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四月十八日一期文章】题：走上迅速发展道路的珠海特区（作者路易斯
·多罗萨里奥）
自从一九八四年一月老资格的政治家邓小平视察珠海以后，中国珠海经济特区突然增加了活力。它已开始着手实施一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其中有：一个深水港、几个大工业区以及几十家新工厂；其他一些已经得到批准、但尚未动工的项目包括，一家耗资二千二百万美元的啤酒厂、一家耗资一千五百万美元的玻璃瓶厂、一家耗资一百四十万美元的木材加工厂以及一座耗资五百万美元的冷藏库。
邓小平在珠海视察的时候，书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题词。人们把他的题词加以复制，镶在镜框里。现在在珠海，许多办公室里都挂着这个题词。他的寥寥几个字显然产生了巨大影响。今日的珠海正如两三年前的深圳推土机正在把稻田变成工厂工地，进口的汽车在新建成的公路上飞驰，家具齐全的现代化套房正在等待出售。乐观的当地官员们甚至开始设想他们这个特区将继深圳之后成为全国的第二个榜样。
另外，珠海现在钱很多。二月中旬，中央政府说要提供七亿元人民币来改进珠海的设施，这比过去几年拨下来的建设资金多一两倍。
尽管象深圳一样，珠海有着靠近一个资本主义飞地的优势，但它的发展是缓慢的，这一点珠海的一些官员是承认的。深圳现在可以说已完成了大部分基础项目的建设，而“开放门户”六年的珠海，仍然把它的许多劳力和时间用于整地和修路。厦门和汕头经济特区可以说也是这样。
珠海旅游业的兴旺（一九八○年一万五千名游客访问珠海，到一九八三年猛增到二十七万人）与其说是由于政策上的失误，不如说是由于它本身优美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因为原来的特区范围仅限于有一些海滩的一块沿海地区，所以建造宾馆比修建工厂更适宜。而且这个昔日的渔村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设施。珠海的发展还受到交通条件差的影响。
珠海的好运是在一九八三年底把特区的面积扩大到十五平方公里的时候出现的。特区的扩大给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的南中国海石油勘探作业，使作为一个近海供应基地的珠海更增加了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由海外华人组成的格拉德霍弗集团已与珠海当局合作，实施一项耗资六千四百万美元建设一个深水港以及一个供石油人员使用的住宅和商业辅助建筑群的计划。
这个港口同时能停泊四至五艘供应船和一艘载重一万吨的普通货船，它将处理珠海及其邻近地区的进出口货物。这个港口将在一九八六年初竣工。
一些投资者们认为，珠海是发展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了一个深水良港以后，珠海可以有效地为一些内地贸易区服务，包括为正在扩大的工业中心如佛山、广州以及澳门服务。
澳门去年进出口的货物约为一百六十万吨，而不久以后建成的珠海港初期就能吞吐二百五十万吨货物，还可为广东省大量的生食品及半加工食品出口到亚洲市场和为机械设备以及其他项目的进口提供转运服务。
另外，随着珠海本身的外贸的发展，珠海自己也会感到这个港口的重要作用的。
随着运输网的改善，珠海目前可以希望吸引更多的工业投资而不是娱乐方面的投资。这个特区正在用相当大的精力建设四个工业区，希望以此吸引外国商人对制造业进行投资。
汉堡亚洲学会人士认为，各州的努力在原则上是件好事，但不要陷于陶醉，因为中等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非常困难
【西德《经济周刊》五月十七日文章】当中国总理赵紫阳六月初到波恩访问时，他可望看到其德国会谈伙伴们露出满意的面容。两国在政治方面几乎没有摩擦点，贸易也很兴旺。自从一些联邦州的州长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促进向这个远方的中央之国的出口以来，中国的来访者在这些州里特别受欢迎。两国在省一级已经建立了广泛的经济关系。
巴登—符腾堡州的州长洛塔尔·施佩特可以被誉为德中省级伙伴关系的开拓者。早在一九七九年该州就同中国东北的辽宁省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导致在一九八二年签订了一项正式的经济合作协定。自从施佩特六年前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巴登—符腾堡州向人民共和国的出口已经增加了两倍多。
等到其他联邦州的州长们认识到“施佩特——资本主义的”赞助出口政策的成果时，虽然有些晚了，但他们的追赶却是很有劲头的：去年，下萨克森州、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效仿了这种做法；今年春季，黑森州、不来梅市和巴伐利亚州也与中国签订了协定。
汉堡有名的亚洲学会人士认为，鉴于出现了上述变化，各联邦州的努力“在原则上是件好事”。可是这个学会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负责人埃哈德·卢芬却告诫人们不要陷于陶醉。他说，虽然政治起了“打开大门的作用”，但是中等企业要进入这个市场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尽管中国合力搞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对较小厂家来说本应提供良好的起点。
有些德国机构已经有了惨痛的教训，即“中国人喜欢前来接受培训，走时还带走了蓝图，但是却只字不提定货的事”。
德国经济研究所认为，为了在中国市场上立足，联邦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多年来已经预付了非常大的代价”。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代价是可以有收获的。
【南通社北京五月十九日电】中国对非洲饥饿的蔓延表示关注，一九八四年向非洲受灾地区提供了十二万吨粮食援助。今年上半年，中国将再向非洲受灾地区提供五万吨粮食。两个月来，中国各大城市已经在进行募捐。不过北京说，仅采取这些人道主义行动还不够，国际社会以及非洲本身必须努力合作，以根除导致非洲经常发生灾荒的各种因素。
既是内助又是外助
蒋宋结婚之后，蒋夫人对中国政治所发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十七年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全国统一。蒋先生之所在，不论为宫中府中，为在京或出巡，自然都成为政治神经中枢的所在。而蒋夫人之于蒋先生，无不时刻相随。
只有一次，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蒋夫人因染恙居沪，未曾偕往，而至发生此一惊天动地的变故，事变既作之后，蒋夫人仍然冒险进行营救。
以后，抗战军兴，重要的外交活动，她是无役不与的。其著者：（一）民国三十一年二月，随蒋委员长访问印缅，并与甘地会谈。（二）民国三十二年初访美，为白宫上宾，二月应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之邀，出席发表演讲。（三）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随蒋主席赴开罗与美国举行“三巨头会议”，即历史所称的“开罗会议”。（四）民国三十三年六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与蒋主席举行“中、美合作对日作战会谈”，蒋夫人负责传译。她不仅是蒋老先生的内助，而且在若干场合中串演的，又兼具“外助”的角色。
三十八年十二月，政府播迁台湾。但她在三十九年一月十三日仍以共甘苦、同患难的精神，自美返回台北，与老先生共度以后二十五年的岁月，直到六十四年蒋公崩逝之后，才在是年九月十七日，再度赴美就医。迄今倏忽又已十年，仍时以国事萦心为念。夫人路线 汪希苓和“蔡大姑”
在政治领域，凡奔走夫人门下的人，每能获得夫人逾恒的庇荫，而青云有路，长保禄位。每当政局有变动时，不待干求，她必尽心为你作安排。即以最近因刘宜良命案，被军法大审判处无期徒刑的汪希苓为例，他原出身于海军军官，与军统可说毫无渊源，虽然曾担任过驻意大利、驻美等大使馆海军武官之职，但那仅属于静态情报工作，与情报局的“特务”工作有着很大的差距。按常规，不论从什么角度去考量，都不应该由他出任斯职的。
然而，却因为汪希苓曾为官邸的海军侍从武官，又为蒋夫人“赴美就医”后的侍从官，把夫人侍候得非常满意。夫人为免他的军职年资中断，仍将他挂名在驻美使馆沈剑虹大使之下武官处为海军武官；中美断交之后，仍安置在北美事务协调会代表处担任一年多“顾问”，待夏功权代表卸职时，同时回国。蒋夫人笃念他侍候一场的心意，多次电话回台，终将他安排为情报局副局长，继而晋升为局长。
蒋夫人的随身女佣蔡妈，是蒋夫人自娘家带到蒋家的梳头娘，由中国十六年侍候到六十年，在官邸中，“先生”夫人之外，蔡妈的权威几乎超过了侍卫长；因为只有她一人敢于和“先生”夫人顶嘴，一旦她发了脾气，蒋夫人是什么辙也没有，甚至还要向蔡妈说好话哄她回心转意。同时，蒋夫人出外，不论是随老先生出巡，还是赴埃及参加开罗会议……蔡妈也都被列为第一随行人员。西安事变时，蔡妈也随蒋夫人入陕，黄仁霖在回忆中有如下的描写：
到上午十时左右（按：指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隔了片刻，蒋夫人自己走出来，并且告诉我，委员长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明天出来。”那天，蒋委员长脱险自西安飞往洛阳，由于飞机上座位已满，蒋夫人为了蔡妈和黄仁霖，还特别准备另一架专机，于第二天起飞。
当时被张杨羁留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尚有：蒋百里、朱绍良、陈诚、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陈调元等一、二十人，他们不仅都未及与蒋先生、蒋夫人同时离陕，甚至也未能与蔡妈同行。经过这一比较之后，若干有“政治眼光”的人，走夫人路线也兼走“蔡妈路线”，甚至专走蔡妈路线，也没有什么好奇怪了。政府来台以后，一位做现任省主席的将军，到官邸请谒之时，总是先打电话给侍卫长，问明了老先生召见的时间，又请侍卫长安排向夫人请安的节目，待见过老先生之后，侍卫长将他导入夫人的会客室，当夫人尚未出见，蔡妈出现时，这位省主席都会向蔡妈起身肃立说：“向蔡大姑请安！蔡大姑好！”演出现代《官场现形记》的话剧。甚至“孔二小姐”经营“圆山大饭店”也与蔡妈相结纳，奉蔡妈为常务董事，经常报效，以求在内宫之中布一棋子，获取更大效益。“孔二小姐”为椒房懿亲，尚且如此，况乎他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