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13日参考消息 第4版

    【美国《商业周刊》九月十日一期评论】题:波恩进一步同北约组织疏远
    西德正在实行一项脱离现实的对外政策。外长根舍正在奉行自己的战略路线,而科尔总理无力加以制止或者不愿加以制止。最近的一个行动是,根舍在八月六日和八月九日的讲话中建议东西德国达成一项双边协议,宣布在解决国际争执中使用武力为非法行为。
    这项建议从一种意义上讲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两个德国都曾在包括这样一项条款的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协议上签字,而且通过赫尔辛基协议,西德——和全体西方国家已经默认两个德国和波兰的中欧边界。使动用武力成为非法行为的理论是莫斯科在同西方的对抗中进一步削弱西方地位的老一套战略。现在乞灵于这项建议,加上克里姆林宫继续要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巩固华约对北约的已经是很强大的常规武器优势的一项策略。目前,北约用来抵消莫斯科的常规力量的,只有其欧洲战术核武库。这些武器将在西方国家面临苏联常规力量的不可抵挡的进攻时使用。这一“灵活反应”战略是北约的西欧防务的基础。根舍的建议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在华盛顿和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忧。东方也尚未作出反应。据信,这位西德总理容忍根舍自行其是,是为了保持由他的基民党和根舍的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而付出的代价。
    此外,科尔希望昂纳克的访问将显示保守派关心生活在共产党德国的德国人。但是,现在可能是西德人而不是早些时候设法促成这次访问的东德人不得不采取额外措施诱劝昂纳克访问波恩。不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根舍的建议使西德人同西方联盟进一步疏远。


越目前的交易有百分之六十在自由市场进行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八月六日文章】题:“自由市场”的试验促进了越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一个从“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官员们喜欢这么称呼友好的共产党国家)来到这里访问的还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儿的情形看起来是出了大毛病,资本主义正在列宁和胡志明的土地上抬起丑恶的头。
    尽管开头有些不大顺利,但越南现在正沿着它的“新经济政策”走下去,这项政策允许长期只习惯于农业合作社的小天地的北方农民,根据“承包制度”完成了要出售给国家的定额以后,可以到自由市场出售部分剩余农产品,赚取比先前多得多的钱。另外,在不久前对偷税漏税进行了打击以后,现在,又允许从法国式餐馆到小型轻工业的各种私营企业自由发展了。
    没有人知道这些都会引出什么结果,此间的西方外交官得出的印象是,其中许多事情造成了麻烦和错误。这项政策是在一九七九年宣布的,自一九八一年起实行。但是,这项政策遇到了共产党理论家和心怀妒忌的政府干部的阻挠。
    驻在曼谷、获得富布赖特奖的越南问题专家、美国教授威廉·特利说,“一些老资格的党员,至今仍然反对这种政策,其理由是它们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他们害怕的不是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活,他们是怕目前搞的就是资本主义。”然而,他接着又说:“现在对这项政策的批评已不再那么严厉了,因为这项政策在增加生产方面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
    如今,一些外交人士说,现在越南领导人要把这个新的制度置于控制之下是很不容易的,即使他们想限制它也罢。外交人士估计,目前越南所进行的贸易有百分之六十是在自由市场进行的,这当中,南方的比例又要比北方高得多。
    现在,由于强调了刺激,当局一
    直在利用承包制度来诱使南方的农民加入合作社,表示愿意以仅为自由市场价格四分之一的价格向他们出售原料和供应品,同时又保证他们种植的农产品中的一部分可按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来收购。
    分析家们说,由于这样一来,这些农产品是以补助价格在城市里出售的,带来的后果是物价的高度上涨。
    负责经济事务的一位副总理陈方说,过去几年里,市场价格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他说,虽然这个上涨率不影响有很多补助的各类配给商品,但仍然是“不大健康的”。
    陈方说,越南的一些其他经济难题包括人口增长率高(他说是每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三)、今年的大米不足(他把这归因于上一季的天气恶劣)。尽管过去几年里粮食生产每年增长约一百万吨,粮食产量一九八三年达到了一千七百万吨,他预期今年还不得不进口大约二十万吨。


    【法新社马尼拉九月十一日电】总统府今天说,安置部长、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将于明天前往伦敦,以代表她丈夫执行一项官方使命。总统府发表的一项公告说,她将“探讨欧洲美元和石油美元在菲律宾投资的机会,以便取得一个可供选择的资金来源,从而帮助促进菲律宾的经济复兴计划”。
    观察家们说,马科斯夫人过去代表总统执行过一些微妙的外交使命。


    【法新社布鲁塞尔九月十日电】比利时环境保护事务国务秘书处九月七日晚在一项公报中说,装有三十桶六氟化铀的法国船“蒙·路易”号的船体已断裂成两部分。
    八月二十五日在奥斯坦德海面沉没的这艘法国船没有经受得住两次海上大风暴的接连侵袭,这两次风暴是一周之内在北海接连发生的,风力达十级。
    现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保护三十桶六氟化铀的外壳可能会发生破裂的问题。比利时环境保护事务国务秘书处人士估计,发生爆炸的可能性极小。但是人们承认,存在着一种危险:在六氟化铀与海水发生猛烈的接触时会出现氢氟酸气体。在一立方米中含这种气体的量超过一克时就将是致命的。比利时专家们预计危险范围的直径为一百五十米。
    比利时环境保护事务国务秘书处强调说,比利时海岸离出事地点还很远,不会有太严重的危险。
    尽管人们预料必须注意酸的含量,但是比利时政府人士说不必担心放射性的问题。
    “蒙·路易”号船体的断裂是在比利时当局警告说一块五公里长的重油浮层在船的储油箱破裂后浮向海岸之后发生的。船的储油箱中装有五百八十吨燃料油和汽油。
    一架专门的飞机正在处理威胁着比利时海岸的浮油层,由于风向的改变和退潮,浮油层分成了好几小块,同时在向海岸方向移动,但还没有接近海岸。
    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已在同法国总理法比尤斯进行接触,比利时强烈希望它的海岸能避免受到石油的污染,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美国《华尔街日报》九月十日社论】题:下次政变
    一场政变没有发生,但是本来是可能发生的。一周前,几位将军和泰国议会避免了一场许多泰国人担心可能使军方已经强大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加强甚至可能引起政变的冲突。但是,即使现在曼谷的紧张政局得以缓和,这个插曲仍然使我们想起东亚许多繁荣的非共产党国家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谁接替该地区目前的统治者?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尽管在人们普遍对亚洲经济增长感到欣喜时很少提到它。在目前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太平洋沿岸亚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享受到少有的政治稳定。它们因此而得到繁荣,成为美国重要的盟国和贸易伙伴,成为自由市场发展的样板。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它们的独裁制度经不起动乱,在最坏的情况下,动乱可能使所有这些进步化为乌有。
    看一看东亚的保险统计单,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人们感到担心。苏哈托将军六十三岁,统治印度尼西亚近二十年。李光耀六十一岁,从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直统治着新加坡,现在讲要退休。六十四岁的泰国总理炳也有病。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问题一年来是非常明显的。甚至朝鲜的全斗焕也说他将在一九八八年卸任,尽管他才五十三岁。
    当然,他们的年龄或者长寿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当领导的资格。但是亚洲的统治者高踞于上的政治制度多数缺乏经过考验的确定谁接替他们的手段。作为独裁主义者,他们独揽政权或者把政权交给少数盟友。这些拉紧的网几乎容不得反对意见。
    所以,一旦统治者巨大的影响消失,就可能出现混乱。


    二十世纪的头五十年经历使人们欢欣鼓舞,足以使美国民族引以自豪。各种不同的经历均助长并证实了“美国优越论”这一概念。
    正因美国本身的形象在历史上充满活力,气质崇高,这就使美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受的许多严重挫折会带来什么深远后果这一问题更具迫切意义。无论敌友,都想看个究竟:美国是否已经“猛醒”,从国家优越感和眼前挫折的相互交织中“猛醒”过来。当越南战争的痛苦经历、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飞涨相继出现之后,当“水门事件”丑闻发生以及对政府无能的感觉日益强烈之后,美国人对国家的责任,对理想的信心,是否有所减损呢?他们是否还那样相信美国当真举世无双呢?
    一九八一年三月,有两项调查同时进行,包括一组问题测验。结果是,无论公众对时弊如何痛恨,我们还是可以从测验的结果强烈感到,传统的崇高国家观念依然持续不衰。美国优越论正方兴未艾。
    “你是否以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对这个问题,全国性调查中百分之七十八的答案是:“十分自豪”,而表示“毫无自豪可言”的只占百分之二。“你认为美国在今天世界上应该承担特殊任务呢,还是觉得美国同别国一样,并无特殊之处?”这个最新的测验显示,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坚决认为美国拥有特殊地位。百分之五十六的答案认为美国的好日子还在前头,只有百分之三十五感到“盛世难再”。
    民意测验也提问了“关于美国,你最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你认为最不值得自豪的是什么?”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很不一致:全国性调查中有百分之十一说是犯罪,百分之七说是经济不平等或贫穷,百分之六说是贪污,百分之五说是种族歧视,百分之四说是政府的浪费。但对第一个问题,答案却是一面倒的:三分之二以上答:“我们的自由”。与此相比较,只有百分之四认为经济繁荣或国家富有是最值得自豪的东西,而提及美国的军事实力的,只有百分之一。
    关于国民“信心”或自我认识这一问题的调查,往往会忽略分清三个截然不同的层面:
    一、你和你的家庭的情况如何?二、我们目前的境况如何?你对当前国家的状况有什么想法?三、你对我们国家、我国的组织制度以及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些什么基本看法?
    掌握的民意测验资料显示,美国人对这三个层面分得很清楚。十五年来,他们对国家当时的表现和应对此负责的领导人着实作过不少批评,但是对本人和家庭情况一般还是满意的。他们并没有撤回对“美国主义”的拥护,也没有改变对这个国家和制度的基本感情。
    总之,在个人地位和国家观念之间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经济上的成就使人们深感满足,回过头来它又加强了国家的荣誉感;与此同时,强大的国家荣誉感以及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合理性的信任和自豪,又大大有助于促进个人的满足感。归根到底,一个人所生活的社会是这个人的环境和处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美国人如何鼓吹个人主义,这一点他们是懂得的。
    (摘自美国《交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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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众国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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