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得到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的赞许，并把它作为榜样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是个受尊敬的成员国
【路透社北京四月六日电】（记者：埃里克·霍尔）中国利用过去五年的时间，在政治和经济上赢得了好名声，走上了一条可能使它在对世界的影响方面取得超级大国地位的道路。
在政治上，随着莫斯科愈来愈被西方和发展中国家视为侵略者，北京则放低了对外政策的调门，主张采取和解和注重现实的态度。在经济上，正当不发达国家和人口过多的国家发生饥荒，拉丁美洲过去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现在也负债累累的时候，中国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而且在财政上处事慎审。
美国、日本和欧洲人已经感到，同中国新领导班子要好相处得多。因此，西方国家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之间常常进行高级人员的互访和接触。里根总统本月晚些时候要对北京进行的事先已大事宣扬的访问，就是一次集中的表现。
就这些日益密切的联系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的各种贸易争端虽然一直是挺讨厌的，然而却是可以控制的，双方已试图通过通情达理的讨论来解决问题。
中国还设法在重要国际机构中取得它认为是它的合法位子，从政治上讲最重要的或许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从经济上讲，它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一个受尊敬的成员国，尤其是它去年提前偿还借款的行动，有力地说明了它目前强有力的金融地位。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突出地说明了北京为扩大其影响所作出的有意识的努力。
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已经得到联合国世界粮食理事会的赞许，世界粮食理事会把它作为一种榜样介绍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北京的政策已经由发展壮观的但是不适时宜的重工业，转向集中发展农业和基础设施。由国家提供大笔补贴的农业政策，使中国八亿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控制住城市的价格的情况下得到了迅速提高。实行这些政策后所取得的实际增长率（例如一九八二年的农业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一）证明，支出这笔补贴是对的。相比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把钱用光了，可是却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就。
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增加到一百四十亿美元以上，几乎是可以偿还它现在所欠外债的五倍之多。
一位老资格的西方分析家说，总起来说，北京精明的外交和向发达国家经济开放的做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东西方轴心，而它所采取的不扩张和不结盟的政策则使它成了南北对话中南部国家的天然代言人。
【新加坡《联合早报》四月九日报道】题：中国地毯市场扩大进口数量激增
近几年来，中国地毯已在我国建立了巩固的商业据点，市场也不断扩大。而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对地毯的需求量也会显著增加。
随着我国一些商家的积极展开促销，近几年来由中国进口的地毯已告锐增，打破了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垄断的局面。统计资料显示，一九八二年我国由中国进口的地毯价值估计一千四百万元，比一九八一年高出了一点二倍，约占本地地毯市场的百分之十四，而自巴基斯坦进口的地毯则高达四千八百六十万元，占整个市场的百分之四十六。
不过，到了去年，情况就有了明显的改变。据估计，去年首十一个月期间，进口中国地毯价值近二千六百八十万元，占了市场的百分之二十四，而巴基斯坦的进口值占市场的百分之四十五。
据中国地毯公司董事经理戴天吉表示，中国地毯虽然具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不过由于向来缺乏积极促销，出口量也较有限，远落在巴基斯坦、伊朗之后。直到几年前，以该公司为首的本地经销商举办一系列展卖会后，中国地毯始在我国建立了巩固的商业据点。
据中国地毯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耿信新透露，单是去年该公司就先后举办了两项规模庞大的展销会。去年八月间的展销会共展示了五千条，总值近五百万元的中国地毯。
目前在新加坡大会堂举行的另一次展销会则推出更多新式地毯，尺寸较齐全、种类也较多。展销的地毯仍以天津地毯为主，每平方英尺的售价五至五十元不等。
戴天吉认为，随着我国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一般家庭对室内设计也较讲究，铺上地毯的风气越来越普遍，所以我国市场对地毯的需求量将会有显著增加，进口地毯的行业也大有发展的余地。据戴君估计，我国市场在今后数年内对地毯的需求量将会增加五至十倍，对中国地毯的需求也尤其殷切。
【英国《每日电讯报》四月四日报道】题：北京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农民（记者：休·戴维斯）
中国报纸昨天宣传一位养鸡女农民孙桂英，称她是新一代杰出农民中的女英雄。她今年已向国家出售了四十九万二千八百多个鸡蛋。
据报道，孙桂英一家获净收入一万二千四百八十六英镑，因而受到最高奖赏——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农民。
《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孙桂英的一幅照片：她同五位亲属站在一部闪亮的银灰色小卧车旁边。
孙桂英是现代化中国的一个不平凡的人物。她响应政府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号召。她家已经花七千英镑买了一辆载重量为五吨的卡车。据报道，她今年已把二千三百英镑交给生产队作为公积金。
在从西藏到广州的广大农村地区，在讨论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时都把孙桂英作为典型。
个人办企业现在成了中国农业政策的支柱。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为的是向农民们保证，他们绝不会因走过去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殃。
一号文件强调指出，“一个不变”就是保证允许人们富裕起来，允许农民把现在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果园或池塘”至少保留到二○○○年。
【《日本经济新闻》四月十二日报道】题：日本电气公司决定使用中国等国的软件技术人员
日本电气公司为了解决软件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决定积极使用中国、台湾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子公司和有关机构的技术人员。开始，委托同中国政府联合设立的日中软件中心制造软件。最近已领回成品，进行实用试验。我国大电子计算机厂家为解决国内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开始向“软件发展中国家”东南亚各国挺进。这一动向值得注意。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四月二日报道】题：匈牙利可能慢慢接近自由市场经济（记者戴维·弗朗西斯发自布达佩斯）
匈牙利国家计划局副局长普洛伊说，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将于四月中旬举行会议，研究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将于一九八五年一月开始实施。
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国营企业，将从政府各部获得更大的独立性。
新方案允许各公司生产公司管理机构认为合适的任何产品或提供任何劳务。
这位负责计划工作的高级官员说，这一主张可以使各公司找到最充分地利用资本的途径。
新的改革措施还规定，国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要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目前，是由工业部长或政府其他有关部的部长来任命国营公司的总经理并确定工资和奖金制度的。
普洛伊指出，这项建议是通过把国营农场的经验同农业合作社的经验相比较而得出的。
他说，调查表明，合作社完成任务的情况比国营农场的要好。
此外，国营公司还将能够自由地同其他同类国营企业或外国私营及国营公司合资经营。
目前，此类活动必须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
匈牙利还将进一步作出努力，使价格制度接近于世界市场体制，即非共产党国家的或自由经营的体制。
【美国《华尔街日报》三月二十日专稿】题：国营工厂工人流向私营公司使波兰担忧（作者：维多利亚·波普）
格丁尼亚的巴黎公社造船厂所有的工种都需要工人。而克拉科夫的列宁炼钢厂和正在失去熟练工人的波兰其它数以千计的国营企业也是如此。这些熟练工人流向了私营公司。此类公司中，有许多是根据波兰的法律允许私人经营的外国人拥有的小企业。实际上，国营企业工人外流在一些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如造船业和炼钢工业部门已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二年，有近三十万雇员离开了公营部分，再没有回来。一九八三年和一九八四年的数字尚未透露，但一些波兰经济专家说，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这些专家说，离开国营工业部门的工人的技术水平状况比人数更引人注目。这种情况使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担忧，还可能使波兰为恢复国营工业，增加对西方出口所做的种种努力受到损害。波兰急需进行可赚取硬通货的贸易，以便偿还所欠的二百九十四亿美元的外债，并购买西方的零部件和原料。但是当局也知道，这一趋势并非全是坏事。国营工业部门人员超编的情况尽人皆知。国营工业部门正在努力改善职工的条件。快要陷入绝境的位于波罗的海的一家造船厂提出，预先给新招收的工人一笔十万兹罗提（一千美元）的贷款。如果工人干满五年，这笔贷款就一笔勾销。
波兰的一些日报整版整版地刊登招聘广告，而且往往列举诸如提供优惠贷款或提供住房津贴等诱人的条件来吸引新来的人。但是，这对许多波兰人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退离国营工厂的人中有一些是老工人，他们利用波兰退休早的规定，退离工厂。妇女们还可以利用“育儿假”。体育儿假的母亲可以三年不工作而领取部分工资。波兰党报《人民论坛报》说，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三年间，仅因早退休和育儿假，就有六十二万五千名符合工作年龄的波兰人退休了。
政府感到更加焦虑的也许是，年轻的熟练工人正在放弃国营部门的工作。有些人开私人商店，有些人则回家务农。这种趋势意味着，工厂企业在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工人队伍方面遇到了困难。
【匈牙利《观察家》周报二月十六日文章】参与研究进一步发展经济管理体制的国务秘书奇科什—纳吉和研究人员，接受布达佩斯八个机关的共青团员的邀请，向对此问题感兴趣的人介绍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设想。
从迄今为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贯彻一九六八年经济改革的指示原则，而是取得进一步发展的问题。管理体制现代化的主要方向如下：
——计划和调节（其中包括日常的政府工作）的关系；
——结构政策和经济体制；
——经济财政问题；
——建立符合市场关系的组织制度。
自六十年代以来，对货币在体制中的职能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日益占上风并逐步被接受的观点是，不充分发挥货币的职能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用经济手段来调整。
另一个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实现企业的结构改革，它是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销售结构的条件。预计一九八六年可以建立一种适应变化着的市场要求的企业组织结构。
研究人员陶尔多什说，我们的主要经验是，中央集中的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进行管理。把过份集中的企业分散是总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匈牙利经济摆脱困境的途径之一。