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纽约时报》书评】题：一个“臭老九”的再教育——评杨绛的《干校六记》（作者：朱迪丝·夏皮罗）
从内容的丰富性、道义的迫切性和事件的戏剧性诸方面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比中国“文化革命”更具文学潜力。杨绎的《干校六记》虽以不多的篇幅记叙了她被下放到农村的一所再教育学校并在那里度过两个春秋的经过，却是关于那段时期的少数回忆录之一，因此非常珍贵。
杨绛早年曾在牛津大学和巴黎攻读西方文学，三十年代与丈夫钱钟书——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一起回国。这对夫妻后来都在中国最有声望的思想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确切地说，钱在文学研究所，杨在外国文学研究所
——本报注）。杨绛的回忆录描写了这对老年夫妇在河南农村干校所度过的两年分离生活，集中写了她的日常生活琐事，如挖井、管菜园、与一只小狗交朋友、不怕路途艰险去看望丈夫等。
她省略了第一篇的细节，即“文化革命”最动乱的岁月的情况。
她还漏写了她丈夫在《小引》中所说的应该有的第七篇：《运动记愧》。
杨绛虽然对一些显然比较敏感的问题避而不写，但这丝毫不会降低这本作为“文化革命”的评论著作的影响作用。她的许多较大的主题都富有寓言性，而她的许多语气温和的反话则是对“文化革命”的有力控诉。在书中她有这么一段话：回到自己的床上后，“我常记起曾见一幅画里，一个老者背负行囊，拄着拐杖，由山坡下一条小路一步步走入自己的坟墓。”她的那篇记狗的文章，既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的评论说，同时又说明：在一个充满阶级斗争气氛的环境里，感情用事是危险的。
她对于天才学者在干校做毫无意义的工作的描述，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损失感。
正如霍华德·戈德布拉特这位卓越的翻译家在一条脚注中所指出的那样：“钱钟书是中国最杰出的校勘学者之一……试想一下。他现在只是为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邮电所所尊敬和利用（钱曾帮助邮递员辨别古怪信址）。这就不只是描写了才华和知识财富的浪费问
题，这是本书中最辛辣的讽刺之一”。
《干校六记》忠实地表达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体现了人的尊严、对祖国的赤诚之爱以及她这一代人的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在书的结尾她写道：“改造十多年，再加上干校两年，且别说人人企求的进步我没有取得，就连自己这份私心，也没有减少些。我还是依然故我。”然而她的故事流露出要求讨论有关“文化革命”的更大的问题的意思。
【新加坡《联合晚报》三月三日报道】陈美龄日前离香港去日本时，曾对记者说，一生中，她至今日才感到“乡情”最可贵，亦使她今生今世难忘。
陈美龄前不久随日本电视外景队返家乡贵州拍摄个人特辑时，遇到她所未曾遇到过的轰动场面。她说：“我在贵州家乡拍特辑外景，中国电视台亦有外景队参加录映，虽然几部摄影机轮流进行拍摄使我辛苦些，但家乡那种友善、和蔼可亲的场面，使我非常感动，歌迷的热情和爱戴，又一次激发自己爱国之心。”
陈美龄这话并不是口号式的。她说，四月份她将赴北京开两场个人演唱会。届时在中国将灌录首张个人大碟并在中国发行，把唱片全部收益捐给宋庆龄基金会，为中国儿童尽点力。
这是陈美龄身在海外，心中不忘为中国儿童成长而出力的行动表现。套她惯用那句话：“我是中国人，应对国家有所贡献呀！”陈美龄不愧是位爱国家爱民族的真正中国人。
陈美龄说：“在日本或香港，以往和现在仍有不少拥趸，但这些歌迷给我的多数是‘奉承’和赞誉，很少有真正友谊的成份。”
她说：“但是，在贵州时，当地歌迷和乡亲们和我促膝谈心，多数给我鼓励之言，亦不时涉及到文化交流方面。更有些乡亲说，美龄啊！在海外别给中国人丢脸啊！……”是的，赞美之言她听过不知多少，这种洋溢着乡朋的温馨之语，她还是首次听到呢！所以，陈美龄说乡情最可贵道理在此。
“你认为在中国首次出个人大碟，首次开个人演唱会是否值得？”笔者问她。
“我认为是最有意义的。”她解释说：“虽然收益捐给基金会，个人收入减少了，但希望通过此举，能激发海外艺人掀起爱国热潮，对促进中国四化建设有所帮助。”
有人曾问陈美龄，在中国开个人演唱会，对今后事业有否影响？她回答说：“我纯粹是文化艺术的贡献和交流，绝对不涉及政治色彩，有何相干？爱国人人有责，因为我是中国人。”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三月五日报道】最近，中国三Ｓ西子电影制作公司，与香港五龙公司，联合组成一家友谊影业公司，并制订了今年的制片计划。
据五龙公司经理韩杰光透露：友谊公司创业作《夺宝》订于六月在中国展开拍摄工作，由中、港导演联合执导，演员除中、港两地之外，亦邀请外国明星参加。
第二部是《她是第三者》，第三部是以明末清初英雄事迹作题材。
五龙公司筹备多时的《金童子》，已于一个月前在中国开镜，获广西体委支持，由李宁主演。
【香港《天天日报》二月五日报道】徐小明计划拍一部以「女排」为题材及一部温情影片，剧本正在编写中，有待国内批准才可以开拍。
香港东联电影公司和北京电影公司合作拍摄《香港人在深圳》，在上月七号宣布开拍，导演凌子，女主角是李娟娟，男主角是香港演员郭锋、车保罗、韩国材。
这部戏将有刘晓庆和李连杰客串演出。
【共同社东京三月四日电】日本维克托公司将向中国提供两座彩电生产厂的成套设备和技术，价值一千一百万美元。其中一个厂将建在江苏省南通市，今年九月底开始投产，年产十四英寸彩电二十一万台；另一个建在辽宁省丹东市，十月中旬投产，年产十八英寸彩电十五万台。
一九七一年，皮尔·吉伦哈马年仅三十六岁，便被选为瑞典最成功汽车制造厂“沃尔沃公司”的总经理。
吉伦哈马，曾在纽约执业海事律师，后来接替他父亲为瑞典最大一家保险公司的首脑。七一年他坐上这个高位，宣布要把“沃尔沃”彻底改造，同时要实施一些可能令全球生产方法改变的革新措施。当时他这番话，无论在“沃尔沃”内部还是外部，都传为笑谈，人们都以怀疑的眼光视之。
但十四年后的今天，没有人敢取笑了，因为吉伦哈马说过的话均已一一兑现。“沃尔沃”在他领导下已脱胎换骨，变成了工业界的一个巨人，制造的产品从垃圾拖车以至香肠，包罗万有，并在一百多个国家中雇用了七万五千多人。他在这个扩展过程中兴建的工厂，现已成为全世界的研究对象。
象所有机警的商人一样，吉伦哈马一开始就看出那时的工业体系正受到劳工问题的困扰。吉伦哈马认为原因很简单：工厂的工作单调呆板。“沃尔沃”在哥德堡市附近托斯兰达镇建造的现代化工厂，设计就是以工人的舒适和安全为主，但即使这样，工人还是常因小故而擅自罢工。吉伦哈马心想，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将装配线的成本效率与旧式工厂中的那种合作精神结合起来吗？为什么不设法使工人在看到一辆“沃尔沃”牌汽车在街上经过时，会自豪地说“这辆车是我制造的”？
诸如此类的想法，其实早已流传了多年，只是一直无人将之实现。吉伦哈马就任新职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监督设计和建造一间新的最后装配工厂。这间新工厂位于瑞典东南岸的宁静小镇卡尔马。工程师们起初提出的计划，是依照托斯兰达工厂的形式建造一间超级工厂，但装配线则仍然照旧不变。吉伦哈马否决了这个计划。接着，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又在大圆圈里画了一圈小圆圈。这些小圆圈代表工作站，工人可以在这些地方等候汽车到来，而不用在汽车沿着生产线前进时跟在旁边疾走。在这间大工厂内，将会有几十间小工厂，每一间的人手都相当于一间旧式工场。由于有了自动装置和电脑控制，要使汽车在地板上蜿蜒前进，并不比把它们从工厂的一头直送到另一头困难。这样甚至可以降低成本，因为圆形设计可将原料储存在圆圈中间，距离需要使用原料的工人只有几米，从而可以避免发生瓶颈阻塞现象。
两星期后，设计师把吉伦哈马所画的图形化为系统，绘制出一个三叶草形的图样，环绕着三叶草的边缘设有二十五个工作站，每一个站负责一项装嵌汽车的工序：安装电线、装上仪表板等等。汽车可放在无人驾驶的滑车上，亦即由埋在地板下的磁带牵动的有胶轮平台移动，从一个工作站送到另一个工作站。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第一辆汽车
——“沃尔沃”一六四型——以空壳的形式进入这间新工厂，出厂时已成为一辆完整的汽车。
显然吉伦哈马这个冒险已成功了，因为卡尔马厂生产汽车所需的人力和时间，比“沃尔沃”其他任何一间工厂都少。这对于一间新工厂来说，特别是对于一间设计完全新颖而工人又缺乏经验的工厂来说，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卡尔马厂在其他方面亦与众不同。在大多数汽车工厂中，乒乒乓乓和叮叮当当之声总是整天不停，但在卡尔马厂，却只有滑车前进时发出的微弱隆隆声。这些滑车每架上面载着一辆汽车，以每分钟二十五米的速度移动，然后停留在工作区的边缘。精心设计的隔音装置，使工人能以平常说话的声调大谈足球消息等这类人人感兴趣的话。从天花板弯弯曲曲地伸下来的管子，将机油和汽油的气味吸走。每一个工作区都附设小吃部、衣帽间和蒸气浴室。而且，三叶草形的设计还确保每个工人都可以在靠近窗口的地方工作。
以十至二十五人为一组负责一个工作区，是卡尔马厂试验的核心。一般来说，组内的工人大多已在厂内工作多年。一组工人只要能在指定时间内（通常是二十至三十分钟）把指定数目的一批汽车从一个缓冲区送到另一个缓冲区，那么，组内的其他一切工作均可自行作主。工人可以互换工作，今天拿锤子的人，明天也许改用螺丝起子工作。他们可以爬上正在前进的滑车，也可以跟着滑车步行，甚至可以把它弄停。滑车可以倾斜至九十度，使工人可以站着或坐着完成一切工作。此外，还有起重机可以把车门或发动机等重部件吊起。
这一切设施已使卡尔马厂成为一个愉快的地方。那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工人擅自罢工的事。
吉伦哈马说：“认为自动化会使工人变成行尸走肉的说法，简直荒谬。相反，机器越先进复杂，便越需要聪明而高度主动的工人，否则，你便要经常找专家到来帮忙，招致损失金钱和时间。”
至于工厂大小的问题，他反问道：“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有一万工人的工厂？现在有了电脑化技术，大工厂较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未来是小工厂的天下，它们操作灵活，能够在一夜之间把生产线改变。”
卡尔马厂就是未来趋势的表现，而且证明了这个趋势是对的。一九八四年二月，瑞典一个劳资委员会发表的一项十年研究报告，给吉伦哈马提供了一些令人兴奋的统计数字：制造一辆汽车所需的人力和时间节省了百分之四十，生产工人的流动率降至百分之五，白领职员的流动率降至零；在检验站查出毛病的数目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九。在卡尔马厂装配一辆汽车的总成本，比在托斯兰达厂低百分之二十五。至于工人，根据调查，没有人不喜欢小组制度。
“沃尔沃”在瑞典新建的五间工厂，都采用了卡尔马厂的模式，而托斯兰达厂的装配线，亦已采用分组工作制度。卡尔马厂的技术和工序有很多已取得专利，一些向“沃尔沃”供应原料的厂商亦已购得其特许权。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沃尔沃”一直没有赔过钱也没有裁减过工人。
“沃尔沃”汽车的极高声誉已经使瑞典的声望在全世界提高。一九八四年，该公司的利润估计已增加到约九亿美元，比吉伦哈马于一九七一年接管时整个公司的总营业额还要大。
（摘自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