在整党方面，是着手建立新的支部，处理一切遗留问题，准备在填补完毕后同时结束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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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续完）
第二、关于平分土地问题
关于平分土地，由于春耕在即，平川节令早，故群众于斗地主后，急要求分地，以免误生产。原第一期发动的十二个村（七个行政村）于上月先行召开了一个联合代表会议，问题吵出很多，此次会议，即将原十二村的代表，划编到各支点小组中去。讨论前，先读“土地法大纲”、“告农民书”的平分土地的分配原则部分，后读报纸一月二十四日“关于最近分配土地中的几个问题”的社论，然后各组自由咯吵，提出问题，大家解决，吵了两天两夜，事实证明：只要群众真正掌握了党的政策，自己就能够把问题解决的很好。最后领导上集中了各组所提的及所解决的问题，经过系统提高，向大家作了报告。
大家所提出及所解决的问题如下：
第一类、关于土地分配中的计人口及其他等问题。
一、恶霸地主与恶霸富农的分地问题：大家提出，按“告农民书”规定其本人不能分给土地与财产，但又提出其家属是否应该分地？一般分一份还是分一份赖地？最后大家意见：其本人与其家属还是应该区别。如其家属并未犯罪作恶，可按一般地主富农待遇。至于确定其为“恶霸”，须经全行政村农民大会讨论通过。
至于一般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大家意见是：要使“富农能生产，地主能生活”。
二、一般地主富农的分地问题：原群众普遍意见都是恩赐他一小部分赖地，数量也不足维持生活。他们说：“让狗＠的也受受咱农民的苦处，叫他们掏烂沙地去！”读了报纸社论后，给代表们思想上解决了问题。他们说：“对着哩！要够他吃的。不然，他们偷咱们，要的吃，还得剥削咱们。”“他要没法活，狗急跳墙，闹得村子里不安，对咱们还是个不利！”
三、地主富农出身，为人民事业牺牲的军人与干部，牺牲者应分得一份地。大家说：他对咱人民事业有功，他家庭的封建剥削和他本人给人民办事应该分开。最后决定按一般烈士待遇分地。
四、二流子问题：大家说：“不要随便给人家戴二流子帽子！一戴上，人家败兴了，闹生产就不起劲。”对真正二流子，一定要照“告农民书”上面说的不给地权。但大家说：一定要好好改造，把他组织到劳动中去，强制他戒大烟，提高他成家立业的信心，慢慢使他走上正路。真正改造以后，再经群众讨论通过，才给地权。
五、去年阎匪侵袭时，被敌强迫抓走的农民，其本人应给分地；自愿投敌的本人不分，其家属仍按一般农民分地。
六、代表们提出：农村中有少数人为了逃避兵役，本人躲藏不见，给不给分地问题，大家说：这是因为“脑筋不开”，要好好给他家里教育，限日期把他本人叫回，才给分地。如万一不回，把他应分之一份地，交农会暂为保管，本人回村后，再正式分给；如确已参加解放军或党、政、民机关，取得证明后，即给予分地。代表们并提出：有些人为躲避兵役，从这村躲藏到那村，应在平分土地中加以整顿，否则，既误生产，又减少抗勤力量。
七、解放军军人，家中已无亲属者，代表们认为：其本人虽在部队，应分得一份地，由农会代为经营管理，每年所得，除应交公粮外，由农会交其本人或代为保管，其本人年老、残废或复员时，可作为成家立业之基础。代表们认为：这样作不仅可以提高其本人更坚决地为人民作战，而且可以直接巩固部队。
八、讨论“土地法大纲”第十条第五项关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分地问题时，代表们提出：“阎顽军队中的下级士兵，在平分土地时应动员他家属写信叫回，如在分地时回来，其本人也给分一份地。”代表们说：“这是为了‘消化’阎锡山军队，比十万兵打他还厉害！”
九、日寇占领期间，因负担繁重，使不少中贫成份农民被迫逃往大同与绥远等处，其主要人或全家均已逃亡在外，大家一致意见：此种情况，应该分得土地，争取他们回家生产，壮大解放区力量（有的已捎信要求回家）。
十、计人口中，提到未娶媳妇、未嫁闺女、已怀孕未生的小孩如何分地等问题，大家意见：分地时媳妇尚未娶过者不分，未嫁的闺女应分，未生的小孩也不分。总之，按分地时实有人口计算。
十一、讨论“鳏、寡、孤、独”问题时，有的代表提出：有的人家，有几个儿子，已分家，留下一个老汉或一个老婆单独生活，是否能按“鳏寡”待遇？大家意见：这样情况，不能称作“鳏寡”，应按普通一口人分地。又有一种“鳏寡”情况，本人年老，并无亲生儿女，但有本家“近门”，大家意见：在分地时，应与其本家“近门”说明：如他负责赡养老人，该老人就不按“鳏寡”待遇分地；老人死后，该一份地即归赡养人所有。如其本家“近门”不愿负责，即按鳏寡待遇分地，老人死后，地归农会。
第二类、土地分配中可能引起的纠纷：
十二、有几种情况可能引起纠纷，大家提出了以下的一些问题：
一、地主富农在其他村买下的土地（如南阳店地主在定风庄置有三四顷土地，南阳店群众要求分配，定风庄群众有意见）。
二、其他村买下本村的地或租种本村的地（如上阳武买了东野庄的地，东野庄租种了下默都的地）。
三、主要是“外册地”问题。所谓“外册地”，是水地村的特殊情况，如东野庄买了后沙城的地，地属东野庄，但仍用后沙城的水；在旧社会一切摊派、纳粮仍属后沙城，故对东野庄说：这部分土地称为“外册地”，不属“本册地”（或称“外槽地”、“本槽地”）。
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大家的意见是：
一、隔村买地，地在哪村即归哪村（因两村距离远，探不上）。
二、邻村的“外册地”关系，解决原则有三：１、地多地肥村，照顾地瘦地少村；２、地靠哪村即归哪村，但距离较近的村，如耕种便利时，也可以插花种；３、地的四边靠哪村即归哪村（如该地的四周均为石封地，该地即属石封村）。但主要的是第一点，必须以天下农民一家人的精神，以富照顾穷、多照顾少、肥照顾瘦的原则解决。
三、上述可能引起的纠纷，如属同一行政村，即由行政村委员会统一解决；如属不同行政村，可由当事行政村组织临时联合代表会共同解决，或经区代会常委会解决。
第三类、对中农土地的抽补问题：
十三、中农土地不够者补足。土地长余应抽出一部分的中农，大家认为不能抽好地过多，不然，“人家就不和咱们一条路线上站了！”并且应以说服自愿为主，劝他说：“多贫揽不如多作务，你有底垫，作务更细些，收成差不多，负担也减轻了。”有的农民主张抽富裕中农的麦子地，大家不同意。
第四类、联合分配问题：
十四、一定坚持以行政村为单位联合分配。大家说：“要拿起天下农民一家人的精神办事，瘦肥多少大家照顾；代表带头，大公无私，不要尽说自己本村地少、地赖、产量低”。
一、水旱地互相调剂，但水利暂不动，决定“水跟地走”的原则。按：崞县一区有阳武河水利，共灌溉十八村，旧日因争夺水利常肇人命。相传曾由北京朝廷派大员调处规定，各村立有石碑，但极不公。如有些村地少，每月能使水两日，有些地多村反只每月使水一日。此次平分土地，使水吃亏的村庄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况（有的村地少水有余，有的村地多水不足），但因时间紧迫，整个水利问题，一时无法仓卒合理变动，故确定“水跟地走”的办法，如贾陀与上大林为一个行政村，贾陀地多水少，上大林地少水多，两村距离仅三五里，贾陀愿意拨出多余土地，但要求上大林分水；上大林宁愿保持原有水量，不要贾陀的地。大家讨论结果，决定水暂不动，两村水旱地平均分配。如贾陀农民分到上大林水地，水即跟被分的地走。
二、组织行政村丈地、评议、分配委员会，联合统一分配（水地村大多距离三五里相挨。如距离过远，没法调剂时，可移民）。
第五类、丈地与评等级（评产量）：
十五、水地土贵，“寸土必争”，土地产量又悬殊极大，每亩有从一斗至石数之差，故对丈地与评等极为重视，认为是平分土地能否公平合理的关键。现各村已开始丈地（有的已丈二遍）。如大牛堡，连续丈了三次，先用“步弓”，后用“天竿”（竹竿），再用绳索，三次对比，最后确定准数。下默都用绳索丈地，每天检查绳子一次，因第一天是新绳，第二天即长二三寸。绳头挂红布作记号，防止偷换。并规定本人不能用绳子丈自己地，防止紧松作弊。事先并各户登记地亩，在地边插木牌标明数字，以便参考。
评等级：因川地产量悬殊，大家意见按通产分等。有几种情况：少数村庄如阳武等，全为水地，等级易评；大部分村庄水旱夹杂，需分别评等；靠边坡村庄地分几类：水、平、坡、山，评等级时更为复杂。大家意见：平川水地按地亩分配，因地质悬殊感到困难，故主张按产量分配，不按地亩分配。领导上为使丈地确实，互不隐瞒，强调提出复查，责成各丈地小组长及代表对所丈量之一段地负责，规定盖章或按手印，以示负责，并以便复查时发现问题追究责任。
第六类、平分土地必须成为群众运动：
十六、大家讨论认为分地人人关心，要把所有群众发动起来。
一、代表回去，先开代表会，再开贫农团会，再开农民大会，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丈地的丈地，评等的评等，计口的计口；人人参加，分头下手；代表领导组长，组长领导组员，“一级赶一级，越赶越紧！”
二、主要靠思想动员，把大家发动起来：春耕在即，抓紧分配土地，既要分得快，不误春耕；又要分得好，公平合理。“地是命根子”，“分得好坏，万年福害”，只有大家起来丈地、评等、计口，大家讨论分配，才能丈好、评好、计好、最后分好。
三、规定纪律，定好制度。纪律要大家自己定自觉遵守。分配土地期间，为大家服务也即为自己服务。开会要到，有事要请假，各种工作要认真。开会不到、不负责任的人，要受到大家批评。
关于纪律问题，这次代表们极强调，他们说：“现在有少数贫雇农成了爷爷啦！一说开会，中农们倒欢欢来了，他们就不来。批评他，就在背后说：咱是贫雇农，看能把我怎！？”代表们说：“纪律原是为少数‘奸顽’人，但对贫雇农还是要多响雷少下雨。”领导上也指出应主要的加强教育，提高觉悟。
第七类、其它：
十七、已有村庄丈地时将渠、圪瘩、地道等除外，平川原有“一亩种八分”之说：应该统一，实事求事，按实际土地面积丈量。
十八、城区代表提出：城关附近之飞机场，去年已经种上，是否可分？后又扯到铁路路基，火车站站基等。大家最后决定：上述飞机场、铁路火车站等，将来我们还要建设，一律不分。飞机场仍可调剂耕种，但地权归公。
十九、各村土质极劣、产量极低之烂沙荒地，不在平分土地之内。
二十、要求政府制发土地证。此问题，原十二村开代表会时，代表们提出：在平分土地后，应该废除旧“红契”，发给新土地证。但单是废除地富的旧“红契”、抑或连同全体农民的一齐废除？引起争论，最后决定，回去与群众商量，下默都代表回村后，在农民大会上提出，中贫农一致主张全部废除。理由是：一、旧“红契”是老顽固，不是咱们的东西，在旧社会咱农民为它受过千灾万难，应打倒。二、平分土地后，地与契已不相符合，“不投了”。三、即使地不动，实丈的地数与旧契也将不符，“不准了”。因此大家同意：旧“红契”一律打倒，由政府制发咱们自己的新土地证。
二十一、代表提出：有不少古坟古墓，有占土地十几亩到几十亩的。大家意见：这些古坟，大多属于地主的，在平分土地时，经群众讨论平坟分配。我们提出头年不征公粮。
第三、整顿组织（改造政权）健全与巩固组织问题。
代表们用了一天一黑夜时间咯吵了组织问题。从发动群众、普遍选举代表以后，农村中旧的机构已为农民一脚踢开，村政权实际上已为代表会所代替，旧村干部，有的被撤职审查，有的被暂搁一边。一切权力归到了代表会。农民们说：“行政村成了空权关哪！”村代表从天亮忙到深夜，代表会、贫农团、农民大会等各种会议不断进行。除领导斗争与分配外，还需处理行政与群众的一切日常事务。自从打倒地主以来，农民中民主空气极高，但却发现一种小偏向：即代表们凡百事都要请示“掌柜”（即群众），有时为一小事开了一个农民大会。虽因平川集中，往往一个行政村即一村，但终究浪费群众精力。代表们说：“瞎汉办事可难哩！”要求整顿组织，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一、健全代表会进行分工：自斗争以来，各村代表会均采“一锅粥”办法，遇事大家商量大家作。好处是大家动手，大家负责；坏处是乱，“头绪不清”。这次大家意见是：由代表中产生代表委员会，处理日常事务。每村九人至十一人，正副主任一律改为正副主席。代表们说：毛主席领导咱农民是最高主席，咱们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小主席！代表委员会兼村行政委员会，村公所名称一律取消，改为村政府，代表委员会正副主席兼村政府正副主席。
讨论到村主席问题，开始代表们感到“穷人当家”，困难很多：一、“通天瞎棒”，办不了事；二、上怕犯了政策，下怕得罪群众；三、最主要的是家里困难，没柴没水（不少代表一直忙了三四个月，连柴也顾不上打）。经过长时咯吵，搞通了思想，觉悟到“咱穷人翻身，千年难遇！”群众费了多少心事选举了咱，刚上了阵，就泄了气，这是不对的。最后说：“只要我一不贪污，二不自私，公心为群众服务，也不怕犯政策，也不怕得罪人！”又说：“咱瞎汉管天下，眼瞎心不瞎！请上个书记，借用他两只眼。”可见摧毁旧机构，农民当权，有不少困难，但只要坚决撑腰，提高了思想觉悟后，他们会坚强地排除万难自己起来当权的。因为这是农民民主问题，农民要求民主，特别是低层贫雇农，他们在旧社会长期痛苦的经历中，很容易体会到自己当权的重要。他们说：“咱们闹了一场，初翻了身，现在不干了，这是为甚呢？”显然，农民觉悟以后，不仅要求获得经济果实，而且要求获得政治果实。
其次，关于米津贴问题。旧制：每行政村规定三人至五人脱离生产，每月津贴米四十五斤。这次讨论有三种意见：一，正副主席、书记三人脱离、或半脱离生产，领半津贴。二，正主席、书记、民兵队长三人领米津贴。三，领三个人的津贴，根据具体情况补助五、六个人。但最后确定：因现正平分土地，代表与群众一样都参加运动，人人工作，目前不需领津贴，待土地分配完毕后再研究。
二、更进一步整编队伍，纯洁贫雇农内部，建立及巩固农会，在平分土地中健全与巩固一切组织。各村贫农团已于斗争前后先后建立，并初步在农村中形成骨干力量。贫雇农与农民代表均经一再审查，一般说是纯洁的。个别村子尚不够纯洁（如前述上申村等村）。大家讨论说：在平分土地中，谁好谁赖都要露出来。要巩固扩大贫农团，并且要团结中农把农会搞好。有些村中农成份代表，在讨论到农会问题时说：“这下就对了，以前你们干巴巴就两圪瘩骨头；把农会成立起，有骨头也有肉了。”讨论时，北贾支点代表提出：要成立农会，先要作个“帽子”，即先要定出参加条件。咯吵结果，定出四条：一、拥护穷人翻身，拥护毛主席、共产党。二、要分出里外，不在外面乱“反映”，不能两瓣心。三、忠实可靠，和咱农民一条心。四、要好好劳动，真正二流子不要。又定出纪律四条：一、积极工作；二、开会到会；三、不能说坏话破坏农会；四、不准和地主勾搭。成立办法：先在代表会讨论，把条件、纪律研究后，将全体农民“滤一滤”，看谁能参加，打个底底；然后开贫农会，再开农民大会；把成立农会的道理向大家说“机明”，发动大家自动报名；再经贫农团与大会一个个审查，把纪律与条件同时宣布，看他能不能接受，然后才允许正式参加。
大家说：“平分土地中，谁的骨头都能看清！”谁公正、谁自私、谁积极热心、谁各管自己，都会显露明白。因此，这又是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关键。应该大大发扬大公无私、天下农民一家人的思想，克服自私、村本位等各种有害于平分土地的落后思想。这次会议，领导与代表均强调“公心”问题。代表们说：“不管你丈地评等闹得怎嵌（合适的意思），短个‘公心’提甚球也不顶！”“甚不甚公心为第一！”
在平分土地中，不仅要整顿组织，而且要提高农民思想，要使平分土地与斗地主一样，成为广大群众性的运动；在运动的每一个细节中，工作干部不仅要向农民学习（不学习无法领导农民，并无法使工作前进及胜利完成平分任务），而且要随时随地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阶级觉悟。
第四、会议的领导方法与缺点。
这次会议，更明确地采取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自始至终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针，即向群众学习同时又教育提高群众。因而，会议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更体会到只有坚决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无限创造能力；坚决依靠群众自己起来解决自己问题，才有真正的群众路线。总括的看，这次会议，工作干部的任务只有下列几个：一、忠实正确宣传党的政策。二、善于启发诱导发挥群众创造智慧。三、善于发现及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四、也须善于与群众中部分人某些问题上所表现的落后意识作教育和作适当的斗争，为群众的正确意见撑腰，才能团结与提高群众。五、最后集中群众意见，经系统条理予以提高后，再回到群众中去。
这次会议，便是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的。无论关于改正错订成份、平分土地、健全与巩固组织等均如此。比如研究平分土地问题，先由工作干部正确讲解了三个文件，然后分支点咯吵。由各村代表提出问题，大家讨论解决。会议极为活泼自由，每夜支点会议就象一窝蜂房，吵成一屋。一个问题提出后，大家咯吵，直到问题明确。中间定有争论，如“外册地”问题，争论很多，各持一见，其中并引起联合分配问题，牵涉到水利问题，相持不下时，领导上提出“根据天下农民一家人的思想：是地瘦的照顾地肥的呢？还是地肥的照顾地瘦的呢？地多村照顾地少村呢？还是地少村照顾地多村？”提醒了大家，把问题解决了。最后便将各支点所提出与解决的各种问题集中，向大家作了报告，大家说：“这下才闹机明了！”
这次会议，现在看起来，主要问题解决较细致明确，缺点是内容过多，又讨论了公粮工作与支援前线等问题，农民记不住，临走时，都要求抄个单单。他们说：“一提头，就记起头尾来了。”
以上是此次会议的主要情况。每个村的具体材料，因县大，干部少（现一区与城区只留七人），每个干部负责四、五个行政村，在反映材料上确有困难。干部水准低，总结能力又差，这是个问题。以上作法是否对？希望给以指示！此致布礼！
谭政文 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