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期》周刊文章】题：妇女毕竟是妇女
一个家庭往往是由性格不同、能力不同、需求不同和愿望不同的成员组成的。时代也使家庭具有了新的特征，苏联就业人口中有百分之五十一是妇女。妇女走出家庭，往往会变得比原来强硬、威严，这对家庭是不利的。
妇女不应当把自己的工作职责同家务混淆在一起。如果她在工作单位是领导，那末在家里她首先是妇女，应温柔、体贴和善于交往。尽管她工作累、神经紧张，但回家后也不该随便发火，这就要克制，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当然丈夫也应体谅妻子的繁重工作。要是妻子觉得家里没有一个人比她更会洗碗、叠被、收拾屋子，丈夫就会想：我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干！妻子只要唠叨一两次，丈夫就会说：“那就你一个人去干吧！”
丈夫干家务也并不是因为他有这种爱好，而是因为心疼妻子，或者想让她尽快从家务中解脱出来。妻子不要责怪丈夫不会干活，如果他买的肉带的骨头多，宁肯少吃点肉，也不要说丈夫不会挑。即便丈夫把有的东西摆错了地方，也不要声张，事后把它们摆回老地方就可以了。苏联社会学家进行的调查表明，有的家是男的当家，有的是女的当家，也有的是两人都当家。有一位妇女说：“我们家是男子当家。有三个原因，首先是意志优势，其次是理性优势，最后是经济优势。这并不是说我弱，但是他比我更强；也不是说我不聪明，只是他比我更聪明。我当然比他更善于交往，灵活和随机应变，但是他很有原则性。他能在困难或关键时刻冷静地作出决定，这就比我强。”能承认这些，不仅要对丈夫十分尊重，而且也需要妻子有自知之明。
社会学家的调查表明，做母亲的妇女一昼夜连工作带家务，有时要用十四个小时以上，一周加起来合七十二个小时。要是按医生的说法，一天睡七八小时，她还有多少空闲时间呢？
遇到丈夫不爱管孩子和不爱管家务时，不要吵，也不要抱怨自己身体不适来获得丈夫的怜悯，而要以温顺的语言来对待丈夫，这样丈夫反而会甘心情愿地去干家务。
妻子伤心地说：“结婚以来，你就根本不关心我干些什么。”
“怎么不关心！昨晚我整整一夜没合眼，一直在寻思，你昨天做的那道土豆烧牛肉到底放了哪些佐料！”
换个大夫
“您病得很重，情况不妙。您是否希望有谁来看您？”
“当然。我希望另一个大夫来看我！”
（达洲译）
“我老婆对我太体贴了，晚上还帮我脱鞋。”
“你回家的时候？”
“不，我想出门的时候！”
【美国《新闻日报》二月一日文章】题：东德生活片断（作者：《巴尔的摩太阳报》驻伦敦记者哈尔·派珀）
东德人同大多数国家的人民一样，并不总是坚守自己的信念。大多数人说他们不希望在任何别的国家里生活。有几个人还找出了宁愿在东德生活的理由。
一名领取退休金的老妇人说：「这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热。」她曾经探望过她的住在西德的兄弟。她指出：「西德的生活更加喧闹，人们也更加自私自利。」
一名铁路工人也有一个兄弟在西德。他没有获准去探望他的兄弟，但是他认为西德「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他的兄弟同弟媳离了婚，「孤独地守着钱」。他说，他的兄弟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有自己的职业和癖好，「而我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毫无疑问，这位铁路工人认为他比较幸福。
一些实习理发员感到在东德生活愉快只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原因：「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有职业。」
政府禁止东德人到西方旅行的规定比其他任何与生活有关的问题都更使东德人不满。
一些人产生了不满情绪，最终导致爆发了一些成为头条新闻的事件，如：有一家人乘坐自制的热气球飞过柏林墙到了西德；好几百名东德人今年涌进了西德驻一些国家的大使馆，要求获得移居的权利。但是大多数人仅仅怀着受伤害的感情而已。
两位青年人安德烈和苏西在向外国人解释旅行限制时说的是实话。
苏西说：「他们担心我们被那些消费品迷住并留在西方。」苏西所说的「他们」，指的是东德当局。
安德烈说：「我们退休以后可以去。」
有位夫人到了退休年龄，她可以去西方，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这位夫人说：「我的兄弟要我们到他那里去生活。」她的兄弟住在西德。但是她说：「老树不能再移栽了。」
虽说她肯定有自己的决定性意见，但是到了她这种年龄，已经懂得所有制度都或多或少地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生活在于人的创造。她说，在东德过日子需要有「维生素Ｂ」，也就是私人关系。她担心「维生素Ｂ」正在腐蚀青年，使他们逐渐减少对社会价值的尊重，成为玩世不恭的人。
她赞赏西德的富足和自由，但是发现它也有缺陷。
她说：「我认为富裕生活害了西德。人们都相互分离了。」
【美联社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电】威廉·格罗斯克洛斯是一个已被判处死刑，正在死牢里等候处决的死囚。他说，在死牢里等死还不如早死。
死牢没有窗户，里面长年累月臭气冲天，犯人被囚禁在里面没有昼夜之分，一天监禁二十三个小时，无法活动，等待着他的只是绝望。有的死囚说，这种日子犹如被“活埋”在里面。
田纳西州的死囚对死牢里的恶劣环境向法院提出诉讼，认为那里的条件到了美国法律不能允许的残忍程度。田纳西州当局对此没有作出反驳。
但当局认为，美国宪法规定死囚只配得到最起码的生活待遇。田纳西州监狱长达顿说，死囚之所以每天被监禁二十三个小时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
因此，死囚不服劳役，不让做礼拜，同外界接触的机会也极少。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里一般认为，今年对那些想在高级技术行业中求职的日本妇女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机会。高技术行业招收的妇女人数空前的高，同时，越来越多的女大学毕业生正在进行准备，以便到与计算机有关的部门任职。随着办公室自动化的潮流波及日本工商业的一切部门，雇主们切望招收现在为数仍然较少的学理工科专业的妇女。同时，文科大学毕业生正在填补高技术行业的空缺。有事业心的一代妇女正在响应高技术部门的要求，她们报名参加课外计算机训练班，并且报名参加科学学习班。
老牌私立学院东京理学院负责安置的人员说，预定于今年三月毕业的一百五十七名理工科女大学生，在去年秋天各单位招人季节里全都有多个位子供其挑选。据东京新宿的一所大技术学院——日本电子技术学院——的人事部门说，该学院今春有六百名女学生毕业，每个人都有多达十三家公司对她感兴趣。
日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招收的妇女的人数将从一九八四年的六十九名增加到一九八五年的二百五十名。虽然文科毕业生在一九八五年的总数中占了百分之八十，该公司仍打算把其中的大多数训练成系统工程师，从事计算机软件的开发工作。
日本妇女会议和银行雇员研究会着重指出了到高技术行业求职的妇女所面临的危险。一种危险是，许多妇女在工作几年以后不得不退职，给一些更熟悉最新技术的新职员让路。
从事高技术工作的妇女在薪水方面也受到歧视，她们往往只拿到秘书一级的工资。
【塔斯社杜尚别三月十五日电】在杜尚别地区进行正常飞行的一架苏联安一２式飞机遭到了一只老鹰的突然袭击。飞机降落时，机长见到一个黑色物体撞落到飞机上，随着一声巨响，机身猛一倾斜，机长紧握操纵杆，使飞机安全着陆。机长下机一看，机翼上撞出了一个大窟窿，窟窿内沾着几根带血的羽毛，原来是老鹰闯的祸。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的一天，黑人青年迪埃科正在巴黎地铁列车里。突然，一位青年妇人在车厢中惊叫起来：“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谴责的目光唰地一下集中在迪埃科的身上，因为他是车厢中唯一的黑人。气氛紧张起来……地铁列车又走了两站。那位妇人的钱包终于在她的手提包里找到了。气氛依然很沉闷，但是人们感觉有些不自在了。这一幕现实生活中的短剧是法国常有的种族主义情绪的表现。
然而就在这一天，一个青年反对种族主义组织——“告急，种族主义”协会诞生了。迪埃科回到他就读的维尔塔诺斯学院之后对他的伙伴们讲述了这件事。他的伙伴有的是外籍移民的第二代，有的是混血儿，也有法国青年。他们都很气愤，决定成立一个组织来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混血儿哈莱姆·德西尔被推选为主席，他是一个文娱活动中心的主持人。
这些青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多民族文化的社会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社会学家们的新发现。因此，他们比成年人更容易抵制种族主义的浪潮。但是他们厌弃诸如“种族主义不会得逞”之类的政治口号或关于人人平等的政客演说。他们在迪埃科事件中的本能反应是“不要碰我的朋友”，这便成了他们的口号。他们又设计出在一张伸展的手心上写着这个口号的徽章。这是在青年学生中，特别是中学生中最流行的徽章。
德西尔等在成立协会之初曾同“反对种族主义”等组织联系过。但是这些组织不合他们的胃口。青年们不愿意预先明确提出敌人是谁，不愿进行不可谈判的斗争；主张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斗争，主张进行更结合实际生活的直接斗争活动。法国青年学生的反对种族主义斗争正在迅速开展。佩带“不要碰我的朋友”徽章的青年已达数万人。去年年底，第戎市郊的一个中学生从巴黎带回了一些徽章。几天之内就有三百多名中学生佩带着它们走在第戎的大街上。今年一月二十二日，梅松一阿尔福的欧仁一德拉克鲁瓦中学毕业班的学生们，为抗议学校中“慢慢发展着的种族主义”举行了罢课，并在给教育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中列举了学校的某些种族主义表现。学生们在校园墙壁上贴满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标语和漫画。青年学生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些成年人，一些文艺界人士，如有名的专场演员科吕什和阿莉埃尔·东巴斯尔等也在晚会上佩带“不要碰我的朋友”的徽章。他们说将佩带这种徽章出席电影界颁友凯撒大奖的晚会。
“告急，种族主义”协会主席德西尔最近宣布，今年他们将组织四次全国规模的反对种族主义斗争活动：成立一个司法工作者委员会整理清楚反对种族主义的复杂立法问题；组织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的新闻通讯社；四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组织一次“不要碰我的朋友”主题音乐演出会；秋天将召开青年反对种族主义代表大会。
（郗发文编译自法国《新观察家》周刊）照片说明：
「告急，种族主义」协会主席哈莱姆·德西尔，以及「不要碰我的朋友」徽章。（原载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二月十五日——二十一日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