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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广大农民服务的通俗报纸
新大众报预定办法
新大众改报以来，受到各地农民同志的欢迎，要求报纸一月多出几期，本报人力虽有限制，为满足要求，决定自三月份起，报纸五天出一期，一月出六期，新的预定办法是：
一、报纸还是按月预定，每月每份三百五十元，不收邮费。
二、各地邮局都可代定，预定时请将你的姓名住地（村）告知邮局，并交够报费，报纸一出，就很快的寄给你。
欢迎各地区村里的农会，贫农团多多介绍预定。对报纸内容发行上有什么意见，请提给我们，以便改进工作。
华北新华书店发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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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主兼工商业者
不动工商业部分
合江省委发出指示
【新华社东北十七日电】中共合江省委日前特颁发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城市工商业的指示。指出：有些县已发生了违反城市工商业政策的现象。如地主兼营工商业的，他的工商业被没收。有的是“八一五”后土改前已全部或部分转为工商业的，也被全部没收，甚至过去被日寇夺去了土地而转为工商业的，现在还当作地主处理。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误认为东北经敌伪十四年统治，实行过专卖，已没有民族工商业和私人资本；今后有国营和合作社不需要私人资本；以及忽视向贫雇农宣传解释保护工商业政策，狭隘的希望农民多得点浮财。这些错误如不立即纠正，对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和满足农民本身需要都很不利。指示特规定：地主兼工商业的只没收乡村中土地及其它封建剥削部分、废除高利贷。其他一律不动。一九四六年七月土改前的纯工商业者，不管过去是否地主一律保护。除在全县、全市占统治地位，罪大恶极的大汉奸、大恶霸、大特务、大地主的工商业，土改后为逃避斗争搞点小买卖的化形地主，和反革命蒋特的伪装工商业，坚决没收外，其他过去有点错误和缺点，而现在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者，可要他政治上坦白改过，不能借故没收其工商业及财产，或任意罚款。今后农民不得直接查封工厂、商店，直接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或捕人罚款。至于上述规定可逮捕没收大奸霸地主、蒋特化形地主和其工商业，也须经县、市政府审查批准，由县、市公安局执行，然后交给有关农民或有关机关。没收后除大工商业交政府处理使其能继续营业外，其他也不应分散荒废。无论合作经营或转卖，应使之继续开办。指示并规定：不经县、市政府和公安局，私自查封、没收、捕人、罚款都是非法行为。农民要求入城清算工商业，当地负责干部，应以负责态度，根据党的政策审查研究，并向农民解释。不使其发生不满。同时各地应在贫雇农大会和代表会上，将保护工商业政策详细讨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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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耐心寻找最受压迫的老实人
赵庄深入访问贫雇
个别访问与公开宣传结合，启发阶级自觉，使他们说出知心话。
【本报消息】最近有些工作同志到武安赵庄访问贫雇，了解这个村庄土地改革及一般工作情形。这些同志长期作机关工作，在访问过程中，经过一段摸索和体验，已获有一些经验，特摘要披露，以供参考：
起初，这些同志住在一个旧积极分子的院里，认识了一些贫雇。但是这些贫雇不敢去找这些工作人员，害怕村干部知道了对自己不利。随后这些工作人员就分散住到贫雇家里，和他们同吃同睡，在生活与感情上打成一片，从不熟识到熟识，关系就慢慢的密切了。
一开始访问了四个贫雇，他们的土地都是很坏很远。工作人员针对着他们的迫切要求，首先提出：“抽肥补瘦”的口号。他们非常高兴，但是还不敢动；怕干部、怕积极分子。村里肥的都是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他们还掌着村政大权。于是谈土地法大纲第五条：贫农团、农会与农代会是合法执行人，平分土地的大权在贫农手里，干部将来要由大家重新选举，彻底实行民主。又念报纸上的告农民书、告党员书，大家觉得有了凭据，开始说出许多干部的问题，与去年夏天洗脸擦黑时群众提意见受打击的情形，并很快串连了五十来个人。
原来说的串连对象是一辈子劳动受苦，至今没翻好身的人，但在串连中仍然出了偏向。开始比较主动和工作人员接近的，有少数中农、二流子，贫农常常推崇这些人说话，这些人常常发泄不平，激发别人反干部。说干部贪污了“不知多少”，“干部都是老财”，“和平解决不了。”…………因为他们和干部有些私仇，想乘机会报复。有一个退伍军人说：“我翻高了，我情愿叫贫农团分了我的地，可是我要报干部的仇，出一出气”。这人过去曾团结一些抗属与荣退军人，无止境的要求照顾，多分好地好果实，和干部对抗、争利，在群众中印象极坏，他说的话比群众多的多，带着浓厚的宗派情绪与破坏情绪。对于这些人，领导上一开始就采取了不硬碰也不依靠的政策。不硬碰是怕使其他群众也害怕起来，离开工作人员。但又不能依靠，于是抛开他们，直接深入到贫雇中去。
因为怕上当，在工作人员中曾经产生了“谁也不敢相信”的苦闷。一个同志在第三街工作，找到一个靳银太，他祖父就很穷，父亲是老长工，哥哥年近五十，没成过家；他自己也是从十七岁住长工，到一九四五年才回来。家里四口人，最近两年才有了十四亩地，家里破破烂烂，显然是个贫农。可是看见他说话还清利，囤里还有些粮食，就怀疑他可能是个中农或投机分子。找到靳喜太，看情况也是贫农，可是听说村干部活动过他，就怀疑不敢接近；有人说了一句“方金贵进了贫农团，可不得了，恶哩！”就怀疑是干部授意来破坏。总之，对积极的、会说话的、有了一碗饭吃的，都不敢相信。把一般群众对干部的恐惧也看成了宗派。
这批不行，又找着一些又穷又不会说话的。有的是孤儿寡妇，有的是羊羔疯、长年害病的，又觉得他们不顶事。随后找着几个能劳动的穷老实人，又嫌人家对村事知道太少，不会说话，怕是非，觉得起不了骨干作用，靠不上。
以后的事实证明：长年劳动的老实贫雇农，其中有些能活动、会说话，当然应该依靠。但大部分贫雇由于多年来被剥削被压迫，处理事情不多，不善于说话和活动，这些人仍然是应该坚决依靠的。例如一街有个靳富有。他父亲和他都是开荒地的贫农，在赵庄是外来户。现在还是一家五口盖着两条被子。有的贫农提到他，工作员想去访问。可是他事前就告诉别人，说他不愿叫去他家。一个同志硬着头去了，但他什么也不敢说，扯了些闲话走了。第二次又去，问了他一些生活情形，给他谈谈平分地土，抽肥补瘦，这次是贫农当家，不是洗脸擦黑（他在给干部洗脸擦黑时提过意见，受过打击。）将来贫农不但要管村干部，还要管县、区干部等，他开始有了点希望，初步动摇了“不说话”好的想法。他说：“人家干部们多得，是人家有功，人家有道理说；咱要平分土地，咱没功，没道理说。”工作员就给他解释：老百姓生产粮食、支差、出负担都是功劳，比干部还大哩！他老婆接口说：“咱抬担架多抬了两回，功劳就是大。”他说：“抗属分的多，人家在前线上流血牺牲哩。咱要说平分，人家就要把人家的人叫回来。”工作员解释：“他出去打仗，吃的老百姓；家里地老百姓代耕，这还对不起他？为啥要多分哩！”他看到工作员对多得果实的干部和多得果实的抗属，都有坚决的态度，一定得退，情绪就更高了些。但又提出新问题：“咱这人没材料，不如人家会说，恐怕总是不行。”工作员又解释：“能种地就是有材料，谁也得靠种地人吃饭。”他高兴了，说：“说种地，我一个人顶那些干部三个人。”他的情绪越来越高，说着说着就出去找来了另外两个贫农，他从此逐渐积极起来。
三街有个靳成科，以前开会总是坐在角落里。父亲住长工，饿死了，母亲曾讨饭，他本人住了二十多年长工。后来开了四亩多荒坡，灾荒年又买了五亩坏地，去年还给人家打短工。填补时，干部说他三口人有九亩多地，够种了。他在洗脸擦黑时提出想换亩好地，干部问他“啥思想”，他赶快声明“没思想、没思想。”以后一直坐在角落里，直到现在没说过话，对什么也不闻不问。这次经过类似的访问发动，也出去串连了四、五个人，成为真正的积极分子。
这些经验证明：坚决的、不动摇的依靠与发动过去人们看不起的老实贫雇农，相信他们，唤醒他们，使他们形成有勇气、有能力的骨干，就是发动雇贫层的关键。这些人现在的领导能力还不够熟练，勇敢程度还不很够，但比开始时已经强多了。他们积极注意坏干部的破坏活动，调查坏干部消灭贪污痕迹（帐目）和出卖粮食棉花等罪行，互相劝告自己人改正错误（如性生活乱等），有的要求组织新民兵，防止破坏行为，积极从各方面为自己将来当家做准备。
工作员在赵庄获得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个别访问与公开宣传相结合。工作员在赵庄访问了几天以后，发现村干部有许多破坏活动。村长杨占魁从区开会回来，召集群众开会，说田二庄村长反映：不知道那儿来了个姓张的（也是个工作员），不经过干部，随便住到田二庄，组织了一伙流氓要实行土地法，把中农吓坏了，冬学也搅得开不成，有些中农吓得卖了羊群（实际是田二庄村长自己卖了羊）。杨占魁说这事的意思是暗指赵庄的工作员也是破坏工作，想用这种方法威胁群众。有的坏干部领头卖粮食，宣传要“大均产”，动中农，造成中农恐慌，又说是工作员吓坏的。农会主任召集农会小组长说：“咱们没收老财东西，分配果实，大家都说没有帐啊！”有的到处打听消息，到工作员访问的贫农家去反问，使贫农增加顾虑。
工作员看到这种情况，确定把自己的来意正面告诉村干部，并在冬学中公开的宣传土地法，把邪气打下去，给贫雇撑腰，使个别访问不致受到破坏。老实贫雇以开大会的方式是找不到的，因为他们不敢公开讲话，不经过暗访阶段，绝不能找到可靠的骨干。
同时，在深入访问贫雇时，也注意到普遍团结中农。有的街提出普遍调查与个别深入访问结合，开一个闾或十来八家的调查会，中贫农都来，小型的宣传中农政策，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从中获得谁家最穷的线索（中农有的也告诉我们不少贫农情况），然后深入访问，反复了解情况。这样一方面克服了中农的恐慌，另方面也打破了某些闾找不到贫雇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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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获鹿访贫雇经验
魏善琦 孙成文
获鹿县在串通发动贫雇中提出了以下的经验：
一、首先要有找雇贫的决心，这是每个同志阶级观点的考验。在群众会上宣读了干部公约：吃贫雇的饭，住贫雇的房。我们开始一到贫雇家，他顾虑我们嫌房子破，吃的坏，家里穷连个坐的地方也没。但经我们说明：“你睡在那里，俺睡在那里。你吃啥饭，俺也吃啥饭。”县长张香楠在方台去访问贫雇，该户觉着县长到了，赶快到别人家借了个小板凳，县长就一屁股坐在地下，没有坐凳子。梁兰田在高迁村去访贫雇，他家里有些粪，怕我们嫌脏，想坐在粪上把它挡住，兰田同志看透这步，就和他并坐了。一次在南甘子吃饭，群众和我们吃的两样饭，县委魏善琦同志放着米面饼子不吃，上前抓住群众的黑粉渣饼子吃，并说：“一家人不吃两样饭。”这样分散在贫雇家里吃饭睡觉，对贫雇是个撑腰，限制了地主的破坏活动，与贫雇建立了密切的感情。贫雇对我们非常爱护，怕冻着我们，叫我们到炕上吃饭。
二、给贫雇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新区贫雇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有些贫雇因现在就没吃的，等不上。有的首先没收了几户，解决了贫雇户当前的生活问题，斗争的劲头就大了。此外还要及时解决贫雇的各种困难：张县长到方台魏喜子家，他家三人伙盖着一条破被子，他娘怕看见嫌丢人，紧用破布袋盖。张县长发觉后，给他从村里暂借了二条被子，这个老太太非常感谢，见人就说，见人就讲，成了我们很好的宣传员。
三、关心贫雇家里的一切人，我们到了贫雇家里，不能一开始就提出政治要求，开口就问几间房子？几亩地？几口人？你村谁好谁坏？这样活该你碰钉子。应首先从思想情绪上变为一家，看见病人就问什么病？多长时间了？赶快请医生治治吧！见了小孩就可以抱抱，问他冷吗？我们对贫雇家里的一切人真诚的爱护与关心，很容易与贫雇在思想情绪上变为一家，使他感到真是一家人，说问题就方便了。在群众未彻底了解你之前，到家里见了年青女人，千万别说话，也不要乱看，时间长了他就会主动的接近我们。
四、以苦引苦，介绍我们本身的事：王修海同志介绍了自己讨饭二年，放羊十五年的苦后，贫雇说：“王同志这样沾！也是个穷人，以后许多贫雇就自动去找王修海同志诉苦。南甘子李凤英在贫雇组诉苦后，干部王新金把自己全家六口人饿死失散的惨状诉苦了一遍，全组哭起来，这时大家都争着把自己的苦诉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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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与建议
公务员张成占来稿说：施庄村老佃户太穷苦
请永年领导上检查真相
我是××政治部的公务员，我在永年县第四区施庄村参加民运，我叫张成占，我向你们反映一个事情，请你们指出解决。自从我们来在这村，区干村干都不管群众有吃没吃，区干来到村里，不给群众接头，光给干部接头，他问干部；群众翻了身没？干部说翻了，他们喝上些酒，吃些肉就走了。他们根本就不管群众翻身没有。这村有个大地主虞本修，他家二、三百亩地，十多处房子，自八路军来了，他家男的坏家伙都跑了，光丢下老妈、女子十多口。他四十多年以前，用着一个佃户。一直到去年，他家被斗，不用这佃户了。他不是用不起了，他是怕彻底斗争他。这个佃户七十多岁了，给他做活把力用尽，身体不健康了，现在没地没房，他住在庙里，每天出来要些吃的东西。我问他：“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赵庄村人，父母都饿死了。十四岁就给人家受苦，一直到现在，不用我了，我也没有法。我就快死呀！”他的泪就掉下来了。后来我给村干部说，也不顶事。我一天吃饭回来，我看到这个老佃户的主家——大地主出来拿着白面肉饱子吃，我的心很恨他，我想这是穷人翻身翻不了，地主白面肉还吃不清，穷人要饭也没有人给。第二早晨起来，我一出门见这个老佃户拿着棒子，拿着小口袋，走着哭着，我叫他回来，他就张着大嘴，就向我来要吃的东西，我也不怕干部批评，我也没给干部说，我领着他去他主家要吃，我说：“嘿！给些吃的东西！”有个小妮在院子里站着，她一向里报，我就往里一看，炕上坐着老妈，还用这满妮子，我说给些，他说没有，我说：“那不是？在柜上放着一筐子。”他就不给，我就起了态度，他拿出两个饱子、蒸馍共六个，我一给老汉，他张嘴大哭。
他住的庙，也没铺的，也没盖的。我看了看地主家里，三个炕共有十八条毯子，箱子、柜等等东西多的很，大家说说，这是什么翻身？我想不光是这村，普遍有的是这情况。我要求政府给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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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津保地区
发动农民平分土地
【新华社晋察冀十四日电】平津保三角地区广大农民在我军掩护下，奋起向地主奸霸进行斗争，平分土地。我军进入大清河北新收复区后，就普遍向农民宣传“土地法大纲”和“告农民书”，并抽出指战员组织“平分小组”，结合地方干部、武工队镇压反动地主，没收奸霸地主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某部俺护十三个村庄的农民平分土地，并伸入接敌区宣传，捕捉反动奸霸头子。某部深入保定敌市沟内外、离城数里的村庄，召开贫雇农座谈会，宣传土地法。围攻樊庄敌据点时，我军一面打仗，一面宣传，在我军积极掩护下，固安、安次、霸县边缘区有些村庄已召开了雇贫农大会，讨论怎样翻身分地，有些村庄则已开始平分土地，并组织农民武装、保护分田，坚持斗争，和防止反动地主勾结匪伪军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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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军区政治部
调查解放战士籍贯
准备分给他们土地
【新华社东北电】军区政治部顷颁发命令，调查我军解放战士及家在蒋管区的指战员籍贯，以便通知当地政府及农会在现在或将来分给与农民同样的财产及土地。命令略称：“各部队应即调查：（一）解放战士；（二）虽不是解放战士，但家在蒋管区的战士，把这两类指战员的籍贯报告本部，以便使家在解放区内之解放战士，均可由本部通知当地政府和农会，分给其本人及其家庭以土地财产。其家在蒋管区者（不论解放战士和自动参军的战士）则由本部保存名册，待其家乡解放后，通知当地政府和农会，分给其本人和家庭以土地财产。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光荣烈士，待其家乡解放后，其本人及其家庭，仍可同样分得土地财产，并得到抚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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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联共中央公布
关于苏联音乐艺术决定
严厉批评形式主义反大众化的倾向
【新华社陕北十七日电】莫斯科讯：联共中央顷公布关于歌剧“伟大的友情”的决定，严厉批评了苏联音乐界错误的倾向，即形式主义的、娇揉做作的、反大众化的、向欧美资产阶级没落垂死的音乐投降的倾向。决定首先指出：作曲家莫拉德里根据姆德万所作的诗歌谱成的歌剧，“伟大的友情”，不论从音乐或主题方面来看，都是不真实的、非艺术的作品，歌剧的音乐枯燥拙劣，杂乱无章，毫不和谐，只是一些无休止的噪音，一些刺耳的音响的组合，其中没有一点使人神往的旋律或气氛。歌剧的情节也同样是娇揉做作的。决定继指出：“苏联音乐界代表会证明了：莫拉德里歌剧的失败，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和散布在苏联作曲家中的形式主义倾向密切结合着的，莫拉德里仅是走上了这种不幸道路之一人。”决定回溯称：“早在一九三六年，当萧斯塔可维奇所作的歌剧，“墨森斯克的马克白斯夫人”问世时，苏联音乐界这种反大众化的、形式主义的恶劣倾向就曾受到尖锐的批评，并且被揭露了以这一方向来发展苏联音乐所存在的危险。联共中央认为苏维埃音乐迄未改造。苏联作曲家在创作为人民欣赏而且传布甚广的新歌方面，在电影配曲方面等的个别成功，并不能改变这种总的面貌。背离苏维埃人民及其艺术口味的音乐上形式主义的恶劣倾向与反民主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萧斯塔可维奇，普罗可菲也夫，哈加杜里阳，谢巴林，密斯托夫斯基等作曲家的作品中。这些音乐的典型特点，就是否定古典音乐的基本原则，传布噪音和不和谐，据说这是代表音乐形式发展中的“进步”和“新趋势”的表现。这种音乐发散着所谓“现代派”资产阶级文化的强烈臭气，发散着反映资产阶级文化的没落，以及完全否定音乐艺术的欧美音乐的强烈臭气。在交响乐和歌剧艺术方面，情形尤其坏。许多苏联作曲家藐视俄罗斯和西方古典音乐中最优秀的传统，拒绝这些传统，认之为“陈腐”，“旧式”和“保守”，嘲笑那些自觉的想精通和发展古典音乐的方法的作曲家。他们就这样把他们的音乐和苏维埃人民的要求和艺术口味分了家了。他们贬抑音乐的高度社会作用，把音乐的意义局限在迎合那些冒充伟大艺术家的个别人物堕落的兴头上。苏联音乐中的谬误的、反大众化的倾向的流毒，也影响到国立音乐学校中青年作曲家的训练和教育。首先便在莫斯科国立音乐院，谢巴林就是那里的院长，形式主义倾向在那里占着统治地位。联共中央唤醒大家注意苏联音乐批评界中不可容忍的情形，苏联音乐批评界已不再反映人民的意见，而成为个别作曲家的喉舌了。联共中央认为国家艺术委员会与苏联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所奉行的错误政策，造成了苏联音乐界这一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形，他们不是在苏联音乐中努力培养现实主义的倾向，这种现实主义倾向所依据的基础就是：接受和进一步发展古典遗产，特别是俄罗斯音乐学派的传统，把崇高的内容和音乐形式的艺术完整性相结合，把音乐和人民及其在音乐和歌曲中的创造性艺术深刻有机地联系起来。总之：他们鼓励着背离人民的形式主义倾向。联共中央认为对于苏联音乐界的这种情形，和这种对待苏联音乐的态度，已不能再事容忍。决定最后号召在苏联具有无限创作机会的作曲家们，奋起实现苏联人民对音乐艺术所提出的高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