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三月十七日报道】题：一颗红星的升起
契尔年科在这个时候逝世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再有利不过了，这使他有多种机会建立他所需要的个人政治基础。
一种机会来自政治局人数的减少，契尔年科的逝世使政治局委员减少到十人。这使戈尔巴乔夫有一个合法的机会把忠于他的人增补到这个最重要的机构里。第二种机会是，戈尔巴乔夫现在可以召开已几次推迟并早该召开的中央全会了，他在这次全会上可以提出初步的政策设想，还可以对最高领导层进行必要的调整。
第三种机会是，一些时候以前，党的领导集团决定制定新党纲来取代一九六二年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召开的党代会通过的党纲。戈尔巴乔夫自动负起了制定新党纲的责任，因此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推行他对苏联前途的设想。
第四种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机会是，今年底或明年初将举行党代表大会。他自己主持的这次党代表大会将使他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可以向全党和全国宣布有关国内改革的长远计划，可以对整个党政机构进行重大改组以“根治弊端”。
即使戈尔巴乔夫巩固了权力，他也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按照寡头政治集团的集体决定行事。这种做法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的。他有多大行动自由将取决于他是否能把那些响应他的政策和忠于他的领导人团结在他的周围。
预计，戈尔巴乔夫将按照安德罗波夫的方法行事，后者答应的改革因他过早去世而停止了。要对俄国的弊病采取积极的态度，就要有意志力，有驾驭政治的才能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高瞻远瞩。戈尔巴乔夫尚未表明，他是否真正具有所有这些优点。
在恰当的时候恰当的地方上任的合适领导人，可以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戈尔巴乔夫的上任也许象征着苏联要维护它在世界上的权力，决心向国内弊端挑战，决心更加成功地处理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苏联上层人物，大概还有大批老百姓在政权空白和瘫痪多年的时间里所渴望的正是这些。现在他们也许发现，他们的国家有能力对付它所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
【法国《经济论坛报》三月二十一日文章】题：两伊：打了四年半的毁灭性战争
伊朗军队最近的地面攻势已经结束。结果是死了几万人。从此后，两伊战争成了全面的、或者说几乎是全面的战争。沿着边境进行了四年半的步兵和摧毁经济目标（炼油厂、货船、油船）的有限战争从此扩大到城市和民用机场。因此，在刚过去的四十八小时里，在伊朗工作的好几百名外国人被紧急遣返回国。
伊拉克人进行的袭击（空袭、发射地对地导弹）实际上是自供无能，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之所以说它自供无能，因为这些袭击表明，尽管在武器上占巨大优势，巴格达也不能取得战场上的决定性战役的胜利；之所以说是个错误，因为袭击激起了对伊拉克的仇恨，只能加强伊朗人民对阿亚图拉霍梅尼政权的支持。
四年半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在发动敌对行动时，就已经低估了伊朗抵抗的能力。由于得到苏联人的支持（苏今天仍然向它提供三分之二的军事装备），受到其敌视伊斯兰革命的阿拉伯邻国的鼓励，他认为可以轻易地利用它这个邻国的困难，因为它的军队突然遭到清洗，没有了指挥员，配备不健全。他希望轻而易举地并吞胡齐斯坦（阿拉伯人称之为阿拉伯斯坦），从而使自己成为海湾的第一大国。
由于受民族主义考虑的驱使（这种民族主义本身是以领土要求和几代人以来一直使波斯世界与阿拉伯世界相对立的不同文化为依据的），这一地区性的冲突立即就具有了国际规模。
一方面，中东由于拥有世界石油储藏量的一半而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赌注，另一方面，印度洋正在变为苏联和美国战略竞争的场所，象这样，怎能有别的可能呢？
西方人接受了这场战争的经济挑战，至今，取得了各种成果。特别是美国人，他们的石油公司从中捞取了大量的好处和利润。欧洲人和日本人学会了少用伊朗石油（一九八四年一亿吨，战前为三亿吨）和伊拉克石油（现在是五千万吨，过去一亿三千万吨）过日子。至于被视为生命攸关的经济重地的霍尔木兹海峡，由于石油来源多样化，钻探新井，加紧开采现有的油井和减少消费，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两个超级大国，从某种程度上讲还有法国也接受了这场战争的战略挑战。美国利用这场悲剧成立了一支约由一万五千人组成的快速干预部队，加强了其印度洋舰队的有效性和基地。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以支持伊拉克政权（因为他们喜欢强调战争的非宗教性质），试图使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忘记红军正在打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
法国果断地选择了它的阵营，向伊朗的敌人，即伊拉克及其盟友提供武器。
虽然已死亡一百万人，伊拉克和伊朗人之间的冲突显然是无军事出路的，因为伊拉克人在武器上，尤其在战斗机方面占绝对的优势，而伊朗人却在人员上占优势（四千五百万对一千八百万）。
此外，大国给了两国进行战争的手段，但没有给任何一方赢得战争的手段。这是苏联和美国的一场赌博。
【本报讯】华沙三月二十一日消息：波兰最近重新捕获了前不久越狱潜逃的“偷窃冠军”兹·奈姆罗德斯基。
他领导的一个七人盗窃集团在七年期间偷窃了价值两亿两千多兹罗提（约合二百万美元）的财物。他偷窃的汽车已有五十七辆被波兰民警查获。他在约五十天前第六次越狱成功。在潜逃在外的五十天期间，利用他盗窃来的小卧车，在全国各地行窃。行程五万公里，偷窃了私人住宅、珠宝店、皮货店等。在捕获时，在他的车上查获了大量黄金、美元。
退休生活
夏日的午后，占据公园长凳的游客，大多数是兴致勃勃地玩国际象棋和扑克牌的老人。他们的身旁是“伏特加”酒的瓶子，其中也有胸前佩带勋章的老人，这表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过军功。他们的玩可能多少有点儿赌博的性质，赢了钱的人不时地放声大笑。
最初，我以为这些现象表明退休的老人晚年的生活是愉快的。然而，时间一长，可以看到老人过的日子未必是那样令人高兴。
苏联人的平均寿命，男人六十四岁，女人七十四岁。这是一九七二年时的数字。其后再没有发表过这类数字。西方有关人士认为，其原因可能是男人的平均寿命在下降。
这是因为，“伏特加”的嗜好者增多，有些人成为酒鬼。有些老人在经济上一宽裕，就把钱用来喝酒。饮酒过度是给晚年生活涂上阴影的第一个原因。
人们说，苏联的社会保障是健全的。但是，退休金本身未必是高的。可以得到特殊的退休金的那些人——如军人、学者和艺术家等等除外，一般的人每月大约一百二十卢布。如果是这样，那是不可能随意花费的。
最近，莫斯科也出现了专供老年人生活的老人公寓。但是，单身房屋的房费每月九十六卢布，能住得起的人是极有限的。
在莫斯科街头，特别是车站周围，从近处赶来卖花的老妪随处可见。她们的目的是要赚几个零用钱。一个老太太说：“如果不能给儿媳和孙子买点什么东西，我的日子就不好过。”
与儿子和儿媳一起生活的老太太，一大半家务和看小孩的活儿都要由她来做。一支手拄着拐杖，去买东西的老太太屡见不鲜。因为她们感到劳累，脸上的表情也必然难看，所以她们也常常同售货员发生口角。
我大概把莫斯科老年人的状况描写得过分暗淡了。也许，那些在公园里看着孙儿在玩耍，感到生活充实的祖母们的形象是更应该描写的。
但是，情况知道得越多，越使人感到公园里的老人放声大笑的同时也流露出消愁解闷的情绪。
（八）
【合众社新德里三月二十四日电】政府人士今天说，报道所说的一名在一周前从新德里失踪的苏联外交官已叛逃到美国，但是调查人员对另一名俄国官员遭到暗杀一事仍无线索。
外交部的一位人士说，苏联使馆新闻处的一位三十七岁的随员伊戈尔格扎已叛逃到了美国，他在那里已被获准政治避难。”
美国使馆的发言人米利埃说，他们使馆不对这个说法作“任何”正式的“评论”。
据印度政府的这位人士说，苏联大使二十三日向印度外交秘书班达里通报说，格扎已经去了美国。
这位人士说，美国使馆的代办戈登·斯特里卜向印度官员们证实，那位外交官已在印度以外的一个地方寻求避难。
这些人士说，格扎已在印度工作六年，马上就要调回苏联担任新的工作。
警方人士对印报托说，这位外交官可能是从北方邦勒克瑙市上飞机离开印度去了加德满都。他说新德里国际机场的记录中没有他离开的记录。
据印报托报道，苏联使馆的一位雇员说他的叛逃是“难以相信的”，“他不是干这种事情的人”。
要求不披露姓名的这位雇员对印报托说，他“也许是在胁迫下叛逃的。”
“他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埋怨过苏联的政策。”
【美联社华盛顿三月十一日电】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说，美国只应给恐怖主义分子一次警告，然后就进行回击，“即使对无辜的人有些危险”，也应如此。
他在新近发行的一本书中还写道，在适于采取军事报复措施的时候，文明国家应该采取联合行动，让恐怖主义分子懂得，“他们会引起所有国家的愤慨”。
在可能被认为是对里根政府含蓄批评的章节中，尼克松写道：
“一再扬言要报复，但并没有付诸行动，结果只能产生反作用。一位美国总统只应提出一次警告。”
舒尔茨国务卿是美国政府中一直认为对恐怖活动拥有报复权的讲得最多的成员，但是，对诸如在黎巴嫩发生的挑衅活动，美国却一次都未进行回击。
尼克松在这本题名为《再也不要出现越南》的书中说：“把我们赶出黎巴嫩的，不是另一个国家，而是一些搞自杀性行动的恐怖组织。这些组织叫什么，我们说不大出来；对其主谋，我们一直也抓不到。
“如果美国想继续在第三世界发挥作用，就必须从根本上打击恐怖活动。我们必须使那些鼓励搞恐怖活动并为这种活动出钱的人对他们的行动负责。”
尼克松说，美国及其盟国出于一种狭隘的观点，把美国飞机遭劫持只看成是美国的问题，把巴黎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只看成是法国的问题，这就上了恐怖主义分子的当。
“象是从托儿所里传出的声音。” （图中外文是：不管有没有武器协议，我就是要搞我的星球大战！） （原载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