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三月二十五日文章】主题：几项小的调整副题：在经济改革继续进行的同时，邓号召要加以限制（作者路易莎·赖特）
近几周来，中国一些高级领导人强调要反对几种“不健康的倾向”。他们认为，这些“不健康的倾向”是由于过份看重市场调节作用造成的。这些弊端包括：发售彩票、黑市上的货币交易、投机倒把、滥发奖金和虚报产量等。这些都是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归纳的“新形势下出现的八种歪风”中的典型表现。
政府一些企业所得的利润既不存入银行也不搞再投资，而经常是作为奖金发下去，有些个人则把钱放在褥子底下，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主要负责中国经济改革的领导人邓小平号召对某些不良倾向要加以限制。他在两周前的一次讲话中警告说：“我们所采取的所有开放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公有制始终是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为了恢复纪律，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显然是要纠正改革中出现的不良倾向。
有一批人过份欢迎这种资本主义的方式。已经查出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发放奖金“过头的”，将要求退回过头部分。在东北本溪市附近的一百三十八个国营公司总共发服装五万套。价值五百一十六万元，政府在发现后，已设法追回一半多。在甘肃省，凡奖金超过正式工资二个半月者，一律交纳特别税。
然而，这些公开的警告和采取的限制措施仍不足以表明是方向上的变化。据北京的观察家们说，只是对改革进行微调，绝大多数中国人认为邓的改革是成功的。其中一位观察家说，“目前纠正的只是一些过火的小事。改革者们认识到，他们过去步伐快了些，现在他们自己正在把速度放慢到可以控制的程度。”
一九八三年苏联总共建设了二百○三十万套住宅，这比最近几个五年计划的任何一年都多。每套住宅的平均面积扩大了：一九八三年为五十五点四平方米，而一九八○年为五十二点三平方米，一九七○年为四十六点八平方米。
尤其是在那些小城镇和农村，个人建设住房的可能性增大了。企业利用奖励基金帮助劳动群众建设住房。住房建设合作社社员自己投资建住房时，第一次支付的房价从原来要求的占造价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全部偿还贷款的期限延长到二十五年。一九八三年居民自筹资金和靠国家贷款共建设住房一千六百二十万平方米。（李干生）
新加坡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效率、清洁、青翠、高楼大厦、生气勃勃的生活方式，反映出这个国家在经济增长和物质进步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
在城市建设方面，给人留下印象的有：建屋局住宅区、樟宜国际机场、东海岸公园大道、泛岛高速公路、乌节路、金鞋区、公园般的裕廊工业区。
新加坡似乎比西方更西方化，这是因为在许多方面，西方已走上另一条道路。他们已从以前那种崇尚现代派和规模宏大的作风转而对环境素质作比较深思熟虑的评价，比较注重质而不是量的价值，而且越来越接受“小的也就是美的”这个概念。
这样一来，许多西方城市的独特风格和传统特色被保留下来并加以发展，而不是加以破坏。
一个城市需要有引人回忆的一面：传统的空间和建筑物，以及象滨海城市那样的建设。从这个观点来考虑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空间（街道、广场、林荫道）和建筑物的素质，以及这一切同景色和天然地势的配合，构成优美的环境。这是适用于大规模建设（如滨海城），也适用于个别的街道（如直落亚逸街）。
一般的西方城市，都有他们的城市设计方针，以保障市民和商业机构的利益。他们也确保加强城市的独特风格。
从这种方针来说，新加坡进步得很快，现在需要做的是“精益求精”，建造大、小规模人行道，以及提出更广阔的城市设计方针，把城市建设得更优美。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美联社埃及萨达特市三月五日电】建筑工人正在紧张地施工，力争尽快地盖好学校、工厂和商店，指望这座沙漠城市不久将能吸引一些想进城的埃及人。目前，成千上万的乡下人纷纷拥入已过分拥挤的埃及各大城市。
这座由奶油色的楼群组成的萨达特城是埃及政府自七十年代末以来为改变老城区人口过分拥挤状况而建造的九座“新城”之一。虽然目前还没有人居住在这座位于开罗与亚历山大市之间的城市，但到一九八五年，国家计划部和重建部将迁移到这座以已故总统萨达特的名字命名的城市。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在二十五年之后，这里将成为五十万埃及人的家园。
象其他几座新城市一样，萨达特城建在公路干线附近。官员们希望，优越的地理位置将鼓舞中小企业到这些新城市定居。
政府迄今向萨达特城的投资已达一亿美元。该市负责人穆罕默德·贝克利说，由于缺少工人，某些项目进展缓慢，不过基础工程已经完工。所有的工业用地已出售一空，购房要求已多得无法满足。原计划五十九家工厂中的四家已经开工。工人来自附近的乡村。
政府希望不靠迁移工厂和公共机关来吸引居民，而是靠向居民提供比开罗更清洁舒适的环境来吸引居民。计划中的萨达特城将是绿树成荫、高楼鳞次栉比、街道纵横交错。设计人还计划修建一些公园、学校和诸如地下水道及自来水管道这样一些基础设施。
不过新城市在吸引定居者方面似乎成绩并不显著。几座新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住房太贵、商品短缺、交通不便和生活单调等问题。萨达特城的负责人贝克利说：“我们将确保不重蹈它们的覆辙。”
【美联社俄亥俄州辛辛那提三月六日电】辛辛那提大学校长说，这所大学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所大学合作，联合进行科学研究和交换师生。
约瑟夫·斯蒂格今天说，辛辛那提大学和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学三年多来一直在进行非正式的合作。他还说，辛辛那提大学现在等待着对它上个月建议签订的协议作出回答。
他说：“我们的一些教师到那里访问过，他们的一些教师现在在这里访问。这是进行正式合作的机会。”
两所大学的联合研究项目中，有一项是全中国的交通运输系统。斯蒂格说，辛辛那提大学的工程实验所将对这项研究极为有用。
他说，中国的这所大学还希望同辛辛那提大学对环境保护和职业安全项目进行合作。
辛辛那提大学的建议将包括：每年两校相互交换学者，交换毕业生辅导人员四名；共同主办讨论研究工作的科学会议和交换工业方面的出版物。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沙塔林和经济学副博士普切林采夫在苏联《社会科学》季刊八四年第四期上发表文章，认为在科技革命条件下，都市化进程首先应由粗放型（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总数的增长）向集约型（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关系在全市境内发展）过渡。建立居住地群体体系居住地群体体系已成为目前制订苏联居住总体规划和地区系列规划的基础。建立居住地群体体系的战略，可作为完善居住体系的一般方针。城市向更复杂的居住结构——城市块集和地区都市化转变，也是农村居住地发展的主要趋势。
文章认为，从自治城市向居住地群体体系过渡，与成立生产联合公司和科学生产联合公司密切相联，这些公司要保证形成新的生产和居住集中区域群体形式。现有企业在最大城市和工业枢纽的郊区建立分企业，是实现这种过渡的形式。根据同主企业联系的密切程度，这些分企业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辅助性工段、仓库和基地，负责按轮班定货配备和供应材料（离中心城市不应超过二十五——四十公里）；
第二类：工艺专业化工段（分企业本身），主要是根据基本生产部门的生产作业计划来生产和供应半成品，与城市的有效距离应为一百公里左右；
第三类：按零件和按部件划分的专业化项目，实质上是一些独立的企业。它们可远离中心城市数百公里，并自行组成工业区和工业枢纽。
文章作者还主张建立工人阶级聚集地，以刺激科技进步和培养干部。都市化与科技革命文章说，都市化与科技革命有两个方面的相互联系：第一，根据已形成的生产和居住布局的结构和能力，即按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有区别地发展科技革命；第二，按照科技进步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的要求完善居住制度本身，这就要求改造目前的结构。不是在中心城市，而在城市的外围地区或新开发地区优先发展先进生产部门。
每个新区的发展应从建立农业生产和采掘工业设施开始，接着发展原料的初级加工，进而是纵深加工，直到最后阶段才着手科学、高等教育、管理等项活动。普及低层住房建设应当广泛普及设备十分齐全的低层家庭住房建设，而科技和经济进步已为广泛普及低层建筑创造了现实的物质前提，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减少科技革命的某些消极后果。低层建筑最适应汽车工业的发展趋势，使居民几乎都能拥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推广带有秀丽花园区的低层家庭楼房，可以减少安排居民休养的困难，也可以降低房屋的造价。
（韦政强）
哈拉雷来讯
津巴布韦籍华人李先生，最近向记者谈到他一月份回中国处理商务在北京、邯郸的观感时说，今天的中国同他一九七九年访华时的情况大不一样了，特别是农村，“现在农民很有钱，他们要买汽车、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械，还要同国外做生意，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农村里盖了很多新房。邯郸这样的中等城市也建了许多新楼，马路宽而整齐，真是发展中的新气象”。
但是，他说，他在中国感到最不习惯的是人们随地吐痰和到处扔烟头的恶习。
他还以一月份去香港、东京时看到的情况作比较。他说，七、八年前香港也有随地吐痰的习惯，这次情况完全变化了，马路上已看不到随地吐痰的现象。几年来香港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凡随地吐痰者罚一千港元。日本情况就更好，东京街道上看不见有人随地吐痰或扔烟头。据说一旦发现，警察就要请他去警察局坐几个小时，把他的姓名记下，并记入档案，不但耽误了这个人的宝贵时间，还要罚款。日本人都有很好的卫生习惯，痰都吐在自己的手帕上或消毒口纸里，然后将口纸丢入垃圾箱。
他认为，随地吐痰和扔烟头不是件小事，它不但影响环境卫生和人们的健康，也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和进步。他说：“我中国人，为了中国的声誉才对你们讲这些问题。我希望中国同胞能改变这种不良的习惯。”他建议：一，在社会上和学校里加强禁止随地吐痰的宣传教育。大力提倡把痰吐在手帕或口纸里；二，街道上和公共场所多设垃圾箱；三，严格实行罚款规定，不要半途而废。
他说：“这样坚持几年，人们的坏习惯就会逐渐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