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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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众黑板
★武安九区石洞村几个干部包办一切,胡作乱干,老百姓说这村是“十家民主”。干部和地主拉得很紧,贫雇的地质很不好,动不动就被取消说话权,现在大家要求当家翻透。
★磁县常范村是个穷苦小村,过去县上区上都不大注意,反奸清算以来的斗争果实,都让干部独吞了。领头贪污果实的,区上将他撤换了。
★咱们关东的解放军打下沈阳南边的辽阳县城,消灭一万敌人以后,沈阳城里的蒋家狗官们都吓慌啦,几千个王八旦抢着坐飞机逃命,乱成一团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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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通讯往来
第九号
一九二二年一月,列宁给“贫农报”的编辑写道:“是否可以简略示知(最多两三页):贫农报收到了多少农民书信?在这些信中有些什么重要的(特别重要的)和新的东西?情绪怎样?迫切问题?是否可以每两个月得到一次农民信件?”
请大家注意研究列宁这段话,当农民的代笔人,反映他们的情绪和迫切问题,要注意新的重要的东西。农民自己直接给我们写,更是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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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洞村是“十家民主”
干部一窝蜂报复群众
贫雇动不动就被取消说话权
【本报消息】武安九区石洞村的工作员,经过初步调查,了解到这村贫雇的翻身还相当不彻底;干部多占果实,对群众压制的很厉害;有的老财还当着干部,被村干部包庇着没斗。
这村的贫雇,多半靠种山地、做木工过时光。抗战以后,段家的上层人物,比方段炳南(过去群众认为他是封建富农,才撤职不久的政治主任)、段来有(农会主任)、段永和(过去的村长)等,轮流掌握村政权。贫雇、木工被他们压制着,土地改革当中,没有得到多少果实。根据三十二户贫雇的调查,里面有二十六户的果实分数都在六分以下。小三在外面种山地才回来,只给评了两分。合作社经理张文斌(抗属),群众过去认为他是封建富农,却评了十二分。在土地质量上,贫雇的地,没法和干部比;就是数量上还差不多。(这村共有二十二顷地,二百三十多户,七百来口人,每人平均三亩多地。)现在有的贫雇马上就没有粮食吃。象土金,年前只剩下二斗玉茭,三十多斤米,还欠人家四十二斤麦子(缴公粮借了一些),七十六斤米。
提到干部情况,贫农英会娘说:石洞是“十家民主”。就是说,全村只有几个主要干部当家包办胡作乱为。段炳南霸占了贫农段永林的三亩地,直到他被撤职才退出来,又是退给了农会。段炳南还霸占了贫农段祥华的房子。逼的段祥华哭了一夜,才无可奈何的搬了家。村干部规定老光棍、老寡妇如果不是抗属就不照顾。理由是他们活不了几年,多分了东西留给谁?对手艺人,不管他能不能维持家庭生活,都是少定分。干部们却要多定分,理由是他们办工作误了工。这样干部多占果实,偷盗果实就很严重。为了反对干部多占果实,有的贫农受了干部很重的打击。退伍军人段春林(贫农)看到果实分配不公,在抗属会上提意见。结果叫村干部取消了他两个月的发言权,还把他原来得的十分果实撤回去。后来区干部提了意见,才又补给他七分。村干部给英会娘定了两分,她嫌少。农会委员张西秀说:“嫌少!下他个吉巴的!”村干部干脆不给她了。后来别人劝说着才给了一分。以后分果实,就把她降到五等一级。群众说:“给多少算多少,要是提意见,就连这点果实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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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提意见的村干部一个个被打下台来
当权的干部不光压制着群众,对说直理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也想尽办法打击下去。妇会主席谭青子对干部们说:“咱干部们占的果实比群众多。”干部们就说她领导群众斗争干部。她看到段炳南常耍态度,也提出意见。因为她和干部们不一个鼻孔里出气,干部们开会就不叫她参加。区干部提了意见以后,才改变了这种情况。有一回分果实,没给她侄子定分。她不满意,和农会委员张西秀比了比,张西秀就记恨在心里,说:“谭青子不下台,我这干部不当啦。”后来,张西秀就说谭青子领导“破鞋”纺织。有一天,谭青子和几个妇女抹牌玩(不赌钱),张西秀就报告了别的干部,派民兵抓了“赌”,撤了她的职,还要没收她的全部财产。吓得她整天哭,病了几个月,后来因为群众不同意,只没收了她一分果实。最近张西秀在反省中,承认了有意的对谭青子报复。生产主任老尚子,也因为好说直理,被撤了职。贫农段廷玉说:“擦黑洗脸的时候,区干部老郝叫我提意见。老郝走了以后,没明面报复咱,给我(减)去了二分(果实分数)。我还是积极分子呢,没有宣传(布)不要我,反正开会再没叫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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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少地主大吃二喝
干部包庇的还没斗
地主的情况怎么样呢?直到现在,大部分的地主,还比农民的生活好。因为过去除了逃亡地主的家产全部没收以外,其他地主都留下一部分质量好的土地,到去年秋收以后才换了换。这样,地主秋季收的粮食就没有动。这是前任政治主任段炳南、农会主任段来友等村干部捣的鬼。换地的时候,他们主张让地主收了秋粮再换,换罢再斗。可是以后就没有斗,使大部分地主富农还大吃二喝。从旧历十一月十七到十九日,地主张炜到合作社买了四回纸烟。张树梅、张树田、张老宪常到合作社买挂面、青酱、豆腐乳等。而且从合作社的帐上来看,地主能赊东西,穷人就办不到。贫农段光云说:“咱就怕赊不出来,才不敢张嘴说赊东西。”
有的老财,叫干部包庇起来,没有斗。象张亮,过去自己有二十多亩地,又租了长善娘家五十多亩,喂着骡子,雇着长工。土地改革当中,只献了点地,浮财一点没动。现在还当着合作社馍馍坊的经理。他一搞这个买卖,就再也不准别人开馍馍坊,要是贩卖馍馍,也只能到他那里去贩,不准到外村去贩。合作社经理张文斌,群众认为他是封建富农,还分了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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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贫雇要求当家翻透
这村的问题很多。根据现在的调查,看到贫雇有五项要求。第一是清理合作社帐目。要弄清放在合作社的斗争果实(连粮食、木材、棉花、家具在内)倒底有多少?合作社倒底赚了多少钱?第二是清理斗争果实。原来农会主任段来有家的三间房子,装满了斗争果实;可是现在只剩了一点点,还是坏的。村干部搬斗争果实时,民兵站上岗,不准群众出门,说是“戒严”。第三是清洗合作社的老财。第四是干部退出多占果实。第五是要求当家。贫农段廷玉说:“不敢说话是个大事,一提意见就报复。”退伍军人段祝华说:“要调换干部,把权转给穷人。还是这些干部领导,穷人就当不了家,也不敢说话。”
(管林、罗玉、幼、朱波、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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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湖模范村
贫雇过年挨饿
通讯员来信
编辑同志:
我从古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到武安二区西湖村宣传土地法大纲,到二十八日返回。在这四天时间,因我人地两生,很肤浅的了解到雇贫农当中存在着严重的冤苦事,这些事情都是亲自到雇贫农家中,他们给我亲自谈出。
西湖村有三百户人家,是一个基点中心村(据本村干部说),过去是二区的模范村。在生产运动中曾向其他村进行竞赛挑战,根据我得到的材料看,模范村里问题很多。
西湖村有个郭书龙,四十八岁。在十六岁就给地主富农做长工,一直做到一九四五年解放后,整整干了“长工”三十年,现在仍当着光棍汉,上身穿的四年前的破棉袄,四面不着体。他说在分果实时,干部要给咱洋布大袍子,咱能穿那东西去拾粪,去拾砍?因为咱没要,也就白拉倒。宋老四,是连三辈要饭吃的,他本人在十几岁就连要饭带锢鹿锅,往远处跑。他在诉说时,指着他那大孩的上身穿的破袄说,要不是里边套着那个有大衿的破布衫,就要露出肚子来。他们说到被村长将他俩开除农会时,眼里都滴了泪。宋老四说:俺俩是今年三月二十九日晚被村长一齐开除的,还将俺俩扣了一黑夜,我在那晚会上见人家都去毛子(厕所)里尿去,毛子在院中,我看人太挤,到门外尿了一泡,就说我捣乱了会场。当夜农会副主席教我们假坦白,他说我学。他说要不承认,村长说还要将我们捣了的。(砸死的意思)。就这样承认了不对,第二天放了,虽然不扣了,把我气的疯了十来天。
接着他又说:“咱们没穿的,人家说咱仔细,本来咱没有,有啥办法?俺们分果实,共十多分,到现在不长不短。那天念果实帐时,听伢干部们这个借三万,那个借五万,武委会主任娶老婆借了七、八万,谁管咱!”在旧历年关左右已发现十一户雇贫农没吃的,将要扣起锅。张老三因没吃的要去要饭吃。张合衣是个佃贫农,因为穷,当光棍汉,过去自有地一亩,除租地外,常与人打短工糊口,去年分给果实,地他种了二亩谷子,长的很好,但却被虫吃的只收了一石二斗。因春夏没吃的,借的粮到秋后就归还六斗五升,出公粮米六十九斤二两,还出工米(包括互助与支差)小米一百多斤。公粮逼的没办法时,二区赵政委在这村工作借给他三千元。在过旧年关近几天,愁的要死他。说现在世道不好过,想着要饭吃不兴了,打短工吧,用家少了,咱拾砍吧,没本钱,秋后就没吃的,除生产了几次外,一直目下是要饭。还有一个父母早亡的孤儿王有的,在五六岁上就要饭,睡在关帝庙,今年十四岁了,经过翻身运动,却仍然房地皆无。穷人这样苦,但有的斗争对象还有办法,王仁德家过年磨了一天白面,顶少能磨三大斗麦。(儒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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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忽视小村问题
领导上依靠“功臣”脱离群众
常范村干独吞果实
【磁县消息】常范村是离彭城镇只三里,有三百零五人的比较穷苦的小村。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解放到去年九月以前,区公所从来没派过一个工作员去这村住过,总以为他村有在抗战中功绩卓著的孔凡昌(实际是个流氓)的领导,保险出不了问题,一切都委靠他一人掌管。孔凡昌在村是三大干部之一,任民教主任兼合作社总经理,一切大权在握。农会主席田书禄是一个谁都不惹、两头落好(贫农和地主都说他好),没阶级立场的人。副工会长陈文秀是一切服从孔凡昌。群众反映:“孔凡昌的嘴,陈文秀的腿”。刘五味(现任政治主任,是过去三小干部之一)说:青年干部民兵正在房内吵闹,一听孔凡昌“哼”一声,就鸦雀无声了。他的大权在手,胡作胡为,掌握斗争果实的分配,管理合作社的一切。在村公开搞破鞋,后来经过党公开,担任了政治主任,更是没人敢惹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反奸复仇时期,前后共斗争了四十天,斗争回洋三二六六○○元。斗争结束后,群众要求借用斗争款,孔凡昌说:这是汉奸要打我的黑枪和已打死的孔令椒的,这款应归我们所有。农会长和乡长等拿这款去和村镇贩卖粮食,孔凡昌自由使用,干部们自由借用,大吃大喝。贫农吝光银反映:“我们争了四十天全是陪伴了!”四六年四月分配七十亩旱地,二亩水地时(该村每人平均水地一分六七),孔凡昌告评议员说:将二亩水地分给索有良!评议员只得照办。原来孔凡昌与索有良弟妇公开搞破鞋,他还挑拨人家和他结婚。七月土地改革大运动时期,经过一个月斗争,斗回二○五○○○元,在分配时孔凡昌告陈文秀:“我要娶老婆,用洋五万元”。陈文秀就转告评议员,就分给他五万元。其他干部十二人,分三万元,民兵十三人分三万元,抗属十二人分五万元,群众九十六人,妇女会五十三人,每人各批二百元,共三万零六百元。不管地主、富农、贫农、中农只要到会,按人按类平分。地主、老年队长孔凡为和地主、抗勤主任孔令才,因工作积极,都分到干部分二千五百元,破落地主村书记索光荣,批到头等干部分三千元,其弟索光银,批民兵果实二千元,被斗户索有功,批洋一千元;贫农吝光银不要分的二百元,干部们硬给了他,他气恨的买了半斤猪肉吃了。
十一月填补时期,斗争了一九九三○○元,给民兵买皮带、毛帽花洋二三三○○元,给民兵买白布做大衣拿盘费花洋一四二○○元,孔凡昌要买手枪和手枪子弹花九六○○○元,过年优抗花洋三七○○○元,余洋二八八○○元存在农会长手中。
总计以上果实的分配,孔凡昌得十六万余元,合占全部果实款百分之三○·六六,顶住二三○四个男女群众分的。假充抗属分到一份果实四一七○元未计在内。买长枪、子弹花洋一三二三○○元,合占百分之三一·五五。干部十二人得一九九七九○元,占百分之二四·六六,每干部顶住一五二个群众得果实。(暂存农会长手中的四三二○○元,经当作干部借用的机动款,没算在内。)民兵十三人分到六七五○○元,合米一六八三斤,占百分之三·七三,(指给民兵分的款、买皮带、毛帽、大衣布、盘费都在内)每个民兵顶住二五个群众所得的果实。抗属十二人分到八七○○○元,占百分之五,每个抗属顶三十一个群众所得果实。男群众九十六人,分二万元,占百分之一·二七。妇女会五十三人,分一○六○○元,占百分之○·六七。干部们每请客一次浪费九○六○元(共四十人),占百分之二·二四。吃一顿等于群众一六八人所得果实。其他在分配家具、衣服、农具时,也不评议,干部说:“谁需啥拣啥!”群众都纷纷去取,亲族厚友都相互尽让,“你缺这给你。”一个住过五十余年长工的外来户一亩地没有的老光棍汉王立正,看看人家没有人尽让自己,他就走,后来别人给他搬来一个小桌,他说:“咱还闹个老财桌子吃饭咧!”贫农孔庆禄老汉说:“我在斗争中只分到两条烂裤子,一个烂被子。”干部说:“贫农没牲口,分犁耧没有用。”因此都分给中农户,或翻透身的新中农户。
孔凡昌于去年九月经彭城中共区委会耐心教育,虽经过几次反省,仍然固执错误,不向群众低头。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区委会接受群众意见,宣布开除他的党籍,行政上撤消他的政治主任职务,但多余侵占的斗争果实还未退出。
(磁县县联社通讯小组苗立明、王功林、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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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庄土地悬殊太大
地主比贫雇多一倍
【太岳消息】常庄是屯留二区姜家庄编村的一个自然庄,有雇贫农二十三户,六十九口人,占全村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土地二百一十七亩半,仅占全村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六。每人平均土地三亩一分五。富农、地主二十九户,一百二十口人(划阶级的方法可能还有不对头的地方——编者),土地六百零九亩五分,每人平均土地六亩零七厘。这村土地平均产杂粮每亩不过五斗上下,特别是雇贫农土地少,底子空,和别人一样的支差出负担,实在受不了。如雇贫常长住,家有三口人,种地十一亩半,去秋打下谷子六石三,玉茭五石二,共合米五石三,出了负担一石六斗,麦子三斗,净剩米三石二,不够三口人四个月的粮食。一般雇贫现有的粮食只能吃到年底,顶好的能吃到春耕前,所以大部吃糠。不光负担重,他们有的根本没有分到果实,如常海德今年才脱离了雇工生活,还是房无一间,地无一亩。在斗争时本村赵德胜、霍金喜等包庇地主,欺压雇贫。雇贫会上霍滋海说:“我要求参加农会,人家说有份儿负担分数,就不能参加。可是地主常俊明被斗了,他儿子还参加农会分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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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自工农回到工农
王庆林反省替地主服了务
太行六地委整党会反省之一
(王同志系武安六区大灰村人,贫农成份,雇工出身。一九三八年十月入党,四五年九月到区工作,现任六区区委执委。)
我出来四五年了。出来到羊圈工作。那里谢老温是封建地主,我在支部会谈,斗争后也应照顾他。因为他有一次给我家里送来三十斤白面,我知道这一下受了地主的骗,就向李政委说,李政委说向群众承认一下,就说花钱买了他的算了。我心里想吃了人家一半,再给人家钱,我不高兴。
赵永亮村长是富农成份,钻到党内来,我怕群众斗他,叫他献出二亩地给群众,即不斗他了。这样群众既欢迎,村长仍可叫他当。但当时老实农民不满意。我离开这个村时,请村上王同志(村干)帮助弄个毯子,他答应了。
庙宇村东坡有我亲戚,我想这里是我丈人家,只组织一下斗斗,可不要扫地出门。好叫人家说个“还是他姐丈顶事。”
到了口上村,斗争郝玉贞。郝喂了一百多个羊,十来亩地,他在合作社当经理。我住在合作社,我睡了,他叫起我来,喝汤吃酒。他给我谈过去穷,说头一回运动时斗的他就不轻,这回人家又运动了。我说:“不怕,可以留点。”在村上开斗争会,我就发表了一个意见,我说:“郝玉贞这人能为群众谋利益,看咱这个合作社赚钱比别人多。”我说给他留几个羊,粮食不动,房子留点,羊再给他丢个公羊。后来郝说沾了我的光。
到陈家坪工作。地主温兴邦喂了四五十个羊。区干部去了就在他家吃饭,他给我说:他往这搬时很穷,是放羊加种地搞起来的。说到这里就叫家里包饺子。我不叫,他说:“怕啥”?这次斗争你还不帮帮我哩!”我又走了他的路线,在村干部会上批评了不该防害“中农利益”。
今年秋天回去给娘们说:“咱家小驴,人家地主来借,咱不用就借给人家用用,要给人家团结。”我觉得地主可怜,但不觉得贫农可怜。我家有二亩半花,摘了八九十斤净花,赊给地主二十斤,我说没钱不要紧,啥时有啥时给。我检讨起来是和地主一块肉,发展下去可不得了。我真正是雇工出身。我二爷给人家做长工,腊月不能回去。因为给人家地主打柴,跌到山沟里尸首也找不回来了。我爷也是一样。我也做了三年长工。可是我现在就不想这些了,脱离了贫雇阶级,并且发展了享乐思想了。听说将来要下太行山,便要求组织上批准离婚,想另找个对象,后来李政委给我解释了,好了些。这次回去后,可要好好给群众办点事情,咱有坏思想也要给群众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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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大祥反省压制群众
(胡同志武安三区五和乡人,现年二十六岁,成份贫农,出身雇工。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四六年三月到区工作,现在三区党务工作队工作。)
我当长工的时候,即和地主闺女搞上关系。解放后当了干部,想和这个闺女结婚,亲戚反对,闺女愿意。结婚后,亲戚送给好吃的。我说吃吧!我不知道这是地主的收买。陈友义说我老油腻,有了老婆地,不好好干了。我嘴里说愿意为群众服务,心里不同意他的说法。以后当政治主任,没几天就要调出工作。我想:你看这个上级,不出去明知不对,出去马上离开老婆。上级说不离区,才在五和乡当了区干部。我要盖窑,给干部说了一下,用石匠起石头,用群众背石头,两道窑用了二百个工。我认为自己有功劳,实际是剥削了群众。
当农会主任走干部路线,过年每人发七十斤麦子。我说不要。可是我没动,就送到家里。
我提意搞了个骡子。过几天死了。又提意搞了个牛,又换了个骡子。以后干部都想喂骡子。
支部书记换了三个老婆,武委会主任换了一个。这是我们互相包庇。
一次抬担架,十余户不愿去。群众说干部有骡不去,俺没有吃的能去?我说你死落后,有问题,就扣起来。我想:实行民主,还能不出贡献?
扩兵时打击群众才厉害。群众说扩兵是俺,抬担架亦是俺。我就把他扣起来。到区上还说我村是自动。我回去就想吃面,让群众给代耕地。群众说不要寻好老婆,寻下好老婆保不住。过去的工作不能见天。
退果实时群众提胡大祥修窑不对,喂骡不对。还说干部搞破鞋不对。我说这简直胡说,让群众承认了错误。
今天我认识到党比娘亲,做错了事,我要好好反省改过,自己有黑就说,有错误就承认,我想一定能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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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崔万金反省包庇坏干部
(崔同志武安十区牛@堡人,现年廿三岁,家庭赤贫,出身铁匠。一九四六年七月入党,四七年七月到区工作,现任十区武委会委员)。
我家六辈打铁为生。我九岁就打铁。我爷买了一亩八分坟地,九间房子。四二年卖房子,财主邻家用六百元强买走了(卖给别人得九百元)。盼八路军过来好报仇。八路军一来,我就当了武委会主任。那时村上的抗勤、书记、仓库主任等都是地主。平汉战役,干的有劲,光想报这股仇。但这一阶段,我的思想与地主沾染起了变化。心想当了干部,要弄个衣裳。又搞起破鞋来了。这个破鞋不是斗争户,可很有钱。啥也给做,鞋、衣裳。搞了几个月破鞋,九区政委来了个信,说我作风不好了。斗争这个女人,我心不同意,工作积极,掩护破鞋。杨风同同志来了一个信,说我如此下去没地位,好好干有地位。思想稍转变了点,后来工作好就入了党。
到安阳参加翻身队,我说可有了地位了。搞下老婆,六七天就参加翻身队。到安阳六区江村。区长过去是个看庙的,能力不大。我看不起他。有事他就和我商量,问我怎么办。我看起他看庙,这是忘本,看不起党。
我在岗头村工作,马学荣是村长,代理政治主任。他很不好。他弟当民兵。上级号召扩军时不能强迫,叫动员。群众动员他兄弟他不去。公安员和他是一家,他说:“谁动员他,他就跳井。”群众说:“要开除他扩兵组,坏蛋出去,兵就好扩了。”有一个人自动报名,并提出别人,这一下弄起来六个人。首先我先卡住武委会主任,结果弄出来几个。现在检讨那时没有作好,群众提出公安员坏,我答应解决,结果兵走了,我就不管了。公安员是党员,这些我都包庇了,这是忘本。
婚姻问题:有个十八岁的闺女,要解除婚约,我就给他离了婚,准备给我下边的干部结婚。我的用意是想落个好。
我这几天的思想:我很愿意学习,要开脑筋。结果一听报告,觉得自己的事说出来丢人、怕党不要。经过县委一谈,我想一定要说,将来一定要叫群众知道。不谈出来,谁也对不住。县委说:“你是个工人,动摇性从哪里来?”我还没想好,我再想一想,一定要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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