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5日参考消息 第2版

    【美国《华盛顿邮报》四月二日报道】题:美国大使认为,中国不会从现代化努力中后退(记者:丹尼尔·萨瑟兰)
    驻北京的中国出生的美国大使恒安石认为,尽管中国国内在一些事情上有争论,而且领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会更迭,但是,中国现代化计划的主要方针很可能将坚持下去。
    恒安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任务艰巨,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但是,他认为,现代化计划的主要方针将继续下去,“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因为,中国人有一种牢固的信念,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它的邻国,所以必须使整个经济现代化并在某些方面使它的社会现代化”。他说,中国还有一种信念,即认为现代化必须在外国资本和技术以及某些管理技能的帮助下进行。
    中国官方最近宣布必须反对新的不正之风并加强纪律,这使某些外国人担心,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即使不取消也会放慢速度。但是,最近的种种迹象证实了恒安石的估计:中国的改革将继续下去。
    三月二十四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一九八五年一号文件所规定的十项措施,目的是鼓励“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农村经济”。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说,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出现一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该报在头版发表的每周评论中说,不要因为现代化计划出了一些问题就放弃它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恒安石说:“有些中国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有的人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其他人仍然很穷,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恒安石说,这些争论是“十分自然的”。他说:“对于现代化如何进行必然有争论,因为,对于下述情况没有公认的模式,即:国家经济中有一部分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又让各省市在中央计划之外自行作出决定并允许市场力量至少按照部分价值规律进行调节。”
    他说:“将会有一些抱怨和争论……但是,我很相信,现代化运动的主要趋势、主要方针将继续下去。”


    【《日本经济新闻》四月一日报道】中国将成立第一个以无损探伤技术为核心的设备维修公司
    中国在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工厂设备老化,开工率低,生产能力下降,因此,建立各种设备维修不可缺少的无损探伤公司已是当务之急。日本方面的专门搞无损探伤的六家公司,最近同北京市技术进口总公司,就成立“日中综合技术管理总公司”基本达成协议,计划六月草签,最迟十月正式成立。
    日中双方最近达成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新公司的资金为五千万日元,双方对等投资;二、日中双方各派六人,董事长由日方出,经理则由中国人担任;三、总社设在北京。


    【英国《金融时报》三月十五日文章】题:北京到一九九○年将把竞争对手排挤出去中国将改变世界贸易的面貌
    中国看来决心到八十年代末要成为一支重要的出口力量,以抵消其作为一个潜在的广阔市场的吸引力。
    自从一九八○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贸易量。这一转变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中国的一部分竞争对手开始感到了压力。
    据最近提出的一些研究报告说,如果目前的这种向外看的政策继续奉行下去,那么到八十年代末,中国跻身于世界市场,挤走对手,迫使价格下跌,并会引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要求。
    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例如,泰国发现,由于中国,使它不能牢牢控制自己传统的粮食(玉米和大米)市场了,因为中国提供的粮食价廉质优。
    印度在西方的出售廉价棉纤维和棉纱的部分市场以及在第三世界出售小型机械的市场都受到了中国的压力。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中国对它们的电子产品、纺织品和服装等出口的潜在的挑战私下表示担忧,连亚洲的明星台湾和南朝鲜也紧张地注视着。
    中国在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仍然很小,当然这是同它的幅员、人口和资源相比较而言。但是,这一小小的份额(只占百分之一略多一点)掩盖了可能导致中国对世界贸易的贡献持续增大的一些重要变化。阿德莱德的澳大利亚大学太平洋问题研究院最近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到一九九○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可能增加一倍。
    报告强调,纺织品、地毯、服装和鞋类是中国的出口很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方面。
    其他人士指出,出售武器也是中国潜在的能赚钱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石油出口也随着石油产量的增加而稳步增加。他们对中国贸易格局的发展所作的详细分析,说明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以及对竞争者来说令人担心的趋势。该院在报告中假定,如果中国目前的生产情况得以保持,增长率每年能达到百分之七的目标,到一九九○年,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鞋类将为百分之六以上,非棉织品将达到百分之二十八。
    这项报告说,中国在世界丝绸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由于市场每年按百分之七的比率收缩,到八十年代末,中国的份额将猛增至百分之百。这项报告还预测,中国的纺织品、棉纱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将增加九倍。


    【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三月二十二日社论】题:台北初审江南案疑点多
    人们读了报上所载台北地方法院初审江南命案的凶嫌陈启礼、吴敦的供词以及证人白景瑞的证词,都会觉得这些证词和供词以及这次初审,还有许多令人不解的疑点。
    疑点之一是:陈启礼供称他是奉汪希苓之命策划谋杀江南的,要求和汪希苓、帅岳峰对质。为什么台北地方法院不让汪、帅和陈启礼对质呢?
    二,台北方面说,汪希苓是军人,只能接受军法审讯,不能与陈启礼同案审讯。但是,连台湾“国防部长”宋长志日前在“立法院”答询时也承认陈启礼是国防部情报局特工,为什么陈启礼又不受军法审讯,而要受地方法院审讯?为什么台湾当局一定要把汪、陈分开审讯和调查?
    三,为什么台北地方法院在对江南案凶嫌初审时只传讯白景瑞一个证人?这宗案件还有许多重要证人,如帅岳峰和黄卓汉,为什么不传召他们出庭作证?
    四,陈启礼的供词说,他与汪希苓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七月间,赴宴前白景瑞告诉他席间有“安全局长”、“情报局长”;究竟“安全局长”汪敬煦是否在座?如果汪敬煦也在座,(汪敬煦是上将,汪希苓只是中将),为什么法官对这个重要问题不作讯问?
    五,陈启礼、吴敦的供词和白景瑞证词,与台北地检处的起诉书的内容,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例如:陈供称他是奉汪希苓之命杀害江南的,起诉书却避而不提这一点,把谋杀江南说成是陈启礼自己策划的;又如白景瑞证实陈与汪希苓并非陈主动认识汪,而起诉书却说“由白景瑞邀宴而结识汪希苓。”还有其它不少细节,起诉书与陈、吴的供词及白的证词都不相符。
    六,陈启礼供称谋杀江南之后,他回到台北时陈虎门亲自到机场接他,并说要给他两万美元作为奖金,陈并没有接受。如果陈启礼所供属实,便足以证明他是奉情报局之命而杀人的。为什么法官对陈所供的这些重要情节不加追问呢?
    陈启礼为何要如此作供?
    总之,江南命案仍是疑点重重;台北地方法院如此初审,更不能不令人觉得这样的审讯是否会使案情真相大白。图片说明:江南(刘宣良)遗孀海伦·刘(崔蓉芝)在加利福尼亚家中,墙上的照片为江南(美联社传真)。


    据外电和台湾报纸最近报道,台湾当局目前正在调查台湾历史上最大的银行丑闻——“十信”舞弊案。台湾“经济部长”徐立德已于三月十一日由于该案而向“行政院长”俞国华引咎辞职,还有很多与该案有牵连的官员也已纷纷被捕。
    所谓“十信”是指由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等金融和工业公司组成的国泰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台湾最大的工业财团之一,包括国泰塑料公司、国玺印刷公司、国际海运公司等一系列大公司。据报道,该财团涉嫌舞弊、伪造文书、欺诈、侵占等多项罪状。该财团开出的空头支票就达几百张,一年内花在贿赂政府官员的开支竟达一百多万美元。台湾《联合报》说,“十信”舞弊案违法的大胆程度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理事会主席蔡辰洲原系台湾立法委员。国泰财团主要为蔡氏家族所拥有。台湾“立法院”于三月一日召开秘密会议,通过允许司法机关逮捕蔡辰洲的决定。现国泰财团的所有高级职员几乎均已被捕,仅国泰信托投资公司的董事就有二十八人被捕。在国泰信托投资公司存款或持有股票的群众纷纷拥到该公司挤兑,到三月初为止,该公司流失存款额达一百五十亿台元。台湾“财政部”于三月三日宣布,台湾当局指定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及中国农民银行组成专案小组,进驻国泰信托公司,一面接管其业务,一面清理资产负债,并由交通银行副总经理张天林接任国泰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
    据报道,蔡辰洲是一九八三年底靠蒋彦士的提携当上立法委员的。引人注目的是,在蒋彦士去职后不到一个月,国泰财团的舞弊案即被揭发,蔡辰洲等亦被逮捕。
    目前案情还在进一步发展,据说很多经济和财政部门的官员都与此案有牵连。台湾报纸近日经常以大量篇幅和大字标题报道关于“十信,舞弊案的消息,而对于国际上瞩目的台北地方法院审讯谋杀江南的陈启礼、吴敦两犯的情况则报道不多。(陆郝庆)


    “江南事件”引起海内外哗然后,国民党终于不得不公开国防部情报局涉案的隐情,尽管遮遮掩掩,然而情报局还是破了相。现将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沿革和历任局长,作一简单介绍。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决议组织情报网,而以戴笠为负责人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直至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西迁重庆,便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和“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同为国府的两个特勤系统,互别苗头。
    “军统”、“中统”落难来台后仍斗争激烈,后因民国四十三年‘‘太平舰”事件,“中统局”被蒋介石踢出门外,而由“军统局”独挑情治大梁,而后衍生为现在的国家安全局、调查局和情报局。
    从戴笠开始至日前下台的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为止,历任局长共有九位,依次是:戴笠、邓介民、毛人凤、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张武琦、李筱尧、汪希苓。(原载香港《南北报》三月十六日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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