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大众黑板
谁种谁收赶快春耕
咱们边区政府三月八号发了个布告，规定了几项办法，主要意思是说在清明前分了的土地，分给谁谁就种。如原主已种了麦子等，还应归原种人收；如已犁过或送了粪土，应给原主等价补偿。清明前后分的地，是谁的谁还种着，不管种后再分给谁，粮食还由原来种的人收。总之，是谁种谁收，不管地啥时候分，或分给谁，一点不会吃亏。布告又说咱们这里大部地方土地都不会大变动，只是抽抽补补，绝不是打乱平分，大家放心赶快春耕吧。
第1版()
专栏：
边区政府布告全区安心春耕谁种谁收
【本报消息】为了在填补整党民主运动中使群众能不违农时，安心春耕生产，边区政府特于三月八日发布布告，原文如下：
春耕季节已到，凡我边区人民都要及时犁地下种，不荒土地，关系至巨。近闻有些人因土地改革正在进行，部分地权还没有最后确定，深怕自己的土地将来分给别人，落个自己耕种别人收获，太不合算，因而对于春耕便抱着观望等待的消极态度，这样必致贻误农时，荒芜土地，影响生产，甚至会形成灾荒。其实，本边区之老区与半老区，经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与填平补齐等运动，土地已达到大体平分，地权也就算大体确定，今后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只须在较小范围内抽补调剂，决不是打乱平分，决不会再有大量的土地转移与地权的变动，大家实在没有顾虑的必要。至于在春耕下种后，如有因抽补结果而地权变动者，政府也必保证原耕种人有完全的收获权。为此，特宣布下列四项规定：
第一、凡土地在今年清明节前，已经分配调剂确定者，应即呈报政府，确定地权，由得地人耕种并收获。
第二、凡在今年清明节前分配调剂确定的土地，其在分配确定之前，已由原耕种人下种者（麦地或秋地），则土地所有权虽有变更，但该土地的夏季或秋季的生产物，保证仍各归原耕种人（包括地主富农在内）所有，不得平分。
第三、凡在今年清明节前，分配调剂确定之土地，在分配调剂确定前，原耕种人虽没有播种，但已经犁地上粪或进行过其它劳作者，应由得地人对原耕种人所消耗的资本和劳力，经过该村农会评定，给予公平等价的补偿。
第四、凡在今年清明节前，没有分配调剂确定之地，该土地仍由原耕种人耕种。不论春耕后该土地归谁所有，其本年农作物，仍归原耕种人所有，不在平分之列。
以上规定，除令各行署转令所属各级政府遵办外，特布告周知，希全区同胞，安心生产，立即积极进行春耕，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支援胜利的爱国自卫战争，万勿稍有疑虑和懈怠。
第1版()
专栏：
河东依靠群众整党 党群关系初步改善
【本报消息】河东支部的建立较附近几个村子都晚，是在去年（四七年）春天才建立的。除了一个退伍军人外，都是新党员，九个党员中四个贫农五个中农，党内教育从未进行过，党员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党章、党员的权利义务等，只认为入党后可以享受特别权利，有了错误别人也不敢随便扣押。党员公安员段二毛说：“入党时主任说好好干吧，将来有‘前途’，受不了气，说错话了也不要紧。”孟凡禄（武委会副主任）入党是为了死后能在报上登个名。
党员干部积极分子结合在一起共三十二人，有着自以为“民主”的一套工作方式：工作来了先经支部讨论，再经非党干部积极分子“通”，然后到群众大会上去“过”，群众有意见不敢提，党员干部自鸣得意以为走了群众路线。政治主任反省时说：“相信干部，不相信群众，我认为群众翻身要靠积极分子，叫积极分子满意了，他们就会很好的为群众闹翻身。”
土地法下来后，党员情绪消沉思想混乱。中农党员感到贫雇掌权自己败兴，怕动自己的地，不如乘早吃点好的，有的怕挨斗争，埋怨政治主任不该把他介绍进来。第一次支部会上先进行了党内教育。这时党员开始认识过去工作中有缺点，应该好好检讨，但无认真改正的决心，只是想敷衍一下，运动过去就算了。为了让他们暴露真实思想，又由他们自己开了个检讨会，结果还是毫无进展，经向他们再三解释党的政策，启发自觉打破顾虑，并给以适当压力，政治主任首先开始反省，但不深入，有的说当干部不久，没啥说，有的空谈错误大，少联系具体思想，互相间保持和气，抓不破情面。反省一完，情绪就松下来，觉得差不多了。于是工作组便声明要公开党员，请群众参加整党。这时党员才恐慌起来，觉得没反省好，一公开就要垮了，要求给机会再好好反省一次。只有政治主任表示有信心，但是担心其他同志通不过，愁得吃不下饭，他说：“假使其他同志通不过，我负的啥责呢？”这时争取时间，又召开支部会，再次解释整党精神，这一次才展开了批评。有的说：“早这样整一下就好了，保险少犯错误。”二月十五日全村大会上宣布了党员名单，讲明整党意义，鼓励群众提意见，保证不报复。老实农民差不多都说了话，只有极少数人带有个人报复情绪。接着选了三十个群众代表到支部提意见，群众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类：一、分果实不公，没有照顾贫雇。二、自私自利多占或占好果实。三、帐目不公布，不民主。四、互相包庇。五、吃斗争饭。代表们提意见，每人都是先代表别人的，后提自己的，十分认真负责，有人提的与实际有出入的，别一个就立即起来更正。党员们觉得公正善意，思想上解开了疙瘩。
贫农团成立前，进行了审查党员，会前党员自己酝酿，大家推政治主任先反省，问题多的排在后面。审查结果，八个党员通过六个（另一个因时间关系未审查），通过的心情愉快，通不过的当场就哭了。村长在反省时因为心跳紧张和面子没有完全放下，忘了几个问题，虽已通过，还要求有机会再向群众反省一次。未通过的也检讨了反省不好是因为思想上有包袱，决心第二次好好反省。第二次的审查会上，这两个人很顺利地通过了。只剩下农会副主任因反省态度不好，吞吞吐吐，决定再继续反省，九个党员已通过八个，党群关系已初步改善。
第1版()
专栏：
河东支书孟凡得
老实反省决心改错
武安河东村政治主任孟凡得，还是不满一年的党员，群众反映他一般还关心群众，热心办事，算个较好的干部。整党开始后，他不只自己老实反省，而且还帮助别的党员反省。下面是他的反省：
前年春天分果实，我立场站不稳，评议时真正贫雇群众不高，最高的十分，少的只一分，评议了我十五分。卖地时是我布置的，我先占了一块地。卖罢地后又卖家伙，我思想上转了个弯，想要个卧柜，借口农会要放帐用（实际上不用）先留下，后来我就买下了。我的十五分（每分三百元）合四千五，未经过群众就买了地，这件事对不起群众，我要把地老老实实的退出来。当时群众还有一口人合一亩地的，却给地主留了好地近地。当年冬天填平补齐，斗争出来了松木椽，我想了想：我北屋还没盖哩，就给群众说：松木椽分成两根也没用，不如卖了，实际是我打了主意。叫干部、积极分子评价钱（因为他们顶事），很便宜，我就要了。见了个牲口稍子，我想要，怕群众知道，就先放在合作社，后来拿到家去了。又看上案板，也拿到家了。分罢了果实，丢下了三把镢头，我想我要是拿走了，想明年地主一定找我买，我就可以卖个钱；后来地主也没找我买。以上这些东西我一定要拿出来。
区上开会时，不叫给干部评高，末后可奖励一下。我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共评了卅二人，我认为积极分子能干，群众不能干。我那一份是一个铺的一个盖的，我不要，大家说为啥不要哩？我想：有，我还嫌多哩！后来又弄开粮食了。后来有人说赵庄起反映，说咱街干部分东西哩！我就给了他个打击：“叫他来咱街反映吧！”洗脸擦黑时，杨汤（区干部）叫退多占果实，我思想抵抗上级，第二天我拿出了镜子、手套等四样，但心里不满，我说：“这四样东西对填平补齐起了啥作用？椽子我还是出的钱哩！”说着就哭了，其实想叫杨汤转个弯，叫我买下，后来还是我买了，我就满意了。贫雇群众几次斗争没有翻透身，干部、积极分子却翻透了。
上级号召啥，咱就干啥，建立村财政卖了斗争的一百四十二块现洋，果实也卖了些。那时我只是认为果实是斗的地主的，没认识到是群众的。
土地法大纲下来以后，我想彻底分地好弄，去年已把园分了分，也就差不多了。感觉没有啥。群众提意见，我还以为是“洗脸擦黑”，开个会就完了，第一天没叫我，第二天分两组也没叫我，思想这是怎着哩，为啥不叫咱参加会哩？思想有波动，早饭也没吃下去，到群众代表提意见，我思想才安静下来。群众提的都对，我决心把糊涂思想扔掉。（于村纪录）
第1版()
专栏：
土改、整党与民主相结合
黄家川整顿村支部
【新华社西北八日电】绥德义合区黄家川村土改与整党、民主运动相结合。去年冬土改开始时，即审查整顿村支部。该村有七个党员，三个是贫农，四个是中农；四个参加乡村工作，三人为勤朴农民。该村党原存在着三个缺点：（一）党很小，且有严重的关门倾向，全村七十四户三百三十三人，只有七个党员。（二）党的工作只限于保卫工作，使群众觉得党很神秘，从不过问。（三）四个与群众有联系的党员中，二人未参加行政工作，二人是前年土改后发展的，都缺乏教育；和群众很隔阂的三人系抗战初入党的，都担任行政工作。但一个因为过去爱串门子、赌博；一个近几年不好好劳动耍私情；另一个因为强迫命令，办事不公，以至在群众中全都丧失威信。去年，有四个党员，以那个劳动不好的黄向海为首，联络一部分人，组织“贫农团”，没收了地主富农的全部财产，并对人宣传说先打倒地主，再打倒富农，再打倒中农”，使中农发生恐慌。工作组下去后，一面直接找真正贫雇农启发其觉悟，帮助他们团结中农形成力量；同时即在党内发现和依靠好的党员，教育落后的党员，解释党的政策和党的任务，号召党员在群众运动中学习。接着公开支部，在群众参加下进行整党。党员黄宪清系老贫农成份，工作积极和群众有联系，首先被吸收到新贫农团中，群众审查后，公认为是最好的党员，随即被选为农会委员。党员黄登保、黄维花在审查后，也被一致认为各方面都很好，在运动中，后者被选为农会主任，前者被选为委员。对于有缺点及毛病较大引起群众不满的党员，工作组便从教育着手。启发其反省，鼓励他们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日常发生的具体事实中引导他们开检讨会，再由近到远联系过去。党员黄朋明反省他前几年闹赌博串门子被人轻视的事实，工作组即予以适当表扬，这样逐渐使党员把批评与审查认为是光荣的事。与此同时，非党群众也召开会议。工作组在会上强调发扬民主，说明群众有权审查每个干部和党员，鼓励他们起来参加整党。两方面动员好后合起来开大会，会上党员首先反省自己的错误，请大家批评帮助，然后诱导群众发言。于是党员与群众间存在着的问题逐渐揭露出来。党员黄绍举，工作上有强迫命令的毛病，得罪过十户居民。黄朋元任村主任时，领导群众给贸易公司疏散棉花，曾企图少交几十斤。会上展开了热烈批评。但当讨论到应如何处理这些党员时，群众多不开口。工作组于是提出三项保证：（一）对每一个党员有甚说甚，说错了也不要紧。（二）对任何党员提出处理意见时，对的一定接受。（三）被审查的人如有报复行为，群众可以上告。对党员也提出了三点：（一）勇于揭露自己的错误才是好党员。（二）要给群众办好事，就要诚心诚意欢迎群众审查。（三）相信党和群众不会冤枉自己。从此会议开的更为热烈。对那些不惯在大会上说话的人，工作组则找他们开小组会；在大会之外再以党员为基础召集有关群众开座谈会。黄绍举得罪过的十户人，一户一户请来讨论，一件件提出研究。黄朋元压棉花的事，把有关户找来对证。严格地检查每个人的每件事情，分清是非轻重，由此解决了党和群众间历年来积压的问题。这样党员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得到深刻的鉴定。黄绍举经过严格检讨后，大家认为他为人心是好的，主要毛病是脾气不好。有些事情的错误，责任还在上级。由此，党员也认识了群众是真正的公正人，党员要好，必须与群众结合。群众的认识，也大大提高一步。群众对有毛病、犯错误的党员看法有了改变。开始审查时，曾有二十多人认为有三个党员不够格，坚决主张把他们清洗，但经过审查，分清是非，分清责任，分别公私的结果，有些事情是由于制度上有毛病（如担架、支差等），或出于误会（如两家婆姨间的纠纷），或党员不能负全责（如分配公粮不公）。有些党员的错误，群众也看到系由于党内教育不够而来。所以最后讨论处分那些有毛病的党员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本村党员基本上都是好的，一致主张留在党内教育。党员经过反省后，工作更为积极，待人的态度也更和气了，群众对党对民主的重视和热情亦更为提高。从去冬至今春，该村群众专门讨论及审查党员问题的会议，开过十五次，一面审查旧的，同时介绍新的入党，党员发展了一倍以上。最后党员形成了核心力量，团结群众改选了村政权，将平日作风不好并好闹宗派的村长和少数议员予以罢免，选出全村公认勤俭公正的农民（百分之四十二是党员）接充；其余议员，按工作好坏，受到奖励或批评。
第1版()
专栏：
突破重点逐步推进
从武安九区赵庄等村的事实，证明了填补、整党与民主运动，是何等的符合于广大群众的要求，只要我们一向群众宣布了工作方针，群众就高兴的说：“这可好了，这次可跟过去不一样了！”而且，一个村做起来，影响即迅速扩大，附近村庄即纷纷要求派人到他们村里去。
各地群众这种情绪与要求，值得我们予以重视。但应指出：填补、整党与民主运动，既要整顿党的队伍，又要整顿群众的队伍，建立党内外的民主生活，是一十分严肃的工作，进行时应十分慎重，应有周密的计划，坚强的领导，而在进行方式上，采取波浪式的逐步推进的办法是非常需要的。这种方式，开始看来似乎有些慢，实际效果却很大，可给附近村庄群众以思想准备，并使工作人员突破典型，创造经验，能更准确的掌握政策，少走弯路。因之，工作团与工作组下乡，不应因犯急性病混乱步骤，如果遇到群众要求派人与自己力量顾不及的矛盾时，应坚持上述原则，耐心说服群众，不要性急乱动，以免由于缺乏领导发生毛病。赵庄于一月下旬着手工作时，武安县委曾明令全县，各区不要看九区，九区不要看赵庄，防止了个别村干的“抢先”与坏分子的趁空胡乱行动。现在，各地工作团与工作组下乡，大体也都是按照这一精神进行的，希望今后注意坚持贯彻。我区若干区村，过去曾严重发生“抢先”蛮动作风，难免现仍有少数人别有企图，不经过领导允许即擅自行动，或已擅自行动，希望各地领导上对这种现象予以注意并检查纠正。
第1版()
专栏：编读往来
壶关工人差米问题
陈虹同志来信说明编辑同志：
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壶关县府盖良弼同志的声明：该县“没有多收工人差米”。编者并问我二月一日报上“批评与建议”的稿子是根据什么写的？今答复如下：
我们确实接到过太行三专署二月二十五日×字第四十六号及长治市府十二月十九日勤字第二号两份通知文件（原件附上），内容相同，皆谓根据太行行署规定：大意是自去年十一月份起工人支差米应交纳工厂所在地政府等……前日我特访问太行三专署，据刘秘书主任谈：此种通知算是正式命令。但只发给直属各厂，至于各县，因为当时正召开各县财粮科长会议，便在会上宣布了内容，未另发文件。此问题三专署准备向人民日报说明经过。
声明中说：该县工人支差米，“自去年阳历十月后，颗粒未收（原文为交--编者）。而我们现有东关壁村去年阴历十二月二日派杨锁则（声明中误为杨贞则）的差米六十斤的收据，是阴历十、十一、十二、三个月的，由该村互助组长杨福顺经手。
长治永生瓷厂是边府工业制造研究所领导的试验瓷厂，和研究所住在一起，顺便说明。
声明中特别提到工人成份问题，意思是我们包庇地主了。为此本厂负责同志特到壶关县府访问盖良弼同志，交换意见，以弄清事实真象，现谨为其大意，以供大家研究：
盖同志看到报上的建议后，曾问过各该村干部，根据村干部所谈材料写的声明稿子，这就使事实有了出入。清流村四个工人，苗石成父子，苗扁旦，韩贵宝的成份是工人或是农民，还应研究，据我们所知，其家庭在村上是中农，而个人均自幼皆在窑上作工，以至成人，从未转业。工人韩贵宝是一九四六年春即在长治这个瓷厂工作，当时是“民建瓷业工厂”为十七旅五十团的生产。一九四七年春边府工业制造研究所为了改良瓷业，接收此厂，原有职工均未变动。当时韩贵宝请假回家过旧年，曾在村上支差参战，回后即来厂上工，随后该村干部来厂要人，借口“未得村上同意出村，是逃避参战。”当经说服，未让其带人回村。去秋参军时，清流村来厂叫工人韩东狗回村参军，我们给了，次日又来叫韩贵宝回村参军，又给了，隔日韩村来叫工人韩胖银、张富全回村参军，我们也给了。韩贵宝回村报名后又回厂来，我们连夜派人送回，以免在参军期间，影响不好（现附该村当夜“多谢多谢”等语的回信）事后韩贵宝未被部队挑上，返村后村干部扣留不让回厂，令其在村生产，我们派人经县府交涉，始将他要回，而该村却违法派其每月支差米五十斤（即盖同志所说的以三百斤变工收入顶了六个月的支差米），亦自知不妥，却声明说是“怕参军钻进厂内”，“群众不满”为多派之借口，是无根据的！
至于杨锁则，原是民建瓷厂职员，去春本厂负责同志曾去壶关县府当面取得盖秘书良弼同志同意，可以在本厂工作。去夏为工人与村上关系问题又在县府见面，也曾谈过。当时该村派杨本人夏征负担以十二万元收入算的，而杨在本厂上半年除管生活外，只分红二万九千余元。证明信经盖秘书转交村上，但仍照旧派数，出了九十斤麦子。十月份起因工厂困难，一部分职工参加供给制，亦经县府转信到村，证明工人收入情形。而该村秋征时又派公粮负担二百余斤（连其家中共五百斤，是一个派条），支差米每月二十斤皆出了。他的收入实情，几次皆有证明信去村，而村上不根据实际收入派取，却从“认为他当工头有相当收入”来处理问题，值得考虑！此次与盖良弼同志当面研究时，他很虚心，认为只听村干部所谈，又用“工头”字样，不大妥当。杨锁则是否经营地主成份，盖同志处无具体材料，只听村干部说：“其家被斗争过三次，是经营地主。”我们所知材料：并不是“经营地主”，此问题已交给该村工作组，平分土地之后自然明白。去年十月二十八日该村叫杨锁则回村，我们立即让其回去，十二月十九日杨被斗争后回厂，我亦曾当面与该村政治主任黄来章同志商谈，他同意其在厂工作。盖良弼同志自称不知此事经过。
关于村干部和工人关系问题，我们确实感到苦恼。村上不愿工人出村，而工厂需要工人，这是个矛盾。在这个矛盾之下，村上往往加重工人负担，并借口各种问题来厂要回工人，或工人回家即扣留不放回厂，影响工作很大。我写那个稿子原是希望各级政府注意，解决一部分问题的！现在接到边府“边财审字第四号”通令，其中第一项负担政策内第六条规定：“工人工资收入，一般高于中农，为平衡负担，所有工人必须纳税，在新办法未规定前，今年边区财办规定，每人按其工资收入，每月负担十斤至三十斤小米，还可执行，但应以统一就厂征收为原则，在工人负担之后，区村政府农会，应该对工人在解放区内做工，给以方便与自由，不能加以限制和封锁。”看到这个命令，我们很高兴，希望各级政府，迅速传达到区村，切实执行！
陈虹
编者的话
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村干部存有狭隘的村本位思想（个别也许有个人报复），他们利用职权，假借群众意见，用各种办法，限制工人出外参加工厂工作。这种思想作风是十分坏的，它会影响解放区工业的发展，会造成工人与农民间的相互不满。我们必须认识，发展工商业保护工商业，是打倒蒋介石建设新中国，争取革命胜利的一件重要工作，不能有丝毫忽视。壶关县府盖良弼同志，不从这里考虑问题，教育村干并纠正他们这种坏思想坏作风，反而有意无意的替他们辩护，是不对的。在工厂方面，亦应向工人进行教育，防止可能产生的对立情绪，努力提高技术增加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